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起，历时近两年，经历“占中”风波冲击的香港政改方案，于2015年6月被反对派捆绑否决，香港社会进入了纷争更为复杂的所谓后政改时期。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要放下政改争拗、聚焦经济民生，这一呼吁尽管得到社会大多数的认可，但并不能遏制社会纷争更加政治化的趋向。从2013年开始，香港经济下行的势头突显，“占中”引发的旅游和零售市场明显走低，使得香港经济增长步入2%时代。可以说，以“占中”为标志，香港进入了经济周期下行、争斗与矛盾频发的社会“常态”。香港社会各种矛盾不仅没有因“占中”和政改结束而告平息，反而通过各种形式不断爆发。
　　香港经济结构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香港经济和社会的深层次矛盾是什么？金萍的文章做了深刻的解析。王玉清的文章详细对比了2003～2013年香港经济增长的结构，指出这10年香港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来自内地到港的旅游消费，这些访港人士的消费还包括保险、医疗、金融等其他的相关需求。如此多的入境游客，如此多样的消费需求，对于香港这样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自由港而言，如果供给和需求相应增长，应该是个极大的利好消息：贸易规模扩大，城市就业增加。但即使不考虑城市的承载力，这种情况也要供给的同步增长才能达到。如果供给增加不足，稀缺资源的供给方自然可以从增加的利益中攫取更大的份额，从而导致利益分配不均衡，引致群体对立，社会矛盾因经济矛盾显现并更加深化，令社会从收入两极分化走向刚性的财富两极分化。
　　与香港的停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深圳的产业结构脱胎换骨，近年进一步演绎为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胡彩梅和郭万达的文章探讨了深圳如何实现有质量的经济增长，如何大大降低对于投资和土地的依赖，如何以民营企业为依托实现自主创新。让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做有效政府，深圳在这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的尝试，为还在争议政府是否应该“适度有为”的“老师”香港提供了借鉴。
　　香港下一步怎么办？除了要破除“最自由”资本主义的迷思，下大力解决住房、入学（主要是适龄青年上大学）、养老等基本的内部矛盾之外，陈文玲的文章提出，需要站在历史的新高度，凝聚港人共识，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国家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重塑香港曾经在祖国改革发展中的重要桥头堡作用，这既决定了香港的现在，更决定了香港的未来。张玉阁的文章谈到了“十三五”期间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下的深港合作问题，提出了深港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尤其在湾区跨境治理机制、提升湾区要素流动效率、共同打造湾区创新平台、推进湾区产业一体化等方面的设想。
　　上述作者多年从事粤港、深港问题学术和政策研究，见证过香港经济的辉煌，也见证过金融风暴和金融海啸的冲击，对当前香港经济结构和社会内部遭遇的困难深有感触，希望这些文章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各界更多的思考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