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苦难和死亡中涅槃的“高贵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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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毕淑敏的小说对女性的关怀和解读有着独特的视角。本文通过整理毕淑敏小说中的几个典型女性形象,来分析其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和女性价值。本文主要从女性的社会意识、母爱意识、灵魂救赎三个角度来进行解读。
  关键词: 毕淑敏作品 女性角色 “高贵灵魂”
  
  毕淑敏是当代有着独特书写气质的女作家。战士、医生、心理咨询师、作家,没有几个女性能在短暂的一生中拥有如此丰富的社会阅历。女儿、妻子、母亲,大多数女性能扮演的家庭角色她也在生活中诠释得温馨恬淡,据说她的儿子也在母亲的熏陶下从事着心理学方向的工作。在我的心目中,毕淑敏是一位“心素如简,人淡如菊”的女性,她的作品视角和焦点也大多投向社会中形形色色的女性,以她所追求的大爱情怀和细腻却不失锋芒的哲理思考去描绘她们的喜怒哀乐,从而采撷她们身上或多或少闪耀着的“人性光辉”,让读者在文学作品中找寻“高贵的灵魂”,汲取“爱的力量”。
  统观毕淑敏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其实她们所面临的生存空间几乎没有什么轻松、愉悦的环境和氛围,乳腺癌症的折磨,戒毒与“被吸毒”的抗争,亲人伤逝带来的巨大苦痛,险象环生的高原雪山,直面他人或自己心灵深处的幽暗,人到中年遭遇“下岗”和离婚……让她们时刻被苦难的生活嘲笑着,被死神阴沉的目光窥视着,让读者不免为她们的命运揪心、叹息。与同时代女性作家们相比,她不似池莉、方方善于从“烦恼人生”的生活琐事中感叹生活本质的平庸、乏味,也不似林白、陈染高呼“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更不似卫慧、棉棉用“疯狂的身体写作”来张扬个性解放。她的作品中无时无刻不饱含着浓浓的“社会意识”和“大爱情怀”,同时也不讳言人性难以克服的丑恶和卑劣。除将女性除了作为传统性别角色来看待外,更多的是将她们放到社会的边缘地带甚至是阴暗角落中,饱尝生活的煎熬和死亡的威胁,让她们“置之死地而后生”,去考量她们的“灵魂”,她的医生和心理咨询师身份让她具备了优越的书写条件。富足舒适的生活环境只能孕育温文尔雅、仪态大方的淑女,但却不易发掘灵魂深处最深藏的“人性”,可见毕淑敏对生活并不是持“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态度的。让我们随着毕淑敏的作品,去触摸那些挣扎在苦难与死亡中的女性们的“高贵灵魂”。
  一、甘于献身理想的“高贵灵魂”
  与许多女作家浓墨重彩地描写两性关系和爱情主题不同,毕淑敏更注重抒写人(尤其是女性)对人生理想和价值的追求,当然其中也歌颂美好的爱情,但它只是人生价值的一种形式。毕淑敏的散文《医文异同》中提到对这两种学科的认识:“研究对象都是人,都需要高度的仁爱与责任,都面对同样的千古之谜—死亡。”因此穷尽她的知识和情感去关注为理想而奋争的现实个体。王蒙在为其小说作序时定调:“爱心是主干,责任是永久,使命是奉献。”[1]
  在她的小说中,我们时刻被人性的坚韧、勇敢、宽容、乐观、忠贞、敬业等可贵品质所感动,即使在社会最“边缘”、最“阴暗”的角落里,她们的“高贵灵魂”亦闪耀着夺目的光芒。《红处方》中的简方宁,作为一家戒毒医院的院长,终日疲于奔波在她的工作岗位上,面对斗殴频发的医院、被毒品吞蚀灵魂的病人、私欲膨胀的医生、趁火打劫的毒品贩子、无耻出轨的丈夫、羸弱多病的儿子……她心力交瘁。更可怕的是由于女病人庄羽对她变态的“仰慕”,简方宁毫无察觉地堕入庄羽的陷阱,当醒悟时她已染瘾特级毒品“七”。戒毒的唯一办法是切除大脑中的“蓝斑”,但失去它就无法再拥有正常的情感。简方宁最终以死来捍卫了信念和尊严,摆脱了毒品对她的控制,她向庄羽和所有企图玩弄她的人证明她是戒毒医院“这冰雪王国不可一世的女王”。站在苟延残喘和生命价值各执一端的天平前,简方宁毫不犹豫地以自杀的方式选择了后者。毕淑敏说:“我觉得中国人太讲究生存的数量,而不在乎生存的质量。但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不在于它的长度,而在于它的深度和高度。尊严地活着和尊严地死去是一个人整体价值不可分割的部分。”[2]《女工》中的浦小提,也是一个让人喜爱和敬佩的女性。毕淑敏将她放到从“文革”到“改革”的历史背景中,在时代浪潮的席卷和冲击下历经了一次又一次的困境,也从不谙世事的小女孩慢慢蜕变为成熟自信的女人和母亲。童年因“文革”而失学,长大后无奈地成为普通女工,改革后离婚下岗,对于这些磨难浦小提从未自暴自弃、怨天尤人,始终以勤劳的身手和阳光的心态独立于社会之中。无论是前夫卑鄙低俗的讥讽、同学高高在上的怜悯,还是旧时伙伴的一往情深,她始终是不卑不亢的从容之态。因为她明白生命价值中最首要的就是尊严和人格。还有“军旅系列”小说中的女军人们,如肖玉莲、游星等,在她们的身上散发着现代女性独立自强的无穷魅力,她们首先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然后才是一个美丽可敬的“女人”。
  二、奉献无私母爱的“高贵灵魂”
  母亲是上帝赋予女性的最伟大最神圣的角色。毕淑敏自己就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母亲,也做过相当长时间的儿科医生,这样的经历让她从来不吝啬笔墨来描绘作品中众多母亲的形象,她们对于孩子的爱是世界上真正无私无畏、无怨无悔的感情,有时甚至是到了近乎疯狂和可怕的地步。
  在《生生不已》中,普通女工乔先竹得知女儿小甜患上脑肿瘤这一不治之症,丈夫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打击得几乎崩溃,但她展现了一个母亲的坚强和冷静,积极为女儿治疗。在女儿死后,她为了寻求新的“母爱支柱”,不顾羸弱的身体和高危的年龄,执意孕育了新的生命,因为她坚信“小甜在天上转了一圈,就要回到我们身边来了”。最终在难产后望着婴儿欣慰而死。《血玲珑》中的卜绣文更是饱受母爱煎熬的母亲,女儿夏早早因罕见的“贫血症”而笼罩在死神的阴影中,卜绣文褪下了女强人的光环,为争夺女儿的生命倾其所有。她放下尊严色诱年轻的主治医生,亲手毁掉与丈夫的骨肉,忍受当年的强奸犯的侮辱,无视自己的健康和生命,用尽手段怀上与夏早早相同基因的孩子,都只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医学实验“血玲珑”——抽取他的骨髓来救早早。这个故事看得人毛骨悚然,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且不论其中的科学与道德,爱情与现实的种种矛盾,但说卜绣文这样“母爱至上”的信念,就让人不禁唏嘘感叹。女性内心潜藏的“母爱”拥有难以想像的神奇力量,世间没有任何困难可以战胜它,尽管女性在发挥这种威力的同时,常常忍受着身体和心灵的双重重负。这种超乎寻常的负荷力让男性惊奇感叹却又自惭形秽,也为人类社会创造了无限的感动与美好。
  三、勇于自我救赎的“高贵灵魂”
  每个人在从生走向死的旅途中,总是充满了苦楚和艰辛。但中国人总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条古训,大多都忌讳“死”这个字眼,实在不能避谈也总是宣扬“重于泰山”的英雄之死,藐视“轻于鸿毛”的平凡之死,似乎不是为国家民族的“死”就不值得关注。因此,我们的传统文化始终缺乏正确的“死亡意识”。毕淑敏则把这个命题提到了显著位置来探究。她以热爱生命的方式尊重死亡:“我珍爱生命。人是多么神奇的生物,我们理应让它更美丽。我越是看到人性的幽暗之处,越相信它会有出口。”“生存就是向着死亡的进发。只要生命还存在,对死亡的关注就不会停歇。生命和死亡,是我们人生的两个翅膀,你只有都思索了,才能飞翔。”[3]于是我们看到了在她的小说中用巨大的篇幅去描写形形色色的死亡。理解生命的另一种方式是发掘人们的内心世界,“找寻生命的脐带”。
  《心理小组》(又名《拯救乳房》)中的程远青是留学归来的心理学博士,她借助企业家的资金,登报在社会上招募心理小组成员,对乳腺癌康复期病人进行集体治疗。在小组的筹备和活动过程中,读者随着程元青的遭遇和感受认识了众多乳腺癌患者。她们的社会地位或高贵,或低贱;她们的年龄或苍老,或青春;她们的性格或柔弱,或乖张。甚至还有女扮男装以逃避世俗偏见的男性。她们每个人都怀着对癌症的深深恐惧和厌恶,还有被癌症侵蚀得千疮百孔的荒芜心灵。程元青带着她的组员们艰难地同乳腺癌这个强大的敌人作斗争,在这个战场每个组员包括她自己都经历了脱胎换骨的灵魂洗礼。最终他们成为了一个坚强的团队,超脱了死亡的折磨,在生命的最后一程完成了自我救赎。就如毕淑敏呼吁的那样:“你们依然可以在太阳下生机盎然的生活,大声地说出这个疾病的名称,正视病儿不惧怕它的侵害,生命因不屈而迸射霞光。”[4]
  《女心理师》是毕淑敏2007年推出的长篇力作,一经面世就引起文坛的震动和热烈争论,原因正在于它触及到了现代人最隐私也最柔弱的“心理问题”。农村少女柴绛香,机缘巧合之下被雇主贺奶奶培养为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城市少女贺顿,为了生存并能了解自己,她选定了“心理师”这个职业,并开办了“佛德心理所”。为此她不惜牺牲一切:推销有毒化妆品,出卖自己的肉体,设计取信情人并借到了10万元创业基金,嫁给残疾下岗的丈夫以换取开办诊所的房产。她的行为被传统的道德伦理所排斥,但她却是一个“鲜活的普通人”,任何人都带有“人性的阴暗面”。贺顿的“不道德行为”背后都有着辛酸而悲惨的原因:生父的抛弃,生母的卖淫,继父的性侵犯,生存的压力,让她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创伤。但贺顿自我拯救的勇气和毅力更让人感动,她用所学的专业知识救赎了很多的心理患者,同时也艰难而成功地完成了自赎。最终贺顿关闭了心理所,开始了心理学更深层次的探究。毕淑敏毫不掩饰对这个角色的喜爱,就是小说中贺顿身边的男人们,无论社会地位的高低,从男人的眼光去衡量,他们都欣赏喜爱这个貌不惊人却坚强勤奋的娇弱女子,这才是女性魅力价值的体现。小说的结尾也预示着女性将会用理智的科学和细腻的情感作为双重武器,坚持不懈地在救赎他人和自我救赎的“灵魂之路”上继续前行,人性的温暖之光终将战胜冰冷黑暗的“心灵魔障”。
  
  参考文献:
  [1]王蒙.藏地情·序二.中国物资出版社,2009.
  [2]毕淑敏.我敬畏生命的过程.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
  [3]毕淑敏.女心理师.重庆出版社,2007.
  [4]毕淑敏.心理小组.作家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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