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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海军史上，邓兆祥是一位神话般的传奇人物。他在海军服役近70年，经历了北洋政府、民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的中国海军，目睹了中国海军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
追求海军救国理想，两次南下汕头
邓兆祥，广东肇庆人。1913年高小毕业，由于父亲去世，家境中落，家里无力继续供他读书，邓兆祥只好离开心爱的学校，准备到一家裁缝店当学徒。适逢广州黄埔海军学校招生，11岁的邓兆祥以一篇《国防以海军为重》的优秀论文，考入该校第十六期航海班，从此开始了他长达72年的海军生涯。
邓兆祥在黄埔海校上学的5年，正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从袁世凯称帝，到孙中山先生护法，政治形势风云变幻。1919年底，邓兆祥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黄埔海校的全部课程，本该上舰实习，但由于北洋政府与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的军政府形成南北对立状态，在广东汕头的护法舰队与北洋海军都不愿意接受黄埔海校的学生到那里实习，北洋政府海军部只好命令黄埔海校的毕业生转到吴淞海校继续学习。1920年初，吴淞海校撤销，邓兆祥等人又转到烟台海校继续学习。
烟台海校是清朝末年建造的一所非常著名的海军学校，邓兆祥在这里受到了当时最为正规的海军教育。1921年初，邓兆祥又从烟台海校转到南京水鱼雷枪炮学校专修水鱼雷和枪炮知识。1922年底，邓兆祥完成了作为一名海军军官应该学习的全部课程。
学习期间，一位留学日本的教官曾给同学们讲述了这样一件事：甲午战争期间，北洋水师“镇远”、“靖远”两舰曾被日本海军俘获，为夸耀战果，日本竟然将“镇远”、“靖远”两舰的铁锚、锚链和部分弹丸陈列在东京上野公园内，对我进行污辱。几十年来，华侨和留学生经过此地无不痛心疾首，泪流满面，特别是中国军人更是悲愤满腔，无地自容。这位教官最后悲愤地说：“这是我们海军的耻辱啊!”邓兆祥听了这位教官讲的话，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雪甲午之辱。
1923年7月，北洋政府海军部无奈之下，安排烟台海校的毕业生到“应瑞”号练习舰上实习。但海军总司令杜锡珪却排斥广东人，不让广东籍的学员上舰实习。邓兆祥对其他广东籍的同学说：“我们在这里等下去，不要说雪甲午耻，恐怕连能不能干海军都很难说了。”于是大家一合计，决定南下广东投奔护法舰队。他们请烟台海校老校长佘振兴给护法舰队司令温树德写了一封推荐信，满怀信心地乘上了南下的火车。
1923年8月，邓兆祥等人昼夜兼程，风尘仆仆来到汕头护法舰队驻地。舰队司令温树德看了老同学佘振兴的推荐信后，不仅没有表示欢迎，反而把他们当作北洋政府派来的“奸细”，立即抓了起来。经过反复核实问明原由后，才决定收留他们。不久，邓兆祥被安排在“肇和”练习舰任少尉见习员。邓兆祥由此成为一名真正的海军军官。
1928年1月，经黄埔海军学校同学梁康年的介绍，邓兆祥第二次来到汕头广东海军，到“飞鹰”舰任上尉枪炮正。“飞鹰”舰是当时广东海军中最大的舰艇，舰长舒琮鎏也是黄埔海军学校毕业生，对邓兆祥的为人与才干早有耳闻。到“飞鹰”舰后，邓兆祥十分努力地工作，不久就以娴熟的业务技术和忠厚的为人处事，得到舒琮鎏的赏识和信任，舒琮鎏对邓兆祥大胆使用，不断委以重任。1928年3月，邓兆祥由上尉枪炮正改任上尉航海正，成为舒琮鎏的得力助手。1929年1月被破格提拔为“飞鹰”舰少校副舰长。26岁的邓兆祥成为当时广东海军中最年轻的少校副舰长。
为赴英国皇家海军学习，从少校降为了士兵
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各地方海军实现了统一，海军建设也提到日程上来，国民党海军部准备挑选部分优秀的现役军官和初中及大专院校学生到美、英等海军强国留学，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海军知识。
能到海军大国去学习海军技术，是邓兆祥参加海军后的梦想。但这次赴英国学习，他不能以学员(军官)的身份，而只能以学生的身份去。虽然他已任“飞鹰”舰少校副舰长，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说：“就是当学生我也去!”
1929年11月，邓兆祥和其他同学一起，由英国海军少校皮特带队，在上海登上了英国的“麦西顿尼亚”号邮船。经一个多月的航行而到达英国伦敦。
中国留学生想从英国人的嘴里多了解一些海军装备知识是很难的，只能平时多注意观察，在实际操作中摸索。邓兆祥学习非常刻苦，又善于动脑筋，不管在哪个岗位实习，他都是第一个胜任本职工作。一次，“决意”号在大西洋比斯开湾遇到了11级飓风，巨大的风浪穿过几十米高的舰桥，把舰艏的栏杆都打断了，许多人被强烈的颠簸晕倒，邓兆祥三天三夜没有离开他战斗的岗位，受到英军官兵的称赞。不久，英王乔治六世乘航母去南非视察，“决意”号为其护航，途中又一次遇到飓风，在危急关头，邓兆祥顶替英国军官值更，协助舰长处理许多险情，得到英国少将舰长的赏识。
1932年4月，邓兆祥进入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指挥专业课程。学习结束后，他作为最优秀的四名学生之一，又进入了英国皇家海军专科院校深造，在朴茨茅斯学习水鱼雷和枪炮专业知识，经过四年多的艰苦学习和训练，邓兆祥成为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一名出类拔萃的留学生。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赴英访问，在访问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时，该院向刘华清副主席介绍情况时，自豪地说：“我们学院不仅是英国海军的最高学府，为英国海军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还曾为中国培养了一位出色的海军人才——邓兆祥。”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与英国的“重庆”号舰长斗智斗勇
“重庆”号原名AURORA，是英国在1936年建成下水的轻型巡洋舰，标准排水量5270吨，满载排水量7500吨，后由中国接收改名为“重庆”号，是中国近代海军史上装备最新、火力最强、吨位最大的一艘现代化战舰。
有资料说，英国确定将“重庆”号送给中国时，对中国挑选“重庆”号舰长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是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二是必须在大型舰艇上担任过舰长。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在中国海军中同时符合英国这两个条件的人并不多。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的人虽然少，但也能挑出几个来。可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海军舰艇基本上都被日军飞机炸毁了，不要说千吨以上较大型的舰艇，就连小艇小船也没有几条。邓兆祥能当上“重庆”号巡洋舰舰长，是国民党海军经过严格挑选和刻意培养的。以学识和才干论，他也该是当之无愧的“重庆”号舰长。
1948年5月19日，中英两国在朴茨茅斯港举行了隆重的交接仪式，英方正式将“重庆”号巡洋舰移交中国海军。至此，邓兆祥成为“重庆”舰上校舰长。
交接仪式后，邓兆祥发出了舰长的第一声口令：“离码头。”“重庆”舰离开平静的海面，向祖国驶去。
“重庆”号离开英国前，英国方面把“重庆”号原来的英国舰长白能吞(中文名)上校和12名轮机士派到舰上，一方面负责联络“重庆”舰沿途各港口的停靠补给，一方面怕中国海军驾驭不了这条现代化的战舰，为中国人护航。但是，邓兆祥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优秀舰长，他不需要洋人的“保驾”；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航海家，他更不需要洋人对他的航海业务指手划脚。
回国途中，邓兆祥对洋舰长彬彬有礼，但从不向洋舰长汇报请教问题。在航行中，遇到几次大的风浪，邓兆祥都沉着冷静，指挥若定，应付自如，全然没有向洋舰长请教之意。白能吞无事可做实在忍耐不住，一天早餐时，他笑着问邓兆祥：“您看我们保驾组应该做些什么?”邓兆祥笑答：“我认为你们保驾组主要是联络，有事就请您与贵国海军部和停靠的港口联络，没事就请你们多休息休息。”话不投机，洋舰长悻悻而退。邓兆祥认为，“重庆”号由谁来指挥，事涉国家的主权问题。但白能吞沉不住气了，他给邓兆祥写了一封口气强硬的信。第二天，邓兆祥给洋舰长客客气气地写了一封回信：“尊敬的白舰长：我们对以阁下为首的保驾组是尊重的。但是，‘重庆’舰是一艘中国军舰，是由我和全体中国官兵负责的，我们已竭尽所能做好对保驾组的接待服务工作，但我们不能接受他人的指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您仍坚持要走，处在我的地位，是无权阻止你们撤离‘重庆’舰的。”于是，“重庆”号一到香港，白能吞和12名轮机士就不辞而别，飞到南京向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告了邓兆祥一状。
1948年8月13日，“重庆”舰航行1万多海里，历时近3个月，驶抵上海吴淞口，加入中国海军的行列。
“你们要我开船就得听我指挥!”
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主力丧失殆尽，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已经财力枯竭。由于金圆券严重贬值，“重庆”舰士兵一个月的津贴只够上街吃一碗阳春面，许多人在国外积蓄的外币回国后被动员换成了金圆券，原够买一块欧米茄名表的钱，后来连买一条表链都不够。舰上的不少军官另找门路调动工作，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开了小差。“重庆”舰官兵这种对内战深深厌恶，对现实严重不满，对国民党丧失信心，对个人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逐渐凝聚成追求新生的强烈愿望。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积极策动下，“重庆”舰上进步官兵和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经过长期的秘密串联和酝酿，成立了“重庆舰士兵解放委员会”，在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之后，于1949年2月25日子夜，举行了震惊中外的起义。这天深夜，“解委会”的士兵们顺利地弄到了武器，很快就控制了全舰，扣压了舰上的军官，并争取到舰上多数士兵和技工的支持。
邓兆祥虽然事先并不知道舰上酝酿起义的事，但此时他已经有了一定的进步思想基础，并有了应变的思想准备。在“重庆”舰炮击塔山回到上海后，他特别注意了解战场形势，并让士兵买来一些进步的报纸、刊物，了解解放区的情况和信息。当“解委会”的士兵敲开他的住舱，告诉他已经举行起义，请他出来开船时，邓兆祥没有一点恐慌和害怕，为了弄清情况并对全舰官兵负责，他没有马上表态。那时军统到处安插特务，如果是当局设的套，不仅自己的安全没有保证，还要牵扯到很多人。当他与“解委会”的士兵深入交谈，又把机电、轮机部门的人找来了解情况，弄清士兵是真正进行起义，军舰备航、开动也没有问题的时候，邓兆祥毅然决然地支持和参加了起义。
“解委会”的士兵们拿出几张事先准备好的长江口的江图和海图，请邓舰长领航开船。但长江口航道复杂，邓兆祥希望与航海官共同制定航线。“解委会”的士兵们不希望有更多的军官出来，怕控制不了局面。而邓兆祥却坚持自己的意见说：“请航海官上来。”士兵们有些不太情愿。邓兆祥紧接着又说了一遍：“把航海官请上来。”大家都知道邓兆祥从不大声说话，更不骂人，说话急促一点就是发火了，只好把航海官陈宗孟请了上来。邓兆祥与航海官认真地绘制航线，并把青岛至烟台的航线向外移了移。一些士兵不理解，就问邓兆祥，为什么要向外移航线?邓兆祥说:美国第七舰队驻在青岛，我们还是离青岛远一些好。这时，大家才明白邓舰长的意图。
在没有领航的情况下，军舰开出长江口是十分危险的。邓兆祥坐在指挥台上，仔细观察着江面，下达着一个又一个口令。在他的精心指挥下，“重庆”舰很快驶离了长江口，进入黄海后向北疾驶。接近青岛海域后，邓兆祥的精神又紧张起来。如果国民党政府发现“重庆”舰开往解放区，肯定会请美国第七舰队在此拦截他们。即使国民党军没有发觉，若美国海军发现一条巡洋舰在青岛外海也会产生不少的麻烦。邓兆祥拿着望远镜仔细观察着海面，一边低声下达口令：“进入战斗准备。”全舰士兵和下级军官进入了自己的战斗位置，并做好了战斗准备。“重庆”舰开足马力通过了青岛海域，于2月26日晨，到达山东解放区烟台港外。起义后，邓兆祥一直坚持工作在指挥台，双眼熬得通红，士兵们多次劝他说：“邓舰长你休息一会儿吧。”但他始终没有离开过岗位，直到到达烟台后，他才到休息室休息了一会儿。他的这种精神感动了舰上的官兵，对稳定军心，对起义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青岛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海军快艇学校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侵驻台湾，国民党海军也加紧了对大陆沿海、沿江的捣乱破坏活动，新中国的海防斗争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加强人民海军建设的任务更为紧迫。刚刚成立不久的人民海军，急需大量的海军人才。中央军委根据斗争需要决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培训一批快艇人才，组建一支快艇部队，以保卫祖国沿海、沿江的安全。
1950年8月，军委下达命令，在青岛市莱阳路8号（原国民党海军军官学校旧址），以部分“重庆”舰起义人员为基础，组建海军快艇学校，由邓兆祥任校长，朱军任政治委员。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快艇部队的各类人才，并负责组建新中国人民海军的第一支快艇部队。中央军委要求他们在“六个月至一年内培养出快艇学员，迅速形成一支可靠的战斗力，并能迅速执行战斗任务。”
邓兆祥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后，深感任务光荣而艰巨。当时，美军第七舰队退离青岛不久，国民党海军及美军遗留下的营区内一片狼藉。莱阳路8号院内更是杂草丛生，没有一座完整的营房和设施。这样的环境，要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一所快艇学校，并在六个月至一年内培养出合格的快艇人才，困难之多、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是，邓兆祥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
8月14日，邓兆祥率一支13人的先遣分队到达青岛莱阳路8号。一到那里就不分昼夜地忙碌起来。在这儿建教室，在那儿设训练场，邓兆祥规划着新中国第一所快艇学校的蓝图。不久，他又和参加筹建快艇学校的官兵一起锄草，平整道路，搬运器材。经过邓兆祥和官兵一个多月的共同努力，莱阳路8号焕然一新，一座崭新的人民海军快艇学校诞生了。他们从苏联购进了6艘旧的鱼雷快艇，聘请了24名苏联专家来校，帮助指导教学工作。
经过紧张的筹备，10月9日，青岛海军快艇学校第一期学员正式开学了。
第一期学员都是从陆军中挑选的营以上干部和战斗英雄，他们作战勇敢，不怕流血牺牲，有一颗热爱党、热爱祖国的红心，但是文化基础较差，有的连名字都写不好。入校以后，这些英雄们在学习海军专业知识上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看到他们吃力而刻苦地学习，邓兆祥吃不下睡不着。沿用苏军的教材肯定不行，怎么办?他就和教员们一起编写教材，制作教具，想尽一切办法，把复杂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向学员解释清楚。并利用业余时间给大家补习文化课。为尽快培养出合格的快艇人才，迅速组建一支有战斗力的快艇部队，他们还采用了按不同专业对口学习培训等方法。
经过一年的紧张教学训练，青岛海军快艇学校培养出了第一批879名合格的快艇学员，编配在42艘鱼雷快艇上，组成4个快艇大队，这就是人民海军的第一支快艇部队。他们经过简单的合成训练后分赴各舰队、基地，担负起了保卫祖国海防的战备任务。其中一些人在以后的海战中多次立功，成为人民海军的高级将领。
93岁走西沙，古稀之年圆了南海梦
邓兆祥从1914年考入北洋政府时期的黄埔海军学校起，到1983年不再担任人民海军副司令员职务为止，海军生涯长达69年。在这69年里，他曾穿越过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从中国的内江、近海到欧洲、非洲的大洋，都曾留下过他的航迹。然而，令这位老海军深深感到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机会登上祖国的南海宝岛——南沙和西沙群岛。而且，这种愿望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强烈。邓兆祥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后，几次向海军领导提出想去南沙看看，但海军领导担心邓兆祥年事已高，身体弱，万一有什么闪失则无法交待，故一直也没有安排他成行。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邓兆祥向海军司令员张连忠再次提出要去南沙看看的请求。后经海军与全国政协协商，决定由邓兆祥副主席率领全国政协视察团，慰问驻海南岛、西沙群岛的海军官兵。
1996年1月22日，对邓兆祥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邓兆祥以93岁高龄登上了飞往西沙群岛的专机。邓兆祥坐在飞机上，透过舷窗看着大海，在接近西沙永兴岛时，七连屿就像七颗璀璨的明珠呈现在邓兆祥眼前，他的心一下子激动起来。心想，终于到了西沙了。
上午9时许，飞机徐徐降落在西沙机场。这天，西沙的天气格外晴朗，气温高达32度，早在机场等候的官兵为邓兆祥准备了一顶遮阳帽。邓兆祥走下飞机的舷梯后，面对欢迎他的水兵们，他坚决不戴遮阳帽，挺直了腰杆，迈着标准的军人步伐朝着军旗走去，向军旗、向西沙深深地鞠了一躬。
踏上西沙，邓兆祥顾不上休息，就从机场走到连队，从主权碑走到码头。站在主权碑前，邓兆祥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想到自1946年11月西沙、南沙从日本人的手里被接收回来，并在永兴岛上树立了这块“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50年过去了，中国人民虽然历尽沧桑，但西沙、南沙再也没有离开祖国的怀抱，邓兆祥深有感触地说:“西沙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中国的神圣领土。今年是我国收复西沙、南沙群岛50周年，在这个时候走西沙，我这个海军老兵感到非常自豪和高兴，希望海军官兵驻在西沙，热爱西沙，保卫西沙，把祖国这个美丽的宝岛建设得更加美好。”说到这里，邓兆祥的目光越过纪念碑，望着远方的海天交汇处，回忆起中国海军从北洋海军的没落、国民党海军的腐败到新中国人民海军的诞生、发展和壮大，心潮澎湃，久久不愿离去。
在西沙期间，看到驻岛官兵把西沙建设得如此美丽，他激动地说:“我是海军的一位老兵，能看一看西沙，看望守岛官兵，是我一生的愿望。”他将自己收藏的近千册图书赠送给守岛官兵，并在将军林亲手种下了一棵椰子树，他对日后管理这棵椰子树的小水兵说:“我栽树，你管理，一定要让这棵椰子树在西沙长得根深叶茂。”
( 责编 任 重 )
追求海军救国理想，两次南下汕头
邓兆祥，广东肇庆人。1913年高小毕业，由于父亲去世，家境中落，家里无力继续供他读书，邓兆祥只好离开心爱的学校，准备到一家裁缝店当学徒。适逢广州黄埔海军学校招生，11岁的邓兆祥以一篇《国防以海军为重》的优秀论文，考入该校第十六期航海班，从此开始了他长达72年的海军生涯。
邓兆祥在黄埔海校上学的5年，正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从袁世凯称帝，到孙中山先生护法，政治形势风云变幻。1919年底，邓兆祥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黄埔海校的全部课程，本该上舰实习，但由于北洋政府与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的军政府形成南北对立状态，在广东汕头的护法舰队与北洋海军都不愿意接受黄埔海校的学生到那里实习，北洋政府海军部只好命令黄埔海校的毕业生转到吴淞海校继续学习。1920年初，吴淞海校撤销，邓兆祥等人又转到烟台海校继续学习。
烟台海校是清朝末年建造的一所非常著名的海军学校，邓兆祥在这里受到了当时最为正规的海军教育。1921年初，邓兆祥又从烟台海校转到南京水鱼雷枪炮学校专修水鱼雷和枪炮知识。1922年底，邓兆祥完成了作为一名海军军官应该学习的全部课程。
学习期间，一位留学日本的教官曾给同学们讲述了这样一件事：甲午战争期间，北洋水师“镇远”、“靖远”两舰曾被日本海军俘获，为夸耀战果，日本竟然将“镇远”、“靖远”两舰的铁锚、锚链和部分弹丸陈列在东京上野公园内，对我进行污辱。几十年来，华侨和留学生经过此地无不痛心疾首，泪流满面，特别是中国军人更是悲愤满腔，无地自容。这位教官最后悲愤地说：“这是我们海军的耻辱啊!”邓兆祥听了这位教官讲的话，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雪甲午之辱。
1923年7月，北洋政府海军部无奈之下，安排烟台海校的毕业生到“应瑞”号练习舰上实习。但海军总司令杜锡珪却排斥广东人，不让广东籍的学员上舰实习。邓兆祥对其他广东籍的同学说：“我们在这里等下去，不要说雪甲午耻，恐怕连能不能干海军都很难说了。”于是大家一合计，决定南下广东投奔护法舰队。他们请烟台海校老校长佘振兴给护法舰队司令温树德写了一封推荐信，满怀信心地乘上了南下的火车。
1923年8月，邓兆祥等人昼夜兼程，风尘仆仆来到汕头护法舰队驻地。舰队司令温树德看了老同学佘振兴的推荐信后，不仅没有表示欢迎，反而把他们当作北洋政府派来的“奸细”，立即抓了起来。经过反复核实问明原由后，才决定收留他们。不久，邓兆祥被安排在“肇和”练习舰任少尉见习员。邓兆祥由此成为一名真正的海军军官。
1928年1月，经黄埔海军学校同学梁康年的介绍，邓兆祥第二次来到汕头广东海军，到“飞鹰”舰任上尉枪炮正。“飞鹰”舰是当时广东海军中最大的舰艇，舰长舒琮鎏也是黄埔海军学校毕业生，对邓兆祥的为人与才干早有耳闻。到“飞鹰”舰后，邓兆祥十分努力地工作，不久就以娴熟的业务技术和忠厚的为人处事，得到舒琮鎏的赏识和信任，舒琮鎏对邓兆祥大胆使用，不断委以重任。1928年3月，邓兆祥由上尉枪炮正改任上尉航海正，成为舒琮鎏的得力助手。1929年1月被破格提拔为“飞鹰”舰少校副舰长。26岁的邓兆祥成为当时广东海军中最年轻的少校副舰长。
为赴英国皇家海军学习，从少校降为了士兵
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各地方海军实现了统一，海军建设也提到日程上来，国民党海军部准备挑选部分优秀的现役军官和初中及大专院校学生到美、英等海军强国留学，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海军知识。
能到海军大国去学习海军技术，是邓兆祥参加海军后的梦想。但这次赴英国学习，他不能以学员(军官)的身份，而只能以学生的身份去。虽然他已任“飞鹰”舰少校副舰长，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说：“就是当学生我也去!”
1929年11月，邓兆祥和其他同学一起，由英国海军少校皮特带队，在上海登上了英国的“麦西顿尼亚”号邮船。经一个多月的航行而到达英国伦敦。
中国留学生想从英国人的嘴里多了解一些海军装备知识是很难的，只能平时多注意观察，在实际操作中摸索。邓兆祥学习非常刻苦，又善于动脑筋，不管在哪个岗位实习，他都是第一个胜任本职工作。一次，“决意”号在大西洋比斯开湾遇到了11级飓风，巨大的风浪穿过几十米高的舰桥，把舰艏的栏杆都打断了，许多人被强烈的颠簸晕倒，邓兆祥三天三夜没有离开他战斗的岗位，受到英军官兵的称赞。不久，英王乔治六世乘航母去南非视察，“决意”号为其护航，途中又一次遇到飓风，在危急关头，邓兆祥顶替英国军官值更，协助舰长处理许多险情，得到英国少将舰长的赏识。
1932年4月，邓兆祥进入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指挥专业课程。学习结束后，他作为最优秀的四名学生之一，又进入了英国皇家海军专科院校深造，在朴茨茅斯学习水鱼雷和枪炮专业知识，经过四年多的艰苦学习和训练，邓兆祥成为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一名出类拔萃的留学生。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赴英访问，在访问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时，该院向刘华清副主席介绍情况时，自豪地说：“我们学院不仅是英国海军的最高学府，为英国海军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还曾为中国培养了一位出色的海军人才——邓兆祥。”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与英国的“重庆”号舰长斗智斗勇
“重庆”号原名AURORA，是英国在1936年建成下水的轻型巡洋舰，标准排水量5270吨，满载排水量7500吨，后由中国接收改名为“重庆”号，是中国近代海军史上装备最新、火力最强、吨位最大的一艘现代化战舰。
有资料说，英国确定将“重庆”号送给中国时，对中国挑选“重庆”号舰长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是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二是必须在大型舰艇上担任过舰长。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在中国海军中同时符合英国这两个条件的人并不多。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的人虽然少，但也能挑出几个来。可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海军舰艇基本上都被日军飞机炸毁了，不要说千吨以上较大型的舰艇，就连小艇小船也没有几条。邓兆祥能当上“重庆”号巡洋舰舰长，是国民党海军经过严格挑选和刻意培养的。以学识和才干论，他也该是当之无愧的“重庆”号舰长。
1948年5月19日，中英两国在朴茨茅斯港举行了隆重的交接仪式，英方正式将“重庆”号巡洋舰移交中国海军。至此，邓兆祥成为“重庆”舰上校舰长。
交接仪式后，邓兆祥发出了舰长的第一声口令：“离码头。”“重庆”舰离开平静的海面，向祖国驶去。
“重庆”号离开英国前，英国方面把“重庆”号原来的英国舰长白能吞(中文名)上校和12名轮机士派到舰上，一方面负责联络“重庆”舰沿途各港口的停靠补给，一方面怕中国海军驾驭不了这条现代化的战舰，为中国人护航。但是，邓兆祥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优秀舰长，他不需要洋人的“保驾”；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航海家，他更不需要洋人对他的航海业务指手划脚。
回国途中，邓兆祥对洋舰长彬彬有礼，但从不向洋舰长汇报请教问题。在航行中，遇到几次大的风浪，邓兆祥都沉着冷静，指挥若定，应付自如，全然没有向洋舰长请教之意。白能吞无事可做实在忍耐不住，一天早餐时，他笑着问邓兆祥：“您看我们保驾组应该做些什么?”邓兆祥笑答：“我认为你们保驾组主要是联络，有事就请您与贵国海军部和停靠的港口联络，没事就请你们多休息休息。”话不投机，洋舰长悻悻而退。邓兆祥认为，“重庆”号由谁来指挥，事涉国家的主权问题。但白能吞沉不住气了，他给邓兆祥写了一封口气强硬的信。第二天，邓兆祥给洋舰长客客气气地写了一封回信：“尊敬的白舰长：我们对以阁下为首的保驾组是尊重的。但是，‘重庆’舰是一艘中国军舰，是由我和全体中国官兵负责的，我们已竭尽所能做好对保驾组的接待服务工作，但我们不能接受他人的指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您仍坚持要走，处在我的地位，是无权阻止你们撤离‘重庆’舰的。”于是，“重庆”号一到香港，白能吞和12名轮机士就不辞而别，飞到南京向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告了邓兆祥一状。
1948年8月13日，“重庆”舰航行1万多海里，历时近3个月，驶抵上海吴淞口，加入中国海军的行列。
“你们要我开船就得听我指挥!”
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主力丧失殆尽，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已经财力枯竭。由于金圆券严重贬值，“重庆”舰士兵一个月的津贴只够上街吃一碗阳春面，许多人在国外积蓄的外币回国后被动员换成了金圆券，原够买一块欧米茄名表的钱，后来连买一条表链都不够。舰上的不少军官另找门路调动工作，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开了小差。“重庆”舰官兵这种对内战深深厌恶，对现实严重不满，对国民党丧失信心，对个人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逐渐凝聚成追求新生的强烈愿望。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积极策动下，“重庆”舰上进步官兵和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经过长期的秘密串联和酝酿，成立了“重庆舰士兵解放委员会”，在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之后，于1949年2月25日子夜，举行了震惊中外的起义。这天深夜，“解委会”的士兵们顺利地弄到了武器，很快就控制了全舰，扣压了舰上的军官，并争取到舰上多数士兵和技工的支持。
邓兆祥虽然事先并不知道舰上酝酿起义的事，但此时他已经有了一定的进步思想基础，并有了应变的思想准备。在“重庆”舰炮击塔山回到上海后，他特别注意了解战场形势，并让士兵买来一些进步的报纸、刊物，了解解放区的情况和信息。当“解委会”的士兵敲开他的住舱，告诉他已经举行起义，请他出来开船时，邓兆祥没有一点恐慌和害怕，为了弄清情况并对全舰官兵负责，他没有马上表态。那时军统到处安插特务，如果是当局设的套，不仅自己的安全没有保证，还要牵扯到很多人。当他与“解委会”的士兵深入交谈，又把机电、轮机部门的人找来了解情况，弄清士兵是真正进行起义，军舰备航、开动也没有问题的时候，邓兆祥毅然决然地支持和参加了起义。
“解委会”的士兵们拿出几张事先准备好的长江口的江图和海图，请邓舰长领航开船。但长江口航道复杂，邓兆祥希望与航海官共同制定航线。“解委会”的士兵们不希望有更多的军官出来，怕控制不了局面。而邓兆祥却坚持自己的意见说：“请航海官上来。”士兵们有些不太情愿。邓兆祥紧接着又说了一遍：“把航海官请上来。”大家都知道邓兆祥从不大声说话，更不骂人，说话急促一点就是发火了，只好把航海官陈宗孟请了上来。邓兆祥与航海官认真地绘制航线，并把青岛至烟台的航线向外移了移。一些士兵不理解，就问邓兆祥，为什么要向外移航线?邓兆祥说:美国第七舰队驻在青岛，我们还是离青岛远一些好。这时，大家才明白邓舰长的意图。
在没有领航的情况下，军舰开出长江口是十分危险的。邓兆祥坐在指挥台上，仔细观察着江面，下达着一个又一个口令。在他的精心指挥下，“重庆”舰很快驶离了长江口，进入黄海后向北疾驶。接近青岛海域后，邓兆祥的精神又紧张起来。如果国民党政府发现“重庆”舰开往解放区，肯定会请美国第七舰队在此拦截他们。即使国民党军没有发觉，若美国海军发现一条巡洋舰在青岛外海也会产生不少的麻烦。邓兆祥拿着望远镜仔细观察着海面，一边低声下达口令：“进入战斗准备。”全舰士兵和下级军官进入了自己的战斗位置，并做好了战斗准备。“重庆”舰开足马力通过了青岛海域，于2月26日晨，到达山东解放区烟台港外。起义后，邓兆祥一直坚持工作在指挥台，双眼熬得通红，士兵们多次劝他说：“邓舰长你休息一会儿吧。”但他始终没有离开过岗位，直到到达烟台后，他才到休息室休息了一会儿。他的这种精神感动了舰上的官兵，对稳定军心，对起义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青岛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海军快艇学校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侵驻台湾，国民党海军也加紧了对大陆沿海、沿江的捣乱破坏活动，新中国的海防斗争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加强人民海军建设的任务更为紧迫。刚刚成立不久的人民海军，急需大量的海军人才。中央军委根据斗争需要决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培训一批快艇人才，组建一支快艇部队，以保卫祖国沿海、沿江的安全。
1950年8月，军委下达命令，在青岛市莱阳路8号（原国民党海军军官学校旧址），以部分“重庆”舰起义人员为基础，组建海军快艇学校，由邓兆祥任校长，朱军任政治委员。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快艇部队的各类人才，并负责组建新中国人民海军的第一支快艇部队。中央军委要求他们在“六个月至一年内培养出快艇学员，迅速形成一支可靠的战斗力，并能迅速执行战斗任务。”
邓兆祥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后，深感任务光荣而艰巨。当时，美军第七舰队退离青岛不久，国民党海军及美军遗留下的营区内一片狼藉。莱阳路8号院内更是杂草丛生，没有一座完整的营房和设施。这样的环境，要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一所快艇学校，并在六个月至一年内培养出合格的快艇人才，困难之多、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是，邓兆祥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
8月14日，邓兆祥率一支13人的先遣分队到达青岛莱阳路8号。一到那里就不分昼夜地忙碌起来。在这儿建教室，在那儿设训练场，邓兆祥规划着新中国第一所快艇学校的蓝图。不久，他又和参加筹建快艇学校的官兵一起锄草，平整道路，搬运器材。经过邓兆祥和官兵一个多月的共同努力，莱阳路8号焕然一新，一座崭新的人民海军快艇学校诞生了。他们从苏联购进了6艘旧的鱼雷快艇，聘请了24名苏联专家来校，帮助指导教学工作。
经过紧张的筹备，10月9日，青岛海军快艇学校第一期学员正式开学了。
第一期学员都是从陆军中挑选的营以上干部和战斗英雄，他们作战勇敢，不怕流血牺牲，有一颗热爱党、热爱祖国的红心，但是文化基础较差，有的连名字都写不好。入校以后，这些英雄们在学习海军专业知识上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看到他们吃力而刻苦地学习，邓兆祥吃不下睡不着。沿用苏军的教材肯定不行，怎么办?他就和教员们一起编写教材，制作教具，想尽一切办法，把复杂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向学员解释清楚。并利用业余时间给大家补习文化课。为尽快培养出合格的快艇人才，迅速组建一支有战斗力的快艇部队，他们还采用了按不同专业对口学习培训等方法。
经过一年的紧张教学训练，青岛海军快艇学校培养出了第一批879名合格的快艇学员，编配在42艘鱼雷快艇上，组成4个快艇大队，这就是人民海军的第一支快艇部队。他们经过简单的合成训练后分赴各舰队、基地，担负起了保卫祖国海防的战备任务。其中一些人在以后的海战中多次立功，成为人民海军的高级将领。
93岁走西沙，古稀之年圆了南海梦
邓兆祥从1914年考入北洋政府时期的黄埔海军学校起，到1983年不再担任人民海军副司令员职务为止，海军生涯长达69年。在这69年里，他曾穿越过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从中国的内江、近海到欧洲、非洲的大洋，都曾留下过他的航迹。然而，令这位老海军深深感到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机会登上祖国的南海宝岛——南沙和西沙群岛。而且，这种愿望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强烈。邓兆祥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后，几次向海军领导提出想去南沙看看，但海军领导担心邓兆祥年事已高，身体弱，万一有什么闪失则无法交待，故一直也没有安排他成行。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邓兆祥向海军司令员张连忠再次提出要去南沙看看的请求。后经海军与全国政协协商，决定由邓兆祥副主席率领全国政协视察团，慰问驻海南岛、西沙群岛的海军官兵。
1996年1月22日，对邓兆祥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邓兆祥以93岁高龄登上了飞往西沙群岛的专机。邓兆祥坐在飞机上，透过舷窗看着大海，在接近西沙永兴岛时，七连屿就像七颗璀璨的明珠呈现在邓兆祥眼前，他的心一下子激动起来。心想，终于到了西沙了。
上午9时许，飞机徐徐降落在西沙机场。这天，西沙的天气格外晴朗，气温高达32度，早在机场等候的官兵为邓兆祥准备了一顶遮阳帽。邓兆祥走下飞机的舷梯后，面对欢迎他的水兵们，他坚决不戴遮阳帽，挺直了腰杆，迈着标准的军人步伐朝着军旗走去，向军旗、向西沙深深地鞠了一躬。
踏上西沙，邓兆祥顾不上休息，就从机场走到连队，从主权碑走到码头。站在主权碑前，邓兆祥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想到自1946年11月西沙、南沙从日本人的手里被接收回来，并在永兴岛上树立了这块“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50年过去了，中国人民虽然历尽沧桑，但西沙、南沙再也没有离开祖国的怀抱，邓兆祥深有感触地说:“西沙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中国的神圣领土。今年是我国收复西沙、南沙群岛50周年，在这个时候走西沙，我这个海军老兵感到非常自豪和高兴，希望海军官兵驻在西沙，热爱西沙，保卫西沙，把祖国这个美丽的宝岛建设得更加美好。”说到这里，邓兆祥的目光越过纪念碑，望着远方的海天交汇处，回忆起中国海军从北洋海军的没落、国民党海军的腐败到新中国人民海军的诞生、发展和壮大，心潮澎湃，久久不愿离去。
在西沙期间，看到驻岛官兵把西沙建设得如此美丽，他激动地说:“我是海军的一位老兵，能看一看西沙，看望守岛官兵，是我一生的愿望。”他将自己收藏的近千册图书赠送给守岛官兵，并在将军林亲手种下了一棵椰子树，他对日后管理这棵椰子树的小水兵说:“我栽树，你管理，一定要让这棵椰子树在西沙长得根深叶茂。”
( 责编 任 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