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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的提出，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这很可能意味着经济学界开始出现“中国学派”
2007年，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应剑桥大学之邀，在一年一度的马歇尔讲座中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的总结以及对华盛顿共识的反思。两年后，此次讲座的内容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专集《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
这时的林毅夫已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有了很多到世界各地考察的机会。他发现，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中国发展中的问题相似，中国的经验可以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但主流经济学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知之甚少，还有很多误解。为此，他又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解读中国经》一书。2000年诺奖获得者赫克曼评价说：“这本书向很多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信条提出了挑战，并解释了在现实中照搬这些原理是如何对许多转型国家造成灾难性后果的。”
在此基础上，2009年，林毅夫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概念。2012年，他又出版了《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一书。新结构经济学正式以相对完整的理论形态出现在世人面前。林毅夫教授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是整个发展经济学中正在兴起的第三波思潮。
“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
上世纪50年代兴起的“结构经济学”堪称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当时的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穷落后，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发达国家先进的现代化资本密集型大产业，其原因则是市场失灵，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无法将资源配置到现代化的产业中。他们主张用进口替代的战略，以政府主导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来发展现代化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大产业。但实践的结果并不成功。
上世纪80年代初，经济界反思结构主义政策的失败，催生了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当时主流的看法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经济发展缓慢，是因为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对市场过多的干预导致资源错配，寻租、腐败横行。因此，新自由主义主张以休克疗法推行包括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等激进改革措施在内的“华盛顿共识”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但全面推行“华盛顿共识”结果导致了更加严重的失败，发展中国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增长率普遍低于六七十年代，危机发生的频率也高于前一个时期。有些经济学家因此把推行华盛顿共识改革的八、九十年代称为是发展中国家“遗失的二十年”。
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针对的就是这两波的理论误区。新结构经济学有三个基本要素。首先，在经济发展的任何特定阶段，要素禀赋的结构是相对给定的。这一禀赋结构决定了其最优的产业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市场基础设施。其次，经济发展不是简单的穷和富两个阶段，而是分布在从低收入传统农业经济到高收入现代工业化经济的连续频谱之上。每一阶段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升级的目标，并不必然是发达国家现有的产业和基础设施，而是由禀赋结构决定的。第三，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上，市场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企业的行为不是社会最优的，政府在市场基础设施改进方面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很明显，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并不是对“华盛顿共识”的绝对否定，而是对华盛顿共识的一种扬弃——两者都承认市场价格是资源配置的基础，但新结构经济学比华盛顿共识更看重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林毅夫认为，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不同规模的产业积聚和升级，这一过程中所需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信息的收集和升级初级阶段企业所面临的外部性，都必须由政府提供或者提供一定的补偿。与旧结构经济学不同的是，林毅夫认为这里的企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故而这里的补偿不是对没有自生能力企业的无底洞式的无效投入，而是一种“助推火箭”式的帮助。
“新结构经济学”的出现意味着什么？
关于新结构经济学，我的看法是，新结构经济学其实是想在原来的“结构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之间走一条中庸之道。事实上，自从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以来，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这是“结构经济学”产生的大背景。而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滞涨则使得经济学界开始反思政府作用，理性预期革命引领宏观经济学回到了新古典主义的道路，关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主张变成了“华盛顿共识”里的自由开放和私有化。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让人们想起了政府的重要性，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强调了政府的作用，正是希望在既有经济模型中加入政府这一变量，从而引发经济学的变革。
不过，尽管我认为不必过于高估“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价值，但我仍然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提出，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这很可能意味着经济学界开始出现“中国学派”。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其实就是对中国晚近三十多年经济发展和改革过程的描述与总结。比如不能偏离比较优势太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的改革。而中国各级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种种招商引资政策和基础设施的投入，也正是新结构经济学中关于政府介入的最佳诠释。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之迅速、规模之宏大是任何现成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所不能解释的。中国经济未来的继续发展，也是任何现成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所不能引领的。历史和现实都要求必须有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如果说，当年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说”满足了鼎盛时期的英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满足了赶超时期的德国经济发展的需要，那么目前蓄势待发的“中国学派”，就应该既能够合理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成就，又能够领航未来中国的发展与改革。
“中国学派”本身可以包容很多流派，观点也不必完全一致，但有一点应该是共同的，那就是这一学派是以中国经验作为主要的理论素材，目的是为了探寻最适合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可以说是迄今为止经济学的“中国学派”最完整的理论成果，也是“中国学派”的破冰之作。当然，创立经济学的“中国学派”，是一次新的万里长征。新结构经济学的出现仅仅是个开始，期待更多的有志于中华民族复兴的经济学家加入到创立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的宏大工程中来！
2007年，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应剑桥大学之邀，在一年一度的马歇尔讲座中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的总结以及对华盛顿共识的反思。两年后，此次讲座的内容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专集《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
这时的林毅夫已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有了很多到世界各地考察的机会。他发现，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中国发展中的问题相似，中国的经验可以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但主流经济学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知之甚少，还有很多误解。为此，他又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解读中国经》一书。2000年诺奖获得者赫克曼评价说：“这本书向很多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信条提出了挑战，并解释了在现实中照搬这些原理是如何对许多转型国家造成灾难性后果的。”
在此基础上，2009年，林毅夫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概念。2012年，他又出版了《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一书。新结构经济学正式以相对完整的理论形态出现在世人面前。林毅夫教授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是整个发展经济学中正在兴起的第三波思潮。
“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
上世纪50年代兴起的“结构经济学”堪称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当时的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穷落后，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发达国家先进的现代化资本密集型大产业，其原因则是市场失灵，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无法将资源配置到现代化的产业中。他们主张用进口替代的战略，以政府主导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来发展现代化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大产业。但实践的结果并不成功。
上世纪80年代初，经济界反思结构主义政策的失败，催生了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当时主流的看法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经济发展缓慢，是因为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对市场过多的干预导致资源错配，寻租、腐败横行。因此，新自由主义主张以休克疗法推行包括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等激进改革措施在内的“华盛顿共识”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但全面推行“华盛顿共识”结果导致了更加严重的失败，发展中国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增长率普遍低于六七十年代，危机发生的频率也高于前一个时期。有些经济学家因此把推行华盛顿共识改革的八、九十年代称为是发展中国家“遗失的二十年”。
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针对的就是这两波的理论误区。新结构经济学有三个基本要素。首先，在经济发展的任何特定阶段，要素禀赋的结构是相对给定的。这一禀赋结构决定了其最优的产业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市场基础设施。其次，经济发展不是简单的穷和富两个阶段，而是分布在从低收入传统农业经济到高收入现代工业化经济的连续频谱之上。每一阶段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升级的目标，并不必然是发达国家现有的产业和基础设施，而是由禀赋结构决定的。第三，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上，市场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企业的行为不是社会最优的，政府在市场基础设施改进方面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很明显，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并不是对“华盛顿共识”的绝对否定，而是对华盛顿共识的一种扬弃——两者都承认市场价格是资源配置的基础，但新结构经济学比华盛顿共识更看重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林毅夫认为，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不同规模的产业积聚和升级，这一过程中所需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信息的收集和升级初级阶段企业所面临的外部性，都必须由政府提供或者提供一定的补偿。与旧结构经济学不同的是，林毅夫认为这里的企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故而这里的补偿不是对没有自生能力企业的无底洞式的无效投入，而是一种“助推火箭”式的帮助。
“新结构经济学”的出现意味着什么？
关于新结构经济学，我的看法是，新结构经济学其实是想在原来的“结构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之间走一条中庸之道。事实上，自从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以来，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这是“结构经济学”产生的大背景。而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滞涨则使得经济学界开始反思政府作用，理性预期革命引领宏观经济学回到了新古典主义的道路，关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主张变成了“华盛顿共识”里的自由开放和私有化。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让人们想起了政府的重要性，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强调了政府的作用，正是希望在既有经济模型中加入政府这一变量，从而引发经济学的变革。
不过，尽管我认为不必过于高估“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价值，但我仍然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提出，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这很可能意味着经济学界开始出现“中国学派”。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其实就是对中国晚近三十多年经济发展和改革过程的描述与总结。比如不能偏离比较优势太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的改革。而中国各级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种种招商引资政策和基础设施的投入，也正是新结构经济学中关于政府介入的最佳诠释。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之迅速、规模之宏大是任何现成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所不能解释的。中国经济未来的继续发展，也是任何现成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所不能引领的。历史和现实都要求必须有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如果说，当年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说”满足了鼎盛时期的英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满足了赶超时期的德国经济发展的需要，那么目前蓄势待发的“中国学派”，就应该既能够合理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成就，又能够领航未来中国的发展与改革。
“中国学派”本身可以包容很多流派，观点也不必完全一致，但有一点应该是共同的，那就是这一学派是以中国经验作为主要的理论素材，目的是为了探寻最适合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可以说是迄今为止经济学的“中国学派”最完整的理论成果，也是“中国学派”的破冰之作。当然，创立经济学的“中国学派”，是一次新的万里长征。新结构经济学的出现仅仅是个开始，期待更多的有志于中华民族复兴的经济学家加入到创立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的宏大工程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