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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1899—1983），四川内江人，中国泼墨画家、书法家。20世纪50年代，张大千游历世界，获得巨大的国际声誉，被西方艺坛赞为“东方之笔”。
我早年有两件事，对我影响很大：一是被土匪掳去，被迫为土匪当了师爷100天;二是出家做和尚，也是100天！
被绑票的一百天
这是我17岁那年发生的事。那时我还在重庆求精中学念书，假期回内江途中遭遇的变故。
放暑假的5月间，已经很热了。我们求精中学的同学，八九个人打算结伴回家，有住永川的，有住宋昌的，有住隆昌的、安岳的，我和我的十弟君绶回内江。当时就听说路上闹土匪不平静，心想我们是学生娃儿又没钱，土匪抢也抢不到我们。
出乱子的地方叫邮亭铺。邮亭铺在永川、荣昌、大足三县之间。我们走累了，因此到了邮亭铺就向教堂里投宿。我们睡下来还不到两个时辰，只听见枪声像放火炮（爆竹），呐喊的声音逼来，我大胆伸出头向矮墙外张望一下，只见土匪成群结队，漫山遍野而来。这下大家都慌了，好像天下大乱，谁也沉不住气了，6个同学四散奔逃。我连自己的小兄弟都不知道哪里去了，只听见哭的哭，叫的叫，杀的杀，逃的逃！
我没有逃多远，就被土匪抓住。这一阵仗，土匪完全征服了邮亭铺。到了晚上7点多钟，土匪也怕民兵来反攻，他们绑架了我们这一群俘虏要撤退，回他们贼窝子里去。
土匪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家里收租多少？我说，我姓张。从此，土匪们就叫我“老跳”了！土匪忌讳直称姓名，习惯上都要转几个弯。这倒充分显示四川江湖客们联想的丰富，姓张，联个成语，用得最多的就是“张皇失措”啰，张皇失措的表现之一是跳起来，所以把姓张的叫老跳，“跳”的音念来近似于“挑”。在匪窝里，从此我就被叫为老挑而不名！
他们问了我的姓名籍贯，也相信我是求精中学的学生而不是“爬壳”（指民兵），但是他们要我写信回去要钱赎身。等我提起笔来写这封好不伤心的信，没想到土匪一看我的草书，有一个就以赞叹的语气叫出来：“这个学生江娃儿写的字好溜刷（又快又好的意思）！我看留他做黑笔师爷好了！”学生怎么又叫江娃？因为江猪最肥嘛，被绑的肉票，土匪都视为肥猪，又因我年纪还小嘛，所以又被叫为娃儿，把这些多重意思加起来，他们省了几个字，凑合出这个名字就叫学生江娃儿！土匪们居然也欣赏我写的字了，我可不愿他们留我做什么师爷，我假装未听见，继续写我的信。
那个姓邱的舵把子，大声吼住我：“听见没有？不要你家里的钱了，我们要留你做黑笔师爷！”我说我不干，我还是要回家，继续去念书。见我还是不肯，那个姓邱的土匪头光火了，一拍桌子骂我：“你狗坐轿子，不受人抬举！再啰唆，就把你毙了！”我还敢说啥子嘛，就这样被逼上梁山。17岁的中学生，竟做了龙井口土匪们的黑笔师爷！
我想先保住了命再说，我问他们当黑笔师爷要做些啥子事情，他们说要我给绑来的肥猪家里写信要钱啦，出告示啦，管账啦，都是师爷做的事情。
后来，好像我被移交了，我属于另一个土匪头子，大家叫他老康。
有一回被迫跟着老康他们去抢人，那次抢劫的是大户人家，只见土匪们翻箱倒柜地在搜，我站在旁边看热闹。有人警告我说：“师爷你也得动手拿东西呀，否则要犯忌讳的，黑道上的朋友不能空手而回。”我想我能抢啥子嘛？看了看，那家人书房里书倒不少，我就在书房里拿了一部《诗学涵英》，哪晓得又被另一个土匪训了几句，说别的不好抢，怎么抢书？输字犯忌的，逼我换别的，我无奈何再看，壁上挂了4幅《百忍图》，我就取了这4幅画，把那一部《诗学涵英》裹起来！一并带了走。
说起来你或许会不相信，我学做诗，也就是在匪窟里这段日子开始的。《诗学涵英》——抢的赃物，就是我自修摸索的启蒙书。
有一天，我自己正在后院里吟诗朗诵，突然听见角落里那间小房内有人在呻吟哼语，我在窗边张望一下，看见一个带伤的老头子。我一问，才知道他是前清中過科举，有过功名的进士老爷。他被土匪绑了票，勒索信去了好久，要的银子太多，大概凑不足，未能送来赎人，过了期限不来，土匪就经常打他，给他吃苦头，所以他受了伤在呻吟。
从此，我为他求情讨饶，他教我做诗，我才弄清楚什么平仄对仗……
在跟康东家的日子，东移西动地随时在转换驻地，有一回与另一股土匪遇合住在一起，才又遇见与我同时被掳的同学樊天佑。他可倒霉了，落在一个很刻薄的土匪头子手里，所以一直受虐待！
他哭着求我救他，我安慰樊天佑说，我一定去求我的康东家出面来为你讲情，我一定设法先放你回去！
跳 子人很横，不好讲话，但康东家答应代我去说情，我要求放樊天佑回去，再送钱来给跳 子好了。跳 子要价仍是四挑银子。几经讲价还价，还是我的康东家在旁帮忙说话，最后跳 子才同意800银元，条件是以我作保人才能放樊天佑，限他10天之内拿钱回来，否则他就要杀我这个保人！
我同樊天佑又哭了一场，他怕回家也凑不到800块钱，我说我写封信要他送到我家里去，一方面可以帮他凑钱，也是来救我的命;另一方面也通知我家里带钱来赎我，虽然康东家待我很好，但我也不愿意跟土匪过一辈子啊！我眼看他上路，只求他无论如何10天之内要赶回来，他哭着直点头，我送他真所谓“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
第十天的一大早，康东家就带了我们走了，我开始还以为他是避免为我作保的事与跳 子起冲突，带领人马一走了之，结果才不是这么回事。原来康东家早已暗中与官方的人接过头了，他接受招安，被指定带了手下到来苏去接受改编。
到了来苏，我才知道这回事，心里很兴奋，既脱离了跳 子要命的威胁，又可以不做土匪了！康东家既已接受了招安，大概我也可以请假回家去了。
可是只停了一天，康东家又接到通知要他把人马带到松溉去。到松溉，我们康东家被改编做了连长，当了官。我这个土匪黑笔师爷，也跟着招安改编做了司书了。 没多久，队伍又开到来苏去。有一天忽然枪声连天，又打起来了。民兵一见我就大叫，这后面还有一个，赶快给抓回来！当时我亦大叫，你们不要认错人了，我是三营的司书张权！他们还是把我捉去了，幸好我自报姓名，大喊大叫，才未被他们乱枪打死，结果把我送到来苏寨上去，接受三堂会审！
我后来才知道，当时地方军队虽说招安土匪，但决不真的信任土匪，等到机会，安排妥当了就围剿。康东家就吃了亏了，几乎可以说是全军覆没。
我原原本本说出我是求精中学的学生，如何在放假途中被土匪绑票，做了师爷等经过，招安之后，改编做了司书，确确实实不是土匪。我被交给区长看管，说派人到内江我家里去调查是否确实。
哪晓得他们也是要钱的，他们要我写信回去要钱，报酬他们供养我。土匪把我当肥猪要勒索，没想到做区长的，也想在我身上弄油水！
后来是我四家兄赶来荣昌，他写信拜托永川县长，才把我接回去的！
我记得是5月30日遇匪被绑，直到9月10日才被四哥接回去，前后正好整整100天。
樊天佑确实送信到我家里去了，他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所以由我家里打点来营救我，我四家兄就是这样赶出来的。只因为那年头，四川乱得很，我四家兄还未赶到时，我又被康东家带走了，辗转追寻，一直追到永川县才总算找到我。我被接回家才知道我的十弟倒很幸运，那天他居然逃脱了。
做和尚的一百天
我的未婚妻，原本就是我的表姐，比我大3个月，我们的感情极好，可惜她过早死去。我由日本回来，本想回内江祭吊尽心，可是正逢张勋在闹复辟，兵荒马乱，我回不了四川，家兄又命我回日本，那年我20岁。我21岁（1920年）由日本回来，当时我确实有过念头，今生不愿结婚了。
我家里信奉天主教，但我对佛学很有兴趣。我当初决心要做和尚，是在松江的禅定寺，主持是逸琳法师，“大千”就是逸琳老方丈为我取的法名。起初，我完全根据佛经，崇奉释迦牟尼的方式：“日中一食，树下一宿。”
当时佛门中声望最高的，是宁波观宗寺的谛闲老法师，我决定到宁波去求见谛闲老法师。我由松江募化到了宁波，观宗寺的知客僧对我这个野和尚闭门不纳。我回到小客栈去想办法，就写了一封信给谛闲法师。据说谛闲老法师正在闭关，外人见不到。我这封信发生了效果，老法师回信叫我去见他。
谛闲法师要我去，是看了我的信，认为字里行间颇有灵性。我与老法师天天论道，听他谈经说法。我虽说原本是去观宗寺求戒的，但临到要烧戒时我又怀疑了。
我与老法师辩论，我说佛教原没有烧戒这个规矩，由印度传入中国初期，也不兴烧戒。烧戒是梁武帝创造出来的花样，梁武帝信奉佛教后，大赦天下死囚。赦了这些囚犯，又怕他们再犯罪恶，才想出烧戒疤这一套来，以戒代囚。我说我信佛，又不是囚犯，何必要烧戒，不烧戒，也不违释迦的道理。
谛闲老法师说，你既是在中国，就应遵奉中国佛门的规矩。他又譬喻说：“信徒如野马，烧戒如笼头，上了笼头的野马，才变驯成良驹。”我回答他说，有不需笼头的良驹，难道你老人家就不要么？老法师笑而不答。
谛闲老法师当时已是70多岁的高龄，我20岁刚出头，少年气盛，辩论时老法师好耐心，我曾出妄言说：“您老人家是当代高僧，可是我已得道成佛，您不知道。”老人家笑叱我一句：“强词夺理！”
辩论了一夜，并无结论，老法师并未答应我可以不烧戒。我记得那天是腊月初八，第二天就要举行剃度大典。我实在想不通，要我烧戒也不甘心，终于在腊月初八那天，逃出观宗寺！
我当时虽然逃出了观宗寺，但我并不是要还俗，我只是不愿意烧戒，我打算到杭州西湖灵隐寺去，投奔一位认识的和尚。到了西湖旗下营，要过渡到岳墓，渡船钱要4个铜板，我当时只有3个铜板。我想他对出家人总可以客气点，上了船，就对他说明我的钱不够，请他慈悲。哪晓得船夫不但不慈悲，反而开口就骂，他说天天摇船摆渡，你们和尚渡来渡去多得很，如果个个都要我慈悲，我岂不是要喝西北風！
我忍气吞声，心想既然做了和尚，还争什么意气，逞啥子强。过了渡，倾其所有给他3个铜板，心想所欠有限，他会高抬贵手，让我走的。哪晓得他一把抓住我的僧衣不放，破口大骂，骂我野和尚不给钱。我也开口回骂。更令我恼火的，是他把我穿的和尚礼服“海青”扯破了，游方和尚没有海青，就不能挂单。
骂人还不要紧，拉扯之间，船夫竟然用桨来打我，我一怒之下夺过桨来，就把他打倒。他大叫救命，岸边的闲人等，也大叫野和尚打人，但是没有谁敢阻挡我了。
这件事对我刺激很深，那时候究竟是血气方刚，一点儿不能受委屈。我开始想到了和尚不能做，尤其是没有钱的穷和尚更不能做……
我仍然到灵隐寺寄住了两个月……
我写信给上海的朋友，不讳言自己的苦闷。上海的朋友们，也认为我长期寄居在西湖灵隐寺不是办法。他们建议：就是要住在庙里，也不妨住到上海附近的庙里来。我同意这办法不错，若到了上海附近，可以经常与朋友接触，谈书论画，可免寂寞烦闷……
上海的朋友来信说：已代我接洽好两处庙子，我可以去挂单寄住。他们不告诉我庙在哪里，只约我某月某日坐火车到上海，他们指定我在北站下车，说是来接我，然后陪我去庙里。
那一天，我完全遵照他们的约定，到了北站下车，正在东张西望找我的朋友时，人群中突然有人抓住我的手膀子，大喝一声：“总算把你捉住了！看你还能朝哪里逃！”
原来我是被我的朋友们“出卖”了，他们不但没有来接我，早已用电报通知我二家兄，由四川赶来，等在月台上抓我！
他免不了把我一顿好骂。当天就动身，把我押回四川，而且回家后就在母兄命令之下结了婚。没想到家里已经另外为我订好亲事，结婚这年，我22岁，我的原配名曾正蓉。
由松江禅定寺开始，到上海北站月台我被二家兄抓住为止，前后刚巧又是100天。
（摘自中国文史出版社《看山还是故乡青：回忆张大千》 主编：刘未鸣 韩淑芳）
我早年有两件事，对我影响很大：一是被土匪掳去，被迫为土匪当了师爷100天;二是出家做和尚，也是100天！
被绑票的一百天
这是我17岁那年发生的事。那时我还在重庆求精中学念书，假期回内江途中遭遇的变故。
放暑假的5月间，已经很热了。我们求精中学的同学，八九个人打算结伴回家，有住永川的，有住宋昌的，有住隆昌的、安岳的，我和我的十弟君绶回内江。当时就听说路上闹土匪不平静，心想我们是学生娃儿又没钱，土匪抢也抢不到我们。
出乱子的地方叫邮亭铺。邮亭铺在永川、荣昌、大足三县之间。我们走累了，因此到了邮亭铺就向教堂里投宿。我们睡下来还不到两个时辰，只听见枪声像放火炮（爆竹），呐喊的声音逼来，我大胆伸出头向矮墙外张望一下，只见土匪成群结队，漫山遍野而来。这下大家都慌了，好像天下大乱，谁也沉不住气了，6个同学四散奔逃。我连自己的小兄弟都不知道哪里去了，只听见哭的哭，叫的叫，杀的杀，逃的逃！
我没有逃多远，就被土匪抓住。这一阵仗，土匪完全征服了邮亭铺。到了晚上7点多钟，土匪也怕民兵来反攻，他们绑架了我们这一群俘虏要撤退，回他们贼窝子里去。
土匪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家里收租多少？我说，我姓张。从此，土匪们就叫我“老跳”了！土匪忌讳直称姓名，习惯上都要转几个弯。这倒充分显示四川江湖客们联想的丰富，姓张，联个成语，用得最多的就是“张皇失措”啰，张皇失措的表现之一是跳起来，所以把姓张的叫老跳，“跳”的音念来近似于“挑”。在匪窝里，从此我就被叫为老挑而不名！
他们问了我的姓名籍贯，也相信我是求精中学的学生而不是“爬壳”（指民兵），但是他们要我写信回去要钱赎身。等我提起笔来写这封好不伤心的信，没想到土匪一看我的草书，有一个就以赞叹的语气叫出来：“这个学生江娃儿写的字好溜刷（又快又好的意思）！我看留他做黑笔师爷好了！”学生怎么又叫江娃？因为江猪最肥嘛，被绑的肉票，土匪都视为肥猪，又因我年纪还小嘛，所以又被叫为娃儿，把这些多重意思加起来，他们省了几个字，凑合出这个名字就叫学生江娃儿！土匪们居然也欣赏我写的字了，我可不愿他们留我做什么师爷，我假装未听见，继续写我的信。
那个姓邱的舵把子，大声吼住我：“听见没有？不要你家里的钱了，我们要留你做黑笔师爷！”我说我不干，我还是要回家，继续去念书。见我还是不肯，那个姓邱的土匪头光火了，一拍桌子骂我：“你狗坐轿子，不受人抬举！再啰唆，就把你毙了！”我还敢说啥子嘛，就这样被逼上梁山。17岁的中学生，竟做了龙井口土匪们的黑笔师爷！
我想先保住了命再说，我问他们当黑笔师爷要做些啥子事情，他们说要我给绑来的肥猪家里写信要钱啦，出告示啦，管账啦，都是师爷做的事情。
后来，好像我被移交了，我属于另一个土匪头子，大家叫他老康。
有一回被迫跟着老康他们去抢人，那次抢劫的是大户人家，只见土匪们翻箱倒柜地在搜，我站在旁边看热闹。有人警告我说：“师爷你也得动手拿东西呀，否则要犯忌讳的，黑道上的朋友不能空手而回。”我想我能抢啥子嘛？看了看，那家人书房里书倒不少，我就在书房里拿了一部《诗学涵英》，哪晓得又被另一个土匪训了几句，说别的不好抢，怎么抢书？输字犯忌的，逼我换别的，我无奈何再看，壁上挂了4幅《百忍图》，我就取了这4幅画，把那一部《诗学涵英》裹起来！一并带了走。
说起来你或许会不相信，我学做诗，也就是在匪窟里这段日子开始的。《诗学涵英》——抢的赃物，就是我自修摸索的启蒙书。
有一天，我自己正在后院里吟诗朗诵，突然听见角落里那间小房内有人在呻吟哼语，我在窗边张望一下，看见一个带伤的老头子。我一问，才知道他是前清中過科举，有过功名的进士老爷。他被土匪绑了票，勒索信去了好久，要的银子太多，大概凑不足，未能送来赎人，过了期限不来，土匪就经常打他，给他吃苦头，所以他受了伤在呻吟。
从此，我为他求情讨饶，他教我做诗，我才弄清楚什么平仄对仗……
在跟康东家的日子，东移西动地随时在转换驻地，有一回与另一股土匪遇合住在一起，才又遇见与我同时被掳的同学樊天佑。他可倒霉了，落在一个很刻薄的土匪头子手里，所以一直受虐待！
他哭着求我救他，我安慰樊天佑说，我一定去求我的康东家出面来为你讲情，我一定设法先放你回去！
跳 子人很横，不好讲话，但康东家答应代我去说情，我要求放樊天佑回去，再送钱来给跳 子好了。跳 子要价仍是四挑银子。几经讲价还价，还是我的康东家在旁帮忙说话，最后跳 子才同意800银元，条件是以我作保人才能放樊天佑，限他10天之内拿钱回来，否则他就要杀我这个保人！
我同樊天佑又哭了一场，他怕回家也凑不到800块钱，我说我写封信要他送到我家里去，一方面可以帮他凑钱，也是来救我的命;另一方面也通知我家里带钱来赎我，虽然康东家待我很好，但我也不愿意跟土匪过一辈子啊！我眼看他上路，只求他无论如何10天之内要赶回来，他哭着直点头，我送他真所谓“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
第十天的一大早，康东家就带了我们走了，我开始还以为他是避免为我作保的事与跳 子起冲突，带领人马一走了之，结果才不是这么回事。原来康东家早已暗中与官方的人接过头了，他接受招安，被指定带了手下到来苏去接受改编。
到了来苏，我才知道这回事，心里很兴奋，既脱离了跳 子要命的威胁，又可以不做土匪了！康东家既已接受了招安，大概我也可以请假回家去了。
可是只停了一天，康东家又接到通知要他把人马带到松溉去。到松溉，我们康东家被改编做了连长，当了官。我这个土匪黑笔师爷，也跟着招安改编做了司书了。 没多久，队伍又开到来苏去。有一天忽然枪声连天，又打起来了。民兵一见我就大叫，这后面还有一个，赶快给抓回来！当时我亦大叫，你们不要认错人了，我是三营的司书张权！他们还是把我捉去了，幸好我自报姓名，大喊大叫，才未被他们乱枪打死，结果把我送到来苏寨上去，接受三堂会审！
我后来才知道，当时地方军队虽说招安土匪，但决不真的信任土匪，等到机会，安排妥当了就围剿。康东家就吃了亏了，几乎可以说是全军覆没。
我原原本本说出我是求精中学的学生，如何在放假途中被土匪绑票，做了师爷等经过，招安之后，改编做了司书，确确实实不是土匪。我被交给区长看管，说派人到内江我家里去调查是否确实。
哪晓得他们也是要钱的，他们要我写信回去要钱，报酬他们供养我。土匪把我当肥猪要勒索，没想到做区长的，也想在我身上弄油水！
后来是我四家兄赶来荣昌，他写信拜托永川县长，才把我接回去的！
我记得是5月30日遇匪被绑，直到9月10日才被四哥接回去，前后正好整整100天。
樊天佑确实送信到我家里去了，他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所以由我家里打点来营救我，我四家兄就是这样赶出来的。只因为那年头，四川乱得很，我四家兄还未赶到时，我又被康东家带走了，辗转追寻，一直追到永川县才总算找到我。我被接回家才知道我的十弟倒很幸运，那天他居然逃脱了。
做和尚的一百天
我的未婚妻，原本就是我的表姐，比我大3个月，我们的感情极好，可惜她过早死去。我由日本回来，本想回内江祭吊尽心，可是正逢张勋在闹复辟，兵荒马乱，我回不了四川，家兄又命我回日本，那年我20岁。我21岁（1920年）由日本回来，当时我确实有过念头，今生不愿结婚了。
我家里信奉天主教，但我对佛学很有兴趣。我当初决心要做和尚，是在松江的禅定寺，主持是逸琳法师，“大千”就是逸琳老方丈为我取的法名。起初，我完全根据佛经，崇奉释迦牟尼的方式：“日中一食，树下一宿。”
当时佛门中声望最高的，是宁波观宗寺的谛闲老法师，我决定到宁波去求见谛闲老法师。我由松江募化到了宁波，观宗寺的知客僧对我这个野和尚闭门不纳。我回到小客栈去想办法，就写了一封信给谛闲法师。据说谛闲老法师正在闭关，外人见不到。我这封信发生了效果，老法师回信叫我去见他。
谛闲法师要我去，是看了我的信，认为字里行间颇有灵性。我与老法师天天论道，听他谈经说法。我虽说原本是去观宗寺求戒的，但临到要烧戒时我又怀疑了。
我与老法师辩论，我说佛教原没有烧戒这个规矩，由印度传入中国初期，也不兴烧戒。烧戒是梁武帝创造出来的花样，梁武帝信奉佛教后，大赦天下死囚。赦了这些囚犯，又怕他们再犯罪恶，才想出烧戒疤这一套来，以戒代囚。我说我信佛，又不是囚犯，何必要烧戒，不烧戒，也不违释迦的道理。
谛闲老法师说，你既是在中国，就应遵奉中国佛门的规矩。他又譬喻说：“信徒如野马，烧戒如笼头，上了笼头的野马，才变驯成良驹。”我回答他说，有不需笼头的良驹，难道你老人家就不要么？老法师笑而不答。
谛闲老法师当时已是70多岁的高龄，我20岁刚出头，少年气盛，辩论时老法师好耐心，我曾出妄言说：“您老人家是当代高僧，可是我已得道成佛，您不知道。”老人家笑叱我一句：“强词夺理！”
辩论了一夜，并无结论，老法师并未答应我可以不烧戒。我记得那天是腊月初八，第二天就要举行剃度大典。我实在想不通，要我烧戒也不甘心，终于在腊月初八那天，逃出观宗寺！
我当时虽然逃出了观宗寺，但我并不是要还俗，我只是不愿意烧戒，我打算到杭州西湖灵隐寺去，投奔一位认识的和尚。到了西湖旗下营，要过渡到岳墓，渡船钱要4个铜板，我当时只有3个铜板。我想他对出家人总可以客气点，上了船，就对他说明我的钱不够，请他慈悲。哪晓得船夫不但不慈悲，反而开口就骂，他说天天摇船摆渡，你们和尚渡来渡去多得很，如果个个都要我慈悲，我岂不是要喝西北風！
我忍气吞声，心想既然做了和尚，还争什么意气，逞啥子强。过了渡，倾其所有给他3个铜板，心想所欠有限，他会高抬贵手，让我走的。哪晓得他一把抓住我的僧衣不放，破口大骂，骂我野和尚不给钱。我也开口回骂。更令我恼火的，是他把我穿的和尚礼服“海青”扯破了，游方和尚没有海青，就不能挂单。
骂人还不要紧，拉扯之间，船夫竟然用桨来打我，我一怒之下夺过桨来，就把他打倒。他大叫救命，岸边的闲人等，也大叫野和尚打人，但是没有谁敢阻挡我了。
这件事对我刺激很深，那时候究竟是血气方刚，一点儿不能受委屈。我开始想到了和尚不能做，尤其是没有钱的穷和尚更不能做……
我仍然到灵隐寺寄住了两个月……
我写信给上海的朋友，不讳言自己的苦闷。上海的朋友们，也认为我长期寄居在西湖灵隐寺不是办法。他们建议：就是要住在庙里，也不妨住到上海附近的庙里来。我同意这办法不错，若到了上海附近，可以经常与朋友接触，谈书论画，可免寂寞烦闷……
上海的朋友来信说：已代我接洽好两处庙子，我可以去挂单寄住。他们不告诉我庙在哪里，只约我某月某日坐火车到上海，他们指定我在北站下车，说是来接我，然后陪我去庙里。
那一天，我完全遵照他们的约定，到了北站下车，正在东张西望找我的朋友时，人群中突然有人抓住我的手膀子，大喝一声：“总算把你捉住了！看你还能朝哪里逃！”
原来我是被我的朋友们“出卖”了，他们不但没有来接我，早已用电报通知我二家兄，由四川赶来，等在月台上抓我！
他免不了把我一顿好骂。当天就动身，把我押回四川，而且回家后就在母兄命令之下结了婚。没想到家里已经另外为我订好亲事，结婚这年，我22岁，我的原配名曾正蓉。
由松江禅定寺开始，到上海北站月台我被二家兄抓住为止，前后刚巧又是100天。
（摘自中国文史出版社《看山还是故乡青：回忆张大千》 主编：刘未鸣 韩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