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人的价值，大概最重要的是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情、做应该做的事情。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有意义。一个人总想影响别人，影响这个世界，于是也就不停地宣传自己——其实对别人最好的影响，对周边的影响，包括在身后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还要靠扎扎实实地做事。这是一种价值观念。
　　国人的价值观十分简单和粗陋，许多时候其实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做官，其他的竟然可以一概忽略不计了。
　　这里谈个有趣的现象。某个学府到了百年或几十年大庆的时候，校友们要回去，还要贴出一溜“了不起的”校友照片。那些照片会怎样排列？一定是按照官职高低的，从省长到将军，然后是副省长、局长，最后才是什么学者。如果遇到一个极有名的学者，那就太难为他们了，因为没法换算其价值。它的价值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官职，可是这会儿又出现了一个特别有名的学者，比如说在美国欧洲名牌大学取得了较高荣誉者，这跟中国的官职怎么换算？这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要知道在今天的国人心中，西方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另一条标准。他们很是作难了一番，最后就把这个人放在副省长和厅局长之间。这是多么小心翼翼和费尽心思。从中我们可见对方的苦衷，体味其换算的痛苦和劳累。
　　一个以教育人才、传授知识、传播文化为己任的著名学府，把校友请来以后，一经排列，它的价值观就赤裸裸地亮出来了。只有一个在国外取得了荣誉的学者才让他们为难了一番，不然排列起来是非常顺畅和简单的。可是我们会问，如果是一个在本国取得了较大荣誉的著名学者怎么办？很简单，放在局长们后边也就可以了。现在终于开放了，结果千年不移的唯一的固定标准之后又加了一条标准，这就是在“外国”如何。
　　其实这两个标准从历史上看都不突兀。比如说唐玄宗那个时期似乎也是如此。当时那些文人要做一个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吃饭问题就不好解决，要有个职业，有个营生做。做官就成了他们第一体面的营生，而且主要是能够实现治理的抱负。如果没有官做，又不愿做其他营生，那就得依赖别人接济。当年杜甫的那些兄弟，李白的那些兄弟，据考察都是大商人。兄弟的资助曾经是他们重要的生活来源，但却不能一直如此。
　　关于文人谋官之切，可能还要从另一个方面去看，即时代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因素。那时的李白、杜甫等文人除了做官，似乎可走的道路是格外狭窄的，没有更多的职业可供选择。他们似乎不愿务农，不愿教书，也不愿从事专业写作，更不愿经商。他们往往把建功立业当成了专业，诗歌写作当然是这种追求之余的一个东西。
　　杜甫后来不做官了，回到四川筑起草堂种果树，活得也很愉快，甚至是一生最愉快的时期之一。他吃鱼赏花，写出了多少好诗。这些好心情和好作品都是独立生活的成果。别人可以种地，可以经商，可以活得不错，知识人为什么就不能？只要拥有强有力的人格力量，就能把这种不依赖他人、不寻求公职的生活方式贯彻到底。唐代这么有才华的一些人，却要千方百计地巴结那些权贵，丧尽了自尊，留下了那么多白纸黑字、斧头都砍不去的阿谀文字，以至于成为整个民族的伤痛。
　　那不过是为了博得一官半职。这说明那个时期的社会风气是败坏的，并不健康的，这从人们普遍的价值观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和现在一样，官职似乎是唯一的价值标准。这种“中华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实在值得好好考察。李白和杜甫一辈子追求这种人生价值，造成了莫大的悲剧。杜甫最终得了个绯鱼袋，成为六品。李白当年大概很难以品级论，“翰林待诏”到底算什么级别还得仔细换算。
　　与官职这个价值标准相比较，钱的多少当然从来都是一个标准。其实官职的价值除了满足威风显赫的心理，再就是可以用来敛财。很难想象一个高官是一个穷人，自古皆然。不过钱这个标准像赛跑一样，是慢慢冲上来的，今天差不多冲到了前边——这是现代社会中某些国家的情形。唐玄宗时期的第一标准是当官，其次好像“国外”这个背景也变得重要了，这一点似乎让今天的国人大不理解，以为是妄言。
　　事实那时候就是如此。“国外”这个身份很重要，外国人是很容易被推崇被迷信的。当年唐玄宗那些主要将领都是外国人，像安禄山、哥舒翰等，都是。他们就像李白诗里写的，长着红色的毛发、金鱼一样的眼睛、石棱一样突出的颧骨，这些异邦人都是大将军，掌握军权。有人可能说这些人并不全是外国人，还有少数民族——在当时这样说是很牵强的，严格讲他们就是异邦人士。唐玄宗很迷信他们。后来很多人觉得这个事情不妙：这拨人在战场上没有杰出的表现，还掌有军权，慢慢会形成割据，最后江山难保。
　　包括杨玉环的哥哥杨国忠，那是唐玄宗最信任的近臣和国戚，也有这样的担心，可惜他的话皇帝不听。皇帝看重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