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招隐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最早大约是署名淮南小山的《招隐士》，这篇骚体小赋用主要的篇幅把隐士们生活的深山老林描写得相当可怕，最后发出呼唤道：
　　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汉朝的淮南王刘安喜欢养士，门下颇有些曾经隐入山林的人物，于是让他们继续呼朋引类，把尚未出山的都叫出来。秦汉之际天下大乱，隐居的士人中很有些先前的王公大人及其子孙；汉王朝建立后，陆续出来了一些，大约还有些隐藏得很深的逸民对于新的形势不大了解，所以淮南王刘安要手下的门客像叫魂似的把他们叫出来。
　　中国古代士人安顿自己无非是两条路：或者仕，或者隐，而流行的隐居手段就是逃避现实，遁入山林，住岩穴，吃野果，与世隔绝。这样自然就不能为社会做什么事，物质生活条件也很差，但这些乃是他们不降志(精神自由)、不辱身(人格独立)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所以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往往有用“招隐”为题的，其主题既有站在现有体制的立场上把隐士召唤出来的，但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站在隐士立场上向官员发出号召，请他们一道来归隐的。这后一种也被称为“反招隐”。价值观人生观不同，对当今形势的看法不同，于是立言也就很不同。中国古代又一向有些官员内心深处有某种归隐的情结，但是像陶渊明那样彻底实行的并不多见，大抵只是发发牢骚，说这公务实在干不得，其实仍然继续干下去。
　　例如西晋的文坛领袖张华(232-300)，早年曾作《鹪鹩赋》(《文选》卷十三)，鹪鹩这种小鸟对人来说没有什么用处，因此也就很安全，族类繁滋；张华抓住它这一特点来寄托自己的思想和情意：“其居易容，其求易给。巢林不过一枝，每食不过数粒。栖无所滞，游无所盘。匪陋荆棘，匪荣茞兰。动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顺理，与物无患。”大有庄子的意思。但张华其实是想大有一番作为的，从政非常热心，官也做得很大，他在郊外安排了一座别墅，有时到那里去放松一下自己。张华曾经写过两首《招隐诗》，从现存残句看去，他认为隐士其实并不打算隐到底，无非是躲起来等待时机，由此可知他本人的态度始终是积极入世的，其招隐之作同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方向基本一致。
　　西晋最重要的作家陆机(261-303)也有《招隐诗》(《文选》卷二十二、《陆机集》卷五)，其主题既不是要把隐士召出山林，也不主张反其道而行之，他有着独特的见解——
　　明发心不夷，振衣聊踯躅。踯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
　　朝采南涧藻，夕息西山足。轻条像云构，密叶成翠幄。
　　激楚伫兰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飞泉漱鸣玉。
　　哀音附灵波，颓响赴曾曲。至乐非有假，安事浇淳朴。
　　富贵苟难图，税驾从所欲。
　　诗的开始四句说自己心绪不宁，虽然人在仕途而颇有追随幽人进入浚谷去隐居之意；中间大段描写“幽人”即隐士的生活环境，山清水秀，时闻天籁，极其优美，生活也并不算艰苦——这已经不是老派隐士所居之山林，不是淮南小山《招隐士》所描写的可怕局面，而很有点像陆机青年时代在江南华亭隐居读书时的美好生活了。隐居生活既然这样令人向往，那么就归隐罢——但是陆机诗写到最后，忽然亮出底牌说，隐入浚谷并非人生道路的首选，首选还是在仕途上拼搏，争取“富贵”，只有在富贵弄不到手的时候，才去走退隐这条路。
　　如果说先前的人们往往将仕与隐看成是对立的范畴，二者只能选一，所以或劝隐士出山，或劝官僚退隐；那么陆机的人生设计是很有新意的，他认为无须一条路走到底，这里的关键只在于安排好选择的顺序：出仕并获取富贵当然列为第一，不得已而求其次，则隐居也可以考虑。
　　陆机这样考虑问题，同那个时代以及他本人的身份大有关系。西晋王朝统一了中国以后，原先属于对立面的孙吴士人，首先存在一个对新的中央政权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而如果要求进取，他们的处境和策略与那些一向在中原的士人必然有所不同。在陆机看来，作为“亡国之馀”已是二等百姓，隐居是好的；但是既然大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并且无可改变，那么只有承认这个大局并就此来争取个人的前途，重振家声。如果这条路实在走不通，那么也只得退隐了。
　　陆机的诗是这么写的，他安排自己的生活道路，也按照这样第一第二的顺序。在拼搏求“富贵”的道路上，他遇到过挫折，但总算还好，后期甚至还相当顺利，最让他兴奋的是，在他四十三岁这一年(太安二年，303)得到成都王司马颖的重用，荣升平原内史，又任前将军，假节，都督诸军事，手下有二十万大军(对外宣传号称百万)——这是由前属孙吴方面、后来跑到中原来的人们中最高的职务了。司马颖还许以更高的地位。在八王之乱的混乱政局中，形势往往有戏剧性的突然变化，一个进入中原未久的前“亡国之馀”忽居高位其实是很危险的，当时他手下已有不少人表示不服气；友人则劝他辞谢都督一职，让给中原出身的将领，陆机不听，富贵就在眼前，怎么可以拱手让人!
　　稍后陆机领兵出征，指挥不灵，连吃败仗，手下有人诬告他将要谋反，原先的宿敌也大进谗言，本来就没有主见、一味靠高贵的血统过日子的成都王司马颖忽然变卦，派牵秀来逮捕他；到这时候陆机才如梦初醒，悔不该没有及早退隐，但他还能保持住贵族的身段，《晋书》本传载：
　　机释戎服，著白袷，与(牵)秀相见，神色自若，谓秀曰：“自吴朝倾覆，吾兄弟宗族蒙国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王)命吾以重任，辞不获已，今日受诛，岂非命也!”因与(成都王司马)颖笺，词甚凄恻。既而叹曰：“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遂遇害于军中。时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
　　这时他才知道退隐的好处，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
　　“富贵苟难图，税驾从所欲”，这样的设想看上去很美，但如果弄得不好，陷得太深，则停止前进(“税驾”)向后转已经来不及了。
　　与陆机同时的大文学家左思(252-306)也写过两首《招隐诗》，其第一首以“杖策招隐士”发端，似乎同淮南小山之《招隐士》同一旨趣，而终于以“踌躇足力烦，聊欲投吾簪”结束——不但没有把隐士招出来，倒反而是自己也打算归隐了。这又是一种类型。
　　在实际生活中，左思也确实抛弃官场，躲进了自己经营的庄园。永宁元年(301)正月赵王司马伦称帝，三月齐王司马同自许昌起兵讨之，传檄天下，很快得到响应，赵王伦败亡，齐王同于六月率众人洛阳执政，聘请左思担任其记室参军；但左思婉转地谢绝了，其借口或说是“时为《三都赋》未成”(《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左)思别传》)，或记为“辞疾不就”(《晋书·左思传》)。不肯合作这样的话是不能直说的。上层绞斗、宦海风波令他心有余悸，对从政失去了兴趣，下决心过清贫而平静的隐士生活。他的《招隐诗》其二写道：
　　经始东山庐，果下自成榛。前有寒泉井，聊可莹心神。
　　峭倩青葱间，竹柏得其真。弱叶栖霜雪，飞荣流余津。
　　爵服无长玩，好恶有屈伸。结绶生缠牵， 弹冠去尘埃。
　　惠连非吾屈，首阳非吾任。相与观所尚，逍遥撰良辰。
　　诗的前半写他本人隐居的环境，这里是一处略具规模的庄园；后半则写自己痛感命运无常，仕途艰危，于是进而认识到“如柳下惠与少连，降志辱身，吾亦不以为屈；夷、齐不事周，居于首阳山，吾亦不以为仁”(《文选》吕向注)，道德没有什么固定的标准，完全视各人崇尚什么而定。传统的价值观念破产了，现在自己倾心于庄子的逍遥游，一味追求心灵的自由去了。他在《咏史》其八中又道：“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馀。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可见他对退出官场后物质生活水平必将下降，也有着比较充分的精神准备。或以为左思的《招隐诗》与张华的《招隐诗》作于同时，这是不可能的，在左思退隐的一年前，张华已死于司马伦发动的政变中。
　　由孙吴方面到洛阳来谋求政治出路的士人中也有在动乱中急流勇退的，一个著名的典型是张翰(生卒年不详)，《文选》卷二十九张翰《杂诗》题下李善注引《今书七志》云：“张翰，字季鹰，吴郡人也。文藻新丽，齐王同辟为东曹掾，睹天下乱，东归，卒于家。”张翰临回南方之前同顾荣(?-312)有过一段著名的对话：
　　翰谓同郡顾荣曰：“天下纷纷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荣捉其手，怆然曰：“吾亦与子采南山蕨，饮三江水尔!”翰以疾归，府以辄去除吏名。(《世说新语·识鉴》“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条注引《文士传》)
　　顾荣地位更高，名声更大，求退固然很难；就是张翰，也不便直接说明他本人匆匆归隐的真实原因，而以健康原因以及思念故乡的菰菜羹鲈鱼脍为名，在秋风中飘然归去，临行前又说了一句千古名言：“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世说新语·识鉴》)!此后不久，齐王囧很快就垮了台。
　　顾荣虽然没有回老家去，但从政相当消极，注意保护自己；他还和几个老朋友劝告锋芒太露的陆机及早回南方去，陆机哪里肯听(《晋书·陆机传》：“时中国多难，顾荣、戴若思等劝机还吴，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负其才望”无非是觉得自己求富贵并不难，重振家声的希望就在眼前，非得要死到临头才悔不当初。“名爵”“富贵”的诱惑力实在太强，陶渊明之大受后人景仰而难以企及，道理其在于此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