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靠说话维生的他，被切掉了大部分右边声带，该怎么活下去?
　　1989年，医生发觉我患了扩散性喉癌，替我动手术。手术十分成功，只有一个问题——割除时，需切除的部分比最初估计的深得多，我右边的声带只剩下一小截。
　　我大受打击。癌魔固然祛除，但我几乎连低声说话的能力都丧失了，而我一直靠说话维生，在舞台上、电视上都是如此。第一个到医院探望我的朋友，是东尼·兰德尔。我们合作演出已有30年了。
　　他安慰我说：“你会好起来的。”我用手势表示，失了声让我十分愤恨。这时，他很认真地说：“杰克，你如果要恢复工作，我会安排，这不是开玩笑。”东尼素来言而有信。
　　
　　结识东尼
　　
　　上世纪50年代，我看电视剧《皮沛思先生》，第一次看见东尼，马上成为他的影迷。多年前，他在舞台和广播界已是成就辉煌，因此，后来有幸和他合作，对我来说值得大书特书。当时是1955年，我们合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连续剧《与冒险有约》的其中一集，东尼扮演教授，我则扮演歹徒。由于是现场直播，所以特别有趣。
　　那次合作之后，我没有再和他见面，直到1970年我们初次排演电视连续剧《难兄难弟》(又作《错配的一对》)的第一集。我们在制片加里，马歇尔的办公室里，把剧本念一遍。我念到一处，觉得自己饰演的邋遢鬼奥斯卡·麦迪逊应该向有洁癖的费利克斯·昂格尔(东尼饰)高声呼喝。
　　东尼不同意我的观点，他坚持：“这样不对。你演时不会真的这样吧?”
　　我说：“我不知道，也许会叫得更大声，看情形吧。”
　　东尼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你不可以大声叫喊，绝对不可以!”
　　我转头对加里说：“这样子我不能演了。”
　　东尼问：“有什么不妥当?”
　　我反驳：“我绝对不会教你怎样演。”
　　东尼耸耸肩：“好吧，我不过想帮忙而已。”
　　我们从此互相尊重，而这也是我们长期合作无间的重要基础。东尼经常激起我冒险一试的精神。《难兄难弟》表演逼真，原因之一固然是现实生活中我们的性格与角色相近；另一原因是我们都是训练有素的舞台剧演员。跟东尼这样有才华的演员合作，我不得不全力以赴。
　　
　　锻炼声带
　　
　　我开刀后过了3年，听说有些小报准备发表报道，说我命在须臾。这纯粹是向壁虚构，我没想过东山再起，但癌症确是被我击退了。我决定接受电视访问；发声专家兼歌唱老师加里·卡托纳看到了，便和我联络。
　　他说：“我也许能够帮助你。”之后四个月，我致力做些奇怪而剧烈的练习。加里说，只要我左边的声带够强劲，或许可伸展过去，搭上右边声带的剩余部分。这对我来说有如科幻小说，但过了一段时间，我的确听到自己微弱的声音了。
　　电话似乎通灵，这时响了起来。“杰克，我是东尼!你知道吗?要是我们能够在百老汇演出一场《难兄难弟》，就可以替国家演员剧场募得100万美元。”这剧场是他的心肝宝贝，但那时我还是说话维艰，就叫他别指望了，随即挂断电话。
　　我跟加里谈到这件事。他说：“告诉东尼，六个月后你就可以和他同台演出。”
　　我向来不想显得软弱经不住打击，我渴望重过演艺生涯，也知道东尼努力为我打气。那六个月我不断吸蒸气，锻炼声带，进展不错。难以听到的低语慢慢变得较为响亮，又慢慢变成了声音。
　　
　　重返舞台
　　
　　演出的日期来临了。
　　我在后台等待，一颗心怦怦乱跳。到我出场了，我说了第一句台词，听见观众在座位上挪动。我虽然开了麦克风，但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不禁惊惶失措，心想：天啊，我是怎么盘算的?还有两个小时怎么挨过去?
　　我双腿发软，勉力站着。警察默里问我吃的是什么，我回答：“三明治，有褐色的，有绿色的。”
　　他问：“绿色的是什么?”
　　“要不是很新鲜的干酪，就是很不新鲜的肉。”观众确确实实笑了起来。显然，他们听见我的声音了。
　　东尼这时在舞台的另一边。我看见他眼睛闪出喜悦的光芒，也明白他的意思：“加油，加油!我早知道你办得到。”那两小时的演出，我赢得最初演出时赢得的所有笑声。东尼一直在我身旁，做我的精神支柱。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份情谊。
　　剧终时，观众为我们起立欢呼了两分钟。落幕后，舞台经理说：“你们听到没有?”
　　观众仍旧站着鼓掌，要求再次谢幕。我们忍不住哭了起来，他们也哭了。那是百老汇真情流露的7分钟。
　　在演出后举办的派对上，东尼见人就说我是“世上最勇敢的混蛋”。那一夜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东尼给了我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