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繁峙县义兴寨金矿区“6·22”特大爆炸事故；已被认定为责任事故。引人注目的是，在矿难处理“黑名单”中，除了非法矿主、受贿官员等一千人等之外，还出了记者的身影——11名新闻记者在采访该事故的过程中收受当地有关负责人及非法矿主贿赂的现金、“金元宝”。存在严重的经济违纪行为。
　　我们应该还记得发生在2001年的广西南丹“7·17”特大透水事故，正是新闻记者为揭开该案背后的重重黑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今，当“繁峙矿难”处理“黑名单”上出现记者名字的时候，人们的第一反应也许是意外、痛心、惋惜，但是如果冷静地想一想，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首先，记者进入“黑名单”显示出舆论监督环境的复杂性。媒体和记者要想行使好揭露丑恶、探寻真相、针砭时弊、维护正义的天职，需要一个良好的舆论监督环境。当前，这种舆论环境随的尽人意之处——一方面表现为某些被监督的单位或个人采取抵制甚至暴力的手段逃避舆论监督；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一些人试图以“糖衣炮弹”的不法手段销蚀和瓦解舆论监督。就“繁峙矿难”而言，非法矿主涉嫌重大事故责任犯罪，而受贿官员担心“拔出萝卜带出泥”，对他们而言媒体报道出事故真相是极度为不利的事情。“繁峙事故”中的11名记者的“中招”，让我们看到了在这一方面舆论监督环境的复杂性。
　　其次，记者进入“黑名单”提出了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由代表公众利益的媒体来对权力的行使和社会运行进行舆论监督，这是现代社会二项成功的制度设计。但是；作为监督者的媒体自身是否需要监督；怎样进行监督，这显然是一个问题。将受贿记者列入“黑名单”予以公布，说明了这一监督的存在。如果这种监督不存在会怎样?被“收买”的媒体或记者，一是有可能对矿难三缄其口，语焉不详；二是有可能将当地官方或矿方提供的数据广布天下，混淆视听；三是甚至有可能轻信当地布置的假象，采写出“当地领导深入抢救一线、矿工家属深表满意”之类的假新闻。“黑名单”作为监督的方式十分必要，但监督“监督者”的问题显然不能局限于此。
　　第三，记者进入“黑名单”是对新闻从业者操守的一声棒喝。当市场化成为一种强力趋势的时候，甚至我们所从事的新闻产业本身也越来越按照市场化的规律进行运作的时候，新闻从业者的操守是否也需随之进行“泛市场化”?如果不是这样，一次矿难中有11名记者被曝光，这又说明了什么?这种不良的趋势在整个队伍中，已经走出了多远?难道不值得好好反思吗?
　　舆论监督环境问题、“监督者”的监督问题和新闻从业者的操守问题，不是因为“黑名单”的公布才存在，而是因为它的公布才让人猛然惊觉。表彰名单中记者没份儿是好事，处理名单中记者有份儿同样是好事。因为只有发觉了、重视了，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