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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1988年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建国三十九年，头八年好，后十年也好，当中那些年受到‘左’的干扰，情况不大好。”
为什么出现邓小平所说的好与“不大好”的差别？首先是思想路线问题。
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我们党的一大优点。90年来，党的思想路线经历了形成和重新确立的曲折过程。历史经验表明，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并使之得到贯彻。
思想路线的确立：从陈独秀、张闻天到毛泽东
1922年创办的，由邓中夏、刘仁静、施存统、蔡和森等人先后任主编的《先驱》杂志，在发刊词中就说，要“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转引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我们党成立以后，陈独秀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撰写和发表了许多文章和文献，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动力等问题。特别是他为党的二大起草的《宣言》，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使之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从而破天荒地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此后，陈独秀又撰写了许多文章，对中国革命问题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2年8月）一文，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中国农民问题》（1923年7月）一文，是中国共产党人较早研究农民问题的文章，当时就得到“精审可观”的评价。陈独秀的这些论著，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辩证地分析问题，这表明，他有一条大体正确的思想路线。
在我们党内，较早较自觉地重视思想路线的是毛泽东。他在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他鲜明地反对脱离中国实际的本本主义，明确提出，共产党人要有从斗争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篇文章讲的就是思想路线问题，他从中国革命胜利的高度阐明思想路线的重要性，而且使用了“思想路线”的提法。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反思教条主义的错误。他在一些重要会议的讲话和起草的文件中强调：要将马列主义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1936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的报告）对于马列主义来说，“现成的到处适用的药方是没有的”，“现在严重的问题就是如何灵活地应用马列主义到中国的环境中来”。（1937年5月在党代会上的讲话，转引自杨奎松《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和原由》）张闻天在1940年2月起草的《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方法是国际性的，但我们是在中国做组织工作，一定要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正确认识这些特点，再来决定我们的斗争形式、组织工作、工作方法。”作为党的总书记，张闻天的这些讲话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形成，无疑起了积极作用。可贵的是，张闻天一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就在严酷险恶的现实中一以贯之地坚持，终其一生。
延安整风，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集中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毛泽东在一系列关于整风的重要讲话中，深入揭露批判了教条主义者理论和实际分离的错误思想路线，并创造性地用“实事求是”四个字，来表述党的思想路线。他说，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他提出，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样的认识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通过延安整风，党的广大干部和党员理解和掌握了实事求是的真谛，学会了正确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
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充分肯定了整风取得的思想成果，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作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而且列为首位。这就表明，实事求是已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总结长期革命实践经验的结晶，是全党同志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共同努力探索的结果。毛泽东是这条思想路线的主要创立者。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何坚持实事求是？对此，毛泽东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其中有两条特别重要：
一是要懂得和了解理论、历史、现状。毛泽东提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实事求是是有前提的，要有理论的素养，要有对实际的深刻了解。而所谓实际，包括现实和历史、国内和国际。作为领导干部，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主观条件），就很难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二是要掌握“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强调，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这是同教条主义者根本不同的态度和方法。抽象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教条，搞照搬照套，这是贯彻党的思想路线始终要注意防止和克服的。
思想路线的偏离与重新确立：教训换来的共识
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重大决策，并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顺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的头8年，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
邓小平在1988年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建国三十九年，头八年好，后十年也好，当中那些年受到‘左’的干扰，情况不大好。”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邓小平这个判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在这三个时期中，为什么出现好与“不大好”的差别？首先是思想路线问题。
邓小平说的“当中那些年”，约有21年。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在领导思想上逐渐离开了正确的思想路线。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其实，在“文革”以前10年中的不少论点，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阶级斗争问题等，也是这样。
这表明，那段时期，党的指导思想偏离甚至抛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值得我们珍视的是，在这一时期，我们党内有一些同志，力图从实际出发办事，努力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子恢敢于顶住压力，坚决反对农业合作化冒进。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同志提出既要反对右倾保守，也要反对急躁冒进。彭德怀敢于揭露“大跃进”中的错误。邓小平在1962年讲怎样恢复农业生产时说：“我们之所以能够打倒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他针对全国统一的人民公社提出批评：“轻易地实行全国统一。有些做法应该充分地照顾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和特殊情况，我们没有照顾，太轻易下决心，太轻易普及。”（《邓小平文选》第1卷）邓小平讲的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张闻天更为突出，早在1957年就指出，“经济建设追求先进指标，忘记了我们还很落后”，直言国内建设中的缺点“是要求太高、太急、太大”。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以后，一场政治风暴即将降临。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张闻天挺身而出，将个人得失安危置之度外，作了长篇发言，系统且有理有据地讲了“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错误。他特别提出，对于缺点和错误，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就触及了思想路线问题。
问题在于，为什么在前一阶段能够提出并很好地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新的历史阶段却走到了反面呢？为什么坚持实事求是的人反而受到打击呢？这些，是至今仍需要认真研究总结的问题。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深入探讨，但以下两点是很明显的：一是认识主体的问题，二是制度保障问题。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面临着拨乱反正的历史课题。历史把思想路线问题提到了首要地位。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的概念，给人们以很大启发。1977年底，出现了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的对立，这实际上是两条思想路线的对立。经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推倒了“两个凡是”，我们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说，这是我们党的“基本建设”。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邓小平精辟地阐述了党的思想路线。他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文选》第2卷）1982年党的十二大，党的思想路线被写进了党章。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十二大党章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条思想路线，不但恢复了实事求是的内容，而且增加了实践标准的内容。这是思想路线的重要发展。
经过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党章几经修改，但思想路线的文字表述一字未改。这说明，全党对思想路线已取得了高度共识。
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需要健全的机制和纠错的勇气
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实事求是，二是实践标准，二者是有机统一的。
实事求是，这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实践标准，这是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将实践标准写进党的思想路线，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要成果，具有深远的意义。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20多年的“左”，反映在一系列理论观点和路线方针政策决策上，长期得不到纠正。在这一相当长的时期中，生产力发展迟缓，经济陷入困境，人民生活长期贫穷，出现人口非正常死亡、冤假错案很多等一系列严酷事实，特别是“文革”那样长时间的全局性的严重的灾难。这些，都在不断检验着“左”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社会一再发出警讯。但由于认识的主体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失去了接受实践检验的自觉和勇气，又没有纠错的机制，因而不能运用实践标准检验已有的认识，致使错误思想延续下去。回顾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党的认识史，对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将实践标准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内容的极端重要性。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但要有很高的思想理论水平，特别要有在实践检验基础上自我纠错的勇气，还要有健全的机制，主要是要有完善的健全的民主制度。
过去90年的探索、奋斗换来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今后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不断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仍是党的一项基本建设。我们既要珍视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也要记取由于偏离、抛开正确的思想路线，特别是由于不能自觉接受实践检验，而导致严重后果的深刻教训。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为什么出现邓小平所说的好与“不大好”的差别？首先是思想路线问题。
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我们党的一大优点。90年来，党的思想路线经历了形成和重新确立的曲折过程。历史经验表明，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并使之得到贯彻。
思想路线的确立：从陈独秀、张闻天到毛泽东
1922年创办的，由邓中夏、刘仁静、施存统、蔡和森等人先后任主编的《先驱》杂志，在发刊词中就说，要“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转引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我们党成立以后，陈独秀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撰写和发表了许多文章和文献，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动力等问题。特别是他为党的二大起草的《宣言》，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使之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从而破天荒地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此后，陈独秀又撰写了许多文章，对中国革命问题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2年8月）一文，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中国农民问题》（1923年7月）一文，是中国共产党人较早研究农民问题的文章，当时就得到“精审可观”的评价。陈独秀的这些论著，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辩证地分析问题，这表明，他有一条大体正确的思想路线。
在我们党内，较早较自觉地重视思想路线的是毛泽东。他在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他鲜明地反对脱离中国实际的本本主义，明确提出，共产党人要有从斗争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篇文章讲的就是思想路线问题，他从中国革命胜利的高度阐明思想路线的重要性，而且使用了“思想路线”的提法。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反思教条主义的错误。他在一些重要会议的讲话和起草的文件中强调：要将马列主义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1936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的报告）对于马列主义来说，“现成的到处适用的药方是没有的”，“现在严重的问题就是如何灵活地应用马列主义到中国的环境中来”。（1937年5月在党代会上的讲话，转引自杨奎松《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和原由》）张闻天在1940年2月起草的《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方法是国际性的，但我们是在中国做组织工作，一定要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正确认识这些特点，再来决定我们的斗争形式、组织工作、工作方法。”作为党的总书记，张闻天的这些讲话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形成，无疑起了积极作用。可贵的是，张闻天一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就在严酷险恶的现实中一以贯之地坚持，终其一生。
延安整风，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集中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毛泽东在一系列关于整风的重要讲话中，深入揭露批判了教条主义者理论和实际分离的错误思想路线，并创造性地用“实事求是”四个字，来表述党的思想路线。他说，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他提出，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样的认识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通过延安整风，党的广大干部和党员理解和掌握了实事求是的真谛，学会了正确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
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充分肯定了整风取得的思想成果，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作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而且列为首位。这就表明，实事求是已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总结长期革命实践经验的结晶，是全党同志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共同努力探索的结果。毛泽东是这条思想路线的主要创立者。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何坚持实事求是？对此，毛泽东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其中有两条特别重要：
一是要懂得和了解理论、历史、现状。毛泽东提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实事求是是有前提的，要有理论的素养，要有对实际的深刻了解。而所谓实际，包括现实和历史、国内和国际。作为领导干部，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主观条件），就很难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二是要掌握“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强调，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这是同教条主义者根本不同的态度和方法。抽象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教条，搞照搬照套，这是贯彻党的思想路线始终要注意防止和克服的。
思想路线的偏离与重新确立：教训换来的共识
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重大决策，并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顺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的头8年，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
邓小平在1988年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建国三十九年，头八年好，后十年也好，当中那些年受到‘左’的干扰，情况不大好。”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邓小平这个判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在这三个时期中，为什么出现好与“不大好”的差别？首先是思想路线问题。
邓小平说的“当中那些年”，约有21年。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在领导思想上逐渐离开了正确的思想路线。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其实，在“文革”以前10年中的不少论点，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阶级斗争问题等，也是这样。
这表明，那段时期，党的指导思想偏离甚至抛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值得我们珍视的是，在这一时期，我们党内有一些同志，力图从实际出发办事，努力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子恢敢于顶住压力，坚决反对农业合作化冒进。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同志提出既要反对右倾保守，也要反对急躁冒进。彭德怀敢于揭露“大跃进”中的错误。邓小平在1962年讲怎样恢复农业生产时说：“我们之所以能够打倒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他针对全国统一的人民公社提出批评：“轻易地实行全国统一。有些做法应该充分地照顾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和特殊情况，我们没有照顾，太轻易下决心，太轻易普及。”（《邓小平文选》第1卷）邓小平讲的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张闻天更为突出，早在1957年就指出，“经济建设追求先进指标，忘记了我们还很落后”，直言国内建设中的缺点“是要求太高、太急、太大”。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以后，一场政治风暴即将降临。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张闻天挺身而出，将个人得失安危置之度外，作了长篇发言，系统且有理有据地讲了“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错误。他特别提出，对于缺点和错误，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就触及了思想路线问题。
问题在于，为什么在前一阶段能够提出并很好地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新的历史阶段却走到了反面呢？为什么坚持实事求是的人反而受到打击呢？这些，是至今仍需要认真研究总结的问题。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深入探讨，但以下两点是很明显的：一是认识主体的问题，二是制度保障问题。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面临着拨乱反正的历史课题。历史把思想路线问题提到了首要地位。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的概念，给人们以很大启发。1977年底，出现了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的对立，这实际上是两条思想路线的对立。经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推倒了“两个凡是”，我们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说，这是我们党的“基本建设”。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邓小平精辟地阐述了党的思想路线。他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文选》第2卷）1982年党的十二大，党的思想路线被写进了党章。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十二大党章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条思想路线，不但恢复了实事求是的内容，而且增加了实践标准的内容。这是思想路线的重要发展。
经过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党章几经修改，但思想路线的文字表述一字未改。这说明，全党对思想路线已取得了高度共识。
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需要健全的机制和纠错的勇气
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实事求是，二是实践标准，二者是有机统一的。
实事求是，这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实践标准，这是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将实践标准写进党的思想路线，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要成果，具有深远的意义。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20多年的“左”，反映在一系列理论观点和路线方针政策决策上，长期得不到纠正。在这一相当长的时期中，生产力发展迟缓，经济陷入困境，人民生活长期贫穷，出现人口非正常死亡、冤假错案很多等一系列严酷事实，特别是“文革”那样长时间的全局性的严重的灾难。这些，都在不断检验着“左”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社会一再发出警讯。但由于认识的主体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失去了接受实践检验的自觉和勇气，又没有纠错的机制，因而不能运用实践标准检验已有的认识，致使错误思想延续下去。回顾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党的认识史，对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将实践标准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内容的极端重要性。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但要有很高的思想理论水平，特别要有在实践检验基础上自我纠错的勇气，还要有健全的机制，主要是要有完善的健全的民主制度。
过去90年的探索、奋斗换来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今后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不断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仍是党的一项基本建设。我们既要珍视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也要记取由于偏离、抛开正确的思想路线，特别是由于不能自觉接受实践检验，而导致严重后果的深刻教训。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