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李纲(1083年—1140年),字伯纪,福建邵武人。其始祖曾居无锡,无锡有梁溪,因此被称为“梁溪先生”,另号梁溪居士。李纲一生,时被起用,时被贬黜,仕途异常艰难。在屡遭挫折之余,他写了大量的诗词,来表达对隐逸的向往,对现实的不满。作为南宋著名的抗金将领却产生隐逸的思想,其中原因值得我们探讨。据笔者调研,国内外学者对李纲隐逸思想做过的论述主要有姚慧兰的《论南宋抗金领袖李纲的闲居词》和《论南宋四名臣的诗》,以及浙江大学张丰的《李纲研究》。他们对李纲隐逸思想成因只是点到为止。鉴此,本文试图在搜集整理史料的基础上对其做一全面的概述。
一、当权派的排挤将李纲逐步推向了隐逸的道路
李纲仕途艰难,一生58岁,有长达12年处于闲居。多次受到当权派的排挤,并走向了隐逸的道路。宣和年间(1119年),京师大水,李纲因言罢事,开始了他的闲居生活,在此期间,他刻意归隐,忘却贬谪之痛,心态逐渐发生了变化,以至于宣和二年(1120年)十月,李纲受诏起复,准备回京候命之时,他的心情变得矛盾起来:“闻有佳音白日边,羁臣感激却凄然。矜愚本自加三宵,作赋休云请几年。双膝但能纤彩服,侍香那复望青毡。恩隆天地当何报,击壤为氓老以鄽”。闻报复官让喜出望外的李纲在兴奋之余,突然看淡了隐藏多时的进取心,而宁愿“击壤为氓”,终老一隅,这种念想正是贬谪悲愁消逝后,留恋闲适与畏祸朝争心情的集中体现。
平复复官的兴奋,摆脱悲愁心态的李纲开始对人生有了新的冷静思考。为官尽职却横遭迫害,遭贬处穷却易得闲适,鲜明的反差让李纲在回味贬谪之苦时有颇多感触,也使他真正产生了归隐山林的现实理想。之后的沙阳北归李纲写了《望江南》“渔夫四时词”一组词,词中即表达了对隐逸的向往和赞美,洋溢着蒙恩北归后的欢心:“满眼生涯千顷浪,放怀乐事一声歌”。尽管有“江上雪,独立钓鱼翁”的孤寂画面,却被“茅舍竹篱依小屿,缩鳊圆鲫入轻笼。欢笑有儿童”的轻快和笑声冲淡。而且在其他的诗词中也表达了他对隐逸的向往,诸如“我今惟愿兵戈息,归作梁溪老钓翁”,以及“自断此生甘寂寞,毗耶归作老维摩”等等。但是此时的李纲并未下定隐逸的决心。
绍兴年间李纲居福建时,与李弥逊、邹柄等往返唱酬,成为福州词人群的中心人物。这时他对进退有了理性的认识:“如意始身退,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与李致远、似之、张柔直会饮》),心灵得到了解脱:“物我本虚幻,世事若非偕”(《水调歌头·似之、申伯、叔阳皆作,再次前韵》),决意学陶渊明归隐醉乡。虽然有了这种认识,但李纲尚未真正放弃国事,做一位彻底的隐士,而对政治抱有一种幻想。这种幻想被紧接着的“以言者罢去”而破灭。绍兴二年(1132年),李纲复被起用,但是不久被罢归,在《罢归》以及《念奴娇·中秋独坐》中李纲表达了心中的愤懑,面对再次罢免,李纲对仕途及人生进行了再度反思,对仕宦产生了怀疑“误缚簪缨遭世故,空有当时胸臆”(《念奴娇·中秋独坐》),人生或如“苒苒流年,春鸿秋燕,来往终何益”(同上)般徒劳。一句“云山深处,这回真是休息”。(同上)表明了李纲断绝仕进之念,一意归隐的决心。
二、宋朝隐逸之风的影响
文人隐逸的现象在我国先秦时期便已经出现,到宋朝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北宋政治上采取“兴文教,抑武事”的政策,科举取士以循规蹈矩、不喜生事视为同吏事政事同样重要的标准,因而宋初所谓的名相大多以反对更张、默不能言为贤,以“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为治道之先,遇事装糊涂,动辄讲故事”(《答陆子美书》,朱熹);在思想方面,程朱理学处于主导地位,而程朱理学所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足以箍制士人进取的心态。在南宋处于金兵压境,濒临危机之际,朱熹仍死死地抱住“义未尝不利,但不可先说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朱子语类》卷51)的道德教条,反对陈亮富国强兵的功利思想。这种思想处于正统地位,又值奸佞当朝,正直之士为避祸全身,纷纷选择隐逸,于是宋朝兴起一股隐逸之风。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宋朝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隐士,北宋初期出现了四大隐士:陈抟、种放、魏野、林逋。北宋晚期,杨时杜门十年;罗从彦筑室山中,一生未曾入仕;李恫“退而屏居山中,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四十年”(《延平先生李公行状》);朱敦儒自号岩壑,隐居山林,他说:“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朱敦儒评传》)。徽宗时;贺铸“退居吴下,浮沉俗间,稍务引远世故”,自号“庆湖遗老”(《贺铸传》)。李纲的好友张元幹于绍兴元年八月,“因不屑于奸佞同朝,飘然挂冠”;陈与义绍兴年间“以疾请去,凡五请”,而后辞去参知政事;叶梦得在此期间,则辞去江东安抚使兼职建康之要职,请老归山;向子甄也多次请致仕。
多位好友隐逸,不能不对李纲产生一些影响,再加上他在朝中屡受排挤,心灵备受摧残,产生隐逸的心理也在情理之中。第二北宋至南宋有许多的文人喜欢以含有隐逸意的词为号、为字、为书名,为居住园林之称。如欧阳修号六一居士,苏轼号东坡居士,李清照号易安居士,秦观号淮海居士。而所谓的居士是指在家修道者,从李纲别号梁溪居士,我们可以看出他受当时隐逸之风的影响。第三学陶之风的兴起。至南宋时期,遭贬谪后,学陶渊明归隐成为文人中的一种风尚。在南渡词人中,李纲是受陶渊明影响较深的一个。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李纲是南渡词人中拟陶和陶最多的诗人之一,据《梁溪集》统计,现存和陶《归去来兮辞》2篇,和陶诗67首。另一个则是李纲对陶渊明“欲进则进,欲隐则隐”的继承。在南宋时期虽然大多数的词人都在学习陶渊明,但对陶渊明的理解不一,李纲由于其人生阅历以及胸襟学识,对陶渊明人生境界和生活态度的理解则更为深刻。李纲写了大量拟陶和陶的诗作,来表明寄情山水的快乐闲适,词作中没有丝毫遭贬的哀伤。实质上李纲只不过是在借取陶渊明诗中内在的闲适心境和隐逸的情结,他笔下的闲适只不过是诗人虚拟的一种假想生活状态。但是李纲却像陶渊明一样真正做到了“欲进则进,欲隐则隐”。李光曾评价李纲“此公进退,前无古人,然其区区为国之心则可恕矣。”李纲之所以能够做到陶渊明那样,其根本原因是他不以个人的福祸荣辱为进退之虑,而以国家的安危存亡为准则。
三、儒家、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影响
1、儒家思想的影响
李纲以儒家思想为宗,喜谈佛理,且饱参《易经》。众所周知,儒家在政治上主张积极的入仕,但其入仕是有原则的,“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并且对其有不同的解释,诸如“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从李纲的实际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深受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处世哲学的影响。宣和七年,闲居梁溪的李纲被召回京,他口出豪言“远济禹功须我辈”,表现出一种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使命感。绍兴二年,闲居长乐的李纲除观文殿大学士、荆湖广南路宣抚使,兼知潭州,他踌躇满志,“只愿吾皇假年月,只从襄汉定中华”。绍兴六年,闲置的李纲复被起用为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从“自惭老病无长策,徒使藩条牧细民”中我们仍可以看出他的自信。但是在绍兴八年,王伦使金议和,正直之士纷纷上书反对,史称“戊午党议”,闲居福州的李纲虽然异常愤慨,但为了避免当权者的猜疑,他多次向执政者表示“跧伏山林,保养余龄,望愿止此,岂敢复论天下事”。除此之外,李纲整日与好友品茶饮酒,寄情山水。他写了很多的词来表达生活的闲适,丝毫没有被贬谪的哀伤。在《拟骚》赋中,李纲曾写到“用则行而舍则藏兮,又何必杀身而怨尤。”而在之后的《三黜赋》中他又一次提到“用则行而舍则藏,顾有进则有退。仰不愧而俯不作,夫何惧而何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李纲所秉怀的是一种“进则尽节,退则乐天”的信条,乐天安命却是儒家思想的中心点,所以李纲隐逸思想的形成与儒家思想有着重要的关系。
2、佛教的影响
李纲喜谈佛理,并因此而被宋朝其他的儒家们所不齿。在《梁溪词》中李纲有多处涉及禅理。佛教的基本教义是把现实人生断定为苦,并认为“苦”的根本原因是由每个人自身的欲望所致,因此要摆脱痛苦,唯有超脱自身的世俗欲望。中国古代的文士,历来都以能求取到功名为荣,以潦倒不仕为耻,但在客观上历代封建王朝却往往是压抑人才的,因此文士们在求仕不能达到理想时,往往会退而向佛以求解脱,而通常的解脱方式是隐逸。
李纲立志报国,积极入仕,但却不被重用,长期闲置,心情之痛苦和精神之烦闷可想而知,和其他抑郁不得志的文人一样选择向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一方面佛理遣情帮助李纲消解了悲愁心态,另一方面佛家观念也促生着他心态的衍进——以心外无物作观照,从务求闲适到超脱出世。但是佛教的出世理念对于尚存经世报国理想的李纲而言过于消极,他中和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理念,将其转化为一种中庸的心灵隐逸情怀。而谪居闲适的生活确实让李纲感受到了宁静生活的悠美,使他有了“君恩若许归田里,定卜山间老此身”之真实隐逸情怀。
在《次韵和陶渊明形影神三首》中,李纲借本就虚无的形影神三者的关系来表现生死幻灭的佛家理念,以原诗无有的禅意更通透地表达原诗意欲表达的人生苦短理念,可见佛教思想对李纲隐逸思想的引导作用。除了受佛教出世理念的影响,李纲也吸收了佛教心外无物的理念来逃避现实,冷眼观看官场的争斗这主要表现在他的《续远游赋》中,《远游》是屈原的作品,它主要是宣传神仙道教的消极避世情怀,而这恰与李纲追求闲适遁世的思想相吻合,因此李纲在他的《续远游赋》序中称赞《远游》为“《骚》辞中最为有理致者”。他在续赋中采纳了原赋所认为的世事如梦、浮生若戏的观念,尤其是强调了心外无物的佛理观念。其赋曰:“蛮触国于蜗角兮,时相于战而流血千里。南柯梦于蚁穴兮,黄粱未熟而荣华一世。彼区区之利害兮,亦与此而何异。惟返观而照寂兮,扩灵府于无外。泯六凿于天游兮,其孰能以芥蒂。由发心以证道兮,可一超而已至。吾方且从事于斯兮,等浮生于一戏。”赋中多处佛学用语其用意也不过是想要阐明只有返归“灵府”即内心,才能一朝证道,领悟人生。
3、道教的影响
道教的最高理想境界是得道成仙,飞升仙境,并认为唯有如此才可以超脱自在,不为物累。道教的这套理论正合乎于人生不得志的士子,因政治失意不得不退而避世的心理取向,因此历代士子中的不得志者,多因欣赏道教的这种理论而自觉接受其影响,在不知不觉中具有了超脱功名利禄、避世逍遥的隐逸思想。李纲就是其中一例。如“更呼老道士,月下谈玄关”(《冲虚观》),“山中道士毛骨奇,劝我留宿山前寨。轻裘冒雪非得已,仙赏更待他年来”(《宿栖真馆夜雪大作诘旦遂行》),“我今去作龙津客,学道吟诗真自适”(《短歌》)。李纲写有《三教论》认为儒、释、道三教思想可以融合,那么他的隐逸思想一定程度上是三教思想融合的产物。
参考文献
[1]郑淑蓉.李纲及其诗词创作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6.
[2]张丰.李纲研究[D].浙江大学报,2007.
[3]毕元.续资治通鉴[M]:卷96.湖南:岳麓出版社,1992.
[4]李纲.李纲全集(王瑞明点校)[M].湖南:岳麓书社出版,2004年.
[5]李光.庄简集·与程伯寓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2004.
[7]脱脱.宋史·李纲传[M]:卷359.北京:中华书局,1985.
[8]脱脱.宋史·隐逸传[M]:卷457、458、459.北京:中华书局,1985.
[9]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赵岐.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1]姚惠兰.论南宋抗金领袖李纲的闲居词[J].江西:南昌大学学报,2007.
[12]姚惠兰.论南宋四名臣的诗[J].云南:楚雄师专学报,1999.
[13]范道奇.<梁溪词>初论[J].湖北:黄冈师专学报,1987.
[14]李永康.试论李纲在南宋初期抗金斗争中的地位[J].山西:运城师专学报,1987.
[15]王开堂.李纲政绩评述[J].甘肃:西北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
[16]许瑶丽.李纲辞赋简论[J].山东:济南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
[17]张高宽.李纲<梁溪词>与豪放词刍议[J].北京:文学评论,2003.
(作者简介:王瑞艳(1985-)女,汉族,山东人,北方民族大学专门史研究生,研究方向:西北区域社会史。)
一、当权派的排挤将李纲逐步推向了隐逸的道路
李纲仕途艰难,一生58岁,有长达12年处于闲居。多次受到当权派的排挤,并走向了隐逸的道路。宣和年间(1119年),京师大水,李纲因言罢事,开始了他的闲居生活,在此期间,他刻意归隐,忘却贬谪之痛,心态逐渐发生了变化,以至于宣和二年(1120年)十月,李纲受诏起复,准备回京候命之时,他的心情变得矛盾起来:“闻有佳音白日边,羁臣感激却凄然。矜愚本自加三宵,作赋休云请几年。双膝但能纤彩服,侍香那复望青毡。恩隆天地当何报,击壤为氓老以鄽”。闻报复官让喜出望外的李纲在兴奋之余,突然看淡了隐藏多时的进取心,而宁愿“击壤为氓”,终老一隅,这种念想正是贬谪悲愁消逝后,留恋闲适与畏祸朝争心情的集中体现。
平复复官的兴奋,摆脱悲愁心态的李纲开始对人生有了新的冷静思考。为官尽职却横遭迫害,遭贬处穷却易得闲适,鲜明的反差让李纲在回味贬谪之苦时有颇多感触,也使他真正产生了归隐山林的现实理想。之后的沙阳北归李纲写了《望江南》“渔夫四时词”一组词,词中即表达了对隐逸的向往和赞美,洋溢着蒙恩北归后的欢心:“满眼生涯千顷浪,放怀乐事一声歌”。尽管有“江上雪,独立钓鱼翁”的孤寂画面,却被“茅舍竹篱依小屿,缩鳊圆鲫入轻笼。欢笑有儿童”的轻快和笑声冲淡。而且在其他的诗词中也表达了他对隐逸的向往,诸如“我今惟愿兵戈息,归作梁溪老钓翁”,以及“自断此生甘寂寞,毗耶归作老维摩”等等。但是此时的李纲并未下定隐逸的决心。
绍兴年间李纲居福建时,与李弥逊、邹柄等往返唱酬,成为福州词人群的中心人物。这时他对进退有了理性的认识:“如意始身退,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与李致远、似之、张柔直会饮》),心灵得到了解脱:“物我本虚幻,世事若非偕”(《水调歌头·似之、申伯、叔阳皆作,再次前韵》),决意学陶渊明归隐醉乡。虽然有了这种认识,但李纲尚未真正放弃国事,做一位彻底的隐士,而对政治抱有一种幻想。这种幻想被紧接着的“以言者罢去”而破灭。绍兴二年(1132年),李纲复被起用,但是不久被罢归,在《罢归》以及《念奴娇·中秋独坐》中李纲表达了心中的愤懑,面对再次罢免,李纲对仕途及人生进行了再度反思,对仕宦产生了怀疑“误缚簪缨遭世故,空有当时胸臆”(《念奴娇·中秋独坐》),人生或如“苒苒流年,春鸿秋燕,来往终何益”(同上)般徒劳。一句“云山深处,这回真是休息”。(同上)表明了李纲断绝仕进之念,一意归隐的决心。
二、宋朝隐逸之风的影响
文人隐逸的现象在我国先秦时期便已经出现,到宋朝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北宋政治上采取“兴文教,抑武事”的政策,科举取士以循规蹈矩、不喜生事视为同吏事政事同样重要的标准,因而宋初所谓的名相大多以反对更张、默不能言为贤,以“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为治道之先,遇事装糊涂,动辄讲故事”(《答陆子美书》,朱熹);在思想方面,程朱理学处于主导地位,而程朱理学所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足以箍制士人进取的心态。在南宋处于金兵压境,濒临危机之际,朱熹仍死死地抱住“义未尝不利,但不可先说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朱子语类》卷51)的道德教条,反对陈亮富国强兵的功利思想。这种思想处于正统地位,又值奸佞当朝,正直之士为避祸全身,纷纷选择隐逸,于是宋朝兴起一股隐逸之风。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宋朝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隐士,北宋初期出现了四大隐士:陈抟、种放、魏野、林逋。北宋晚期,杨时杜门十年;罗从彦筑室山中,一生未曾入仕;李恫“退而屏居山中,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四十年”(《延平先生李公行状》);朱敦儒自号岩壑,隐居山林,他说:“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朱敦儒评传》)。徽宗时;贺铸“退居吴下,浮沉俗间,稍务引远世故”,自号“庆湖遗老”(《贺铸传》)。李纲的好友张元幹于绍兴元年八月,“因不屑于奸佞同朝,飘然挂冠”;陈与义绍兴年间“以疾请去,凡五请”,而后辞去参知政事;叶梦得在此期间,则辞去江东安抚使兼职建康之要职,请老归山;向子甄也多次请致仕。
多位好友隐逸,不能不对李纲产生一些影响,再加上他在朝中屡受排挤,心灵备受摧残,产生隐逸的心理也在情理之中。第二北宋至南宋有许多的文人喜欢以含有隐逸意的词为号、为字、为书名,为居住园林之称。如欧阳修号六一居士,苏轼号东坡居士,李清照号易安居士,秦观号淮海居士。而所谓的居士是指在家修道者,从李纲别号梁溪居士,我们可以看出他受当时隐逸之风的影响。第三学陶之风的兴起。至南宋时期,遭贬谪后,学陶渊明归隐成为文人中的一种风尚。在南渡词人中,李纲是受陶渊明影响较深的一个。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李纲是南渡词人中拟陶和陶最多的诗人之一,据《梁溪集》统计,现存和陶《归去来兮辞》2篇,和陶诗67首。另一个则是李纲对陶渊明“欲进则进,欲隐则隐”的继承。在南宋时期虽然大多数的词人都在学习陶渊明,但对陶渊明的理解不一,李纲由于其人生阅历以及胸襟学识,对陶渊明人生境界和生活态度的理解则更为深刻。李纲写了大量拟陶和陶的诗作,来表明寄情山水的快乐闲适,词作中没有丝毫遭贬的哀伤。实质上李纲只不过是在借取陶渊明诗中内在的闲适心境和隐逸的情结,他笔下的闲适只不过是诗人虚拟的一种假想生活状态。但是李纲却像陶渊明一样真正做到了“欲进则进,欲隐则隐”。李光曾评价李纲“此公进退,前无古人,然其区区为国之心则可恕矣。”李纲之所以能够做到陶渊明那样,其根本原因是他不以个人的福祸荣辱为进退之虑,而以国家的安危存亡为准则。
三、儒家、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影响
1、儒家思想的影响
李纲以儒家思想为宗,喜谈佛理,且饱参《易经》。众所周知,儒家在政治上主张积极的入仕,但其入仕是有原则的,“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并且对其有不同的解释,诸如“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从李纲的实际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深受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处世哲学的影响。宣和七年,闲居梁溪的李纲被召回京,他口出豪言“远济禹功须我辈”,表现出一种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使命感。绍兴二年,闲居长乐的李纲除观文殿大学士、荆湖广南路宣抚使,兼知潭州,他踌躇满志,“只愿吾皇假年月,只从襄汉定中华”。绍兴六年,闲置的李纲复被起用为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从“自惭老病无长策,徒使藩条牧细民”中我们仍可以看出他的自信。但是在绍兴八年,王伦使金议和,正直之士纷纷上书反对,史称“戊午党议”,闲居福州的李纲虽然异常愤慨,但为了避免当权者的猜疑,他多次向执政者表示“跧伏山林,保养余龄,望愿止此,岂敢复论天下事”。除此之外,李纲整日与好友品茶饮酒,寄情山水。他写了很多的词来表达生活的闲适,丝毫没有被贬谪的哀伤。在《拟骚》赋中,李纲曾写到“用则行而舍则藏兮,又何必杀身而怨尤。”而在之后的《三黜赋》中他又一次提到“用则行而舍则藏,顾有进则有退。仰不愧而俯不作,夫何惧而何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李纲所秉怀的是一种“进则尽节,退则乐天”的信条,乐天安命却是儒家思想的中心点,所以李纲隐逸思想的形成与儒家思想有着重要的关系。
2、佛教的影响
李纲喜谈佛理,并因此而被宋朝其他的儒家们所不齿。在《梁溪词》中李纲有多处涉及禅理。佛教的基本教义是把现实人生断定为苦,并认为“苦”的根本原因是由每个人自身的欲望所致,因此要摆脱痛苦,唯有超脱自身的世俗欲望。中国古代的文士,历来都以能求取到功名为荣,以潦倒不仕为耻,但在客观上历代封建王朝却往往是压抑人才的,因此文士们在求仕不能达到理想时,往往会退而向佛以求解脱,而通常的解脱方式是隐逸。
李纲立志报国,积极入仕,但却不被重用,长期闲置,心情之痛苦和精神之烦闷可想而知,和其他抑郁不得志的文人一样选择向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一方面佛理遣情帮助李纲消解了悲愁心态,另一方面佛家观念也促生着他心态的衍进——以心外无物作观照,从务求闲适到超脱出世。但是佛教的出世理念对于尚存经世报国理想的李纲而言过于消极,他中和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理念,将其转化为一种中庸的心灵隐逸情怀。而谪居闲适的生活确实让李纲感受到了宁静生活的悠美,使他有了“君恩若许归田里,定卜山间老此身”之真实隐逸情怀。
在《次韵和陶渊明形影神三首》中,李纲借本就虚无的形影神三者的关系来表现生死幻灭的佛家理念,以原诗无有的禅意更通透地表达原诗意欲表达的人生苦短理念,可见佛教思想对李纲隐逸思想的引导作用。除了受佛教出世理念的影响,李纲也吸收了佛教心外无物的理念来逃避现实,冷眼观看官场的争斗这主要表现在他的《续远游赋》中,《远游》是屈原的作品,它主要是宣传神仙道教的消极避世情怀,而这恰与李纲追求闲适遁世的思想相吻合,因此李纲在他的《续远游赋》序中称赞《远游》为“《骚》辞中最为有理致者”。他在续赋中采纳了原赋所认为的世事如梦、浮生若戏的观念,尤其是强调了心外无物的佛理观念。其赋曰:“蛮触国于蜗角兮,时相于战而流血千里。南柯梦于蚁穴兮,黄粱未熟而荣华一世。彼区区之利害兮,亦与此而何异。惟返观而照寂兮,扩灵府于无外。泯六凿于天游兮,其孰能以芥蒂。由发心以证道兮,可一超而已至。吾方且从事于斯兮,等浮生于一戏。”赋中多处佛学用语其用意也不过是想要阐明只有返归“灵府”即内心,才能一朝证道,领悟人生。
3、道教的影响
道教的最高理想境界是得道成仙,飞升仙境,并认为唯有如此才可以超脱自在,不为物累。道教的这套理论正合乎于人生不得志的士子,因政治失意不得不退而避世的心理取向,因此历代士子中的不得志者,多因欣赏道教的这种理论而自觉接受其影响,在不知不觉中具有了超脱功名利禄、避世逍遥的隐逸思想。李纲就是其中一例。如“更呼老道士,月下谈玄关”(《冲虚观》),“山中道士毛骨奇,劝我留宿山前寨。轻裘冒雪非得已,仙赏更待他年来”(《宿栖真馆夜雪大作诘旦遂行》),“我今去作龙津客,学道吟诗真自适”(《短歌》)。李纲写有《三教论》认为儒、释、道三教思想可以融合,那么他的隐逸思想一定程度上是三教思想融合的产物。
参考文献
[1]郑淑蓉.李纲及其诗词创作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6.
[2]张丰.李纲研究[D].浙江大学报,2007.
[3]毕元.续资治通鉴[M]:卷96.湖南:岳麓出版社,1992.
[4]李纲.李纲全集(王瑞明点校)[M].湖南:岳麓书社出版,2004年.
[5]李光.庄简集·与程伯寓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2004.
[7]脱脱.宋史·李纲传[M]:卷359.北京:中华书局,1985.
[8]脱脱.宋史·隐逸传[M]:卷457、458、459.北京:中华书局,1985.
[9]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赵岐.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1]姚惠兰.论南宋抗金领袖李纲的闲居词[J].江西:南昌大学学报,2007.
[12]姚惠兰.论南宋四名臣的诗[J].云南:楚雄师专学报,1999.
[13]范道奇.<梁溪词>初论[J].湖北:黄冈师专学报,1987.
[14]李永康.试论李纲在南宋初期抗金斗争中的地位[J].山西:运城师专学报,1987.
[15]王开堂.李纲政绩评述[J].甘肃:西北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
[16]许瑶丽.李纲辞赋简论[J].山东:济南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
[17]张高宽.李纲<梁溪词>与豪放词刍议[J].北京:文学评论,2003.
(作者简介:王瑞艳(1985-)女,汉族,山东人,北方民族大学专门史研究生,研究方向:西北区域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