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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0年中国教育发展纲要》正在修订之中，这个纲要将对到2020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宏观战略和目标进行战略部署，其中高等教育如何发展成为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首都高等教育过去的发展有什么经验和不足，未来的发展战略和目标如何确定？需要着力解决哪些重要问题？针对这些带有全局性影响的问题，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吴岩博士在本文中，从理论和实际结合的角度，对过去15年首都高等教育给予了全景式的总结和分析，对未来15年首都高等教育发展趋势提出基本判断，特别提出首都高等教育在自身发展方面和国家发展、北京发展、京津冀区域发展三个层面的主要任务。现全文发表，以飨读者。
总结过去15年和展望未来15年这样跨度达30年的首都高等教育发展，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事情，目的是为制定首都高等教育长期发展政策提供一些素材和参考意见。
一、过去15年首都高等教育发展回顾
总结过去15年首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一项复杂、困难且工作量极大的事情。在这里并不想把15年来首都高等教育发展中点点滴滴锱铢细节呈现出来，而是力求比较准确地把握并勾画出首都高等教育发展的宏观脉络，提炼概括出发展的基本特征和趋势。
（一）过去15年首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数据
1.高等学校增减变化情况分析
1991年，北京共有高校157所，其中普通高校67所（中央部委属高校53所，市属高校14所），成人高校90所（中央部委属43所，市属47所）。
2005年，北京共有高校112所，其中普通高校79所（中央部委属36所，市属市管公办高校33所，民办高校10所），成人高校33所。此外，还有民办其他高等教育机构50个。
1991年~2005年的15年中，北京高校数量减少45所。其中普通高校从67所增加到79所，增加了12所；成人高校从90所减少到33所，减少了57所。中央部委属普通高校从53所减少到36所，减少了17所；市属普通高校从14所增加到市属市管的33所，增加了19所。
2.高等教育在学人员构成变化情况分析
1991年，北京高等学历教育学生26.43万人。其中研究生2.1万人，普通本专科在校生13.69万人，成人本专科生10.64万人。
2005年北京高等学历教育学生126万人，其中研究生16.50万人，普通本专科生53.67万人，成人本专科生26.20万人，网络本专科生29.62万人。此外，非计划招收高等教育学生28.27万人；各类进修培训15.30万人；留学生2.63万人。2005年北京高等教育在学人数总计172.2万人。
1991年~2005年的15年中，学历教育学生从26.43万人增加到126万人，增加了近100万人。其中研究生增加了6.9倍，普通本专科生增加了2.9倍。同时，普通高校出现新的变化，网络教育从无到有迅猛发展，网络本专科学生达到近30万人。
此外，2005年非计划招收高等教育学生（在职人员攻读博士硕士学位、学历文凭考试、电大注册视听生、自考助学班）、各类进修培训、留学生等达到46万人。
2005年，网络教育本专科生与非计划招收高等教育学生、各类进修生及留学生相加达到76万人，这与传统的普通本专科生与成人本专科生的在学人数总和79.87万人仅相差不到4万人。新发展起来的非传统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与传统模式平分秋色，比较鲜明地反映出北京高等教育迈入区域普及化阶段的多样性特征。
3.普通高校与成人高校变化情况分析
2005年，普通高校在学学生133.02万人，其中学历教育学生112.58万人，分别占北京总数的77.25%和89.36%。原有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从1991年的90所减少到2005年的33所，净减57所。成人本专科生人数26.20万人，其中在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学习的3.0万人，占总数的11.4%，在普通高校学习的成人学生23.20万人，占88.6%。
普通高校已全面承担起全日制和非全日制教育两项职责，与世界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市的高校更加接轨。首都普通高校的主体地位日益突出。
4.研究生等高端人才培养情况分析
2005年，北京共有51所高校和115个科研机构培养研究生，共有在学研究生16.5万人，占全国研究生总数的17%。其中博士生4.6万人，占全国总数的24%。而同期首都高校普通本专科生仅占全国总数的3.4%。首都高等教育高端性特点十分突出。
5.首都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情况分析
2005年底北京共有高等职业技术学院19所，其中公办高职学校9所，民办高职学校10所。高职在校生12.71万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大大提升了首都一、二、三产一线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为北京中低收入家庭改善和提高生活品质，保障首都社会和谐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首都高等教育多样化类型。
（二）过去15年首都高等教育战略与目标的发展轨迹
过去15年，首都高等教育战略与目标的发展轨迹有两条主线：
1.国际视野：过去15年首都高等教育主要选择的是追赶战略与发展目标
20世纪9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先进水平存在很大差距，首都高等教育在许多公认的重要指标上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也存在明显的差距。因此，选取一些重要指标作为发展目标，采取追赶战略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经过90年代整整10年的发展，北京高等教育的整体实力和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实现了区域高等教育大众化。进入21世纪，首都高等教育又把目标进一步提升到实现区域高等教育普及化等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指标水平上。到“十五”中期，首都高等教育迈入了区域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门槛。15年来，北京教育发展从目标方面首先提出教育现代化发展构想，在“九五”末期提出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具体指标，在“十五”中期又进一步提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教育发展水平。其中高等教育的发展指标一直是重要的核心指标。
2.国家视野：过去15年首都高等教育主要选择的是率先战略与目标
过去15年首都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的着眼点是在全国领先。15年来的发展可以归纳为8个率先，即在“八五”和“九五”的10年间，在全国实现4个率先目标，即率先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率先扫除青壮年文盲、率先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率先实现区域高等教育大众化。在“十五”和“十一五”的10年期间，在原有的4个率先目标的基础上再实现新的4个率先目标，即率先实现区域高等教育普及化、率先实现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4年、率先构建首都现代教育体系、率先构建起终身教育制度，初步进入学习化社会。应该说前6个定量指标已经实现。后两个指标，即率先构建首都现代教育体系、率先构建起终身教育制度，初步进入学习化社会正在积极努力奋斗中。
（三）过去15年首都高等教育取得的主要成绩
1.高速追赶国际高等教育先进发展水平，实现了区域高等教育精英化——大众化——普及化的历史性跨越发展，开始成为国际高等教育发达的中心都市之一
15年来首都高等教育持续以较快速度发展。“八五”末北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9%，“十五”中期北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2%，2005年达到53%以上，而同期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6.0%、15%、21%。北京连续跨越了精英高等教育阶段——大众高等教育阶段——普及高等教育阶段，率先在全国实现了区域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与世界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和高等教育发达都市站在了能够平等对话的同一平台上。
2.改革与发展重点突出，高水平大学建设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世人瞩目的成绩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的“211工程”建设，从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后开始启动的“985工程”建设，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创举。首都高等教育是这两项工程建设的基本核心力量。到目前为止，全国“985”高校35所，北京有7所，占1/5。这些学校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全国“211”高校95所，北京有19所，占1/5。这些学校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音乐学院和北京工业大学。这些工程的建设大大推动了首都高等教育的开放，使首都高等教育国际化特征日益突出。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和著名大学开始关注中国有关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动态，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始认真研究、学习和借鉴中国经验。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北京市是这项改革的主要重镇。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北京印刷学院、北京服装学院、北京物资学院、中国戏曲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14所高校划转北京市管理或实行中央与北京市共建。首都高等教育地方化、区域化特征突出。北京市统筹首都高等教育资源的力度明显增强。
（四）过去15年首都高等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1.首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尚未建立
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运行机制灵活，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与全国大众化、区域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相匹配的首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尚未建立。
2.首都高等教育结构问题矛盾突出
迈入普及化的首都高等教育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矛盾。许多长期累积起来的矛盾和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出来，其中高等教育结构，包括布局结构、类型结构、专业结构、层次结构、投资结构和体制结构问题突出，尤其布局结构、类型结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首都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解决的难度相当大。
二、未来15年首都高等教育发展前瞻
展望未来15年首都教育发展和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重要问题，是一件更加复杂困难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如果能够对未来首都高等教育发展进行比较科学深入的系统研究，并提供具有政策意义的建议，将会有利于首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进而对首都经济社会的发展乃至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未来15年北京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基本判断
1.硬实力继续快速增强
2005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达到6,886.3亿元人民币，人均达到5,400美元。有关研究预测，2008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将超过9,000亿元，人均达到7,000美元~8,000美元；2010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将达到10,000亿元以上，人均达到8,000美元~9,000美元；2020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将有可能达到25,000亿元以上，人均达到15,000美元以上。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GNI计算，北京居民实际生活水平还将更高。未来15年首都经济总量将迅速增长，居民的生活水平达到富裕型。
首都经济的产业结构也将由2005年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1.39∶29.43∶69.19变化为2010年的1.2∶24.7∶74.1，到2020年达到1.2∶20.0∶78.8左右。首都产业结构将不断升级优化，越来越具有发达国家和国际大都市的产业结构特征。
可以预期，未来首都经济的发达程度，居民生活的富足水平，北京产业的结构特征都决定了社会和个人将会对首都高等教育提出前所未有的旺盛的多样化消费需求。首都高等教育必须迅速作出灵敏的反应，以适应和满足这种新变化。
2.软实力的功能和作用越来越凸现
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价值观和国民凝聚力，是一种文化影响力。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要在国际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和持久的影响力必须同时具有硬实力和软实力。
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不断增强软实力。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北京，已把文化创意产业确定为首都经济发展的新兴支柱产业，2005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产值已经达到700亿元，2010年预计达到1，000亿元以上。如何把软实力做硬，彰显北京影响力，同时，提升全体北京居民的国民素质，使北京成为名副其实的首善之区，是北京必须要做好的一篇战略大文章。北京要成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城市，在硬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软实力的能力和作用也将会越来越凸现出来。
硬实力的实质是竞争力，其核心是科技和人才。软实力的实质是影响力，其核心是文化。硬实力和软实力是相互支撑互为条件的，没有硬实力的强大，软实力没有发展基础；没有软实力的支持，硬实力也不可能持久。培养人才、发展科技、传承和创造文化是现代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和高校的基本职能。功能强大的首都高等教育有责任、有能力给予全面的响应和有力回答。如果在这些方面不能充分发挥基础的支撑作用，将是首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战略失误。
（二）未来15年首都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基本判断
未来15年首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判断，可以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从教育内部、教育外部以及战略选择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1.教育内部：首都高等教育将可能成为首都教育改革与发展全局中的最大亮点和最大难点
（1）首都高等教育将成为首都教育发展的最大亮点。首都高等教育将成为北京实现高水平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指标；是基础教育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素质教育取得突破的基础条件；为构建学习型北京提供终身教育的基础支撑平台。
（2）首都高等教育将成为首都教育发展的最大难点。首都高等教育发展问题所涉及范围的广泛性和解决的复杂性不仅是人、财、物，而且需要体制与机制的改革和创新，需要多方联动才能取得成功。
2.教育外部：首都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层面、城市发展层面、区域发展层面的作用全面显现
首都高等教育如何发展将成为影响创新型国家核心竞争力提高，首都城市功能的重大转变如期实现，京、津、冀区域共赢、共兴、和谐发展的重要条件。
3.战略选择:首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需要发生重大变化
从国际视野来看，首都高等教育将从追赶型发展战略向跟踪追赶与自主创新并重战略转变；从国家视野来看，首都高等教育将从为全国高等教育发展起率先示范的教育自身发展战略扩展转变为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发展动力的先导发展战略。
（三）未来15年首都高等教育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高等教育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把握不住这些基本特点，就会出现重大偏差。同时，一味陶醉于所谓的“自由、自主”的自身发展而无国家社会责任意识是有悖现代高等教育发展潮流的。
1.首都高等教育自身：在今后15年的中长期发展过程中努力解决好两大战略问题
首都高等教育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规模、结构、质量、效益、资源整合等，在这里提出两个重要的战略问题。
（1）把握首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基本特征，重点做好结构调整。2003年，北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2%，迈入了区域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门槛。2005年，北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3%。按照实际发展情况来看，北京地区居民接受高等教育水平和程度保守估计至少要提前全国平均发展水平20年以上。因此，从区域高等教育宏观发展战略上看，北京不能也不应该按照全国的一般发展思路亦步亦趋地跟随。北京必须充分考虑到已经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的情况，探索出一条高等教育发展之路，为全国尤其是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作出前瞻和示范，当好中国高等教育的领头羊。
从国际上看，已经有相当一批国家和地区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阶段。美国的马丁·特罗和日本的天野郁夫是世界上最早研究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并提出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的学者。他们对高等教育大众化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提出了“高等教育阶段学说”和“高等教育制度类型理论”。这些成果广泛应用于许多国家的实践，在当代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他们的研究成果更多地是关于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而对于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仅仅提出了一个概念，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普及化阶段应该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则基本上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各国由于自身情况不同，进入普及化后也没有一个共性的、统一的发展模式供我们学习和借鉴。但首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的工作实际，又急切需要总结出对未来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首都高等教育特征，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好地把握和借鉴。根据我们长期对首都高等教育发展情况的研究和对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追踪比较，我们尝试提出普及化阶段首都高等教育的一些结构特征。
结构决定功能。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除了数量标准以外，更为重要，也更难做到的就是它的结构是否符合普及化的要求。如果结构调整没有到位，普及化高等教育很难说完全实现，普及化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很难完全发挥出来。准确把握迈入普及化的首都高等教育在结构方面的基本特点，是首都高等教育能否科学、良性发展的大问题。高等教育结构包括6个方面：布局结构、类型结构、学科专业结构、层次结构、投资结构和体制结构。结合北京实际，这里着重对空间布局结构、学校类型结构调整提出看法。
空间布局结构调整：应从“聚集多中心型”向“相对均衡多组群型”转变。
在精英化阶段，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布局基本上集中在很少几个重要城市，并且这些城市的高校又相对集中在一个地方，空间布局结构为“聚集单中心型”。比如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中国高校大都集中在北京、上海、西安、武汉等大城市。北京的高校基本上又集中在海淀区的学院路。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布局开始扩展，许多中心城市纷纷建立高校，并且原有高等教育聚集的城市的高校不再仅仅聚集在一个中心，开始考虑与城市整体功能、整体发展重点在地域上匹配，空间布局结构逐渐变为“聚集多中心型”。比如，我国改革最早的广东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批新兴的中心城市根据自身需求，纷纷建立高校，掀起被称为“中心城市办学运动”的热潮。各地一方面在原有的重点大学所在地扩张，另一方面异地择址举办一个或数个高等教育园区。比如，上海的“2 2 X”的布局结构调整计划，形成了南北两个以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为核心的高校集聚地，即杨浦大学城和闵行紫竹科学园区；形成东西两个大学园区，即松江大学城、南汇科教园区；建设若干个与产业联系密切的特色高校，形成高校建设与当地产业发展连动。浙江在杭州东西南北的下沙、滨江、小和山、紫金港和宁波、温州等地兴建6大高教园区。北京地区的高校布局早在若干年前就开始由主要聚集学院路向其他城区发展。
首都高等教育自身发展急迫需要进行空间布局结构调整。按照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和高等职业学校工作水平评估指标体系要求，首都有相当一批高校的一些重要指标数据已经跌破合格标准，还有一些指标也接近警戒线。例如，按照教育部高校办学条件标准，2004年首都高校在校生64.7万人,校园占地面积合格标准应为4，152万平方米,而实际面积为2，672万平方米，相差1，480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合格标准应为1，831万平方米，而实际面积为1，696万平方米，相差135万平方米。首都高校校园、校舍存在的问题在全国各省区、直辖市中非常突出。保持基本的办学条件，为今后首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提高提供基本条件支撑，必须进行空间布局结构调整。
率先进入普及化的首都高等教育应该在布局上紧密结合北京未来城市功能定位，高校布局结构调整要与城市发展新区建设紧密结合，要与产业结构调整紧密结合，要与大北京经济圈、京津产业带发展紧密结合，要与解决首都高等教育学科型学校与技术应用型学校比例失调的问题紧密结合，要与日益突出的校园面积狭小和多校区分散办学的根本解决紧密结合，要与改变北京南部发展相对滞后的现状紧密结合，相对均衡考虑设立不同功能和作用的高校组群。
党的十六大召开后，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要把北京建成学习化社会的战略目标。学习化社会是一个非常高的社会发展目标，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有发达的高等教育作为基本支撑。正像科里斯托弗·K·纳普尔和阿瑟·J·克洛普利在其名著《高等教育与终身学习》（Lifelong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中所说：“高等教育值得特别研究的原因，在于它在帮助发展和实施终身学习体系方面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于它为终身学习提供了必要的组织框架。”马丁·特罗和天野郁夫对于普及化高等教育虽没有具体的论述，但有一点是他们共同强调的：普及化的高等教育是与学习化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习化社会要求居民要养成终身学习的意识和习惯，同时，政府要为学习者提供充足的、方便的、人性化的学位和机构。相对均衡的高等教育布局结构是其中的基本保障条件。
从解决首都高等教育自身突出存在的问题，从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满足老百姓个体的需求来看，都要求其空间布局结构调整的基本特点应该是“均衡多组群型”。实事求是地讲，北京地区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调整与上海、浙江等地相比，问题研究早、规划谋划早，但问题解决落实难度很大，执行较慢，已经成为普及化阶段首都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
综观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调整都是政府主导行为。美国是市场经济的典型代表国家，长期以来美国甚至没有设立联邦政府教育部，但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曾有过政府通过强有力的干预成功主导了高等教育布局规划的做法。最为典型的案例是著名的“赠地学院运动”。1861年，美国总统林肯签署通过了《莫雷尔法案》，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在每州至少资助一所从事农业和机械工艺教育的学院；按照1860年规定分配的名额，每州凡有国会议员1名，可分得3万英亩公有土地或相等的土地期票……这笔捐赠基金如果5年内未能使用，将全部退还给联邦政府。”这项重大举措的结果是先后有69所以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为学校定位的赠地农工学院诞生。美国政府以法律的形式强有力地主导了高等教育的布局规划，出现了以威斯康星大学为代表的一批应用型大学，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乃至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类型结构调整：应从学科型主导向学科型、应用型、混合型三足鼎立转变。
精英阶段高校具有共同的和相对较高的学术标准，学校比较类似，学校大都是学术性、学科型的。当进入大众化阶段，学校类型开始朝多样化方向发展，衡量学校水平高低的标准也不再是统一的一个标准，而是多个标准。进入普及化后，这种类型和标准的多样性更具成熟性。
但仔细分析，首都高校在这个方面却存在较大问题。通过调研发现，北京地区高校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同构化”现象，主要表现在学校发展思路、目标和定位差别不大，学科专业设置相似，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学校特色不突出，学校类型趋同。
首都高等教育同时肩负着为全国和北京服务的双重任务，不能简单比照全国的一般做法，必须进行及时调整才能既适应全国的需求，同时又能较好满足首都发展的要求。普及化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不是用普及型的高校替代培养精英人才的高校，不是不要精英教育，相反是要办好更高水平的精英教育，使一批高水平大学能尽早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但与此同时，还必须扩展其类型。在学术性、学科型高校类型外，还必须积极发展技术性、应用型高校，丰富首都高等教育类型，从“学科型主导”调整为“高精尖的学科型”与“多而专的技术应用型”并重。
类型结构调整也是严峻的北京就业市场与社会稳定的要求。首都高校毕业生就业一般首选留在北京，其次选择到其他省市，因此北京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一方面北京地区企事业单位和区县需要大批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素质高、重心低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而形成较大反差的是，毕业生所学的学科专业知识与所从事工作的行业、岗位所需要的技术技能脱节，并且就业心理预期与社会提供的实际岗位极不适应，期望值明显偏高。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无业可就，另一方面有业不就。长此以往，将会造成“高学历失业现象”，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隐患。出现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不合理，培养人才类型比例失调，相当比例的毕业生“能说不练”，缺乏实际动手操作能力，缺乏低重心的就业心理预期。
首都高等教育结构应该从层次主导下的类型划分转变为类型主导下的层次划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新修订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ISCED）对高等教育有一个分类标准。美国卡内基基金会也有一个分类，主要把高校分为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和教学型三种。这种划分对我国高校影响很大，许多高校也据此给自己定位。在精英化发展阶段，这种以明显的层次划分或者说以层次主导的类型划分发挥过一些积极作用。但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它的弊端越来越显现出来，带来的结果是不顾自身条件、不管社会需求，一味追求高层次，升格、升级成为不可遏止的潮流。首都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普及化，应该把首都高等教育结构从层次主导的类型划分转变为类型主导的层次划分。具体的建议如下：
从理论上划分为两类：一是以知识发展为逻辑体系的学术性、学科型普通高等教育；二是以行业、岗位群或岗位所需要的技术、技能发展为逻辑体系的职业型高等教育（这里所指的技术、技能不是仅指自然科学体系中的技术、技能，而是涵盖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内的广义上的技术、技能。下同）。在类型明确后，每一种类型高等教育都可以有从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层次。
从政策上划分为三类：一是以知识发展为逻辑体系的学术性、学科型高等教育；二是以行业、岗位群或岗位所需要的技术、技能发展为逻辑体系的技术性、应用型高等教育；三是混合型高等教育。从实际来看，首都高等教育应该按照政策分类进行类型结构调整，在确定分类的基础上，各高校合理进行自身的定位。
（2）高度重视首都高等学校领军人物缺乏的问题，努力培植一批教育家、教育行家、教育专家。首都高校有一支数量众多、知识能力素质很高的领导干部队伍，他们中不乏才华横溢、在某一学科专业领域担纲重任的学术带头人，可以说，在中国高校领导干部群体中也是非常优秀拔尖的精英群体。但在这里为什么还提出首都高校缺乏领军人物？因为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高校担当的任务、扮演的角色使把握它的发展成为一项非常困难复杂的事情，仅凭直觉和经验来决策、领导和管理高校已不能适应学校的发展需求。作为中国高等教育领头羊的首都高校的当家人，已经走过单纯学习、引进、模仿、借鉴国外经验的追赶阶段，已经逐渐进入需要自主发展、有所创新的“无航标探索阶段”。首都高校未来的发展需要一批具有先进教育思想和理念的专业化程度很高的领导人才，他最重要的职责和能力是为学校这艘大船掌好舵、领好航。从这个角度看，坦率地讲，首都高校从整体上非常缺乏这样的领军人物。这也是党和国家为什么殷切希望大学校长和书记要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家和教育家的目的所在。
在北京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蔡元培校长对北京大学的贡献、梅贻琦校长对清华大学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他们可以称得上是有国家意识、国际眼光，能深刻把握教育规律的杰出教育家、政治家。蔡元培校长在北京大学主政期间，树立了北大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形成了思想敏锐、坚持真理、敢为天下先的北大人风格。梅贻琦校长主持清华大学期间，推崇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行胜于言的清华校风，注重实际、埋头苦干、少说多做的清华风格深入人心。走过百年的北京大学和走向百年的清华大学同为中国高等学校的排头兵，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栋梁之材。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风格迥异，特色鲜明。
首都高校需要什么样的领军人物？从实际需要来看，需要三种领军人物：
政治家、教育家：具有强烈的国家责任意识，深远敏锐的国际眼光，深刻把握教育发展规律，教育理论功底深厚，管理艺术高超，有自己成熟教育思想的领军人物。
教育行家：对于高等教育规律、高校教学规律、整个高等教育行业的整体运行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有很好的办学理念和极强的实际把握、掌控能力，管理娴熟的高校当家人。
教育专家：掌握高等教育规律和高校教学规律，在技术层面对于学校的运行有很强的控制力和执行力。
未来首都高校发展呼唤杰出的领军人物。但培养扶植这样的领军人物不是一个号召、一个文件、一个活动、一个计划就能应运而生的，而是需要营造产生和成长的土壤、环境、氛围和条件，是需要长期培植才能产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一批高水平的领军人物脱颖而出，并长期担当首都高校的当家人，首都高等教育发展才真正超越了追赶阶段，才能带领学校成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才能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才能使我们不仅仅是学习者，而是成为经验和理论的贡献者，才能影响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才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重要中心城市之一，才能使首都高等教育真正走向世界。
2.国家层面：提高创新型国家核心竞争力，未来首都高等教育担负的历史使命
首都高等教育与其他省市高等教育的一个最大不同，是它担负着重要的国家责任。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这个任务的内容有所不同。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大和实力的迅速增强，首都高等教育的国家责任越来越聚焦在如何为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提供创新性的科技和人才的供给上。能否高质量完成这个任务是衡量首都高等教育合格与否的核心指标。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首都高等教育除了继续为全国提供高水平的科技成果和高素质的人才外，还要充分发挥聚集首都“985工程”和“211工程”高水平大学的集合优势，积极参与到国家高科技园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战略发展中。
中关村科技园区是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成为我国第一家高科技园区的。1999年，国务院作出了加快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的重要批复。2005年，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实现销售收入超过4，800亿元，比2000年翻一番多，年均增长达到20%以上，占全国高新区总产量的1/7左右；实现增加值960亿元，相当于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的14.1%。以软件、集成电路、计算机、网络、通信等为代表的重点产业集群初步形成，高技术服务业发展迅速，带动了首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产品和企业。园区承接的国家“863计划”项目占全国的25%，“973计划”项目占全国的36%。按照规划，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目标是2010年企业销售收入达到10，000亿元；园区增加值相当于北京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0%左右。
中关村科技园区实行“一区多园多基地”空间布局，总面积23，252.29公顷，包括海淀园、丰台园、昌平园、电子城、亦庄园、德胜园、石景山园、雍和园、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通州园，以及若干特色产业集聚的专业园、产业基地和大学科技园。其中海淀园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主体和核心。
未来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的战略定位：是国家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综合改革试验区，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首都创新型城市的核心，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创新和知识经济示范基地，是科技辐射、技术孵化和产业化基地，是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基地。
未来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方针：努力做到“四个结合”，实现“四位一体”。四个结合：把园区发展与国家重大技术战略实施结合起来，把园区发展与国家重大制度创新的试点工作结合起来，把园区发展与首都经济发展和奥运带动战略结合起来，把园区发展与首都创新型城市建设和京、津、冀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四位一体：使中关村园区成为国家促进技术进步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成为首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强大引擎；成为高新技术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服务平台；成为抢占世界高技术产业制高点的前沿阵地。
未来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主要战略措施：构建以企业为主体，新型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促进企业与高等院校、研究院所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鼓励和支持具有优势地位的企业利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特色资源优势，联合相关机构，建立并完善专业性的公共技术支撑平台以及国家级工程中心、国家级企业中心，为企业提供设计、测试、检验等专业化服务。实施“中关村开放式实验室工程”，支持企业与高等院校、研究院所共建开放式实验室，鼓励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发挥科技条件资源优势，形成一批面向市场应用的公共开放实验室，为园区企业提供分析与检测的技术服务，帮助园区企业解决研发和技术难题。
高度重视大学科技园和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和北京工业大学等国家大学科技园，中国人民大学文化科技园，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的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等，以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与人才培养为主要功能。
加快人才资源开发，培养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大力鼓励和推荐一批成长型企业家到国家有关培训机构、国内外著名大学和企业接受培训和训练，使园区成为现代企业家和高层次职业经理人才的培养基地。促进一批专业技术创业者向现代企业家的转变。扩大人才职业化培训。整合园区企业和高校资源，重点做好软件、集成电路等IT专业人才培训，尤其是软件外包人才培训；加强管理、金融、英语、法律和职业技能等实用型高技能人才的职业培训。建立园区企业与大学人才培养互动机制。大力支持大学和企业联合培养人才，推广校企联合的定制化人才培养模式；鼓励企业参与改革和创新大学教学内容和模式，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创新型人才。
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建设是国家行为、国家战略。建设好中关村园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中关村过去发展取得成功的秘诀有两个：一是制定和实施了以“法无明文禁止不为过”为基本原则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二是以密集的高水平大学组群为依托。
20世纪50年代中央决定在海淀建立以8大院校为代表的大学群，在今天被称为大学园区。这个战略决策不仅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确立了一支发挥领头羊作用的精锐部队，也为50年后今天的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取得的骄人成绩奠定了基石，同时也为今后20年、5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国腾飞的核心竞争力装好了功能越来越强大的发动机。首都高等教育要为这个国家层面的百年大计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3.北京层面：首都高等教育要与首都城市规划发展新思路相适应，特别关注与城市新区建设相匹配
2005年，国务院批复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要求北京城市发展定位是：国家首都、文化名城、国际城市、宜居城市。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思路是确定了北京的四大功能区，即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划分以及不同功能区的发展目标。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战略思路和重点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摊大饼、卫星城到城市新区建设，即从原来城市发展的自然扩充到县城为主、具有一定综合功能的卫星城，再转向建设以城镇联合体为基础、相对独立和具有更完善综合功能的新城，由原来的中等规模城市向大城市转型，以及由开发区建设转向综合新城建设。城市发展新区既是北京发展现代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的主要载体，也是北京疏散城市中心区产业与人口的重要区域，是未来北京经济重心所在。这是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重大战略改变。城市新区建设规划，需要2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建设，将会关系北京今后50年综合竞争力，是北京层面的百年大计。普及化的首都高等教育的“相对均衡的高等教育组群”空间布局结构特征，要求高等教育在今后15年的发展中特别关注与北京重点城市新区建设匹配发展的问题。
按照重点新城发展实施规划，通州新城、顺义新城、亦庄新城是北京市城市发展规划2004~2020年城市发展新区的重点建设的主要着力点。
按照规划通州新城的功能定位：北京市重点发展新城之一，面向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性服务新城，北京参与环渤海区域合作发展的重要基地——区域服务中心、文化产业基地、滨水宜居新城。主导产业：以文化产业为主体的现代综合服务业。发展引导：引导发展商务、金融、会展等功能。发展规模：2020年人口控制规模约为90万人，同时预留达到百万人口规模的发展空间，用地规模85平方公里。
按照规划顺义新城的功能定位：北京市重点发展新城之一，是面向国际的首都枢纽空港，带动区域发展的临空产业中心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现代国际空港、区域产业引擎、绿色宜居新城。主导产业：临空产业及先进制造业。发展引导：引导发展国际交往、会展等功能。发展规模：2020年人口控制规模90万人，用地规模103.9平方公里，基础设施等指标按百万人口以上预留。
按照规划亦庄新城的功能定位：北京市重点发展新城之一，是以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集聚发展为依托的综合产业新城，是辐射并带动京、津城镇走廊产业发展的区域中心——高新技术产业中心、高端产业服务基地，国际宜业宜居新城。主导产业：电子、汽车、医药、装备等高新技术产业及现代制造业。发展引导：引导发展商务、物流等功能。发展规模：2020年人口控制规模70万人左右，城市用地规模控制在100平方公里左右。
重点建设3个具有综合功能的人口接近百万的现代化新城，是未来15年北京发展的战略规划。从总体上看，规划实施的配套政策和保障措施比较有力。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教育规划考虑得太粗、太原则，尤其是支撑现代新城产业发展、城市品质提高和满足居民终身学习的高等教育没有长远匹配的考虑。应该说这是一个明显的缺陷。普及化的首都高等教育必须同步考虑以不同类型的高校和高校组群与这些人口庞大和经济功能强大的新城相匹配，才能使未来的新城真正达到预期目标。
4.京、津、冀区域层面：首都高等教育要为京、津、冀区域的共赢、共兴、和谐发展作出独特的贡献
过去15年，北京经济高速发展与河北、天津发展的相对滞后反差较大。在北京周边地区还出现了被称为环北京贫困带现象问题。与上海带动长江三角洲高速发展，广州带动珠江三角洲高速发展相比，北京的经济辐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相反却出现了与辐射作用相反的人才流、资源流纷纷流向北京的逆向做功，形成了巨大的“空吸现象”。如果这种现象长期发展下去，将会激化区域矛盾。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中央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下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和有力的解决。在未来的发展格局中，形成京、津、冀区域共赢、共兴、和谐发展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同时也是需要高度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首钢向唐山曹妃店的搬迁，京承高速公路、京津新高速公路、京津高速轻轨、京石高速轻轨、首都新机场规划等已经在启动区域经济共同发展的车轮。随着基础设施的建设陆续完工，一个快速便捷的大北京经济圈的交通网络就会形成。
在未来京、津、冀区域发展中，功能强大的首都高等教育可以作出独特的重要贡献。
第一，提供战略规划建议、决策论证咨询意见。首都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力量雄厚，已经有相当多的专家学者在关注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有分量、有见地、有观点、有内容的研究成果。京、津、冀区域发展是一个包含近亿人口、涉及面广、利益主体多元、技术难度高、问题复杂、示范意义和带动辐射作用明显的，需要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周密考虑的战略问题。单凭政府有关部门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充分借助首都高校雄厚的力量进行战略规划的前期研究，对于实施方案进行全面、系统和专业化的决策论证，使京、津、冀区域发展在开始全面启动时就站在一个制高点上，为国家的全局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第二，提供高新技术成果和高水平人力资源。发展规划形成确定，高速交通网络建成开通，发展政策配套出台，空间大大扩展，时间大大缩短，一个大北京经济圈就具有了真正运转的基础条件。区域经济产业的布局，产业链条的形成，产业结构战略调整、优化升级，技术和人才就成为一个核心问题。首都高等教育在这方面的巨大优势将发挥重要作用。京、津、冀区域的共赢、共兴、和谐发展是区域层面的百年大计，首都高等教育可以作出自己独特的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约翰.S.布鲁贝克著，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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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吴岩：《审视“十一五”首都高等教育规划难点》，《北京教育》（高教版）2006年第1期。
[10]吴岩：《普及化首都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和问题》《北京教育》（高教版）2005年第1期。
（作者系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蔡桂兰]
总结过去15年和展望未来15年这样跨度达30年的首都高等教育发展，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事情，目的是为制定首都高等教育长期发展政策提供一些素材和参考意见。
一、过去15年首都高等教育发展回顾
总结过去15年首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一项复杂、困难且工作量极大的事情。在这里并不想把15年来首都高等教育发展中点点滴滴锱铢细节呈现出来，而是力求比较准确地把握并勾画出首都高等教育发展的宏观脉络，提炼概括出发展的基本特征和趋势。
（一）过去15年首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数据
1.高等学校增减变化情况分析
1991年，北京共有高校157所，其中普通高校67所（中央部委属高校53所，市属高校14所），成人高校90所（中央部委属43所，市属47所）。
2005年，北京共有高校112所，其中普通高校79所（中央部委属36所，市属市管公办高校33所，民办高校10所），成人高校33所。此外，还有民办其他高等教育机构50个。
1991年~2005年的15年中，北京高校数量减少45所。其中普通高校从67所增加到79所，增加了12所；成人高校从90所减少到33所，减少了57所。中央部委属普通高校从53所减少到36所，减少了17所；市属普通高校从14所增加到市属市管的33所，增加了19所。
2.高等教育在学人员构成变化情况分析
1991年，北京高等学历教育学生26.43万人。其中研究生2.1万人，普通本专科在校生13.69万人，成人本专科生10.64万人。
2005年北京高等学历教育学生126万人，其中研究生16.50万人，普通本专科生53.67万人，成人本专科生26.20万人，网络本专科生29.62万人。此外，非计划招收高等教育学生28.27万人；各类进修培训15.30万人；留学生2.63万人。2005年北京高等教育在学人数总计172.2万人。
1991年~2005年的15年中，学历教育学生从26.43万人增加到126万人，增加了近100万人。其中研究生增加了6.9倍，普通本专科生增加了2.9倍。同时，普通高校出现新的变化，网络教育从无到有迅猛发展，网络本专科学生达到近30万人。
此外，2005年非计划招收高等教育学生（在职人员攻读博士硕士学位、学历文凭考试、电大注册视听生、自考助学班）、各类进修培训、留学生等达到46万人。
2005年，网络教育本专科生与非计划招收高等教育学生、各类进修生及留学生相加达到76万人，这与传统的普通本专科生与成人本专科生的在学人数总和79.87万人仅相差不到4万人。新发展起来的非传统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与传统模式平分秋色，比较鲜明地反映出北京高等教育迈入区域普及化阶段的多样性特征。
3.普通高校与成人高校变化情况分析
2005年，普通高校在学学生133.02万人，其中学历教育学生112.58万人，分别占北京总数的77.25%和89.36%。原有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从1991年的90所减少到2005年的33所，净减57所。成人本专科生人数26.20万人，其中在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学习的3.0万人，占总数的11.4%，在普通高校学习的成人学生23.20万人，占88.6%。
普通高校已全面承担起全日制和非全日制教育两项职责，与世界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市的高校更加接轨。首都普通高校的主体地位日益突出。
4.研究生等高端人才培养情况分析
2005年，北京共有51所高校和115个科研机构培养研究生，共有在学研究生16.5万人，占全国研究生总数的17%。其中博士生4.6万人，占全国总数的24%。而同期首都高校普通本专科生仅占全国总数的3.4%。首都高等教育高端性特点十分突出。
5.首都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情况分析
2005年底北京共有高等职业技术学院19所，其中公办高职学校9所，民办高职学校10所。高职在校生12.71万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大大提升了首都一、二、三产一线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为北京中低收入家庭改善和提高生活品质，保障首都社会和谐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首都高等教育多样化类型。
（二）过去15年首都高等教育战略与目标的发展轨迹
过去15年，首都高等教育战略与目标的发展轨迹有两条主线：
1.国际视野：过去15年首都高等教育主要选择的是追赶战略与发展目标
20世纪9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先进水平存在很大差距，首都高等教育在许多公认的重要指标上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也存在明显的差距。因此，选取一些重要指标作为发展目标，采取追赶战略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经过90年代整整10年的发展，北京高等教育的整体实力和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实现了区域高等教育大众化。进入21世纪，首都高等教育又把目标进一步提升到实现区域高等教育普及化等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指标水平上。到“十五”中期，首都高等教育迈入了区域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门槛。15年来，北京教育发展从目标方面首先提出教育现代化发展构想，在“九五”末期提出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具体指标，在“十五”中期又进一步提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教育发展水平。其中高等教育的发展指标一直是重要的核心指标。
2.国家视野：过去15年首都高等教育主要选择的是率先战略与目标
过去15年首都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的着眼点是在全国领先。15年来的发展可以归纳为8个率先，即在“八五”和“九五”的10年间，在全国实现4个率先目标，即率先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率先扫除青壮年文盲、率先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率先实现区域高等教育大众化。在“十五”和“十一五”的10年期间，在原有的4个率先目标的基础上再实现新的4个率先目标，即率先实现区域高等教育普及化、率先实现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4年、率先构建首都现代教育体系、率先构建起终身教育制度，初步进入学习化社会。应该说前6个定量指标已经实现。后两个指标，即率先构建首都现代教育体系、率先构建起终身教育制度，初步进入学习化社会正在积极努力奋斗中。
（三）过去15年首都高等教育取得的主要成绩
1.高速追赶国际高等教育先进发展水平，实现了区域高等教育精英化——大众化——普及化的历史性跨越发展，开始成为国际高等教育发达的中心都市之一
15年来首都高等教育持续以较快速度发展。“八五”末北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9%，“十五”中期北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2%，2005年达到53%以上，而同期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6.0%、15%、21%。北京连续跨越了精英高等教育阶段——大众高等教育阶段——普及高等教育阶段，率先在全国实现了区域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与世界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和高等教育发达都市站在了能够平等对话的同一平台上。
2.改革与发展重点突出，高水平大学建设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世人瞩目的成绩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的“211工程”建设，从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后开始启动的“985工程”建设，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创举。首都高等教育是这两项工程建设的基本核心力量。到目前为止，全国“985”高校35所，北京有7所，占1/5。这些学校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全国“211”高校95所，北京有19所，占1/5。这些学校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音乐学院和北京工业大学。这些工程的建设大大推动了首都高等教育的开放，使首都高等教育国际化特征日益突出。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和著名大学开始关注中国有关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动态，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始认真研究、学习和借鉴中国经验。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北京市是这项改革的主要重镇。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北京印刷学院、北京服装学院、北京物资学院、中国戏曲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14所高校划转北京市管理或实行中央与北京市共建。首都高等教育地方化、区域化特征突出。北京市统筹首都高等教育资源的力度明显增强。
（四）过去15年首都高等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1.首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尚未建立
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运行机制灵活，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与全国大众化、区域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相匹配的首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尚未建立。
2.首都高等教育结构问题矛盾突出
迈入普及化的首都高等教育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矛盾。许多长期累积起来的矛盾和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出来，其中高等教育结构，包括布局结构、类型结构、专业结构、层次结构、投资结构和体制结构问题突出，尤其布局结构、类型结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首都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解决的难度相当大。
二、未来15年首都高等教育发展前瞻
展望未来15年首都教育发展和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重要问题，是一件更加复杂困难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如果能够对未来首都高等教育发展进行比较科学深入的系统研究，并提供具有政策意义的建议，将会有利于首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进而对首都经济社会的发展乃至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未来15年北京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基本判断
1.硬实力继续快速增强
2005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达到6,886.3亿元人民币，人均达到5,400美元。有关研究预测，2008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将超过9,000亿元，人均达到7,000美元~8,000美元；2010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将达到10,000亿元以上，人均达到8,000美元~9,000美元；2020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将有可能达到25,000亿元以上，人均达到15,000美元以上。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GNI计算，北京居民实际生活水平还将更高。未来15年首都经济总量将迅速增长，居民的生活水平达到富裕型。
首都经济的产业结构也将由2005年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1.39∶29.43∶69.19变化为2010年的1.2∶24.7∶74.1，到2020年达到1.2∶20.0∶78.8左右。首都产业结构将不断升级优化，越来越具有发达国家和国际大都市的产业结构特征。
可以预期，未来首都经济的发达程度，居民生活的富足水平，北京产业的结构特征都决定了社会和个人将会对首都高等教育提出前所未有的旺盛的多样化消费需求。首都高等教育必须迅速作出灵敏的反应，以适应和满足这种新变化。
2.软实力的功能和作用越来越凸现
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价值观和国民凝聚力，是一种文化影响力。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要在国际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和持久的影响力必须同时具有硬实力和软实力。
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不断增强软实力。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北京，已把文化创意产业确定为首都经济发展的新兴支柱产业，2005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产值已经达到700亿元，2010年预计达到1，000亿元以上。如何把软实力做硬，彰显北京影响力，同时，提升全体北京居民的国民素质，使北京成为名副其实的首善之区，是北京必须要做好的一篇战略大文章。北京要成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城市，在硬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软实力的能力和作用也将会越来越凸现出来。
硬实力的实质是竞争力，其核心是科技和人才。软实力的实质是影响力，其核心是文化。硬实力和软实力是相互支撑互为条件的，没有硬实力的强大，软实力没有发展基础；没有软实力的支持，硬实力也不可能持久。培养人才、发展科技、传承和创造文化是现代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和高校的基本职能。功能强大的首都高等教育有责任、有能力给予全面的响应和有力回答。如果在这些方面不能充分发挥基础的支撑作用，将是首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战略失误。
（二）未来15年首都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基本判断
未来15年首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判断，可以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从教育内部、教育外部以及战略选择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1.教育内部：首都高等教育将可能成为首都教育改革与发展全局中的最大亮点和最大难点
（1）首都高等教育将成为首都教育发展的最大亮点。首都高等教育将成为北京实现高水平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指标；是基础教育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素质教育取得突破的基础条件；为构建学习型北京提供终身教育的基础支撑平台。
（2）首都高等教育将成为首都教育发展的最大难点。首都高等教育发展问题所涉及范围的广泛性和解决的复杂性不仅是人、财、物，而且需要体制与机制的改革和创新，需要多方联动才能取得成功。
2.教育外部：首都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层面、城市发展层面、区域发展层面的作用全面显现
首都高等教育如何发展将成为影响创新型国家核心竞争力提高，首都城市功能的重大转变如期实现，京、津、冀区域共赢、共兴、和谐发展的重要条件。
3.战略选择:首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需要发生重大变化
从国际视野来看，首都高等教育将从追赶型发展战略向跟踪追赶与自主创新并重战略转变；从国家视野来看，首都高等教育将从为全国高等教育发展起率先示范的教育自身发展战略扩展转变为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发展动力的先导发展战略。
（三）未来15年首都高等教育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高等教育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把握不住这些基本特点，就会出现重大偏差。同时，一味陶醉于所谓的“自由、自主”的自身发展而无国家社会责任意识是有悖现代高等教育发展潮流的。
1.首都高等教育自身：在今后15年的中长期发展过程中努力解决好两大战略问题
首都高等教育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规模、结构、质量、效益、资源整合等，在这里提出两个重要的战略问题。
（1）把握首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基本特征，重点做好结构调整。2003年，北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2%，迈入了区域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门槛。2005年，北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3%。按照实际发展情况来看，北京地区居民接受高等教育水平和程度保守估计至少要提前全国平均发展水平20年以上。因此，从区域高等教育宏观发展战略上看，北京不能也不应该按照全国的一般发展思路亦步亦趋地跟随。北京必须充分考虑到已经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的情况，探索出一条高等教育发展之路，为全国尤其是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作出前瞻和示范，当好中国高等教育的领头羊。
从国际上看，已经有相当一批国家和地区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阶段。美国的马丁·特罗和日本的天野郁夫是世界上最早研究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并提出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的学者。他们对高等教育大众化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提出了“高等教育阶段学说”和“高等教育制度类型理论”。这些成果广泛应用于许多国家的实践，在当代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他们的研究成果更多地是关于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而对于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仅仅提出了一个概念，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普及化阶段应该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则基本上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各国由于自身情况不同，进入普及化后也没有一个共性的、统一的发展模式供我们学习和借鉴。但首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的工作实际，又急切需要总结出对未来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首都高等教育特征，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好地把握和借鉴。根据我们长期对首都高等教育发展情况的研究和对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追踪比较，我们尝试提出普及化阶段首都高等教育的一些结构特征。
结构决定功能。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除了数量标准以外，更为重要，也更难做到的就是它的结构是否符合普及化的要求。如果结构调整没有到位，普及化高等教育很难说完全实现，普及化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很难完全发挥出来。准确把握迈入普及化的首都高等教育在结构方面的基本特点，是首都高等教育能否科学、良性发展的大问题。高等教育结构包括6个方面：布局结构、类型结构、学科专业结构、层次结构、投资结构和体制结构。结合北京实际，这里着重对空间布局结构、学校类型结构调整提出看法。
空间布局结构调整：应从“聚集多中心型”向“相对均衡多组群型”转变。
在精英化阶段，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布局基本上集中在很少几个重要城市，并且这些城市的高校又相对集中在一个地方，空间布局结构为“聚集单中心型”。比如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中国高校大都集中在北京、上海、西安、武汉等大城市。北京的高校基本上又集中在海淀区的学院路。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布局开始扩展，许多中心城市纷纷建立高校，并且原有高等教育聚集的城市的高校不再仅仅聚集在一个中心，开始考虑与城市整体功能、整体发展重点在地域上匹配，空间布局结构逐渐变为“聚集多中心型”。比如，我国改革最早的广东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批新兴的中心城市根据自身需求，纷纷建立高校，掀起被称为“中心城市办学运动”的热潮。各地一方面在原有的重点大学所在地扩张，另一方面异地择址举办一个或数个高等教育园区。比如，上海的“2 2 X”的布局结构调整计划，形成了南北两个以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为核心的高校集聚地，即杨浦大学城和闵行紫竹科学园区；形成东西两个大学园区，即松江大学城、南汇科教园区；建设若干个与产业联系密切的特色高校，形成高校建设与当地产业发展连动。浙江在杭州东西南北的下沙、滨江、小和山、紫金港和宁波、温州等地兴建6大高教园区。北京地区的高校布局早在若干年前就开始由主要聚集学院路向其他城区发展。
首都高等教育自身发展急迫需要进行空间布局结构调整。按照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和高等职业学校工作水平评估指标体系要求，首都有相当一批高校的一些重要指标数据已经跌破合格标准，还有一些指标也接近警戒线。例如，按照教育部高校办学条件标准，2004年首都高校在校生64.7万人,校园占地面积合格标准应为4，152万平方米,而实际面积为2，672万平方米，相差1，480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合格标准应为1，831万平方米，而实际面积为1，696万平方米，相差135万平方米。首都高校校园、校舍存在的问题在全国各省区、直辖市中非常突出。保持基本的办学条件，为今后首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提高提供基本条件支撑，必须进行空间布局结构调整。
率先进入普及化的首都高等教育应该在布局上紧密结合北京未来城市功能定位，高校布局结构调整要与城市发展新区建设紧密结合，要与产业结构调整紧密结合，要与大北京经济圈、京津产业带发展紧密结合，要与解决首都高等教育学科型学校与技术应用型学校比例失调的问题紧密结合，要与日益突出的校园面积狭小和多校区分散办学的根本解决紧密结合，要与改变北京南部发展相对滞后的现状紧密结合，相对均衡考虑设立不同功能和作用的高校组群。
党的十六大召开后，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要把北京建成学习化社会的战略目标。学习化社会是一个非常高的社会发展目标，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有发达的高等教育作为基本支撑。正像科里斯托弗·K·纳普尔和阿瑟·J·克洛普利在其名著《高等教育与终身学习》（Lifelong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中所说：“高等教育值得特别研究的原因，在于它在帮助发展和实施终身学习体系方面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于它为终身学习提供了必要的组织框架。”马丁·特罗和天野郁夫对于普及化高等教育虽没有具体的论述，但有一点是他们共同强调的：普及化的高等教育是与学习化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习化社会要求居民要养成终身学习的意识和习惯，同时，政府要为学习者提供充足的、方便的、人性化的学位和机构。相对均衡的高等教育布局结构是其中的基本保障条件。
从解决首都高等教育自身突出存在的问题，从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满足老百姓个体的需求来看，都要求其空间布局结构调整的基本特点应该是“均衡多组群型”。实事求是地讲，北京地区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调整与上海、浙江等地相比，问题研究早、规划谋划早，但问题解决落实难度很大，执行较慢，已经成为普及化阶段首都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
综观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调整都是政府主导行为。美国是市场经济的典型代表国家，长期以来美国甚至没有设立联邦政府教育部，但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曾有过政府通过强有力的干预成功主导了高等教育布局规划的做法。最为典型的案例是著名的“赠地学院运动”。1861年，美国总统林肯签署通过了《莫雷尔法案》，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在每州至少资助一所从事农业和机械工艺教育的学院；按照1860年规定分配的名额，每州凡有国会议员1名，可分得3万英亩公有土地或相等的土地期票……这笔捐赠基金如果5年内未能使用，将全部退还给联邦政府。”这项重大举措的结果是先后有69所以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为学校定位的赠地农工学院诞生。美国政府以法律的形式强有力地主导了高等教育的布局规划，出现了以威斯康星大学为代表的一批应用型大学，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乃至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类型结构调整：应从学科型主导向学科型、应用型、混合型三足鼎立转变。
精英阶段高校具有共同的和相对较高的学术标准，学校比较类似，学校大都是学术性、学科型的。当进入大众化阶段，学校类型开始朝多样化方向发展，衡量学校水平高低的标准也不再是统一的一个标准，而是多个标准。进入普及化后，这种类型和标准的多样性更具成熟性。
但仔细分析，首都高校在这个方面却存在较大问题。通过调研发现，北京地区高校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同构化”现象，主要表现在学校发展思路、目标和定位差别不大，学科专业设置相似，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学校特色不突出，学校类型趋同。
首都高等教育同时肩负着为全国和北京服务的双重任务，不能简单比照全国的一般做法，必须进行及时调整才能既适应全国的需求，同时又能较好满足首都发展的要求。普及化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不是用普及型的高校替代培养精英人才的高校，不是不要精英教育，相反是要办好更高水平的精英教育，使一批高水平大学能尽早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但与此同时，还必须扩展其类型。在学术性、学科型高校类型外，还必须积极发展技术性、应用型高校，丰富首都高等教育类型，从“学科型主导”调整为“高精尖的学科型”与“多而专的技术应用型”并重。
类型结构调整也是严峻的北京就业市场与社会稳定的要求。首都高校毕业生就业一般首选留在北京，其次选择到其他省市，因此北京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一方面北京地区企事业单位和区县需要大批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素质高、重心低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而形成较大反差的是，毕业生所学的学科专业知识与所从事工作的行业、岗位所需要的技术技能脱节，并且就业心理预期与社会提供的实际岗位极不适应，期望值明显偏高。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无业可就，另一方面有业不就。长此以往，将会造成“高学历失业现象”，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隐患。出现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不合理，培养人才类型比例失调，相当比例的毕业生“能说不练”，缺乏实际动手操作能力，缺乏低重心的就业心理预期。
首都高等教育结构应该从层次主导下的类型划分转变为类型主导下的层次划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新修订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ISCED）对高等教育有一个分类标准。美国卡内基基金会也有一个分类，主要把高校分为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和教学型三种。这种划分对我国高校影响很大，许多高校也据此给自己定位。在精英化发展阶段，这种以明显的层次划分或者说以层次主导的类型划分发挥过一些积极作用。但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它的弊端越来越显现出来，带来的结果是不顾自身条件、不管社会需求，一味追求高层次，升格、升级成为不可遏止的潮流。首都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普及化，应该把首都高等教育结构从层次主导的类型划分转变为类型主导的层次划分。具体的建议如下：
从理论上划分为两类：一是以知识发展为逻辑体系的学术性、学科型普通高等教育；二是以行业、岗位群或岗位所需要的技术、技能发展为逻辑体系的职业型高等教育（这里所指的技术、技能不是仅指自然科学体系中的技术、技能，而是涵盖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内的广义上的技术、技能。下同）。在类型明确后，每一种类型高等教育都可以有从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层次。
从政策上划分为三类：一是以知识发展为逻辑体系的学术性、学科型高等教育；二是以行业、岗位群或岗位所需要的技术、技能发展为逻辑体系的技术性、应用型高等教育；三是混合型高等教育。从实际来看，首都高等教育应该按照政策分类进行类型结构调整，在确定分类的基础上，各高校合理进行自身的定位。
（2）高度重视首都高等学校领军人物缺乏的问题，努力培植一批教育家、教育行家、教育专家。首都高校有一支数量众多、知识能力素质很高的领导干部队伍，他们中不乏才华横溢、在某一学科专业领域担纲重任的学术带头人，可以说，在中国高校领导干部群体中也是非常优秀拔尖的精英群体。但在这里为什么还提出首都高校缺乏领军人物？因为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高校担当的任务、扮演的角色使把握它的发展成为一项非常困难复杂的事情，仅凭直觉和经验来决策、领导和管理高校已不能适应学校的发展需求。作为中国高等教育领头羊的首都高校的当家人，已经走过单纯学习、引进、模仿、借鉴国外经验的追赶阶段，已经逐渐进入需要自主发展、有所创新的“无航标探索阶段”。首都高校未来的发展需要一批具有先进教育思想和理念的专业化程度很高的领导人才，他最重要的职责和能力是为学校这艘大船掌好舵、领好航。从这个角度看，坦率地讲，首都高校从整体上非常缺乏这样的领军人物。这也是党和国家为什么殷切希望大学校长和书记要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家和教育家的目的所在。
在北京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蔡元培校长对北京大学的贡献、梅贻琦校长对清华大学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他们可以称得上是有国家意识、国际眼光，能深刻把握教育规律的杰出教育家、政治家。蔡元培校长在北京大学主政期间，树立了北大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形成了思想敏锐、坚持真理、敢为天下先的北大人风格。梅贻琦校长主持清华大学期间，推崇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行胜于言的清华校风，注重实际、埋头苦干、少说多做的清华风格深入人心。走过百年的北京大学和走向百年的清华大学同为中国高等学校的排头兵，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栋梁之材。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风格迥异，特色鲜明。
首都高校需要什么样的领军人物？从实际需要来看，需要三种领军人物：
政治家、教育家：具有强烈的国家责任意识，深远敏锐的国际眼光，深刻把握教育发展规律，教育理论功底深厚，管理艺术高超，有自己成熟教育思想的领军人物。
教育行家：对于高等教育规律、高校教学规律、整个高等教育行业的整体运行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有很好的办学理念和极强的实际把握、掌控能力，管理娴熟的高校当家人。
教育专家：掌握高等教育规律和高校教学规律，在技术层面对于学校的运行有很强的控制力和执行力。
未来首都高校发展呼唤杰出的领军人物。但培养扶植这样的领军人物不是一个号召、一个文件、一个活动、一个计划就能应运而生的，而是需要营造产生和成长的土壤、环境、氛围和条件，是需要长期培植才能产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一批高水平的领军人物脱颖而出，并长期担当首都高校的当家人，首都高等教育发展才真正超越了追赶阶段，才能带领学校成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才能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才能使我们不仅仅是学习者，而是成为经验和理论的贡献者，才能影响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才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重要中心城市之一，才能使首都高等教育真正走向世界。
2.国家层面：提高创新型国家核心竞争力，未来首都高等教育担负的历史使命
首都高等教育与其他省市高等教育的一个最大不同，是它担负着重要的国家责任。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这个任务的内容有所不同。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大和实力的迅速增强，首都高等教育的国家责任越来越聚焦在如何为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提供创新性的科技和人才的供给上。能否高质量完成这个任务是衡量首都高等教育合格与否的核心指标。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首都高等教育除了继续为全国提供高水平的科技成果和高素质的人才外，还要充分发挥聚集首都“985工程”和“211工程”高水平大学的集合优势，积极参与到国家高科技园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战略发展中。
中关村科技园区是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成为我国第一家高科技园区的。1999年，国务院作出了加快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的重要批复。2005年，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实现销售收入超过4，800亿元，比2000年翻一番多，年均增长达到20%以上，占全国高新区总产量的1/7左右；实现增加值960亿元，相当于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的14.1%。以软件、集成电路、计算机、网络、通信等为代表的重点产业集群初步形成，高技术服务业发展迅速，带动了首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产品和企业。园区承接的国家“863计划”项目占全国的25%，“973计划”项目占全国的36%。按照规划，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目标是2010年企业销售收入达到10，000亿元；园区增加值相当于北京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0%左右。
中关村科技园区实行“一区多园多基地”空间布局，总面积23，252.29公顷，包括海淀园、丰台园、昌平园、电子城、亦庄园、德胜园、石景山园、雍和园、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通州园，以及若干特色产业集聚的专业园、产业基地和大学科技园。其中海淀园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主体和核心。
未来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的战略定位：是国家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综合改革试验区，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首都创新型城市的核心，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创新和知识经济示范基地，是科技辐射、技术孵化和产业化基地，是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基地。
未来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方针：努力做到“四个结合”，实现“四位一体”。四个结合：把园区发展与国家重大技术战略实施结合起来，把园区发展与国家重大制度创新的试点工作结合起来，把园区发展与首都经济发展和奥运带动战略结合起来，把园区发展与首都创新型城市建设和京、津、冀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四位一体：使中关村园区成为国家促进技术进步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成为首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强大引擎；成为高新技术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服务平台；成为抢占世界高技术产业制高点的前沿阵地。
未来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主要战略措施：构建以企业为主体，新型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促进企业与高等院校、研究院所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鼓励和支持具有优势地位的企业利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特色资源优势，联合相关机构，建立并完善专业性的公共技术支撑平台以及国家级工程中心、国家级企业中心，为企业提供设计、测试、检验等专业化服务。实施“中关村开放式实验室工程”，支持企业与高等院校、研究院所共建开放式实验室，鼓励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发挥科技条件资源优势，形成一批面向市场应用的公共开放实验室，为园区企业提供分析与检测的技术服务，帮助园区企业解决研发和技术难题。
高度重视大学科技园和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和北京工业大学等国家大学科技园，中国人民大学文化科技园，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的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等，以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与人才培养为主要功能。
加快人才资源开发，培养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大力鼓励和推荐一批成长型企业家到国家有关培训机构、国内外著名大学和企业接受培训和训练，使园区成为现代企业家和高层次职业经理人才的培养基地。促进一批专业技术创业者向现代企业家的转变。扩大人才职业化培训。整合园区企业和高校资源，重点做好软件、集成电路等IT专业人才培训，尤其是软件外包人才培训；加强管理、金融、英语、法律和职业技能等实用型高技能人才的职业培训。建立园区企业与大学人才培养互动机制。大力支持大学和企业联合培养人才，推广校企联合的定制化人才培养模式；鼓励企业参与改革和创新大学教学内容和模式，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创新型人才。
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建设是国家行为、国家战略。建设好中关村园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中关村过去发展取得成功的秘诀有两个：一是制定和实施了以“法无明文禁止不为过”为基本原则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二是以密集的高水平大学组群为依托。
20世纪50年代中央决定在海淀建立以8大院校为代表的大学群，在今天被称为大学园区。这个战略决策不仅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确立了一支发挥领头羊作用的精锐部队，也为50年后今天的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取得的骄人成绩奠定了基石，同时也为今后20年、5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国腾飞的核心竞争力装好了功能越来越强大的发动机。首都高等教育要为这个国家层面的百年大计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3.北京层面：首都高等教育要与首都城市规划发展新思路相适应，特别关注与城市新区建设相匹配
2005年，国务院批复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要求北京城市发展定位是：国家首都、文化名城、国际城市、宜居城市。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思路是确定了北京的四大功能区，即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划分以及不同功能区的发展目标。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战略思路和重点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摊大饼、卫星城到城市新区建设，即从原来城市发展的自然扩充到县城为主、具有一定综合功能的卫星城，再转向建设以城镇联合体为基础、相对独立和具有更完善综合功能的新城，由原来的中等规模城市向大城市转型，以及由开发区建设转向综合新城建设。城市发展新区既是北京发展现代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的主要载体，也是北京疏散城市中心区产业与人口的重要区域，是未来北京经济重心所在。这是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重大战略改变。城市新区建设规划，需要2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建设，将会关系北京今后50年综合竞争力，是北京层面的百年大计。普及化的首都高等教育的“相对均衡的高等教育组群”空间布局结构特征，要求高等教育在今后15年的发展中特别关注与北京重点城市新区建设匹配发展的问题。
按照重点新城发展实施规划，通州新城、顺义新城、亦庄新城是北京市城市发展规划2004~2020年城市发展新区的重点建设的主要着力点。
按照规划通州新城的功能定位：北京市重点发展新城之一，面向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性服务新城，北京参与环渤海区域合作发展的重要基地——区域服务中心、文化产业基地、滨水宜居新城。主导产业：以文化产业为主体的现代综合服务业。发展引导：引导发展商务、金融、会展等功能。发展规模：2020年人口控制规模约为90万人，同时预留达到百万人口规模的发展空间，用地规模85平方公里。
按照规划顺义新城的功能定位：北京市重点发展新城之一，是面向国际的首都枢纽空港，带动区域发展的临空产业中心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现代国际空港、区域产业引擎、绿色宜居新城。主导产业：临空产业及先进制造业。发展引导：引导发展国际交往、会展等功能。发展规模：2020年人口控制规模90万人，用地规模103.9平方公里，基础设施等指标按百万人口以上预留。
按照规划亦庄新城的功能定位：北京市重点发展新城之一，是以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集聚发展为依托的综合产业新城，是辐射并带动京、津城镇走廊产业发展的区域中心——高新技术产业中心、高端产业服务基地，国际宜业宜居新城。主导产业：电子、汽车、医药、装备等高新技术产业及现代制造业。发展引导：引导发展商务、物流等功能。发展规模：2020年人口控制规模70万人左右，城市用地规模控制在100平方公里左右。
重点建设3个具有综合功能的人口接近百万的现代化新城，是未来15年北京发展的战略规划。从总体上看，规划实施的配套政策和保障措施比较有力。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教育规划考虑得太粗、太原则，尤其是支撑现代新城产业发展、城市品质提高和满足居民终身学习的高等教育没有长远匹配的考虑。应该说这是一个明显的缺陷。普及化的首都高等教育必须同步考虑以不同类型的高校和高校组群与这些人口庞大和经济功能强大的新城相匹配，才能使未来的新城真正达到预期目标。
4.京、津、冀区域层面：首都高等教育要为京、津、冀区域的共赢、共兴、和谐发展作出独特的贡献
过去15年，北京经济高速发展与河北、天津发展的相对滞后反差较大。在北京周边地区还出现了被称为环北京贫困带现象问题。与上海带动长江三角洲高速发展，广州带动珠江三角洲高速发展相比，北京的经济辐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相反却出现了与辐射作用相反的人才流、资源流纷纷流向北京的逆向做功，形成了巨大的“空吸现象”。如果这种现象长期发展下去，将会激化区域矛盾。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中央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下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和有力的解决。在未来的发展格局中，形成京、津、冀区域共赢、共兴、和谐发展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同时也是需要高度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首钢向唐山曹妃店的搬迁，京承高速公路、京津新高速公路、京津高速轻轨、京石高速轻轨、首都新机场规划等已经在启动区域经济共同发展的车轮。随着基础设施的建设陆续完工，一个快速便捷的大北京经济圈的交通网络就会形成。
在未来京、津、冀区域发展中，功能强大的首都高等教育可以作出独特的重要贡献。
第一，提供战略规划建议、决策论证咨询意见。首都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力量雄厚，已经有相当多的专家学者在关注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有分量、有见地、有观点、有内容的研究成果。京、津、冀区域发展是一个包含近亿人口、涉及面广、利益主体多元、技术难度高、问题复杂、示范意义和带动辐射作用明显的，需要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周密考虑的战略问题。单凭政府有关部门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充分借助首都高校雄厚的力量进行战略规划的前期研究，对于实施方案进行全面、系统和专业化的决策论证，使京、津、冀区域发展在开始全面启动时就站在一个制高点上，为国家的全局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第二，提供高新技术成果和高水平人力资源。发展规划形成确定，高速交通网络建成开通，发展政策配套出台，空间大大扩展，时间大大缩短，一个大北京经济圈就具有了真正运转的基础条件。区域经济产业的布局，产业链条的形成，产业结构战略调整、优化升级，技术和人才就成为一个核心问题。首都高等教育在这方面的巨大优势将发挥重要作用。京、津、冀区域的共赢、共兴、和谐发展是区域层面的百年大计，首都高等教育可以作出自己独特的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约翰.S.布鲁贝克著，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
[2]克里斯托弗.K.纳普尔著，徐辉等译：《高等教育与终身学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
[3]谢安邦主编：《比较高等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
[4]弗兰斯.F.范富格特主编，王承绪等译：《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
[5]线联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开创首都高等教育发展新局面》报告，2005年6月9日。
[6]张力：《高等教育发展若干政策问题》报告，2005年7月。
[7]北京市“十一五”时期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规划，2006年10月23日。
[8]北京市“十一五”时期重点新城发展实施规划，2006年10月23日 。
[9]吴岩：《审视“十一五”首都高等教育规划难点》，《北京教育》（高教版）2006年第1期。
[10]吴岩：《普及化首都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和问题》《北京教育》（高教版）2005年第1期。
（作者系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蔡桂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