每个小语种专业的学生，大抵都与外教们有着各种不吐不快的爱恨情仇。写这篇文章的缘起是大二时的俄罗斯教授伊戈尔。前几日，在青岛的大马路上，于千万人之中，我就这样撞见了伊格尔，他一看见我，便走上来兴奋地抱住我，圆滚滚的大肚子险些把我顶飞，他重重地亲着我的脸颊，然后松开怀抱，絮絮地说，希望我代他向同学们问好。我连连点头，然后目送背着巨大双肩包的他蹒跚远去。
　　 伊戈尔是我永生难忘的教授第一名，他年近七十，却志在千里，原本是俄罗斯的中学校长，几年前开始旅行欧洲，学习了七八种语言，写了许多文章和著作。三年前，他来到中国教书游历，足迹踏遍了二十几个省，包括西藏。
　　 他啊，简直就是老年版终极男神的存在。平日里省吃俭用，看芭蕾舞剧《胡桃夹子》却一定要买上千元的VIP票。尽管白发苍苍，却总是怀着旺盛的心气，他告诉我，下一座要去探访的城市叫做“远方”。
　　而另一方面，伊格尔也拥有着战斗民族特有的严厉和冷酷，尽管他讲课时可爱生动，即使是枯燥的地理也能让我们捧腹大笑，但每次批完作业他都会批评得几个小姑娘躲在厕所里哭，期末考试时更是板起面孔蹂躏着我们的小心脏。
　　关于伊戈尔的一切，我丝毫没有夸张的成分，他给了我大学中的最低分，当然也留给我最美好的上课回忆——谁会拒绝歌剧嗓子一流、阅历品味无双、长得又比泰迪熊还萌的全能教授呢？
　　 和我的审美不同，几乎所有学妹的心头好都是菲利普，一个瘦高英俊的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生。他会吉他，在德国组建过朋克乐队，喜欢喝青岛啤酒，住在濒临拆毁的老城小院里体验人生，研究青岛城建并以此作为他的人类学论文。
　　给他举办人类学讲座的书店老板说，这家伙啊，汇集了中西好男人优点于一身，难怪俘获万千小姑娘的心。
　　我记得学妹在他离开前送出的眼泪和无数张贺卡，还记得他在我的演讲上因为东德笑话而哈哈大笑，我知道，我讲的笑话都冷得让人想哭，可他就是那个善良无敌的捧场王。
　　后来，听说菲利普和一个中国南方的女孩定亲，曾在他的课上脸红心跳地上了一节又一节课的学姐，失落了好几个晚上。
　　我们的第一位女外教，西西莉亚，则是位老派美剧里兼具学者与母亲特质的老师，她给我们上口语课、讲童话和诗歌、带我们排演话剧、教我们唱基督圣歌、画万圣节面具和举办音乐派对……她是在在德国长大的美国人，丈夫是台湾人，儿子女儿都比我们大很多，但常常寄给她巧克力和糖果，而她将这些悉数发给我们，作为唱一首歌的奖励。
　　常常是这样的开头：“今天天气多好呀，让我们唱一首美丽的歌……”然后我们就唱起《卡农》，唱起《乘着歌声的翅膀》，唱拉丁语的《Dona Nobis Pacem》。
　　去年夏天，东德作家贝格曼和莱比锡大学的韩国博士郑智慧来给我们上暑期课，贝格曼是个中文爱好者，爱翻译李白的诗，喜欢卡夫卡的寓言，还特别具备了演戏的技能，讲着讲着文学就忍不住把小说演成一场好戏，而且一人十角。
　　回想起与他们有过的共同记忆，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学另一种语言的意义，就是与另一个国度的人相遇，邂逅新鲜的文化和乐趣。
　　 除了学校里的外教，我还在茶社里认识了中学外教拉里和瑞吉，前者是马拉松跑者和游泳健将，后者是神似凯特王妃的羞涩女神。
　　 这些外教，在给我们教过一年或是两年课后，都渐次离开这里，回到家乡或是去更远的地方，而新的外教马不停蹄地补上空缺。当然了，不是所有的人都惹人喜爱，也有奇葩老师让我们抓耳挠腮。
　　 比如土耳其裔德国老师勒内，每次上课都要宣称一遍自己是拥有四个硕士学位的语言学家、语言教育家和语音学家，而比他年纪高上四十岁的伊戈尔老头都没标榜过自己是什么家……勒内的课也是枯燥得不行，但他最近在学中文，因此以后我们就没办法在下面黑他了，他都会听懂的！
　　 现在我的导师是来自东德的克拉特，一个简直像《辛普森家庭》里走出的男人，但为人不苟言笑，严谨深刻有内涵，简直不是我的菜。可是上帝总是眷顾我，我也祈祷我们之间能擦出热情的学术火花，燃亮余下的大学时光。<E：＼花刊＼2015＼02＼围标.t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