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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厄德里克的第十五部长篇小说《拉罗斯》（LaRose， 2016）终于在翘首以盼中与读者见面。该作品是厄德里克最新创作的正义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前两部分别是2008年的《鸽灾》和2012年的《圆屋》，前者进入了2009年普利策小说奖的决选名单，后者则一举荣膺美国国家图书奖。厄德里克的这部新作也没有辜负读者的热切期待，刚一问世便好评如潮，《波士顿环球报》称其为“厄德里克最杰出的成就之一”。
正义三部曲大体按时间顺序，讲述了19世纪末至21世纪初百余年来普鲁托小镇及其附近保留地上印第安人与白人居民之间的冲突与融合。《鸽灾》中的处私刑使每一个事件参与者的后人，无论是印第安人还是白人，都不得不生活在历史的重负之下。《圆屋》中奥吉布瓦妇女杰拉尔丁遭人强暴，却因案发地的司法归属权问题而致使凶手长期逍遥法外。法律的缺位、正义的缺失给印第安人带来的是无尽的伤痛，谁能抚平他们心头的创伤？谁能疗救他们破碎的心灵？厄德里克在《拉罗斯》这部收官之作中似乎给出了答案。
拉罗斯：拯救两个家庭的疗伤者
与《圆屋》的开篇类似，小说《拉罗斯》也是以一场悲剧拉开序幕：奥吉布瓦男子兰周·艾恩在狩猎时，误将邻居彼得·拉维奇五岁的小儿子达斯蒂打死。经过警方的仔细讯问后，兰周被无罪释放，但艾恩夫妇却无法逃避那个弱小生命的死亡带来的愧疚和自责。在奥吉布瓦汗屋仪式中他们似乎得到了神灵的启示，于是强忍悲痛，将自己的小儿子拉罗斯送给拉维奇一家抚养，他们以这种古老的正义来弥补自己的过失给受害者家庭造成的巨大创伤。
达斯蒂的死亡给拉维奇一家带来的打击是难以想象的。尤其是对于彼得的妻子诺拉而言，达斯蒂的死不仅使她失去了最钟爱的孩子，还意味着她永远不可能再有自己的儿子了。在此之前，她已经被诊断丧失了生育能力。这一残酷的事实让诺拉一时间难以承受，她一度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行为举止变得反常。然而，达斯蒂的死并不是拉维奇一家遭受创伤的唯一原因。从根本上说，诺拉的伤痛源于她无可排解的孤独。诺拉的父亲是《鸽灾》中狂热的宗教领袖比利，她的母亲莫恩由于无法忍受丈夫无休止的家暴，用蛇毒将其父杀死。父亲的残暴和母亲的冷漠使诺拉形成了孤僻的性格。她与同父异母的姐姐比邻而居却感情不睦；她常常对女儿麦琪莫名其妙地动怒；面对体贴入微的丈夫，他们之间仿佛也总是有一道隔阂。对于彼得来说，随着千禧年的临近，末世预言的恐惧一直在他心头挥之不去。而处于青春期的麦琪在家中一直忍受着母亲的冷落，在学校又遭到“四霸”的身体侵犯，也是伤痕累累。拉维奇一家的创伤经历已不仅仅是一个特例，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代美国人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普遍创伤的缩影。
然而拉维奇一家又是幸运的，因为有一个叫拉罗斯的小男孩进入了他们的生活。拉罗斯是厄德里克笔下最优雅的小精灵，他就像一个纯洁而善良的天使，于无声处轻轻地抚慰着人们心头被撕裂的伤口。
拉罗斯对诺拉的疗救在于耐心的陪伴。为了安慰养母的思子之情，任凭诺拉一遍又一遍地给他读《野兽家园》，拉罗斯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厌烦和不满，因为他知道这是达斯蒂生前最喜欢的一本书，读这本书能让诺拉糟糕的心情恢复平静。当艾米琳无法忍受思子之痛，决心把拉罗斯要回来的时候，拉罗斯居然劝说母亲打消这个念头， “她（诺拉）会非常难过。如果她太难过，她会死的。”作为死去的达斯蒂的朋友，拉罗斯认为自己有义务“对他的家人负责”。一次，诺拉无意间看到拉罗斯獨自在房间里与死去的达斯蒂进行一场虚拟游戏。在印第安人的信仰中， 人与自然不可分割，人死后他的灵魂不会因为肉体的死亡而消亡， 而是返回自然，默默关注自己的家人。五岁的拉罗斯自然无法领悟这番深刻的哲学思想，但印第安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无意识地感到，他的小伙伴达斯蒂依然生活在他身边。就在那一刻，拉罗斯专注的表情和无邪的童真使诺拉最终解开了萦绕已久的心结，既然生与死的世界是相通的，既然拉罗斯都能毫无阻碍地和另一个世界的达斯蒂一起玩耍，那么达斯蒂一定就在家的周围，他们之间的距离也许并非想象中的那么遥远。于是，“某种未知的、内在的东西得到了修复。她感到不孤独了”。渐渐地，诺拉发现，和拉罗斯独处、陪他玩耍的时候，死去的达斯蒂仿佛又回到了自己身边，拉罗斯爽朗的笑声、跳跃的身影一点一点地融化了她冰冷而绝望的心，她开始振作起来，慢慢走出了达斯蒂死亡的阴影。
拉罗斯与麦琪之间的姐弟情谊感人至深，它温暖着拉罗斯幼小的心灵，也抚平了麦琪莫名的伤痛。当得知麦琪遭到校园“四霸”的欺辱时，瘦小的拉罗斯苦练拳击，要为姐姐讨回公道。当麦琪察觉到母亲的自杀倾向时，她首先想到的是找拉罗斯商量对策。拉罗斯带给麦琪快乐与温暖，帮助她顺利地度过了叛逆期，她不仅在家中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大为缓和，在学校里也重新找回自己的位置。
拉罗斯的天真与善良还挽救了两个家庭。为了防止诺拉心理崩溃而做出傻事，拉罗斯小心翼翼地把家里一切他所能想到的与自杀有关的东西都藏了起来，他还把彼得猎枪中的子弹一一卸掉。这些看似幼稚的举动，不仅一次次阻挠了诺拉自杀的念头，还在彼得举枪瞄准兰周意欲复仇的关键时刻，挽救了两个父亲。
厄德里克对拉罗斯的描述是真实可信的。拉罗斯并非是一个无所不能、救人于危难的圣人或天使，他只是一个心地善良、纯真可爱的普通孩童。然而，和他同名的女性祖先们神奇的疗伤力量赋予了他一颗宽容而平和的心，他对拉维奇一家的心灵疗救完全源于人类最本真的情感和品质，正是他纯洁而善良的童心触动了成人们内心中最柔软的部分。于是，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之冰渐渐消融，人们内心的创伤也开始慢慢愈合。
拉罗斯家族：奥吉布瓦人的疗伤者
当然，《拉罗斯》讲述的绝不仅仅是拉维奇一家与艾恩一家的个人恩怨，与前两部小说一样，厄德里克依然在作品中将普通印第安人的命运与美国的历史事件和印第安政策联系在一起。在这部小说中，她侧重讲述的是美国政府的同化政策——尤其是强制印第安儿童进入寄宿学校的制度——给奥吉布瓦人带来的伤痛。19世纪70年代末，美国政府开始大规模兴办专为印第安儿童设立的寄宿学校。这些学校大部分都远离印第安人保留地，教学设施简陋，物资短缺，卫生状况堪忧。印第安儿童很小就被迫离开父母家人和熟悉的部落，在一个陌生而恶劣的环境中，接受严苛的近乎军事化的管理，他们内心的迷惘和苦楚难以言表。 《拉罗斯》中好几代印第安人都曾有过这种不堪回首的经历。在寄宿学校，一切与印第安文化相关的东西都会被没收，白人统治者通过这种隔离家人、隔离传统的教育方式，力求最大程度地消除印第安传统价值观和宗教信仰对部落儿童的影响。孩子们在寄宿学校也不能说自己的本民族语言，所有学科都是用英语来授课。古吉·塞昂哥在《精神去殖民》一书中指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民族历史的记忆库，语言的产生、发展、储存、代际间传播与民族文化水乳交融……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就失去了与文化传统的纽带。”这种对部落传统和语言难以割舍的伤痛，以无意识的形态传递给后代，“在后代的心理空间中重复表演，形成作为创伤间接承受者的后代自我心理的分裂”。蜜拉杰和她的女儿、孙女、重孙女在幼年时都被送进了寄宿学校，深深印刻在她们体内的代际创伤随着血液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来。皮斯夫人是蜜拉杰的重孙女，在寄宿学校的日子里，她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无法被人发现的地方，直到有一天房子本身被推倒或者烧掉，这样，那些墙所承受的所有悲伤和斗争都会付之一炬，烟灰飘向家乡”。数年后，兰周在去往寄宿学校的汽车底座下看到了皮斯太太刻的字。他盯着那些字，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即使到了寄宿学校也没有醒来。对于所有像兰周一样懵懵懂懂的印第安孩子来说，寄宿学校的那段日子也许真的就是一个可怕的梦魇。
然而，小说中的蜜拉杰开创的是一个传奇的家族，家族中几乎每一代都会出现一个拉罗斯，这些名字的背后承载着几代奥吉布瓦人辛酸的历史与记忆，但人们仍坚守着这个名字。它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人们饱受创伤、迷茫无助的时候，拉罗斯们就会挺身而出，他们在白人文化的强势压迫下，顽强地坚守着奥吉布瓦人的文化传统，用温情与友爱默默地抚平人们心头的伤痕，指引着每一代奥吉布瓦人从部族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自信而勇敢地继续前行。
蜜拉杰是家族中的第一个拉罗斯，年幼时被卖给了一个白人皮货商，她拒绝被奴役，抵制白人寄宿学校的强制同化，成了一名受人爱戴的教师和疗伤师。蜜拉杰的女儿、女儿的女儿……都进过寄宿学校，但最终她们都成为了教师，“学习了两种语言，数学达到四级水平，都会种植花草，离地飞翔”。皮斯夫人有一个收藏盒，里面装着证书、学校的记录、诗歌的剪贴、过去的书信等等，艾米琳称其为历史协会。在兰周情绪极度低落的时候，皮斯夫人从盒子里取出一张纸条，那是兰周小时候逃离寄宿学校被抓回来后写下的保证。孩子在面临困难的时候选择逃跑，但作为奥吉布瓦人，他们无处可逃，与其千方百计地回避困难，不如勇敢地面对现实。看到那张纸条，兰周坚定地承诺，“我不会逃跑了”。
奥吉布瓦人这种坚定的信念来自于他们世代传承的民族传统和历史使命感。艾恩一家的房子是在他们祖先曾经居住过的小木屋基础上扩建的。
“他们知道，如果把一层层的石膏板和灰泥从墙上扒下来，他们就能发现小木屋的内柱和土墙，这令他们有一种满足感。所有的第一代家庭成员—婴儿们、母亲们、叔舅們、孩子们、姑姨们、祖父母们—都在结核病和白喉病的侵袭下、在悲痛而又没有尽头的家庭茶聚中、在既欢闹又神圣、带点黄色调调而又神奇的故事中离开了人世。他们在现在的客厅那个地方生活过，也在那里死去，而且在他们中间总有一个拉·罗斯。”
许多人在印第安保留地都经历过这种生活，也理解这种生活，在保留地上，过去的痛苦与荣光不会被人们遗忘，它们都成为印第安各民族历史基石的重要部分，印第安人民的现在与未来都构建在这一基础之上。在白人主流文化的冲击中，每一代的拉罗斯都牢记自己的使命，努力将部落的历史与文化的传承下来，帮助人们重塑对未来生活的信心，用浓浓的部落亲情抚平人们心头的创伤，她们已经成为小说中疗伤者的代名词。
厄德里克：小说之外的疗伤者
在《拉罗斯》中，奥吉布瓦人用古老的部落修复式正义解决了令人棘手的现代社会的正义问题，弥合了拉维奇一家的心理创伤，也向世人彰显了奥吉布瓦人的胸怀与智慧。厄德里克说，这种行为源于美国土著传统，它“一直是土著人生活的一部分，在你有困难的时候，把孩子交给一个姐妹或是别的什么人来抚养一段时间，这是土著人的一种能力”。厄德里克坚信，在保留区的土地上，有一些精神持久永存，在西方文明竭力扼杀印第安文明之时，本土居民以另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另一种宽恕的方式顽强地活了下来。
值得关注的是，厄德里克在小说中不仅娓娓讲述了奥吉布瓦人遭受的代际创伤，还细致描述了整个人类遭受的普遍创伤。拉维奇一家的不幸遭遇，是当代美国人在局部战争、恐怖事件频发的背景下遭遇普遍的心理创伤的真实再现。两种创伤的并置，无疑拉近了白人读者与本土裔读者的距离。的确，创伤是全世界各个民族都可能遭受的不幸，也许只有彼此关爱，相互包容，才能帮助人们共同摆脱命运的羁绊。而本土居民治愈创伤的独特方式——宽容与关爱——值得所有人借鉴。
于疗伤而言，人们总是期盼身边能有一个拉罗斯式的人物，他（她）的平和与宽容会一点一点地抹平痛苦的记忆，燃起人们开始新生活的希望。于叙事而言，人们则渴望听到更多能够触动所有人心灵而又独具印第安色彩的传奇故事。幸运的是，对于当代美国人来说，他们拥有路易斯·厄德里克——一个小说之外的疗伤者。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本文为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美国本土裔小说正义主题研究”（15YJC752037）的阶段性成果。）
正义三部曲大体按时间顺序，讲述了19世纪末至21世纪初百余年来普鲁托小镇及其附近保留地上印第安人与白人居民之间的冲突与融合。《鸽灾》中的处私刑使每一个事件参与者的后人，无论是印第安人还是白人，都不得不生活在历史的重负之下。《圆屋》中奥吉布瓦妇女杰拉尔丁遭人强暴，却因案发地的司法归属权问题而致使凶手长期逍遥法外。法律的缺位、正义的缺失给印第安人带来的是无尽的伤痛，谁能抚平他们心头的创伤？谁能疗救他们破碎的心灵？厄德里克在《拉罗斯》这部收官之作中似乎给出了答案。
拉罗斯：拯救两个家庭的疗伤者
与《圆屋》的开篇类似，小说《拉罗斯》也是以一场悲剧拉开序幕：奥吉布瓦男子兰周·艾恩在狩猎时，误将邻居彼得·拉维奇五岁的小儿子达斯蒂打死。经过警方的仔细讯问后，兰周被无罪释放，但艾恩夫妇却无法逃避那个弱小生命的死亡带来的愧疚和自责。在奥吉布瓦汗屋仪式中他们似乎得到了神灵的启示，于是强忍悲痛，将自己的小儿子拉罗斯送给拉维奇一家抚养，他们以这种古老的正义来弥补自己的过失给受害者家庭造成的巨大创伤。
达斯蒂的死亡给拉维奇一家带来的打击是难以想象的。尤其是对于彼得的妻子诺拉而言，达斯蒂的死不仅使她失去了最钟爱的孩子，还意味着她永远不可能再有自己的儿子了。在此之前，她已经被诊断丧失了生育能力。这一残酷的事实让诺拉一时间难以承受，她一度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行为举止变得反常。然而，达斯蒂的死并不是拉维奇一家遭受创伤的唯一原因。从根本上说，诺拉的伤痛源于她无可排解的孤独。诺拉的父亲是《鸽灾》中狂热的宗教领袖比利，她的母亲莫恩由于无法忍受丈夫无休止的家暴，用蛇毒将其父杀死。父亲的残暴和母亲的冷漠使诺拉形成了孤僻的性格。她与同父异母的姐姐比邻而居却感情不睦；她常常对女儿麦琪莫名其妙地动怒；面对体贴入微的丈夫，他们之间仿佛也总是有一道隔阂。对于彼得来说，随着千禧年的临近，末世预言的恐惧一直在他心头挥之不去。而处于青春期的麦琪在家中一直忍受着母亲的冷落，在学校又遭到“四霸”的身体侵犯，也是伤痕累累。拉维奇一家的创伤经历已不仅仅是一个特例，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代美国人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普遍创伤的缩影。
然而拉维奇一家又是幸运的，因为有一个叫拉罗斯的小男孩进入了他们的生活。拉罗斯是厄德里克笔下最优雅的小精灵，他就像一个纯洁而善良的天使，于无声处轻轻地抚慰着人们心头被撕裂的伤口。
拉罗斯对诺拉的疗救在于耐心的陪伴。为了安慰养母的思子之情，任凭诺拉一遍又一遍地给他读《野兽家园》，拉罗斯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厌烦和不满，因为他知道这是达斯蒂生前最喜欢的一本书，读这本书能让诺拉糟糕的心情恢复平静。当艾米琳无法忍受思子之痛，决心把拉罗斯要回来的时候，拉罗斯居然劝说母亲打消这个念头， “她（诺拉）会非常难过。如果她太难过，她会死的。”作为死去的达斯蒂的朋友，拉罗斯认为自己有义务“对他的家人负责”。一次，诺拉无意间看到拉罗斯獨自在房间里与死去的达斯蒂进行一场虚拟游戏。在印第安人的信仰中， 人与自然不可分割，人死后他的灵魂不会因为肉体的死亡而消亡， 而是返回自然，默默关注自己的家人。五岁的拉罗斯自然无法领悟这番深刻的哲学思想，但印第安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无意识地感到，他的小伙伴达斯蒂依然生活在他身边。就在那一刻，拉罗斯专注的表情和无邪的童真使诺拉最终解开了萦绕已久的心结，既然生与死的世界是相通的，既然拉罗斯都能毫无阻碍地和另一个世界的达斯蒂一起玩耍，那么达斯蒂一定就在家的周围，他们之间的距离也许并非想象中的那么遥远。于是，“某种未知的、内在的东西得到了修复。她感到不孤独了”。渐渐地，诺拉发现，和拉罗斯独处、陪他玩耍的时候，死去的达斯蒂仿佛又回到了自己身边，拉罗斯爽朗的笑声、跳跃的身影一点一点地融化了她冰冷而绝望的心，她开始振作起来，慢慢走出了达斯蒂死亡的阴影。
拉罗斯与麦琪之间的姐弟情谊感人至深，它温暖着拉罗斯幼小的心灵，也抚平了麦琪莫名的伤痛。当得知麦琪遭到校园“四霸”的欺辱时，瘦小的拉罗斯苦练拳击，要为姐姐讨回公道。当麦琪察觉到母亲的自杀倾向时，她首先想到的是找拉罗斯商量对策。拉罗斯带给麦琪快乐与温暖，帮助她顺利地度过了叛逆期，她不仅在家中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大为缓和，在学校里也重新找回自己的位置。
拉罗斯的天真与善良还挽救了两个家庭。为了防止诺拉心理崩溃而做出傻事，拉罗斯小心翼翼地把家里一切他所能想到的与自杀有关的东西都藏了起来，他还把彼得猎枪中的子弹一一卸掉。这些看似幼稚的举动，不仅一次次阻挠了诺拉自杀的念头，还在彼得举枪瞄准兰周意欲复仇的关键时刻，挽救了两个父亲。
厄德里克对拉罗斯的描述是真实可信的。拉罗斯并非是一个无所不能、救人于危难的圣人或天使，他只是一个心地善良、纯真可爱的普通孩童。然而，和他同名的女性祖先们神奇的疗伤力量赋予了他一颗宽容而平和的心，他对拉维奇一家的心灵疗救完全源于人类最本真的情感和品质，正是他纯洁而善良的童心触动了成人们内心中最柔软的部分。于是，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之冰渐渐消融，人们内心的创伤也开始慢慢愈合。
拉罗斯家族：奥吉布瓦人的疗伤者
当然，《拉罗斯》讲述的绝不仅仅是拉维奇一家与艾恩一家的个人恩怨，与前两部小说一样，厄德里克依然在作品中将普通印第安人的命运与美国的历史事件和印第安政策联系在一起。在这部小说中，她侧重讲述的是美国政府的同化政策——尤其是强制印第安儿童进入寄宿学校的制度——给奥吉布瓦人带来的伤痛。19世纪70年代末，美国政府开始大规模兴办专为印第安儿童设立的寄宿学校。这些学校大部分都远离印第安人保留地，教学设施简陋，物资短缺，卫生状况堪忧。印第安儿童很小就被迫离开父母家人和熟悉的部落，在一个陌生而恶劣的环境中，接受严苛的近乎军事化的管理，他们内心的迷惘和苦楚难以言表。 《拉罗斯》中好几代印第安人都曾有过这种不堪回首的经历。在寄宿学校，一切与印第安文化相关的东西都会被没收，白人统治者通过这种隔离家人、隔离传统的教育方式，力求最大程度地消除印第安传统价值观和宗教信仰对部落儿童的影响。孩子们在寄宿学校也不能说自己的本民族语言，所有学科都是用英语来授课。古吉·塞昂哥在《精神去殖民》一书中指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民族历史的记忆库，语言的产生、发展、储存、代际间传播与民族文化水乳交融……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就失去了与文化传统的纽带。”这种对部落传统和语言难以割舍的伤痛，以无意识的形态传递给后代，“在后代的心理空间中重复表演，形成作为创伤间接承受者的后代自我心理的分裂”。蜜拉杰和她的女儿、孙女、重孙女在幼年时都被送进了寄宿学校，深深印刻在她们体内的代际创伤随着血液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来。皮斯夫人是蜜拉杰的重孙女，在寄宿学校的日子里，她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无法被人发现的地方，直到有一天房子本身被推倒或者烧掉，这样，那些墙所承受的所有悲伤和斗争都会付之一炬，烟灰飘向家乡”。数年后，兰周在去往寄宿学校的汽车底座下看到了皮斯太太刻的字。他盯着那些字，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即使到了寄宿学校也没有醒来。对于所有像兰周一样懵懵懂懂的印第安孩子来说，寄宿学校的那段日子也许真的就是一个可怕的梦魇。
然而，小说中的蜜拉杰开创的是一个传奇的家族，家族中几乎每一代都会出现一个拉罗斯，这些名字的背后承载着几代奥吉布瓦人辛酸的历史与记忆，但人们仍坚守着这个名字。它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人们饱受创伤、迷茫无助的时候，拉罗斯们就会挺身而出，他们在白人文化的强势压迫下，顽强地坚守着奥吉布瓦人的文化传统，用温情与友爱默默地抚平人们心头的伤痕，指引着每一代奥吉布瓦人从部族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自信而勇敢地继续前行。
蜜拉杰是家族中的第一个拉罗斯，年幼时被卖给了一个白人皮货商，她拒绝被奴役，抵制白人寄宿学校的强制同化，成了一名受人爱戴的教师和疗伤师。蜜拉杰的女儿、女儿的女儿……都进过寄宿学校，但最终她们都成为了教师，“学习了两种语言，数学达到四级水平，都会种植花草，离地飞翔”。皮斯夫人有一个收藏盒，里面装着证书、学校的记录、诗歌的剪贴、过去的书信等等，艾米琳称其为历史协会。在兰周情绪极度低落的时候，皮斯夫人从盒子里取出一张纸条，那是兰周小时候逃离寄宿学校被抓回来后写下的保证。孩子在面临困难的时候选择逃跑，但作为奥吉布瓦人，他们无处可逃，与其千方百计地回避困难，不如勇敢地面对现实。看到那张纸条，兰周坚定地承诺，“我不会逃跑了”。
奥吉布瓦人这种坚定的信念来自于他们世代传承的民族传统和历史使命感。艾恩一家的房子是在他们祖先曾经居住过的小木屋基础上扩建的。
“他们知道，如果把一层层的石膏板和灰泥从墙上扒下来，他们就能发现小木屋的内柱和土墙，这令他们有一种满足感。所有的第一代家庭成员—婴儿们、母亲们、叔舅們、孩子们、姑姨们、祖父母们—都在结核病和白喉病的侵袭下、在悲痛而又没有尽头的家庭茶聚中、在既欢闹又神圣、带点黄色调调而又神奇的故事中离开了人世。他们在现在的客厅那个地方生活过，也在那里死去，而且在他们中间总有一个拉·罗斯。”
许多人在印第安保留地都经历过这种生活，也理解这种生活，在保留地上，过去的痛苦与荣光不会被人们遗忘，它们都成为印第安各民族历史基石的重要部分，印第安人民的现在与未来都构建在这一基础之上。在白人主流文化的冲击中，每一代的拉罗斯都牢记自己的使命，努力将部落的历史与文化的传承下来，帮助人们重塑对未来生活的信心，用浓浓的部落亲情抚平人们心头的创伤，她们已经成为小说中疗伤者的代名词。
厄德里克：小说之外的疗伤者
在《拉罗斯》中，奥吉布瓦人用古老的部落修复式正义解决了令人棘手的现代社会的正义问题，弥合了拉维奇一家的心理创伤，也向世人彰显了奥吉布瓦人的胸怀与智慧。厄德里克说，这种行为源于美国土著传统，它“一直是土著人生活的一部分，在你有困难的时候，把孩子交给一个姐妹或是别的什么人来抚养一段时间，这是土著人的一种能力”。厄德里克坚信，在保留区的土地上，有一些精神持久永存，在西方文明竭力扼杀印第安文明之时，本土居民以另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另一种宽恕的方式顽强地活了下来。
值得关注的是，厄德里克在小说中不仅娓娓讲述了奥吉布瓦人遭受的代际创伤，还细致描述了整个人类遭受的普遍创伤。拉维奇一家的不幸遭遇，是当代美国人在局部战争、恐怖事件频发的背景下遭遇普遍的心理创伤的真实再现。两种创伤的并置，无疑拉近了白人读者与本土裔读者的距离。的确，创伤是全世界各个民族都可能遭受的不幸，也许只有彼此关爱，相互包容，才能帮助人们共同摆脱命运的羁绊。而本土居民治愈创伤的独特方式——宽容与关爱——值得所有人借鉴。
于疗伤而言，人们总是期盼身边能有一个拉罗斯式的人物，他（她）的平和与宽容会一点一点地抹平痛苦的记忆，燃起人们开始新生活的希望。于叙事而言，人们则渴望听到更多能够触动所有人心灵而又独具印第安色彩的传奇故事。幸运的是，对于当代美国人来说，他们拥有路易斯·厄德里克——一个小说之外的疗伤者。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本文为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美国本土裔小说正义主题研究”（15YJC75203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