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技巧的艺术》中，提出了著名的“陌生化”命题，力求唤醒审美主体对熟视无睹的事物以重视，在审美惯性或倦怠中激活对事物的原初感受，使石头成为石头。本期的三首诗歌《万物同喜》（李之平）、《一根针丢了》（徐书遐）、《奔丧帖》（哑木），其在地性、日常性书写背后隐藏着的，并不像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审美主体中那坚硬冰冷的“磐石”，恰恰蕴集着人间性的温热和生命的感动：《万物同喜》情感起兴于爱情婚烟的倦怠，落笔于“万物同喜”的释怀中；《一根针丢了》在“找寻”的意义上，把对母亲、故乡的思念之情抒写得如针芥般细腻委婉，真切动人。《奔丧帖》以一个不得不辗转的“奔丧”之旅，不待之亲情与命运艰辛交织，把奔波于城乡的现实命运写得力透纸背。
　　古往今来，爱情作为一种人伦之情，往往是骚客文人写不尽的母题，但要作一个统计，写青春之爱的势必占绝大多数。李之平这首《万物同喜》写的是中年之情，“人到中年/我们习惯在/对方的眼神中读出悲喜/习惯在晚饭后/用平稳的语调消磨睡前的无趣”，是爱情亦是亲情，情感已不再如青春式的热烈，倦怠中有相守，平静中有和谐。抒情主体面对“中年危机”，不是逃逸，而是“渐渐懂得平静的快乐”“明白自己的处境”。“依赖和尊重”构成一种婚姻的稳定结构，矛盾的情感主体又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稳定”，试图在沿途之景寻求升华，在“万物同喜”中获得情感同构的支撑，但从“大概是我们要的全部意义”，又分明暴露了情感主体的矛盾，对已遁入日常性的情感范式的接受是无奈的，激活原初情感的有效性又令人怀疑，这是此诗所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真相。
　　徐书遐的《一根针丢了》的找寻意义，也许不像《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样具有时代的宏富性。诗人通过对“一根针”的寻觅，表达对一种被日常亲情惯性所遮蔽的情感追忆，由日常的生命觉知到主动唤醒。宇文所安在《追忆》中从黍稷、石碑和断片等物中找寻儒家知识分子对生命“不朽”的追求，在日常生活中，回忆主体凭借一些有意识或无意识言语或行为的重复——在“自己”身上看见“他人”，来抒发对往事、故人的怀念，以情感确证慰藉自我。《一根针丢了》由对“给女儿做完褥子/习惯性把针别在左侧的衣襟上”这一行为的注意，唤起母亲之于“我”的爱的回憶。诗人以“针”作为追忆的象征媒介，把女儿——我——母亲（故乡）缝织在情感之链中。因情感的附着，针芥之物遂变得沉重，诗情得以丰满地呈现。最后，诗人借人称的转换或人格化，道出寻觅之物的隐秘性存在，否定了诗题“一根针丢了”的表象，揭示人们对日常性情感熟视无睹的本质。无疑，情感主体也从所觉知到的快慰中得到解救，这是此诗诗艺呈现的高妙所在。
　　《奔丧帖》以反复的、口语化的语言叙述奔丧之途的辗转曲折，凭借折叠交错的句式把我与父亲的命运示以读者，以引起情感上的共鸣。处于户籍制度和城乡差距纠缠的人们，对于从土地上苦苦挣扎出来，漂泊在城市打拼的异乡人，《奔丧帖》能给予最适宜的情感宣泄，在最具“向心力”的首都，到一个边缘得在地图上找不到的“躲雨屯”之间，情感的挣扎背后是命运的挣扎，从首都“奔丧”的归途，对应着的是从躲雨屯“去”的奋斗人生图景：从乡村到首都更为艰辛的奋斗。而托起这每一步的，是贫瘠的土地、父辈一生的辛劳。同时，“北京”和“躲雨屯”这两个对比强烈的地域，既是具体的，又有滑动性，“躲雨屯”的字符意指，是土地，是亲情，是漂泊者的栖息地，是灵魂的故乡。可以说，《奔丧帖》这首诗，以强烈的抒情性、广阔的写实性恰切地映照了人们的现实心理。它带给读者的不仅仅是亲情、乡情的感动，更重要的是共同见证了一种艰辛、厚重的命运感 。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