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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全国蔓延。妄图篡党夺权的江青乘机到处煽风点火，在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表演了一出闹剧。当时，笔者作为记者受新华社派遣，随同江青在小靳莊采访，亲眼目睹了她的那场“表演”。
卷进“批林批孔”运动的漩涡
早在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前后，毛泽东便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推崇法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中共中央将供批判的小册子《林彪与孔孟之道》转发全党，一场“批林批孔”运动随之在全国展开。
江青唯恐天下不乱，竭力利用这场运动大做文章。1974年1月，江青在驻京部队、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的两次大会上，动员“批林批孔”，影射攻击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还点名攻击了一批中央和军队的领导干部。她叫嚷要批“现在的儒”，说中央有“很大的儒”。同时大反所谓“复辟回潮”，树立“反潮流”的典型，煽动揪斗老干部，批判教育界、文化界的一批人。一时间，全国形势又紧张起来，一些造反派又组织起联络站、上访团，拉山头，打派仗，有些人竟散布“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口号，煽动停工停产，使全国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又遭严重破坏。
此时，“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8年，全党全国人心思定，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很不得人心。在新华社内部，大多数干部对江青等人的言行极为反感，对“批林批孔”运动采取消极应付、甚至抵制的态度。甚至有些人贴出了大字报，指出批林批孔的方向应当是清查林彪黑线和批判林彪的极“左”路线的流毒，表达出全社上下的共同心声，在社内引起强烈共鸣。
我当时的思想状况与社内多数同志基本相同，对江青等的言行非常厌恶，对 “批林批孔”运动很不理解，采取应付、躲避的态度。让我高兴的是，这时国内部农村组派我和另一位青年记者到昔阳、大寨“蹲点”，为期一年。春节过后，我们便赶往太行山里的“蹲点”基地。我自以为这样便可以躲过这场运动了，未曾想因为一个极偶然的机会，又被卷进这场运动的漩涡。
在大寨大约“蹲”了近半年时间后，这年6月，我们来到太原新华社山西分社。分社的同志说，与其这样在一个地方死蹲下去，还不如到别处走走看看，开开眼界，也好有一个对比。我们接受了他们的建议，6月中旬去了晋东南地区，看了平顺县西沟大队等一些老先进典型。在平顺，我们听说闻名全国的林县“红旗渠”引的就是平顺境内的漳河水。林县属河南省，但与属山西省的平顺县山水相连。我们便向总社国内部农村组请示，要求去林县看看“红旗渠”工程。农村组批准了我们的请求，并让我们顺便从林县回京休整几天。我俩在参观了“红旗渠”工程之后，于6月19日回到北京。
6月20日上午，我到农村组办公室报到，刚与组里同志们闲聊一会儿，时任国内部农村组组长的谷峰急匆匆地走进办公室，通知我去社总编室报到，说有重要采访任务。原来，总社刚刚接到中央办公厅紧急通知，要求新华社速派熟悉工业及农村的记者各两名，立即赶往天津。总社和国内部研究确定，由国内部工业组派出两位老大姐，而农村组就派了我与另一位青年同志。
这天上午10时许，我们一行四人乘车前往天津。天津市有关人员与我们约定，由一辆黑色的轿车在京津公路津郊某个桥头上等待我们。
双方接上头后，前来迎接我们的天津的同志说，你们的车跟在我们后面走。至于上哪儿去，他没有说，我们也不便问。最后来到天津南郊一处有着很大院落、林木葱茏的招待所里，这时已是午后。接待人员安排我们吃了饭，住下来，嘱咐我们：就在房间里休息，等待，不要外出。
要我们来这里干什么？为啥弄得如此神秘？等了整整一个下午，一直没人理睬我们。晚饭后，时任新华社天津分社社长的朱波匆匆赶来，他对我们说，江青几天前来到天津，主要是了解天津站工人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还要去农村听农民批儒评法。她通过中办让新华社派四名记者来，要搞天津工人、农民的批林批孔的报道。
听朱波这一说，我们才全明白了。我心里好不懊恼！唉，这不是自己送上门来，硬往漩涡里跳吗！
江青在小靳庄上演系列闹剧
自“批林批孔”运动开展起来之后，天津市委领导中的一些人紧紧跟上，特别下力气组织力量研究“儒法斗争史”，鼓吹工农兵要当“评法批儒的主力军”。他们指定南开大学举办儒法斗争史学习班，为工厂企业开办儒法斗争史讲座，目的是“普及儒法斗争历史知识”，“培训批儒评法骨干”。于是，天津站兴师动众，组织工人参加编写、宣讲儒法斗争史，于5月编写出《儒法斗争简史讲稿》。
6月16日，江青得知这一情况喜出望外。时隔一日，她就带上迟群、于会泳等亲信，还有北大清华写作班子（集体笔名“梁效”）等急匆匆来到天津。6月19日晚，江青在天津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六一九”讲话，大讲“儒法斗争史”。她不懂装懂，胡拉乱扯，借古讽今，说“两千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她把从秦汉时代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再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统统歪曲为儒法斗争史，把党史上历次政治思想斗争全部归结为儒法斗争，把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诬为“儒家”。同时，江青宣布天津站是她的“点”，她要通过抓这个点，推动全国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前后十几天的时间里，江青批发有关批林批孔的材料43件，总印数达78万份。
在抓天津站这个“点”的同时，江青还要抓一个农村的“点”。天津市委便向她推荐了市属宝坻县的一个大队——林亭口公社的小靳庄大队。这个大队原为市委一位副书记抓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先进典型。这个村生产不错，尤其是文化活动活跃。
江青要到小靳庄来，当然并不是要抓“农业学大寨”运动，也不是要开展农民文化活动，而是要把小靳庄“抓”成一个农民“评法批儒”的典型。6月22日，江青第一次到小靳庄时就宣布：从现在开始，小靳庄是“我的点”。在1974年6月到1976年8月间，江青先后3次来到小靳庄，并派来她的联络员进驻，派迟群等亲信多次到小靳庄活动。 6月20日，我们4人来到天津时，正是江青发表“六一九”讲话，宣布天津是她抓的“点”之后，又决定去小靳庄抓农村的“点”的前一天。6月21日，工业组两位老大姐马上去了天津站采訪，我们两个农村记者则立即赶往宝坻县林亭口公社的小靳庄大队。
小靳庄大队当时只有101户，582口人，地处宝坻东部黄庄洼边缘，历史上是个多涝灾的穷地方。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王作山是个老实厚道的基层干部。几年来，他带领全村社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年年冬天挖河泥垫耕地，不断提高地力和抗涝水平，生产节节上升，集体经济和社员生活水平在当地属中等偏上水平。
小靳庄大队有个突出特点：群众文化活动比较活跃，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这里地处大洼边缘，土地少又易涝，所以，历史上村民外出讨生活的人不少，西上北京，南下天津，在北京唐山跑过大码头，见过大世面，大多数人敢说敢做，尤其是热心文化活动。村里有个评剧戏班子，能演整出的大戏，参加过天津市和宝坻县的文艺会演，还得过奖。村里还有不少人能说会唱，会写诗（其实是编顺口溜），敢于当众登台朗诵、演唱。所以，多年来小靳庄一直是全县闻名的文化活动先进典型。
我们两人于6月21日到达小靳庄，当时正是麦收时节。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已被召到天津，“领受”接待“中央领导”的任务去了。大队长等干部在市、县委派来的干部的帮助下，找来几个能说会道的社员，抄书抄报，准备在评法批儒汇报会上的发言。一般社员们则忙着打扫卫生，修补道路，紧张地做着各项准备工作。村民们朴实善良，只知道江青是伟大领袖的夫人，以对毛主席的一腔真情，准备迎接她的到来。我们走进村来就能感受到一片紧张和兴奋的气氛。
21日下午，江青带领一大帮随从，从天津乘火车到达宝坻，当天就吃住在专车上。傍晚时分，江青要下车去“看看宝坻县城居民”，以展示她的“亲民”形象。她走进城边一处干部家属宿舍院，进了一位干部的家。女主人闻讯忙上前热情地欢迎她，江青也极力表示着“亲热”，拉着那位妇女的手说：“我要好好看看你的家，聊聊家常。”但刚坐下来，就有人凑过来，在她耳边悄悄说，这家女主人可能患有肝炎。江青闻言脸色立时变了，站起身来快步走了出去，连句告别的话都没说，逃也似的回到火车上，再也没下火车。
6月22日上午，江青从专列上下来，换乘汽车前往小靳庄。从县城到小靳庄有25公里的路，其中进小靳庄的几里河堤路为泥土路，夜间一场小雨把河堤土路浇成一片泥泞。一大早，天津市就调来几辆大型推土机，为“首长”开道，硬是把堤顶路面上的一层稀泥全部铲掉，再铺上一层干土，又压了一遍。江青的车队才勉强开进小靳庄。
进村后，江青就要召开社员大会，让农民评法批儒。适逢麦收季节，村里小学放了假，于是，大队就把会场设在村头的小学校里，并派人清扫了所有教室和整个院落。主会场设在一间最大的教室里，江青及主要随行人员就占去了一大半座位。村里除了几名主要干部外，只有几位社员代表进屋参会。天津市和宝坻县来的许多干部只能在院子里旁听。
笔者被安排进了教室，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社员“评法批儒汇报会”。
“评法批儒汇报会”名义上是由天津市委主持，小靳庄农民唱主角，其实成了江青个人为所欲为、丑恶表演的舞台。一进门，她就高声喊道：“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乡亲们！”引起一阵热烈的掌声。会议开始后，小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报告了大队基本情况，没说几句就被江青打断。她说今天是来听农民评法批儒的，其他的少说。可社员们的“评法批儒”发言，没有一个不被她中途打断，没有一个能按自己准备的内容说到头的。
女社员周福兰发言，批判儒家提倡男尊女卑。可还没容她说上几句，江青就打断她的话，借题发挥起来，“男尊女卑处处存在，我们中央就不合理……他们都是大男子主义，到了掌握政权，都出来了，一把抓”，叫嚷“这回要改变”，“女的要超过男的”。显然，她说的“这回”，指的是正在筹备的全国四届人大会议关于国家及国务院领导的人事安排，其篡党夺权的野心毕露。
接着，江青攻击的矛头就更直接了，她问周福兰叫什么名字？周答道：“我叫周福兰。”一听这社员姓周，江青就更来了劲，喊道：“是周公的周，还是周礼的周？”周福兰莫名其妙，说：“就是那个周呗！”江青大声喊道：“我要造你的反！”周福兰吓得一哆嗦。江青接着喊：“我不是造你的反，是造你的名字的反。你的名字太封建了。”她要周福兰“马上改掉这个封建的名字”，并随口说道：“你就改成周抵周吧！”随后又改口说，“就叫周克周吧。用咱们这个（周），克他那个‘周’。”从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她的表现来看，江青的这番话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她要“克”的那个“周”是谁。
从这开始，以后每个社员发言时，江青都要先给他们改名字。女社员于瑞芳刚报上姓名，江青就嚷，什么“瑞芳”！去掉那个“瑞”，就叫“于芳”！
女社员王淑贤一说出名字，江青就嚷：“又淑又贤，不行！‘淑贤’两字全去掉，就叫王先！”
男青年王孝歧是个高中生，是市里安排的重点发言人，事先准备了发言稿。可他刚开始念稿子，江青就忍不住了，喊道，什么孝歧！孝谁？孝什么？典型的封建意识！这个名字不行！你以后就叫王灭孔！
还有一位中年妇女叫李淑凤，江青说，净是什么龙呀凤呀，改！以后就叫李树风！树立新风！
江青不仅给男女社员改名字，连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解学恭也被改了名字。她当着全村人的面对解学恭说：“你那个‘恭’是温良恭俭让的‘恭’，是封建主义的，儒家的思想；要改成工人阶级的‘工’！学工，向工人阶级学习嘛。”后来，一次我看到天津市委写给江青的一份报告，解学恭真的就签上了“解学工”三个字！
这样闹腾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一个社员有一个完整的发言，江青就宣布这场社员“评法批儒汇报会”结束，她要去地里参加劳动，与社员一起割小麦。当时正值麦收时节，学校外不远处就有一块麦地，社员们正忙着收割小麦。 江青在一伙人簇拥下来到麦地里， 拿过一把镰刀来要割麦。可她既不会使镰刀，也抓不住麦棵，乱砍几下，一棵麦子也没割下来。其实，她的目的并不是割麦，而是让随行摄影人员照相。老实的大队党支书王作山不解其意，怕她砍到自己的腿脚，忙上去帮她，结果挡住了镜头。江青很不高兴，一把推开他，喊着：“你走开，别尽来帮倒忙！”
当时，在宝坻县有两位全国闻名的下乡、回乡女知识青年，一位叫侯隽，一位叫邢燕子。天津市委和宝坻县委把她们都召来见这位“中央首长”。在麦地里，有人把这两人带到江青面前。江青为了表示对这两人的亲热，说，我早就熟悉你们俩，一直想念着你们呀！然后就从头上摘下一顶白草帽，说，今天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这顶草帽是我1942年从延安撤退，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时，从延安带出来的。多年来南征北战，一直跟随着我。今天我送给你们俩人作个纪念。
听了这话，我们一个个面面相觑，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看那顶草帽，虽不知道是不是全新的，但那是一顶很精细的草编织物，颜色雪白，帽顶帽边都十分整齐，一点也没有折皱，更无破损。延安时期是个极为艰苦的年代，会有这样高档精细的草帽吗？即使有，从延安撤退，一路辗转，战火硝烟，至今又经过30余年，还能保持崭新光鲜如此吗？再说，一顶草帽送给两个人，谁来戴呢？演戏，这不是在演戏吗？我忍不住在心里直嘀咕。
赠毕草帽，江青向大队干部要一顶当地农民戴的那种芦苇秸编的“蘑菇帽”，她说她喜欢农民的帽子。其实她是想戴上照相。可接过王作山送来的那顶农民戴过的“蘑菇帽”后，见满是汗渍，便不往头上戴，借口说“太小了，我不能戴”。接着又埋怨起侯隽来，说，你下地来也不戴个草帽？我看你也变成个小官僚了！王作山赶快派人乘车去林亭口供销社买一顶新的“蘑菇帽”。
新的“蘑菇帽”还没买回来，江青已离开麦地，要到场院上“打场”去了。在场上，有人递给她一把翻麦子的木杈，她拿在手里扬了扬，让人照相。照完相，她转身又看见场上正晒着新打下的小麦，便对大队干部说，这麦子多好呀！我要把你们的劳动果实带回去给毛主席尝尝。大队干部和社员们忙去找了干净的布袋，装上10多斤小麦……
江青在场院上转上一圈，就宣布今天的“收麦劳动”结束。她要吃午饭了。
这时，天津宾馆的工作人员早已在小学校里准备好了午餐。面包、菜、饮水和碗筷等用具都是从市里运来的。女服务员一律白衣黑裙，也全是天津宾馆里来的。江青等人在一間教室里摆开餐桌，我们和工作人员便在院里树阴下吃。
午餐之后，江青要午休，说是要到社员家里去“同住”。村里事先已接到通知，早已选定大队会计王启恩家为她的午休之处。王家人口少，房子宽敞，环境也较干净。头一天，县里、大队已派人帮王家来个彻底大扫除。当天上午，天津宾馆的服务员又重新扫过大炕，屋里、屋外、院子全消了毒，炕上铺上宾馆的被褥枕头，服务员还用带来的深色窗帘把王家前后窗户遮个严严实实。王家和前后左右邻居养的所有猫狗和鸡鸭全被捉住送到别处暂管，以免发出叫声惊扰首长午休。江青进去后，王家几口人全走出来在院子里守候。公社和大队干部们午饭也没吃，轮流在王家院门口和房后为江青站岗放哨。这就是江青一个中午的“与农民同住”！
绝不是稿子写得好，而是社领导与记者息息相通
当日下午3时许，江青离开小靳庄。我们经过采访，先写出了小靳庄通过搞文化活动进行评法批儒的内部参考材料发往总社。至于公开报道，一时间却无从下手。江青在小靳庄的活动，从政治方面来看，她影射周恩来，篡党夺权的野心毕露，令人不齿。还有随意给人改名字，说谎话不脸红等等丑恶表演，令人厌恶，哪一方面都没有给人留下美好印象。她那些活动，哪一项是值得报道的呢？想起将要写的报道，我们的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压力，好在上面和总社对公开报道要求得都不那么紧，我们就在小靳庄农民家里住下来，一边了解小靳庄的历史、生产等方面的情况，一边观察着形势的变化，思谋着如何应付公开报道。
一直拖了近一个月，到7月下旬，总社才让我们发有关小靳庄的公开报道，但并未限定报道内容。这时，天津分社也派了两位记者前来住“点”采访，原先我们就熟悉的宝坻县委报道组的老朋友们也来了。我们便一起讨论稿子如何写。我听着大家的发言，其实，经过近一个月的思考，心里已经有了主意：绝不可正面写江青等人到小靳庄的活动！参加讨论的几位，分社记者和宝坻县委通讯干事，都是老朋友，是可以信任的，但我还是不敢直白地说出心里的打算，便尽力往这方面“引”。好在这几个人都不想借此机会讨好江青，所以大家最后形成共识：这篇稿子不写江青在小靳庄的活动，也不正面写小靳庄如何“评法批儒”，就写小靳庄的群众文化活动。自然，文化活动也要上纲上线，要写“兴无灭资”，“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等那样的极“左”口号和假话、大话、空话。但小靳庄的群众文化活动已广泛开展多年，县通讯组曾在报刊上发过报道，不是江青搞的，也不是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产物。写群众文化活动尤其是在当前的情况下来写，肯定会造成一些不良影响，但比正面写批林批孔、尤其与正面写江青来小靳庄的活动相比，无论如何它在舆论上造成的冲击和影响，肯定会低得多。“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主题确定下来之后，大家就一起凑材料，列提纲，最后列出十项文化活动。然后，我们就从社员家里搬出来，住进林亭口镇上一家破旧的小旅馆里，集中精力写作。经过几天的写作和反复修改，最后定名为《小靳庄十件新事》。虽然十项文化活动中，有两条是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内容（如第二件新事：培养贫下中农的理论队伍；第三件新事：贫下中农登台讲历史），也有几条比较勉强，经过“拔高”，但十件新事从总体上来看还是以讲农民文化活动的内容为主，报道的影响就有了一定的限制。在那种情势下，能够不正面写江青在小靳庄的活动就是大幸！
稿子写出来后，要先请当地领导审阅，宝坻县委没有什么意见，而当时天津市委驻小靳庄工作组的负责人有些迟疑，问，没有突出写农民批林批孔，行吗？我忙对他说，十项活动全是小靳庄农民的创造，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而且，十项活动中每一项都有批林批孔的内容。是不是就先这样定稿，发回总社让社领导去定夺吧。他听我这样一说，就没有再坚持，说，好，新华社领导是新闻界权威，由他们定吧！ 我怕“夜长梦多”，当天便把稿子送到宝坻县委连夜打印出来。第二天是星期日，为了不惊动更多的人，我们带着稿子来到汽车站，悄悄乘长途汽车回到北京，把稿子交到社总编室。
稿子交出后，我的心并不能放下来。穆青对稿子向来以严著称，这篇稿子能通过吗？
当天夜间，穆青处理完例行编务之后，把我们召到总编室谈这篇稿子。往常，在这种时候，我们总是先听他说；可是今天，我感到有必要把江青这次在小靳庄活动的前前后后向他和盘托出，让他先了解真实情况，这样有利他了解我們的报道思路。只要他了解到真实情况，他肯定会支持我们这种写法。如果他不同意这么写，他也一定会有更好的写法。
在我讲述的过程中，穆青吸着烟默默地听着，一句话没说，但脸上的表情慢慢变了。听完之后，他轻轻地摇了摇头，“唉！”地一声，长长叹了一口气。虽然没有语言交流，但我从他的面部表情上读懂了他的内心：他对江青在小靳庄丑行的不屑，比我们更强烈，却更深沉，可在我们这些年轻人面前，他不会口无遮拦地表示出来。他把稿子拿到另一间办公室，大约不到一个小时后，他出来了，把稿子放在我们面前。我放眼看了看，首页上几乎没有什么改动，不像往常的稿子常被改成个大花脸。
我忙问，这样写行吗？
穆青意味深长地说了句：“恐怕也只能这样了。就写社员的文化活动，不能写别的。‘十件新事’这个题目也不错。”
我听明白了他的话，特别是“不能写别的”这句话的含义。
穆青并没有马上签发这篇稿子，说：“再让穆之看看。你们先等着。”
大约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将近午夜时分，穆青回来了，一脸笑容，对我们说：“穆之与我们看法一样。他夸你们写得巧，让就这样定稿播发。”
这是我在穆青手下最顺利通过的一篇报道。绝不是稿子写得好，而是因为记者与社领导想到一起了。在新华社这个团队中，在那样特殊的年代里，领导与记者心心相印、气息相通，是十分难得的。在新华社，在朱穆之、穆青这些人的领导下工作，即使是在当时那么复杂的斗争中，我们也没有会被“抛出去”的担忧。在他们面前，我们敢于向他们诉说心底的话，讲真实情况。虽然有些话不便明说，但彼此可以信任、理解，一切皆在不言中。这种信任和默契，至今想来还令人心暖。（摘编自郑州大学出版社新书《师者穆青》）（题图为今日小靳庄）
（责任编辑：胡 北）
卷进“批林批孔”运动的漩涡
早在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前后，毛泽东便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推崇法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中共中央将供批判的小册子《林彪与孔孟之道》转发全党，一场“批林批孔”运动随之在全国展开。
江青唯恐天下不乱，竭力利用这场运动大做文章。1974年1月，江青在驻京部队、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的两次大会上，动员“批林批孔”，影射攻击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还点名攻击了一批中央和军队的领导干部。她叫嚷要批“现在的儒”，说中央有“很大的儒”。同时大反所谓“复辟回潮”，树立“反潮流”的典型，煽动揪斗老干部，批判教育界、文化界的一批人。一时间，全国形势又紧张起来，一些造反派又组织起联络站、上访团，拉山头，打派仗，有些人竟散布“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口号，煽动停工停产，使全国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又遭严重破坏。
此时，“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8年，全党全国人心思定，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很不得人心。在新华社内部，大多数干部对江青等人的言行极为反感，对“批林批孔”运动采取消极应付、甚至抵制的态度。甚至有些人贴出了大字报，指出批林批孔的方向应当是清查林彪黑线和批判林彪的极“左”路线的流毒，表达出全社上下的共同心声，在社内引起强烈共鸣。
我当时的思想状况与社内多数同志基本相同，对江青等的言行非常厌恶，对 “批林批孔”运动很不理解，采取应付、躲避的态度。让我高兴的是，这时国内部农村组派我和另一位青年记者到昔阳、大寨“蹲点”，为期一年。春节过后，我们便赶往太行山里的“蹲点”基地。我自以为这样便可以躲过这场运动了，未曾想因为一个极偶然的机会，又被卷进这场运动的漩涡。
在大寨大约“蹲”了近半年时间后，这年6月，我们来到太原新华社山西分社。分社的同志说，与其这样在一个地方死蹲下去，还不如到别处走走看看，开开眼界，也好有一个对比。我们接受了他们的建议，6月中旬去了晋东南地区，看了平顺县西沟大队等一些老先进典型。在平顺，我们听说闻名全国的林县“红旗渠”引的就是平顺境内的漳河水。林县属河南省，但与属山西省的平顺县山水相连。我们便向总社国内部农村组请示，要求去林县看看“红旗渠”工程。农村组批准了我们的请求，并让我们顺便从林县回京休整几天。我俩在参观了“红旗渠”工程之后，于6月19日回到北京。
6月20日上午，我到农村组办公室报到，刚与组里同志们闲聊一会儿，时任国内部农村组组长的谷峰急匆匆地走进办公室，通知我去社总编室报到，说有重要采访任务。原来，总社刚刚接到中央办公厅紧急通知，要求新华社速派熟悉工业及农村的记者各两名，立即赶往天津。总社和国内部研究确定，由国内部工业组派出两位老大姐，而农村组就派了我与另一位青年同志。
这天上午10时许，我们一行四人乘车前往天津。天津市有关人员与我们约定，由一辆黑色的轿车在京津公路津郊某个桥头上等待我们。
双方接上头后，前来迎接我们的天津的同志说，你们的车跟在我们后面走。至于上哪儿去，他没有说，我们也不便问。最后来到天津南郊一处有着很大院落、林木葱茏的招待所里，这时已是午后。接待人员安排我们吃了饭，住下来，嘱咐我们：就在房间里休息，等待，不要外出。
要我们来这里干什么？为啥弄得如此神秘？等了整整一个下午，一直没人理睬我们。晚饭后，时任新华社天津分社社长的朱波匆匆赶来，他对我们说，江青几天前来到天津，主要是了解天津站工人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还要去农村听农民批儒评法。她通过中办让新华社派四名记者来，要搞天津工人、农民的批林批孔的报道。
听朱波这一说，我们才全明白了。我心里好不懊恼！唉，这不是自己送上门来，硬往漩涡里跳吗！
江青在小靳庄上演系列闹剧
自“批林批孔”运动开展起来之后，天津市委领导中的一些人紧紧跟上，特别下力气组织力量研究“儒法斗争史”，鼓吹工农兵要当“评法批儒的主力军”。他们指定南开大学举办儒法斗争史学习班，为工厂企业开办儒法斗争史讲座，目的是“普及儒法斗争历史知识”，“培训批儒评法骨干”。于是，天津站兴师动众，组织工人参加编写、宣讲儒法斗争史，于5月编写出《儒法斗争简史讲稿》。
6月16日，江青得知这一情况喜出望外。时隔一日，她就带上迟群、于会泳等亲信，还有北大清华写作班子（集体笔名“梁效”）等急匆匆来到天津。6月19日晚，江青在天津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六一九”讲话，大讲“儒法斗争史”。她不懂装懂，胡拉乱扯，借古讽今，说“两千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她把从秦汉时代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再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统统歪曲为儒法斗争史，把党史上历次政治思想斗争全部归结为儒法斗争，把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诬为“儒家”。同时，江青宣布天津站是她的“点”，她要通过抓这个点，推动全国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前后十几天的时间里，江青批发有关批林批孔的材料43件，总印数达78万份。
在抓天津站这个“点”的同时，江青还要抓一个农村的“点”。天津市委便向她推荐了市属宝坻县的一个大队——林亭口公社的小靳庄大队。这个大队原为市委一位副书记抓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先进典型。这个村生产不错，尤其是文化活动活跃。
江青要到小靳庄来，当然并不是要抓“农业学大寨”运动，也不是要开展农民文化活动，而是要把小靳庄“抓”成一个农民“评法批儒”的典型。6月22日，江青第一次到小靳庄时就宣布：从现在开始，小靳庄是“我的点”。在1974年6月到1976年8月间，江青先后3次来到小靳庄，并派来她的联络员进驻，派迟群等亲信多次到小靳庄活动。 6月20日，我们4人来到天津时，正是江青发表“六一九”讲话，宣布天津是她抓的“点”之后，又决定去小靳庄抓农村的“点”的前一天。6月21日，工业组两位老大姐马上去了天津站采訪，我们两个农村记者则立即赶往宝坻县林亭口公社的小靳庄大队。
小靳庄大队当时只有101户，582口人，地处宝坻东部黄庄洼边缘，历史上是个多涝灾的穷地方。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王作山是个老实厚道的基层干部。几年来，他带领全村社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年年冬天挖河泥垫耕地，不断提高地力和抗涝水平，生产节节上升，集体经济和社员生活水平在当地属中等偏上水平。
小靳庄大队有个突出特点：群众文化活动比较活跃，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这里地处大洼边缘，土地少又易涝，所以，历史上村民外出讨生活的人不少，西上北京，南下天津，在北京唐山跑过大码头，见过大世面，大多数人敢说敢做，尤其是热心文化活动。村里有个评剧戏班子，能演整出的大戏，参加过天津市和宝坻县的文艺会演，还得过奖。村里还有不少人能说会唱，会写诗（其实是编顺口溜），敢于当众登台朗诵、演唱。所以，多年来小靳庄一直是全县闻名的文化活动先进典型。
我们两人于6月21日到达小靳庄，当时正是麦收时节。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已被召到天津，“领受”接待“中央领导”的任务去了。大队长等干部在市、县委派来的干部的帮助下，找来几个能说会道的社员，抄书抄报，准备在评法批儒汇报会上的发言。一般社员们则忙着打扫卫生，修补道路，紧张地做着各项准备工作。村民们朴实善良，只知道江青是伟大领袖的夫人，以对毛主席的一腔真情，准备迎接她的到来。我们走进村来就能感受到一片紧张和兴奋的气氛。
21日下午，江青带领一大帮随从，从天津乘火车到达宝坻，当天就吃住在专车上。傍晚时分，江青要下车去“看看宝坻县城居民”，以展示她的“亲民”形象。她走进城边一处干部家属宿舍院，进了一位干部的家。女主人闻讯忙上前热情地欢迎她，江青也极力表示着“亲热”，拉着那位妇女的手说：“我要好好看看你的家，聊聊家常。”但刚坐下来，就有人凑过来，在她耳边悄悄说，这家女主人可能患有肝炎。江青闻言脸色立时变了，站起身来快步走了出去，连句告别的话都没说，逃也似的回到火车上，再也没下火车。
6月22日上午，江青从专列上下来，换乘汽车前往小靳庄。从县城到小靳庄有25公里的路，其中进小靳庄的几里河堤路为泥土路，夜间一场小雨把河堤土路浇成一片泥泞。一大早，天津市就调来几辆大型推土机，为“首长”开道，硬是把堤顶路面上的一层稀泥全部铲掉，再铺上一层干土，又压了一遍。江青的车队才勉强开进小靳庄。
进村后，江青就要召开社员大会，让农民评法批儒。适逢麦收季节，村里小学放了假，于是，大队就把会场设在村头的小学校里，并派人清扫了所有教室和整个院落。主会场设在一间最大的教室里，江青及主要随行人员就占去了一大半座位。村里除了几名主要干部外，只有几位社员代表进屋参会。天津市和宝坻县来的许多干部只能在院子里旁听。
笔者被安排进了教室，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社员“评法批儒汇报会”。
“评法批儒汇报会”名义上是由天津市委主持，小靳庄农民唱主角，其实成了江青个人为所欲为、丑恶表演的舞台。一进门，她就高声喊道：“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乡亲们！”引起一阵热烈的掌声。会议开始后，小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报告了大队基本情况，没说几句就被江青打断。她说今天是来听农民评法批儒的，其他的少说。可社员们的“评法批儒”发言，没有一个不被她中途打断，没有一个能按自己准备的内容说到头的。
女社员周福兰发言，批判儒家提倡男尊女卑。可还没容她说上几句，江青就打断她的话，借题发挥起来，“男尊女卑处处存在，我们中央就不合理……他们都是大男子主义，到了掌握政权，都出来了，一把抓”，叫嚷“这回要改变”，“女的要超过男的”。显然，她说的“这回”，指的是正在筹备的全国四届人大会议关于国家及国务院领导的人事安排，其篡党夺权的野心毕露。
接着，江青攻击的矛头就更直接了，她问周福兰叫什么名字？周答道：“我叫周福兰。”一听这社员姓周，江青就更来了劲，喊道：“是周公的周，还是周礼的周？”周福兰莫名其妙，说：“就是那个周呗！”江青大声喊道：“我要造你的反！”周福兰吓得一哆嗦。江青接着喊：“我不是造你的反，是造你的名字的反。你的名字太封建了。”她要周福兰“马上改掉这个封建的名字”，并随口说道：“你就改成周抵周吧！”随后又改口说，“就叫周克周吧。用咱们这个（周），克他那个‘周’。”从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她的表现来看，江青的这番话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她要“克”的那个“周”是谁。
从这开始，以后每个社员发言时，江青都要先给他们改名字。女社员于瑞芳刚报上姓名，江青就嚷，什么“瑞芳”！去掉那个“瑞”，就叫“于芳”！
女社员王淑贤一说出名字，江青就嚷：“又淑又贤，不行！‘淑贤’两字全去掉，就叫王先！”
男青年王孝歧是个高中生，是市里安排的重点发言人，事先准备了发言稿。可他刚开始念稿子，江青就忍不住了，喊道，什么孝歧！孝谁？孝什么？典型的封建意识！这个名字不行！你以后就叫王灭孔！
还有一位中年妇女叫李淑凤，江青说，净是什么龙呀凤呀，改！以后就叫李树风！树立新风！
江青不仅给男女社员改名字，连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解学恭也被改了名字。她当着全村人的面对解学恭说：“你那个‘恭’是温良恭俭让的‘恭’，是封建主义的，儒家的思想；要改成工人阶级的‘工’！学工，向工人阶级学习嘛。”后来，一次我看到天津市委写给江青的一份报告，解学恭真的就签上了“解学工”三个字！
这样闹腾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一个社员有一个完整的发言，江青就宣布这场社员“评法批儒汇报会”结束，她要去地里参加劳动，与社员一起割小麦。当时正值麦收时节，学校外不远处就有一块麦地，社员们正忙着收割小麦。 江青在一伙人簇拥下来到麦地里， 拿过一把镰刀来要割麦。可她既不会使镰刀，也抓不住麦棵，乱砍几下，一棵麦子也没割下来。其实，她的目的并不是割麦，而是让随行摄影人员照相。老实的大队党支书王作山不解其意，怕她砍到自己的腿脚，忙上去帮她，结果挡住了镜头。江青很不高兴，一把推开他，喊着：“你走开，别尽来帮倒忙！”
当时，在宝坻县有两位全国闻名的下乡、回乡女知识青年，一位叫侯隽，一位叫邢燕子。天津市委和宝坻县委把她们都召来见这位“中央首长”。在麦地里，有人把这两人带到江青面前。江青为了表示对这两人的亲热，说，我早就熟悉你们俩，一直想念着你们呀！然后就从头上摘下一顶白草帽，说，今天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这顶草帽是我1942年从延安撤退，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时，从延安带出来的。多年来南征北战，一直跟随着我。今天我送给你们俩人作个纪念。
听了这话，我们一个个面面相觑，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看那顶草帽，虽不知道是不是全新的，但那是一顶很精细的草编织物，颜色雪白，帽顶帽边都十分整齐，一点也没有折皱，更无破损。延安时期是个极为艰苦的年代，会有这样高档精细的草帽吗？即使有，从延安撤退，一路辗转，战火硝烟，至今又经过30余年，还能保持崭新光鲜如此吗？再说，一顶草帽送给两个人，谁来戴呢？演戏，这不是在演戏吗？我忍不住在心里直嘀咕。
赠毕草帽，江青向大队干部要一顶当地农民戴的那种芦苇秸编的“蘑菇帽”，她说她喜欢农民的帽子。其实她是想戴上照相。可接过王作山送来的那顶农民戴过的“蘑菇帽”后，见满是汗渍，便不往头上戴，借口说“太小了，我不能戴”。接着又埋怨起侯隽来，说，你下地来也不戴个草帽？我看你也变成个小官僚了！王作山赶快派人乘车去林亭口供销社买一顶新的“蘑菇帽”。
新的“蘑菇帽”还没买回来，江青已离开麦地，要到场院上“打场”去了。在场上，有人递给她一把翻麦子的木杈，她拿在手里扬了扬，让人照相。照完相，她转身又看见场上正晒着新打下的小麦，便对大队干部说，这麦子多好呀！我要把你们的劳动果实带回去给毛主席尝尝。大队干部和社员们忙去找了干净的布袋，装上10多斤小麦……
江青在场院上转上一圈，就宣布今天的“收麦劳动”结束。她要吃午饭了。
这时，天津宾馆的工作人员早已在小学校里准备好了午餐。面包、菜、饮水和碗筷等用具都是从市里运来的。女服务员一律白衣黑裙，也全是天津宾馆里来的。江青等人在一間教室里摆开餐桌，我们和工作人员便在院里树阴下吃。
午餐之后，江青要午休，说是要到社员家里去“同住”。村里事先已接到通知，早已选定大队会计王启恩家为她的午休之处。王家人口少，房子宽敞，环境也较干净。头一天，县里、大队已派人帮王家来个彻底大扫除。当天上午，天津宾馆的服务员又重新扫过大炕，屋里、屋外、院子全消了毒，炕上铺上宾馆的被褥枕头，服务员还用带来的深色窗帘把王家前后窗户遮个严严实实。王家和前后左右邻居养的所有猫狗和鸡鸭全被捉住送到别处暂管，以免发出叫声惊扰首长午休。江青进去后，王家几口人全走出来在院子里守候。公社和大队干部们午饭也没吃，轮流在王家院门口和房后为江青站岗放哨。这就是江青一个中午的“与农民同住”！
绝不是稿子写得好，而是社领导与记者息息相通
当日下午3时许，江青离开小靳庄。我们经过采访，先写出了小靳庄通过搞文化活动进行评法批儒的内部参考材料发往总社。至于公开报道，一时间却无从下手。江青在小靳庄的活动，从政治方面来看，她影射周恩来，篡党夺权的野心毕露，令人不齿。还有随意给人改名字，说谎话不脸红等等丑恶表演，令人厌恶，哪一方面都没有给人留下美好印象。她那些活动，哪一项是值得报道的呢？想起将要写的报道，我们的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压力，好在上面和总社对公开报道要求得都不那么紧，我们就在小靳庄农民家里住下来，一边了解小靳庄的历史、生产等方面的情况，一边观察着形势的变化，思谋着如何应付公开报道。
一直拖了近一个月，到7月下旬，总社才让我们发有关小靳庄的公开报道，但并未限定报道内容。这时，天津分社也派了两位记者前来住“点”采访，原先我们就熟悉的宝坻县委报道组的老朋友们也来了。我们便一起讨论稿子如何写。我听着大家的发言，其实，经过近一个月的思考，心里已经有了主意：绝不可正面写江青等人到小靳庄的活动！参加讨论的几位，分社记者和宝坻县委通讯干事，都是老朋友，是可以信任的，但我还是不敢直白地说出心里的打算，便尽力往这方面“引”。好在这几个人都不想借此机会讨好江青，所以大家最后形成共识：这篇稿子不写江青在小靳庄的活动，也不正面写小靳庄如何“评法批儒”，就写小靳庄的群众文化活动。自然，文化活动也要上纲上线，要写“兴无灭资”，“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等那样的极“左”口号和假话、大话、空话。但小靳庄的群众文化活动已广泛开展多年，县通讯组曾在报刊上发过报道，不是江青搞的，也不是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产物。写群众文化活动尤其是在当前的情况下来写，肯定会造成一些不良影响，但比正面写批林批孔、尤其与正面写江青来小靳庄的活动相比，无论如何它在舆论上造成的冲击和影响，肯定会低得多。“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主题确定下来之后，大家就一起凑材料，列提纲，最后列出十项文化活动。然后，我们就从社员家里搬出来，住进林亭口镇上一家破旧的小旅馆里，集中精力写作。经过几天的写作和反复修改，最后定名为《小靳庄十件新事》。虽然十项文化活动中，有两条是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内容（如第二件新事：培养贫下中农的理论队伍；第三件新事：贫下中农登台讲历史），也有几条比较勉强，经过“拔高”，但十件新事从总体上来看还是以讲农民文化活动的内容为主，报道的影响就有了一定的限制。在那种情势下，能够不正面写江青在小靳庄的活动就是大幸！
稿子写出来后，要先请当地领导审阅，宝坻县委没有什么意见，而当时天津市委驻小靳庄工作组的负责人有些迟疑，问，没有突出写农民批林批孔，行吗？我忙对他说，十项活动全是小靳庄农民的创造，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而且，十项活动中每一项都有批林批孔的内容。是不是就先这样定稿，发回总社让社领导去定夺吧。他听我这样一说，就没有再坚持，说，好，新华社领导是新闻界权威，由他们定吧！ 我怕“夜长梦多”，当天便把稿子送到宝坻县委连夜打印出来。第二天是星期日，为了不惊动更多的人，我们带着稿子来到汽车站，悄悄乘长途汽车回到北京，把稿子交到社总编室。
稿子交出后，我的心并不能放下来。穆青对稿子向来以严著称，这篇稿子能通过吗？
当天夜间，穆青处理完例行编务之后，把我们召到总编室谈这篇稿子。往常，在这种时候，我们总是先听他说；可是今天，我感到有必要把江青这次在小靳庄活动的前前后后向他和盘托出，让他先了解真实情况，这样有利他了解我們的报道思路。只要他了解到真实情况，他肯定会支持我们这种写法。如果他不同意这么写，他也一定会有更好的写法。
在我讲述的过程中，穆青吸着烟默默地听着，一句话没说，但脸上的表情慢慢变了。听完之后，他轻轻地摇了摇头，“唉！”地一声，长长叹了一口气。虽然没有语言交流，但我从他的面部表情上读懂了他的内心：他对江青在小靳庄丑行的不屑，比我们更强烈，却更深沉，可在我们这些年轻人面前，他不会口无遮拦地表示出来。他把稿子拿到另一间办公室，大约不到一个小时后，他出来了，把稿子放在我们面前。我放眼看了看，首页上几乎没有什么改动，不像往常的稿子常被改成个大花脸。
我忙问，这样写行吗？
穆青意味深长地说了句：“恐怕也只能这样了。就写社员的文化活动，不能写别的。‘十件新事’这个题目也不错。”
我听明白了他的话，特别是“不能写别的”这句话的含义。
穆青并没有马上签发这篇稿子，说：“再让穆之看看。你们先等着。”
大约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将近午夜时分，穆青回来了，一脸笑容，对我们说：“穆之与我们看法一样。他夸你们写得巧，让就这样定稿播发。”
这是我在穆青手下最顺利通过的一篇报道。绝不是稿子写得好，而是因为记者与社领导想到一起了。在新华社这个团队中，在那样特殊的年代里，领导与记者心心相印、气息相通，是十分难得的。在新华社，在朱穆之、穆青这些人的领导下工作，即使是在当时那么复杂的斗争中，我们也没有会被“抛出去”的担忧。在他们面前，我们敢于向他们诉说心底的话，讲真实情况。虽然有些话不便明说，但彼此可以信任、理解，一切皆在不言中。这种信任和默契，至今想来还令人心暖。（摘编自郑州大学出版社新书《师者穆青》）（题图为今日小靳庄）
（责任编辑：胡 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