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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中国国民政府从首都南京仓皇撤离。先是撤到武汉，后又退至长沙，再又退到桂林，最后落脚在重庆。重庆作为战时中国政府的陪都，刚安稳了几年，在1944年末至1945年初的时候，又冒出了迁都动议，引起了极大风波。
1944年秋季，在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中，中日双方在豫湘桂会战第三期的桂柳作战阶段极其惨烈。日军进攻前，民众为逃避战祸，纷纷逃离。桂黔路上，火车拥挤不堪，大批难民聚集在火车内外，甚至火车头上都挤满了人，等候开车。
桂林、柳州、南宁相继失陷后，侵华日军第3师团和第13师团之主力约1万人，分3路北上，追击国民党杨森部、陈素农部等溃退军队。溃退的中国军队成了日军的“带路军”。日军沿黔桂公路、铁路乘虚而犯，如入无人之境，并很快攻占贵州军事重镇独山。独山距离陪都重庆不过500多公里，因此日寇大肆叫嚣1945年元旦会师贵阳，进攻重庆，彻底消灭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桂柳会战失败前后，成千上万的百姓为躲避战祸，被迫背井离乡，向大后方逃难。华中、华南的数十万难民及大量散兵、伤兵逃至广西，来不及歇脚，又闻国军打了败仗，便又蜂拥至贵州。黔桂铁道、公路上，各省逃亡的难民充塞路途，川流不息，人哭声、马蹄声、车鸣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逃难大潮从广西、贵州直奔四川，一些難民已经流落重庆街头，老百姓、流亡师生、政府工作人员一片恐慌。甚至，美国和英国都开始撤离在重庆的侨民，以避“南京大屠杀”再次重演。驻重庆的外国记者纷纷发出“重庆危急”的消息，大溃败后的大恐慌迅速蔓延。
蒋介石闻讯后说，“自三合、独山及都匀之姬家桥相继陷入敌手，战况危急，不仅西南各省人心动摇，而英美有要求撤侨之事，益造成社会之惶惑不安”，“八年来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显然，蒋介石有些惊慌，他急令中国远征军两个军返回国内，保卫陪都重庆。
美国军事顾问魏德迈眼见国军难以抵御日军，危机之下两次建议蒋介石迁都西康省（今四川雅安地区一带），以避锋芒。陪都的有钱人纷纷转移金银细软，低价销售大批房产和店铺，各类准备逃跑的消息充斥报纸版面或传播于大街小巷。
蒋介石再次动了迁都的心思，他实际上早有迁都的准备。
1938年底，蒋介石在西康省西昌（现归四川省管辖）特设行辕，以统管基地建设。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西南成为背靠同盟国的重要后方，西昌属于西康省，该地处于西南中心地带，距印度、缅甸不算遥远，又是连接川、康、滇诸省的咽喉要道，战略位置十分突出。蒋介石打算在重庆一旦保不住时，就把国民党政府迁往西昌，据点驻守，依靠英、美继续与日周旋。为此，蒋介石派其得力干将、原重庆行营办公厅副主任中将张笃伦为行辕主任，并抽调拱卫“陪都”重庆的国府警卫军第36师（由德国训练装备的3个师之一）来西昌防守。
西昌行辕地址在西昌城内府街，原四川省第十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内。这个行辕组织起初机构较小，全部官兵不过360名，后来机构越来越庞杂，人员也越来越多，最多时达1000余名，成为蒋介石在西康官僚机构中最大的一个。然而，西昌当时还是一个交通不便、环境闭塞、经济落后的边陲小镇，没有电灯、电话，难以担当战略基地的重任。加之抗战形势不乐观，需要加快基地建设。于是，一些建设项目经常以蒋介石手令下达，并以军法要求限期完成。西昌的小庙机场原是一个小型临时机场，后改造成当时后方的最大机场之一，可以起降各类重型飞机。1942年以后，这个机场成为美军开辟的驼峰航线唯一中途站，进驻美国空军。这条自印度兰姆迦基地经西昌至重庆的空运线，是抗战后期中国对外交通生命线。其次是修筑乐（山）西（昌）公路和“西（昌）祥（云）公路”，这些公路成了后方运输大动脉。经过不断加紧建设，西昌的建筑有了很大改观，市内“新村”有四面走廊式平房36幢，蒋介石专用的一幢居中，称“特宅”。“新村”环境优美，背山面水，有自成系统的发供电设备，有线、无线电通话设施也很齐全，还建立了医疗卫生、物资供应等机构。担任特区警戒的初为辕院特务营，后为国府警卫军一个加强团。
桂林、柳州、南宁相继失陷。日军一个月长驱400公里，此时距重庆约500公里，照此进攻速度计算，迁都传言不能不让百姓信以为真。
国府迁都，地动山摇。古今中外早有历史证明之。
从西康省的位置来讲，若迁都至此，一定到了抗日最悲观的时期。下一步就是政府流亡境外，作流亡政府了。
听闻迁都消息，全国一片大哗。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受到巨大舆论压力，赶紧出面辟谣，誓言“陪都绝不离渝”。蒋介石也被迫公告了“战争总动员”，发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要求有知识的青年学生投笔从军。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即席演讲称：“国家在此紧急战时关头，要先其所急，使知识青年效命于战场，因为知识青年有知识，有自动判断的能力，队伍中增加一个知识青年，就不啻增加了十个普通士兵。”
无论蒋介石口头承认与否，但他狡兔三窟，确实有迁都的念头和实质性准备。他身边的文官武将们，早已心照不宣遍知，蒋介石心目中的陪都落脚点是在西康省，但不是军阀刘文辉的大本营省会康定城（雅安）。当然蒋介石也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走此路。
桂林、柳州、南宁相继失陷，日军侵犯贵州，直逼陪都重庆。值此紧急关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一边调汤恩伯所属的孙元良第29军由四川入黔南，在贵州独山阻击敌军；另一边，张笃伦抓紧将西昌的空置房屋进行装修，添置办公用品，以备蒋介石转移至此。直到日寇实现打通交通线的战役目标后退兵，国民政府和百姓才知日军这次战役目标并非攻打陪都。局势稳定下来后，西昌迎接迁都一事才作罢。但是，蒋介石曾打算迁都，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他对形势悲观的一种反映。
1944年秋季，在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中，中日双方在豫湘桂会战第三期的桂柳作战阶段极其惨烈。日军进攻前，民众为逃避战祸，纷纷逃离。桂黔路上，火车拥挤不堪，大批难民聚集在火车内外，甚至火车头上都挤满了人，等候开车。
桂林、柳州、南宁相继失陷后，侵华日军第3师团和第13师团之主力约1万人，分3路北上，追击国民党杨森部、陈素农部等溃退军队。溃退的中国军队成了日军的“带路军”。日军沿黔桂公路、铁路乘虚而犯，如入无人之境，并很快攻占贵州军事重镇独山。独山距离陪都重庆不过500多公里，因此日寇大肆叫嚣1945年元旦会师贵阳，进攻重庆，彻底消灭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桂柳会战失败前后，成千上万的百姓为躲避战祸，被迫背井离乡，向大后方逃难。华中、华南的数十万难民及大量散兵、伤兵逃至广西，来不及歇脚，又闻国军打了败仗，便又蜂拥至贵州。黔桂铁道、公路上，各省逃亡的难民充塞路途，川流不息，人哭声、马蹄声、车鸣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逃难大潮从广西、贵州直奔四川，一些難民已经流落重庆街头，老百姓、流亡师生、政府工作人员一片恐慌。甚至，美国和英国都开始撤离在重庆的侨民，以避“南京大屠杀”再次重演。驻重庆的外国记者纷纷发出“重庆危急”的消息，大溃败后的大恐慌迅速蔓延。
蒋介石闻讯后说，“自三合、独山及都匀之姬家桥相继陷入敌手，战况危急，不仅西南各省人心动摇，而英美有要求撤侨之事，益造成社会之惶惑不安”，“八年来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显然，蒋介石有些惊慌，他急令中国远征军两个军返回国内，保卫陪都重庆。
美国军事顾问魏德迈眼见国军难以抵御日军，危机之下两次建议蒋介石迁都西康省（今四川雅安地区一带），以避锋芒。陪都的有钱人纷纷转移金银细软，低价销售大批房产和店铺，各类准备逃跑的消息充斥报纸版面或传播于大街小巷。
蒋介石再次动了迁都的心思，他实际上早有迁都的准备。
1938年底，蒋介石在西康省西昌（现归四川省管辖）特设行辕，以统管基地建设。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西南成为背靠同盟国的重要后方，西昌属于西康省，该地处于西南中心地带，距印度、缅甸不算遥远，又是连接川、康、滇诸省的咽喉要道，战略位置十分突出。蒋介石打算在重庆一旦保不住时，就把国民党政府迁往西昌，据点驻守，依靠英、美继续与日周旋。为此，蒋介石派其得力干将、原重庆行营办公厅副主任中将张笃伦为行辕主任，并抽调拱卫“陪都”重庆的国府警卫军第36师（由德国训练装备的3个师之一）来西昌防守。
西昌行辕地址在西昌城内府街，原四川省第十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内。这个行辕组织起初机构较小，全部官兵不过360名，后来机构越来越庞杂，人员也越来越多，最多时达1000余名，成为蒋介石在西康官僚机构中最大的一个。然而，西昌当时还是一个交通不便、环境闭塞、经济落后的边陲小镇，没有电灯、电话，难以担当战略基地的重任。加之抗战形势不乐观，需要加快基地建设。于是，一些建设项目经常以蒋介石手令下达，并以军法要求限期完成。西昌的小庙机场原是一个小型临时机场，后改造成当时后方的最大机场之一，可以起降各类重型飞机。1942年以后，这个机场成为美军开辟的驼峰航线唯一中途站，进驻美国空军。这条自印度兰姆迦基地经西昌至重庆的空运线，是抗战后期中国对外交通生命线。其次是修筑乐（山）西（昌）公路和“西（昌）祥（云）公路”，这些公路成了后方运输大动脉。经过不断加紧建设，西昌的建筑有了很大改观，市内“新村”有四面走廊式平房36幢，蒋介石专用的一幢居中，称“特宅”。“新村”环境优美，背山面水，有自成系统的发供电设备，有线、无线电通话设施也很齐全，还建立了医疗卫生、物资供应等机构。担任特区警戒的初为辕院特务营，后为国府警卫军一个加强团。
桂林、柳州、南宁相继失陷。日军一个月长驱400公里，此时距重庆约500公里，照此进攻速度计算，迁都传言不能不让百姓信以为真。
国府迁都，地动山摇。古今中外早有历史证明之。
从西康省的位置来讲，若迁都至此，一定到了抗日最悲观的时期。下一步就是政府流亡境外，作流亡政府了。
听闻迁都消息，全国一片大哗。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受到巨大舆论压力，赶紧出面辟谣，誓言“陪都绝不离渝”。蒋介石也被迫公告了“战争总动员”，发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要求有知识的青年学生投笔从军。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即席演讲称：“国家在此紧急战时关头，要先其所急，使知识青年效命于战场，因为知识青年有知识，有自动判断的能力，队伍中增加一个知识青年，就不啻增加了十个普通士兵。”
无论蒋介石口头承认与否，但他狡兔三窟，确实有迁都的念头和实质性准备。他身边的文官武将们，早已心照不宣遍知，蒋介石心目中的陪都落脚点是在西康省，但不是军阀刘文辉的大本营省会康定城（雅安）。当然蒋介石也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走此路。
桂林、柳州、南宁相继失陷，日军侵犯贵州，直逼陪都重庆。值此紧急关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一边调汤恩伯所属的孙元良第29军由四川入黔南，在贵州独山阻击敌军；另一边，张笃伦抓紧将西昌的空置房屋进行装修，添置办公用品，以备蒋介石转移至此。直到日寇实现打通交通线的战役目标后退兵，国民政府和百姓才知日军这次战役目标并非攻打陪都。局势稳定下来后，西昌迎接迁都一事才作罢。但是，蒋介石曾打算迁都，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他对形势悲观的一种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