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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欧洲是未来全球化的焦点所在。
如果欧洲成功地实现政治、财政和银行业的主权集中，那将意味着，我们将摆脱分裂状态，创造出一种新的治理形式，对整个世界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
如果欧元区不能建立一种治理机制，支持国家主权在高于各国的层面上集中起来，那么国际合作的希望将会消弭。
如果欧洲失败，我们将步入一段去全球化的严峻时期。
全球经济正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同时，发达国家正在经历一场宏观经济架构的重大试验和变革，这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不亚于二战后全球金融体系的重建。债务问题悬而未决，全球宏观经济严重扭曲，各国面临政策调整的反向激励，政府职能缺陷掣肘欧美危机的解决，全球经济面临日益分裂的风险。
当步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分化和割裂，告别多边化，我称之为一种布雷顿森林时代（Bretton Woods era）的终结。而我们面临的更大问题是：全球经济如何应对自身的分裂？
分析师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es）2012年夏季在一篇有趣的专栏文章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分歧状态下，如何实施治理？如果多边主义无法将各国捆绑在一起，我们是否要求助于区域性集团？更广泛而言，是什么正面临风险，而我们又能借助国际金融中的新“地理学”概念轻易掌控？这种新“地理学”概念意味着，国际金融关系将不再由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定义，而将由更多样化的参与者决定，包括巴西、印度、中国等国。正如过去欧美难以接受日本崛起为经济强国，对于中国、印度、巴西和韩国的崛起，它们也可能会感到焦虑。它们能否做到保持自信和建设性？它们是否还能描绘出未来的精美蓝图，阐明如何降低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增强其适应性？
全球经济的试验和变革
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比如解决债务问题，全球经济失衡，货币政策的性质，以及恢复全球增长，新兴经济体显然都有必要在全球经济的集体管理中尽自己的一份力。事情发展到当前这一步，已给国际经济造成了严重扭曲。发达国家央行购买国内资产，新兴经济体央行购买外国资产，这些都扩大了资产负债表，导致了前所未有的货币扩张。尽管美联储（FED）采取极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美国经济却仍未走强。
欧洲货币政策之所以在刺激经济方面作用有限，或许是因为，这种货币扩张从本质上并不利于信贷扩张，原因是货币基础主要是通过有抵押的资金流产生的，而抵押品是实行去杠杆化的政府所发行的证券。另一方面，欧洲央行（ECB）的货币政策仍然过紧，使欧元无法实现足够幅度的贬值，从而帮助经济复苏。即使出现提升竞争力的调整，比如相对单位劳动成本的变化，财政整固以及专门针对金融行业的新制度，这些措施仍可能被认为“不足”，一些批评人士还可能将之斥为导致欧元区滑向“失去的10年”的祸首。
美国正面临财政悬崖，持续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达到和平时期前所未闻的程度，长期失业率也达到空前水平。
在日本，财政赤字和债务继续保持在史无前例的水平，经济增长持续低迷，这要求日本实施一场重大试验，即要求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设定通胀目标，一劳永逸地解决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困扰日本的通缩问题，也就是说，又一场重大试验也在酝酿之中。
最后，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已无法再保障自身的强劲增长，它正进入转型的10年，放弃出口推动型增长模式，转而依赖内需。这也是一场重大的试验和转型，也将对世界稳定产生巨大影响。
欧元区：竞争力不再，增长失速
未来10年，欧洲将发生重大调整。欧洲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们认为，欧洲是未来全球化的焦点所在。如果欧洲成功地实现政治、财政和银行业的主权集中，那将意味着，我们将摆脱分裂状态，创造出一种新的治理形式，对整个世界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
货币联盟的第一个10年太顺利了。货币一体化快速推进，信贷跨境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各国利率近乎完美地趋同，当时看起来，欧元区仿佛另一个美国：货币状况几乎相同；信贷流向存在需求的地方；汇率风险得以消除；未来一片光明。
由于信贷大规模流入，一些欧元区外围国家看上去一片繁荣。廉价信贷的供应导致支出大幅增加，私人和公共领域都是如此。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储蓄率急剧下降。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甚至爱尔兰，都纷纷滑向了巨额经常账户赤字。赤字得到信贷流入的弥补，也反映出国内需求大大超过了GDP。曾有一段时间，这种状况看上去像是一个新的繁荣阶段，而赶超其他欧元区成员国的需要，为之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其过程也有其积极因素：西班牙有好几年都处于预算盈余状态；希腊的生产率极大提高；爱尔兰出口不断扩大。消极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支出增长的主要受益者是非贸易部门，相对于贸易部门，这些部门的价格水平持续上升。这不啻于实际汇率升值，导致这些国家的竞争力不断下降。它们的经常账户赤字不再仅仅是过度支出的问题，而更多是结构性的长期问题。
在爱尔兰和西班牙，过度信贷和过度支出的浪潮发展为庞大的房地产泡沫，对其银行业造成了巨大冲击。葡萄牙和希腊的房地产问题要小得多，但过度负债和膨胀的非贸易部门，也将银行推入一种十分脆弱的境地。结果，当狂欢趋近尾声：信贷不再流入这些国家，金融界认识到这些国家的财政状况可不像德国那样稳健，真相就要浮出水面：狂欢是不可持续的。此时，这些国家已背负太多外债，丧失了竞争力，银行业又濒临绝境，于是它们成了真正的麻烦，因为人们已经不相信它们的国债还能为继。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发现很难吸引投资者的兴趣，原因是积蕴已深的结构性问题使人们对增长前景产生了严重质疑，投资者无法相信：自己的投资能够收回。
因此，欧元区危机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财政上的挥霍无度，而是更为严重的竞争力和增长问题。财政赤字可以迅速减少；如果增长面临的障碍是结构性的，即是由资源错误配置、非贸易部门过度增长、实际汇率高估和银行业的极端脆弱造成的，那么，增长的恢复就会困难得多。
政治上相互依存和欧盟成员国的主权让渡
随着投资者越来越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及其长期影响，政策制定者也意识到自己面临艰巨挑战。欧洲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资助的调整计划变得势在必行；这些计划不能简单地采取IMF的典型做法，即恢复财政纪律和通过货币贬值重获竞争力。在固定汇率下，通过将资源从非贸易部门转移到贸易部门的方式来恢复经济平衡，难度将更大。从之前政策中获益的既得利益方将强烈抵抗，同时，金融部门无法以有吸引力的条件，为必要的投资提供融资，使贸易部门恢复更健康、更具竞争力的状态。
政策制定者意识到，货币联盟的要求遠远高于财政纪律。事实很明显：竞争力的系统性丧失，为支撑消费支出和房地产投资而举借的巨额外债，以及非贸易部门的虚幻增长，都导致了政策立场的不连贯，而这又进一步给增长带来难以移除的障碍，使人们完全有理由质疑债务的可持续性，吓得投资者逃离这些国家。政策制定者都已醒悟，货币联盟要想得以维系，就必须恢复有序的政策，不仅是财政政策，还包括竞争力、开放和潜在增长方面的政策。政客们慢慢才理解到一个不容抗拒的事实：欧元不但要求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还要求政治上的相互依存。
欧洲一体化进程现在进入到国家主权的核心领域：增税、分配资源和执行财政法规的权力。要想让欧元区国家的不满选民接受主权的进一步转移，必须让他们各自国家的议会在欧盟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
如要展望欧洲的未来，就必须先回顾二战以来已经取得的成就：关税联盟、单一市场、单一货币，以及联盟扩大的路径。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必须包括在欧元区层面更多地分享权力，但这涉及到各国主权的核心。通过将决策权集中和施行中央决策，我们必将能够结束危机。我们需要一揽子举措，欧元区当前的17个成员国应依据它共同决策。欧盟将继续与这17个国家分享一些事务；这些国家将有必要签订一项协议，阐明未来如何治理欧元区，朝着建立真正的货币、财政、银行业和政治联盟前进。这些联盟建成之时，应通过签署条约加以确认，并让市场确信其是无可逆转的。
因此，欧洲局势的进展对全球其他地区有着重大影响。如果欧元区不能建立一种治理机制，支持国家主权在高于各国的层面上集中起来，那么国际合作的希望将会消弭。如果欧洲失败，我们将步入一段去全球化的严峻时期。
如果欧洲成功地实现政治、财政和银行业的主权集中，那将意味着，我们将摆脱分裂状态，创造出一种新的治理形式，对整个世界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
如果欧元区不能建立一种治理机制，支持国家主权在高于各国的层面上集中起来，那么国际合作的希望将会消弭。
如果欧洲失败，我们将步入一段去全球化的严峻时期。
全球经济正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同时，发达国家正在经历一场宏观经济架构的重大试验和变革，这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不亚于二战后全球金融体系的重建。债务问题悬而未决，全球宏观经济严重扭曲，各国面临政策调整的反向激励，政府职能缺陷掣肘欧美危机的解决，全球经济面临日益分裂的风险。
当步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分化和割裂，告别多边化，我称之为一种布雷顿森林时代（Bretton Woods era）的终结。而我们面临的更大问题是：全球经济如何应对自身的分裂？
分析师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es）2012年夏季在一篇有趣的专栏文章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分歧状态下，如何实施治理？如果多边主义无法将各国捆绑在一起，我们是否要求助于区域性集团？更广泛而言，是什么正面临风险，而我们又能借助国际金融中的新“地理学”概念轻易掌控？这种新“地理学”概念意味着，国际金融关系将不再由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定义，而将由更多样化的参与者决定，包括巴西、印度、中国等国。正如过去欧美难以接受日本崛起为经济强国，对于中国、印度、巴西和韩国的崛起，它们也可能会感到焦虑。它们能否做到保持自信和建设性？它们是否还能描绘出未来的精美蓝图，阐明如何降低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增强其适应性？
全球经济的试验和变革
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比如解决债务问题，全球经济失衡，货币政策的性质，以及恢复全球增长，新兴经济体显然都有必要在全球经济的集体管理中尽自己的一份力。事情发展到当前这一步，已给国际经济造成了严重扭曲。发达国家央行购买国内资产，新兴经济体央行购买外国资产，这些都扩大了资产负债表，导致了前所未有的货币扩张。尽管美联储（FED）采取极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美国经济却仍未走强。
欧洲货币政策之所以在刺激经济方面作用有限，或许是因为，这种货币扩张从本质上并不利于信贷扩张，原因是货币基础主要是通过有抵押的资金流产生的，而抵押品是实行去杠杆化的政府所发行的证券。另一方面，欧洲央行（ECB）的货币政策仍然过紧，使欧元无法实现足够幅度的贬值，从而帮助经济复苏。即使出现提升竞争力的调整，比如相对单位劳动成本的变化，财政整固以及专门针对金融行业的新制度，这些措施仍可能被认为“不足”，一些批评人士还可能将之斥为导致欧元区滑向“失去的10年”的祸首。
美国正面临财政悬崖，持续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达到和平时期前所未闻的程度，长期失业率也达到空前水平。
在日本，财政赤字和债务继续保持在史无前例的水平，经济增长持续低迷，这要求日本实施一场重大试验，即要求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设定通胀目标，一劳永逸地解决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困扰日本的通缩问题，也就是说，又一场重大试验也在酝酿之中。
最后，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已无法再保障自身的强劲增长，它正进入转型的10年，放弃出口推动型增长模式，转而依赖内需。这也是一场重大的试验和转型，也将对世界稳定产生巨大影响。
欧元区：竞争力不再，增长失速
未来10年，欧洲将发生重大调整。欧洲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们认为，欧洲是未来全球化的焦点所在。如果欧洲成功地实现政治、财政和银行业的主权集中，那将意味着，我们将摆脱分裂状态，创造出一种新的治理形式，对整个世界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
货币联盟的第一个10年太顺利了。货币一体化快速推进，信贷跨境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各国利率近乎完美地趋同，当时看起来，欧元区仿佛另一个美国：货币状况几乎相同；信贷流向存在需求的地方；汇率风险得以消除；未来一片光明。
由于信贷大规模流入，一些欧元区外围国家看上去一片繁荣。廉价信贷的供应导致支出大幅增加，私人和公共领域都是如此。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储蓄率急剧下降。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甚至爱尔兰，都纷纷滑向了巨额经常账户赤字。赤字得到信贷流入的弥补，也反映出国内需求大大超过了GDP。曾有一段时间，这种状况看上去像是一个新的繁荣阶段，而赶超其他欧元区成员国的需要，为之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其过程也有其积极因素：西班牙有好几年都处于预算盈余状态；希腊的生产率极大提高；爱尔兰出口不断扩大。消极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支出增长的主要受益者是非贸易部门，相对于贸易部门，这些部门的价格水平持续上升。这不啻于实际汇率升值，导致这些国家的竞争力不断下降。它们的经常账户赤字不再仅仅是过度支出的问题，而更多是结构性的长期问题。
在爱尔兰和西班牙，过度信贷和过度支出的浪潮发展为庞大的房地产泡沫，对其银行业造成了巨大冲击。葡萄牙和希腊的房地产问题要小得多，但过度负债和膨胀的非贸易部门，也将银行推入一种十分脆弱的境地。结果，当狂欢趋近尾声：信贷不再流入这些国家，金融界认识到这些国家的财政状况可不像德国那样稳健，真相就要浮出水面：狂欢是不可持续的。此时，这些国家已背负太多外债，丧失了竞争力，银行业又濒临绝境，于是它们成了真正的麻烦，因为人们已经不相信它们的国债还能为继。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发现很难吸引投资者的兴趣，原因是积蕴已深的结构性问题使人们对增长前景产生了严重质疑，投资者无法相信：自己的投资能够收回。
因此，欧元区危机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财政上的挥霍无度，而是更为严重的竞争力和增长问题。财政赤字可以迅速减少；如果增长面临的障碍是结构性的，即是由资源错误配置、非贸易部门过度增长、实际汇率高估和银行业的极端脆弱造成的，那么，增长的恢复就会困难得多。
政治上相互依存和欧盟成员国的主权让渡
随着投资者越来越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及其长期影响，政策制定者也意识到自己面临艰巨挑战。欧洲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资助的调整计划变得势在必行；这些计划不能简单地采取IMF的典型做法，即恢复财政纪律和通过货币贬值重获竞争力。在固定汇率下，通过将资源从非贸易部门转移到贸易部门的方式来恢复经济平衡，难度将更大。从之前政策中获益的既得利益方将强烈抵抗，同时，金融部门无法以有吸引力的条件，为必要的投资提供融资，使贸易部门恢复更健康、更具竞争力的状态。
政策制定者意识到，货币联盟的要求遠远高于财政纪律。事实很明显：竞争力的系统性丧失，为支撑消费支出和房地产投资而举借的巨额外债，以及非贸易部门的虚幻增长，都导致了政策立场的不连贯，而这又进一步给增长带来难以移除的障碍，使人们完全有理由质疑债务的可持续性，吓得投资者逃离这些国家。政策制定者都已醒悟，货币联盟要想得以维系，就必须恢复有序的政策，不仅是财政政策，还包括竞争力、开放和潜在增长方面的政策。政客们慢慢才理解到一个不容抗拒的事实：欧元不但要求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还要求政治上的相互依存。
欧洲一体化进程现在进入到国家主权的核心领域：增税、分配资源和执行财政法规的权力。要想让欧元区国家的不满选民接受主权的进一步转移，必须让他们各自国家的议会在欧盟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
如要展望欧洲的未来，就必须先回顾二战以来已经取得的成就：关税联盟、单一市场、单一货币，以及联盟扩大的路径。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必须包括在欧元区层面更多地分享权力，但这涉及到各国主权的核心。通过将决策权集中和施行中央决策，我们必将能够结束危机。我们需要一揽子举措，欧元区当前的17个成员国应依据它共同决策。欧盟将继续与这17个国家分享一些事务；这些国家将有必要签订一项协议，阐明未来如何治理欧元区，朝着建立真正的货币、财政、银行业和政治联盟前进。这些联盟建成之时，应通过签署条约加以确认，并让市场确信其是无可逆转的。
因此，欧洲局势的进展对全球其他地区有着重大影响。如果欧元区不能建立一种治理机制，支持国家主权在高于各国的层面上集中起来，那么国际合作的希望将会消弭。如果欧洲失败，我们将步入一段去全球化的严峻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