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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强化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严明党的纪律，坚持不懈纠正“四风”，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反腐成为中国改革发展转型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当前的反腐工作开展的如火如荼，中纪委网站每日通报的“战况”切实做到的了“苍蝇、老虎”一起打，“不能、不敢、不想”的反腐目标正在实现。在全力反腐背后，也有质疑的声音：反腐的成本问题、反腐是否拉低了经济消费，反腐需不需要划出分水岭等等。有的媒体甚至抛出：官员队伍大清洗的论调，颇有把全部官员拉出去审判、批斗的味道。这种完全缺乏理性的反腐态度很难让人信服，但所谓“登高望远、振臂一呼”的布道式宣传，一时之间也是硝烟弥漫。
一、腐败：最高昂的政治“负债”
反腐败既是政治要求，也是道德要求。胡鞍钢教授说：“腐败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治账户’中的负债”，是当前中国社会中政治与社会负面问题的代表，腐败很大程度上减损我党自革命抗战以来长期依托群众，走群众路线积累起来的丰厚的政治资产，必须予以遏制、根除，这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大事。作为人类最本初的道德感知，腐败脱离“人性本善”的基本要求，在社会环境中释放被本应被道德规范的“攫取利益”的原始兽性，个体中心的利益认识脱离了现代社会，走向人类原始本性的蛮荒之境，侵蚀了现代文明赖为基础的道德基石。反腐败，不但改善社会环境，也会提升道德层次，让善良本性有更惬意的空间。所以，反腐败，这个定位和中心不容偏移与动摇。
腐败的成因多种多样，在政界、学界各有所持，但也有共识成因：一是改革发展推进时期，规则漏洞的存在。中国当前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阶段，且属于新兴市场国家，由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的相对滞后，目前正处于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腐败时期（胡鞍钢，2002）。规则的缺失反映在多个层面：道德层面缺乏根本性“价值规则”；法律层面缺乏基础性“法治规则”；社会层面缺乏平衡性“公民规则”；经济层面上缺乏平等性“分配规则”。多重规则的缺失为权力寻租提供温床，行政权力成为冲出制度牢笼最猖狂的猛兽。二是市场经济成型时期，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精神后果。曹锦清教授说：市场经济下，货币执行重新划分社会等级地位的巨大功能.货币把社会各部分打乱，按照货币来重组。社会对货币的高度膜拜，致使货币价值陡升，赋予个人谋求自身利益根本目标最大的含金量。“有钱就拥有世界”成为很多人的座右铭，这种精神后果导致全民拜金，扩散到官员群体，无法克制的过度消费欲必然导致用权力谋求金钱，腐败滋生。三是市民社会转型时期，精英政党陷入退化。历史上，中国靠儒家精英集团统治。现如今如今，共产党引领全体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走的也是精英政党的路线，这种政治价值的传承有其社会结构、经济体制等等的影响。而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伴随市场化成长的新兴的富裕阶层逐渐成为社会主流发声，党队伍的组成结构发生变化，随之带来的是对自身使命、信仰追求的高度反思。但过于平和的执政环境，缺乏居安思危的意识，意识形态缺乏吸引力一系列综合性的原因导致这次反思出现严重偏离，党在群众基础、施政能力、政治文化等方面出现退化，这种退化脱离党先进性的要求，成为腐败诱因。
以上这些原因，固然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但关键还是在于党的自身建设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与时俱进。对于中国民众而言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赋予其历史必然性。在革命和建设进程中，中共共产党的先进性再次说明其执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不容动摇。腐败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党的执政基础，而是需要党解决一个新的历史课题：在大科学与大人民时代，党能否执好政、能否科学执政、能否为人民执政，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腐败这笔负债才能够最终得到消化与清除。
二、反腐：现代激励机制的建立
反腐败是一件大好事，“不能、不敢、不想”的三步反腐目标更体现出反腐败中长期规划的着力点。一方面，通过反腐败顺应民众对法治社会的需求，是一种从意识形态上对执政合法性、合理性的有效辩护与支撑，通过反腐败提升政府对整个社会的民主供给度，从而缓和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反腐败不是最终目标，整个反腐工作的目的在于重塑一支“受民之托、忠民之事；拿民之稅，办民之事”的官员队伍，从而改善官制，培养新的官员群体，形成现代化的公务员体系。因此，反腐败更着重的应该是体制重建与队伍整肃，而非对全体官员的道德审判。
中国需不需要官员，答案是肯定的。经过长期的改革开放，整个中国的生产关系发生根本性变更，劳动的价值创造能力逐步被资本、知识与权力替代。改革成果中必然要允许资本、知识与权力来参与分配，在按劳分配的体制下，劳动的分配空间势必被挤压，所以，需要通过二次分配来平衡分配不公的问题，而二次分配必然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员体系。同时，随着社会变化，国家治理需要的综合能力和专业技术越来越强，而社会分工本身的过于细化，必然要有固定的群体——官员代替所有民众参与国家的管理。政府需要通过官员来感知民心，获得修正政策偏差，巩固政策效能的弹性空间，少了官员这个桥梁，国家与民众基本处于天水相隔的境地。因此，官、民彼此是这个社会互相嵌入形成的相互依存的群体。某些要把全体官员杀光抹尽的论调就不攻自破。
官员体系的构成有三个层次：官员本身、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态环境，反腐败不但要整肃官制，还要建设政治文化，优化政治生态环境。其中决定的官员特质的是官制。按照王亚南先生的观点，官制有三个门类：一是官职、官品、官禄的确定；二是官吏权责的分划；三是官吏的任用程序①，官制决定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官员，而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官禄”所形成的激励机制的建立是不可忽视的一环。
官禄指向的是对官员综合激励机制的建立。中国受儒家文化影响，长期以来讲究“任人唯贤”，造就道德官僚来巩固统治，在加上宗法伦理制度与礼仪的外化，形成“官本位”的历史特征。在“官本位”体制下，干部队伍所独有的职业荣誉和等级消费使干部职业有着绝对崇高的社会地位，这也是传统道德激励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方面②。 “在新的时期“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③”，高层的声音很好地论证了这个观点。从传统回归到为官儒化，我们党一直强调的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准则，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共产党要求党员具有孔门弟子的修养——内圣外王。通过“修身、齐家”来强化自我修炼，从而能够延伸而出“治国平天下”。
随着反腐进程的逐步推进，激励机制滞后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在将注意力过多集中在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等之后，应该建立一个合理的激励机制，来满足正常的社会发展后产生的个体利益的需求。首先，我们很难选出“不吃不喝”完全无无私利的官员。我们永远不能获得一支不领工资、光靠奉献，毫无私利的庞大队伍，这是不可能的。其次，在货币分层的社会中，合理适当的薪酬也是保有官员队伍积极性的有效手段。对于公务员这支最大的官员队伍，应该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以利益激励为基点、政治激励为特色，并辅之以道德激励和法律约束机制的多元化、制度化激励机制。④”第三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是政府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政府整体服务效能，建立“和谐、民生”社会型政府的重心所在。只有建立起与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体制相适应的现代官员的激励机制，才可能调动我国公务员的积极性，提高公务员的创性，提高行政机关的绩效和管理水平，提升我国政府部门的竞争力。鉴于此，通过反腐败最终来塑造全新的官员群体，是为了建立一支可以有合理个人利益并兼具专业能力的技术官僚队伍。
三、记忆：人民银行的“官吏”缺什么？
从反腐的宏观面分析之后，回头来看人民银行这支干部队伍，虽然既非公务员也不是事业单位的独特的行员体系，但同样有官员。在反腐的浪潮中，人民银行这支队伍怎样才能更好地配合我们反腐败之后的要求呢，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之中，人行的“官吏”们还缺点什么呢？
当前，人行的“官吏”至少缺失“四种能力”。一是缺意识形态的儒化能力。在反腐败的过程中要加大对意识形态的巩固和价值观念的宣传。但从行内的核心价值观看，普遍存在太虚的情况，一般的同志接受不了，党员干部理解不了，自上而下，大家都是念经，入口不入心。加之宣传部门的宣传手法陈旧单一，还是抱着“浇、灌、淋”的老手法，宣传内容要不就是干得咽不下去，要不就是兑水兑得太多，有“炒作”没“操作”。二是缺部门整体的统领能力。内部部门的内耗严重，协作不畅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各部门搞小团体、小组织，分割领地，搞职责倾轧，没有大局意识和整体观念，只顾自己，不顾大家，自私自利。这其中固然有权责划分不清的问题，但主要还是“窝里斗”的陋习一直改不掉。三是缺群众路线的吸纳能力。党章一直要求活用群众路线，走好“集体领导、个人分工”的决策之路，实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但实际工作中，部分党員干部脱离群众，缺乏基层感情，对群众的需求视而不见，不注意听取群众的诉求。虽然建立了一些诸如：合理化建议箱、交心谈心之类的制度，但从整体上看，还是缺乏一个规范、常态、便利地吸纳意见、建议的正规渠道与长效机制。四是缺人行建设的整合能力。对于人行建设而言，需要集思广益，发挥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优势，把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有冲突的意见建议整合起来，不讲对错，只论利弊，大家“心齐、气顺、劲足、实干”，共同建设好和谐人行。只有具备了四种能力，人行才不会跨入腐败的禁区。
有了能力，还是要折回头来看正常的激励机制的建立。由于人行体制的特殊性，人行是一个提供非生产性贡献的部门，具有独特的组织架构和身份的特异性，这种特殊使得人行在当前货币划分社会阶段的短期社会结构中存在身份、地位与工资的不对应，在纵、横向的比较上落差很大，正如前所述，反腐败中如果不考量正向的激励机制，效果和影响可能会不如预期。作为人行而言，工资有其特殊的社会意义，既是生活与消费成本的重要组成，也是组织对个人能力、品行以及成绩的考核指标。当从当前的干部职工的反馈来看，其中还存在着“三个不匹配”：一是工资制度不匹配：以职务工资为主，岗位技能工资为辅，官本位特征明显，不利于工作积极性开发；二是工资与工作不匹配：无法发挥工资存在保障、激励与调节的作用；三是工资上涨幅度与物价变动不匹配：工资多年未改变且几乎不考虑物价的影响因素。如果能够在反腐败的过程中，改善工资结构，进一步转化工资制度，使得工资体系向适度、公平、激励与可接受四个维度得到延伸和拓展，那么反腐败的效果应该会更好。当然，工资存在的问题不是腐败的成因或是理由，更不是宣传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而是提示我们在反腐败过程中必须有对个人利益的合理考量，对于整个干部队伍必须有正常福利的提升，毕竟反腐败目的不单单是对腐败进行“绝杀”，关键的还是要塑造一支风清气正的队伍，而队伍本身需要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保障。
反腐败一直在路上，反腐败最后会塑造一支什么样的党员干部队伍，每个人都会拭目以待。
注释
①王亚男.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48。
②王玉玫.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构建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4。
③引自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④梁丽芝.重塑公务员激励机制的原则及其理想模型[J].人事管理，2000（6）：26。
参考文献
[1]王亚男.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2]王玉玫.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构建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4.
[3]梁丽芝.重塑公务员激励机制的原则及其理想模型[J].人事管理，2000（6）.
[4]吴忠民.中国转型期腐败问题的主要特征分析[J].教学与研究，2014（6）.
[5]胡鞍钢.中国：挑战腐败[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
当前的反腐工作开展的如火如荼，中纪委网站每日通报的“战况”切实做到的了“苍蝇、老虎”一起打，“不能、不敢、不想”的反腐目标正在实现。在全力反腐背后，也有质疑的声音：反腐的成本问题、反腐是否拉低了经济消费，反腐需不需要划出分水岭等等。有的媒体甚至抛出：官员队伍大清洗的论调，颇有把全部官员拉出去审判、批斗的味道。这种完全缺乏理性的反腐态度很难让人信服，但所谓“登高望远、振臂一呼”的布道式宣传，一时之间也是硝烟弥漫。
一、腐败：最高昂的政治“负债”
反腐败既是政治要求，也是道德要求。胡鞍钢教授说：“腐败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治账户’中的负债”，是当前中国社会中政治与社会负面问题的代表，腐败很大程度上减损我党自革命抗战以来长期依托群众，走群众路线积累起来的丰厚的政治资产，必须予以遏制、根除，这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大事。作为人类最本初的道德感知，腐败脱离“人性本善”的基本要求，在社会环境中释放被本应被道德规范的“攫取利益”的原始兽性，个体中心的利益认识脱离了现代社会，走向人类原始本性的蛮荒之境，侵蚀了现代文明赖为基础的道德基石。反腐败，不但改善社会环境，也会提升道德层次，让善良本性有更惬意的空间。所以，反腐败，这个定位和中心不容偏移与动摇。
腐败的成因多种多样，在政界、学界各有所持，但也有共识成因：一是改革发展推进时期，规则漏洞的存在。中国当前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阶段，且属于新兴市场国家，由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的相对滞后，目前正处于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腐败时期（胡鞍钢，2002）。规则的缺失反映在多个层面：道德层面缺乏根本性“价值规则”；法律层面缺乏基础性“法治规则”；社会层面缺乏平衡性“公民规则”；经济层面上缺乏平等性“分配规则”。多重规则的缺失为权力寻租提供温床，行政权力成为冲出制度牢笼最猖狂的猛兽。二是市场经济成型时期，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精神后果。曹锦清教授说：市场经济下，货币执行重新划分社会等级地位的巨大功能.货币把社会各部分打乱，按照货币来重组。社会对货币的高度膜拜，致使货币价值陡升，赋予个人谋求自身利益根本目标最大的含金量。“有钱就拥有世界”成为很多人的座右铭，这种精神后果导致全民拜金，扩散到官员群体，无法克制的过度消费欲必然导致用权力谋求金钱，腐败滋生。三是市民社会转型时期，精英政党陷入退化。历史上，中国靠儒家精英集团统治。现如今如今，共产党引领全体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走的也是精英政党的路线，这种政治价值的传承有其社会结构、经济体制等等的影响。而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伴随市场化成长的新兴的富裕阶层逐渐成为社会主流发声，党队伍的组成结构发生变化，随之带来的是对自身使命、信仰追求的高度反思。但过于平和的执政环境，缺乏居安思危的意识，意识形态缺乏吸引力一系列综合性的原因导致这次反思出现严重偏离，党在群众基础、施政能力、政治文化等方面出现退化，这种退化脱离党先进性的要求，成为腐败诱因。
以上这些原因，固然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但关键还是在于党的自身建设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与时俱进。对于中国民众而言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赋予其历史必然性。在革命和建设进程中，中共共产党的先进性再次说明其执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不容动摇。腐败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党的执政基础，而是需要党解决一个新的历史课题：在大科学与大人民时代，党能否执好政、能否科学执政、能否为人民执政，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腐败这笔负债才能够最终得到消化与清除。
二、反腐：现代激励机制的建立
反腐败是一件大好事，“不能、不敢、不想”的三步反腐目标更体现出反腐败中长期规划的着力点。一方面，通过反腐败顺应民众对法治社会的需求，是一种从意识形态上对执政合法性、合理性的有效辩护与支撑，通过反腐败提升政府对整个社会的民主供给度，从而缓和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反腐败不是最终目标，整个反腐工作的目的在于重塑一支“受民之托、忠民之事；拿民之稅，办民之事”的官员队伍，从而改善官制，培养新的官员群体，形成现代化的公务员体系。因此，反腐败更着重的应该是体制重建与队伍整肃，而非对全体官员的道德审判。
中国需不需要官员，答案是肯定的。经过长期的改革开放，整个中国的生产关系发生根本性变更，劳动的价值创造能力逐步被资本、知识与权力替代。改革成果中必然要允许资本、知识与权力来参与分配，在按劳分配的体制下，劳动的分配空间势必被挤压，所以，需要通过二次分配来平衡分配不公的问题，而二次分配必然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员体系。同时，随着社会变化，国家治理需要的综合能力和专业技术越来越强，而社会分工本身的过于细化，必然要有固定的群体——官员代替所有民众参与国家的管理。政府需要通过官员来感知民心，获得修正政策偏差，巩固政策效能的弹性空间，少了官员这个桥梁，国家与民众基本处于天水相隔的境地。因此，官、民彼此是这个社会互相嵌入形成的相互依存的群体。某些要把全体官员杀光抹尽的论调就不攻自破。
官员体系的构成有三个层次：官员本身、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态环境，反腐败不但要整肃官制，还要建设政治文化，优化政治生态环境。其中决定的官员特质的是官制。按照王亚南先生的观点，官制有三个门类：一是官职、官品、官禄的确定；二是官吏权责的分划；三是官吏的任用程序①，官制决定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官员，而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官禄”所形成的激励机制的建立是不可忽视的一环。
官禄指向的是对官员综合激励机制的建立。中国受儒家文化影响，长期以来讲究“任人唯贤”，造就道德官僚来巩固统治，在加上宗法伦理制度与礼仪的外化，形成“官本位”的历史特征。在“官本位”体制下，干部队伍所独有的职业荣誉和等级消费使干部职业有着绝对崇高的社会地位，这也是传统道德激励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方面②。 “在新的时期“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③”，高层的声音很好地论证了这个观点。从传统回归到为官儒化，我们党一直强调的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准则，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共产党要求党员具有孔门弟子的修养——内圣外王。通过“修身、齐家”来强化自我修炼，从而能够延伸而出“治国平天下”。
随着反腐进程的逐步推进，激励机制滞后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在将注意力过多集中在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等之后，应该建立一个合理的激励机制，来满足正常的社会发展后产生的个体利益的需求。首先，我们很难选出“不吃不喝”完全无无私利的官员。我们永远不能获得一支不领工资、光靠奉献，毫无私利的庞大队伍，这是不可能的。其次，在货币分层的社会中，合理适当的薪酬也是保有官员队伍积极性的有效手段。对于公务员这支最大的官员队伍，应该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以利益激励为基点、政治激励为特色，并辅之以道德激励和法律约束机制的多元化、制度化激励机制。④”第三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是政府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政府整体服务效能，建立“和谐、民生”社会型政府的重心所在。只有建立起与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体制相适应的现代官员的激励机制，才可能调动我国公务员的积极性，提高公务员的创性，提高行政机关的绩效和管理水平，提升我国政府部门的竞争力。鉴于此，通过反腐败最终来塑造全新的官员群体，是为了建立一支可以有合理个人利益并兼具专业能力的技术官僚队伍。
三、记忆：人民银行的“官吏”缺什么？
从反腐的宏观面分析之后，回头来看人民银行这支干部队伍，虽然既非公务员也不是事业单位的独特的行员体系，但同样有官员。在反腐的浪潮中，人民银行这支队伍怎样才能更好地配合我们反腐败之后的要求呢，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之中，人行的“官吏”们还缺点什么呢？
当前，人行的“官吏”至少缺失“四种能力”。一是缺意识形态的儒化能力。在反腐败的过程中要加大对意识形态的巩固和价值观念的宣传。但从行内的核心价值观看，普遍存在太虚的情况，一般的同志接受不了，党员干部理解不了，自上而下，大家都是念经，入口不入心。加之宣传部门的宣传手法陈旧单一，还是抱着“浇、灌、淋”的老手法，宣传内容要不就是干得咽不下去，要不就是兑水兑得太多，有“炒作”没“操作”。二是缺部门整体的统领能力。内部部门的内耗严重，协作不畅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各部门搞小团体、小组织，分割领地，搞职责倾轧，没有大局意识和整体观念，只顾自己，不顾大家，自私自利。这其中固然有权责划分不清的问题，但主要还是“窝里斗”的陋习一直改不掉。三是缺群众路线的吸纳能力。党章一直要求活用群众路线，走好“集体领导、个人分工”的决策之路，实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但实际工作中，部分党員干部脱离群众，缺乏基层感情，对群众的需求视而不见，不注意听取群众的诉求。虽然建立了一些诸如：合理化建议箱、交心谈心之类的制度，但从整体上看，还是缺乏一个规范、常态、便利地吸纳意见、建议的正规渠道与长效机制。四是缺人行建设的整合能力。对于人行建设而言，需要集思广益，发挥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优势，把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有冲突的意见建议整合起来，不讲对错，只论利弊，大家“心齐、气顺、劲足、实干”，共同建设好和谐人行。只有具备了四种能力，人行才不会跨入腐败的禁区。
有了能力，还是要折回头来看正常的激励机制的建立。由于人行体制的特殊性，人行是一个提供非生产性贡献的部门，具有独特的组织架构和身份的特异性，这种特殊使得人行在当前货币划分社会阶段的短期社会结构中存在身份、地位与工资的不对应，在纵、横向的比较上落差很大，正如前所述，反腐败中如果不考量正向的激励机制，效果和影响可能会不如预期。作为人行而言，工资有其特殊的社会意义，既是生活与消费成本的重要组成，也是组织对个人能力、品行以及成绩的考核指标。当从当前的干部职工的反馈来看，其中还存在着“三个不匹配”：一是工资制度不匹配：以职务工资为主，岗位技能工资为辅，官本位特征明显，不利于工作积极性开发；二是工资与工作不匹配：无法发挥工资存在保障、激励与调节的作用；三是工资上涨幅度与物价变动不匹配：工资多年未改变且几乎不考虑物价的影响因素。如果能够在反腐败的过程中，改善工资结构，进一步转化工资制度，使得工资体系向适度、公平、激励与可接受四个维度得到延伸和拓展，那么反腐败的效果应该会更好。当然，工资存在的问题不是腐败的成因或是理由，更不是宣传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而是提示我们在反腐败过程中必须有对个人利益的合理考量，对于整个干部队伍必须有正常福利的提升，毕竟反腐败目的不单单是对腐败进行“绝杀”，关键的还是要塑造一支风清气正的队伍，而队伍本身需要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保障。
反腐败一直在路上，反腐败最后会塑造一支什么样的党员干部队伍，每个人都会拭目以待。
注释
①王亚男.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48。
②王玉玫.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构建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4。
③引自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④梁丽芝.重塑公务员激励机制的原则及其理想模型[J].人事管理，2000（6）：26。
参考文献
[1]王亚男.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2]王玉玫.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构建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4.
[3]梁丽芝.重塑公务员激励机制的原则及其理想模型[J].人事管理，2000（6）.
[4]吴忠民.中国转型期腐败问题的主要特征分析[J].教学与研究，2014（6）.
[5]胡鞍钢.中国：挑战腐败[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