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著名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马悦然先生与世长辞，终年95岁。
　　很多人对马悦然先生的认知，停留在“精通中文”“曾力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等描述上，其实他更是毕其一生，为中国古代和现当代文学走上世界舞台搭建了一座桥梁。

汉学研究始于大学时代

　　和许多半路出家的欧美汉学家不同，1946年，年仅22岁的马悦然先生就师从汉学家高本汉教授，开始汉语的学习。
　　1948年，马悦然作为实习生首次来到中国，开始进行中国西南方言的调查工作，并亲历了新旧中国的交替，对中国现当代社会的变化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1951年，马悦然结束在华学术项目后，返回斯德哥尔摩大学完成学业，随后受聘前往英国伦敦大学教授中文。1956年，他以青年中文专家的身份重返中国，出任瑞典驻华使馆文化专员。1958年任满后定居澳大利亚，受聘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成为中文教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西南官话和西南方言的学术著作、论文。
　　1965年，他被母校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聘任，回国担任汉学教授。这份崭新的工作更多和现代汉语、当代中国文化有关，而不再局限于中国方言和汉语音韵，这让他开始脱离老师高本汉教授的研究思路，走出属于自己的汉学研究道路。这一年起，他开始致力于翻译中国文学作品。马悦然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译注和评介，从乐府古诗到唐宋诗词，到散曲，到辞赋古文，乃至《水浒传》《西游记》等大部头著作，涵盖甚广。

　　通过翻译，马悦然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诗经》《论语》《孟子》《史记》《礼记》《尚书》《庄子》《荀子》等中国古典著作，并翻译了辛弃疾的大部分诗词，组织编写了《中国文学手册：1900— 1949》。非但如此，他自己还曾说过，从1950年代至1980年代，他先后访问过一大批中国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包括巴金、老舍、钱钟书、沈从文、叶圣陶、艾青、冰心、臧克家、曹禺、夏衍等。
　　“中国文学通”，他完全戴得住这顶帽子。

两任妻子都是中国人

　　马悦然不仅对中国文化感情深厚，他的婚姻也与中国有缘。他前后两位妻子都是中国人。
　　1948年，来到四川研究汉语方言的马悦然，居住在文庙后街一座叫“可庄”的公馆里。马悦然曾从成都出发到峨眉做方言调查，虽在峨眉只生活了半年，他却将此地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1949年秋，马悦然离开峨眉山来到成都华西坝，跟随华西协合大学的闻宥教授进修汉语。他和另一位汉学家西门华德的儿子西门华租赁教育家陈行可先生家的住房。陈先生家中有两位如花似玉的千金待字闺中，陈行可邀请马悦然给18岁的二女儿陈宁祖补习英文，两人产生了爱情。1950年9月24日，马悦然与陈宁祖在香港道凤山教堂举行了传统瑞典式婚礼。1996年11月，陈宁祖病逝于瑞典斯德哥尔摩。
　　马悦然的第二任妻子为中国台湾媒体人陈文芬，两人1998年初识于台湾，于2005年在山西宣布婚讯。马悦然与陈文芬（出生于1967年）相差43岁，这段婚姻备受文化界关注。陈文芬曾经对媒体说，1998年马悦然到中国台湾访问，有一回，在一群媒体人的饭局上，马悦然闲聊间提起对布袋戏的兴趣，饭桌上七嘴八舌，其他人忽略了马悦然的提议，而陈文芬不仅留意到了，而且还充当导游，带着马悦然到台湾新庄戏馆巷看台湾历史悠久的布袋戏团“小西园剧团”的演出。那一次结伴看布袋戏，使两人有了个美好的开始。
　　马悦然对小西园的布袋戏十分欣赏，那次之后，马悦然又一次到台湾时，陈文芬再次陪同他到小西园看布袋戏，两人开始真正交往。陈文芬说，从那时开始，一直到结婚之前五六年，两人往来电子邮件2000多封，通过信件了解彼此的生活和想法。
　　陈文芬说，她和马悦然的关系可说是“文字因缘骨肉亲”，那是一种心灵上的沟通。两人曾合写过一本微型小说《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一半是写瑞典生活，一半是写马悦然神游幻想辛弃疾、李清照跟他喝酒。据说该书是受莫言《小说九段》的启发，莫言也为这对跨国夫妻的爱情之书写了序。

对中国文学如数家珍

　　湖北籍著名作家李辉，曾于1985年、1992年、1993年多次采访马悦然。1998年，李辉再度访问瑞典，并看望馬悦然先生。其间，这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如数家珍般讲述着他阅读和研究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印象。时隔20多年，再读马悦然的谈话，依旧觉得新鲜：
　　关于诗与诗人
　　“中国现代诗我认为从郭沫若开始，他的《女神》和《瓶》都不错。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郭沫若是乐山人，讲乐山话，完全是乐山方言，这种方言是非常特殊的。官话，也就是普通话，有四声，但乐山话的入声很特别，不能有重音。我觉得他的诗非用乐山话念不可。翻译一般没有注意这个问题。我研究过乐山方言，后来注意到了他语言的这种特点。

　　“1920年代最大的诗人我认为是闻一多。他的《红烛》和《死水》，是1920年代最好的，他是诗的建筑家。《死水》的结构非常美。他也能写自由诗，像《飞毛腿》，用大白话，用拉板车车夫的话，从艺术上讲，形式与内容的结合很好。我还喜欢刘大白的《卖布谣》。 　　“1930年代我最喜欢的是艾青的作品，以后他的创作走下坡路。1980年代艾青批评朦胧诗，我知道后，给他去过一封信，我提到了代沟问题，我说没有代沟，就没有进步，应该互相尊重。好多年里我们没有再联系，一直到前几年到北京，但那时他已经不能交流了，我非常遗憾。有些人反对年轻人，但有一个人叫王辛笛的替年轻人讲话，敢于出来保护他们。我把北岛的作品翻译成瑞典文。顾城早期的诗我非常喜欢，可能是他们中间最有天才的一个。”

关于小说

　　“鲁迅的《呐喊》《彷徨》中，我觉得最好的是《故乡》和《药》。《野草》可能是中国诗中最早的超现实主义作品，受法国超现实主义的影响。
　　“老舍非常会讲故事。《老张的哲学》中的讽刺很好。还有《二马》，他自己觉得不怎么样，他在五十年代对我这么说过。我在1956年至1958年间见过他，和我们非常好。
　　“我记得有一天，英国作家格林到我家，我请老舍、叶君健到我家。晚上，老舍用完全流利的美国英语与格林谈话。那天我们喝了三种不同的酒，除老舍和叶君健外所有人都醉了。巴金的《家》《春》《秋》中，我觉得《秋》写得最好。我懂四川方言，中国读者可能没有注意到。他的作品中有两种风格，叙述是用三十年代的国语，对话是用四川方言，动词结构是方言的。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部用兩种不同风格写的作品。
　　“1956年，我一看到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马上觉得应该译成瑞典文，值得注意。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由我的妻子和罗德弼的妻子一起翻译成瑞文。我也译过他的一些作品。他很会写，最动人、最重要的我看是《朋友，你早》，提的问题很重要。”

力挺莫言获“诺奖”

　　1985年，马悦然当选瑞典学院院士，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唯一精通中文者，从此不遗余力推介中国作者、作品。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跟马悦然有着密切关系。马悦然很认可莫言对文字的掌控力，他读完莫言的《小说九段》后就将其译成瑞典文，称“读莫言的文章会想到中国古代会讲故事的作家蒲松龄、吴承恩，从中能看到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子”。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存在稀缺、滞后和质量参差等短板，令欧美社会、读者圈和国际文学奖评审界对其价值缺乏应有尊重，甚至缺乏基本了解。马悦然曾在2004年被问及“中国作家总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是否因为水平落后”时真切表示，“好的翻译太少、太不及时”才是症结所在。
　　对于这种现状，马悦然身体力行，通过翻译工作和积极在海外推介中国现当代优秀作家、作品，让外界更多、更准、更真地了解情况，还通过自己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推动有关方面和更多人重视此问题。他很少利用唾手可得的“中国元素符号”为自己“变现”，而是几十年如一日从事文化“修桥”工作。可以说，马悦然切实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文化，奉献给了中西文化交流事业。（资料来源：《楚天都市报》、《福建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