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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3月12日深夜，在皖南事变中隐藏于泾县、旌德、太平3县边界赤坑山蜜蜂洞的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被身边的军部副官刘厚总枪杀，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被击重伤。然而，几十年来，刘厚总的下落如何，始终是众说纷纭，谜团重重。
1980年4月，我调到“安徽省革命斗争史资料收集整理办公室”（省委党史资料征委会和党史研究室的前身），分工收集整理和研究安徽抗日战争时期党史资料。了解和厘清皖南事变的前因后果，便成为我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也使我有条件接触到一些当事人和有关的档案资料。不过，在追寻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凶手刘厚总踪迹的过程中，确曾也遇到了层层云遮雾障……
谢忠良说：
刘厚总叛逃第二天即被敌排长打死
1980年12月上旬，为走访老同志，当时叫“抢救活材料”，我们办公室一行数人从合肥出发，先到武汉，后至南昌，再赴福州，见到许多位军队和地方的老领导，收集到不少史料，基本完成了预定的采访任务。遗憾的是，始终没有找到刘厚总凶杀案的当事人之一谢忠良。
说来也巧，正当我们准备返回合肥、在福州梅峰大楼底层服务台结账时，突然听到一个高亢的声音在打电话说：“谢副司令乘今天晚上的火车回南昌，别忘了安排明天早上接车！”一听到谢副司令4个字，我心有所动，赶忙上前打招呼：“请问您电话中说的谢副司令是不是江西省军区的谢忠良副司令？”他朝我看了看说：“是的。”随即反问道；“你是哪里的？”我掏出工作证给他看了之后，又将我们从南昌走访未遇、再到福州的情况向他作了说明。从交谈中获悉，他是陪谢副司令来福州检查身体的勤务员，首长现在梅峰大楼6楼客房里休息，下午没有其他安排。我立即要他上去请示，希望能接见我们。不一会，他兴冲冲地下来说，谢副司令听说安徽的同志远道前来向他采访皖南事变的经历，非常高兴，要我们马上就去。这正是应了那句老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立即回住地将好消息告诉大家。
不一会，谢老便在房间里接见了我们。这是一位标准的军人，身材高大魁梧，性格豪爽，一口湖南腔，快人快语。我们刚说完来意，他就说；“你们要了解皖南事变，可算是找对人了！全面抗战开始后，我从延安派到新四军，在军部整整3年，皖变前夕由司令部参谋处侦察科长调任第二纵队参谋长。1941年1月4日晚上部队转移时，军部就随我们第二纵队前进。事变中的南渡青弋江、星潭战斗、里潭仓会议、固守石井坑、激战东流山，一直到突围后与项副军长、周副参谋长会合，皖变全过程我都参加了。项副军长和周副参谋长被叛徒刘厚总暗害后，是我和参谋处作战科长李志高、老一团二营长李元、教导总队工兵连副连长刘奎、军部警卫连排长李德和、副排长郑德胜等人商量，共同将他们亲手埋葬在离山洞左侧100多米远的石堆下面，大家约定我们之中只要有一个人还活着，革命胜利后就必须来将他们重新安葬。我们一直隐蔽到4月10号左右，才通过地下党的中心县委书记孙宗溶的联系，经繁昌北渡长江，与无为的曾希圣见面。因为我们这批人军事干部居多，曾希圣特别高兴，他告诉说，在我们之前已有700多人分头突围到了江北，我们是皖变中最后一批过江的队伍。不久，李志高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七师参谋长，我被任命为第七师第十九旅第五十五团团长。”接着，他就围绕皖南事变和第七师的组建，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乘着勤务员给谢副司令续茶的间隙，我及时发问道；“谢老，刘厚总身为军部副官，他为什么要杀害项英、周子昆呢？”谢老愤愤地说：“是为了谋财！刘厚总是湖南耒阳人，我们长征走后，他留在湘南打游击，沾染了一身匪气。1937年底，为了充实新四军的干部力量，我们一批军政干部从延安派到武汉，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将分散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动员下山，集中改编成军。因为我对湖南情况熟悉，就被分配去湘南，刘厚总领导的湘南游击队，就是我去传达中央指示，动员他们下山的。到皖南岩寺集中后，他们被编入军特务营。后来军部派刘厚总去延安抗大学习，不知何故中途又跑了回来，于是被安排到副官处当副官。皖变突围中我们就跑到了一起。项英见他人高马大，遇到紧急情况能背起他奔跑，便留在了身边。据周副参谋长的警卫员黄诚醒来后对我们说，出事前的白天，天气很闷燥，项英和周子昆把棉衣脱下来在洞口晒太阳，不慎被刘厚总看见他们身上带着有黄金和钞票，于是见财起意，在深夜里制造了这起命案，把枪支和财物劫掠一空后叛逃。提起刘厚总此人，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他不仅杀害了军首长，也害苦了我和李志高。1941年底，军部派锄奸部长梁国斌来无为调查此案，先是说我们放弃对项、周的保护，后又怀疑我和李志高是刘厚总的同谋，将我俩分头关押，硬逼我们交代问题。结果李志高小知识分子面皮薄，堂堂七师参谋长旦夕之间就成了阶下囚，脸上挂不住，夺过看守的枪自杀身亡。我不怕，本来就心中没鬼，怕什么？在里边照吃照睡，只当休养。李志高死后，梁国斌见事情闹大了，就宣布解除我的嫌疑，仍然回去当我的团长。一年后，我被调到宁波四明山区，担任浙东游击纵队副参谋长，就此离开了战斗5年多的安徽。”
我又问：“那刘厚总后来的情况怎样？”谢老回答说：“你又算是问对人了。文化大革命中，部队审干时又翻出这个旧账，将我隔离审查好长时间，直到有一天专案组长跑来对我说：‘我们已经查清了刘厚总的下落，你的问题可以结案，明天你就自由了。’经我详问，专案组长告诉我说：‘据查，刘厚总作案后，当天就跑到茂林镇，向驻在茂林的国民党泾县警卫中队一个排长邀功请赏。第二天，敌排长带了两个穿便衣的亲信士兵，押着刘厚总要他带路去现场验尸，以证实其并非诈降。就在没有人烟的半道上，他们三人合谋将刘厚总打死，然后吞没了他的赃物。“文革”中费了好大劲找到了当年那个国民党排长，才查实此案。’”说至此，谢老感叹道：“真是老天有眼！谋财害命的刘厚总做梦都不会想到，他自己也会被别人谋财害命。”
两个多小时的采访很快结束。临别时，我告诉谢老，当年那位帮他们联络去江北的中心县委书记孙宗溶，现在安徽担任省委副秘书长兼《安徽日报》社党组书记，并希望谢副司令将这段历史写下来。谢老说：“我正在考虑此事，已物色好人手。现在各地都在征集党史资料，江西有关部门也已有人来谈过。” 福州之行，完成了预定采访计划，特别是巧遇谢忠良，从当事人口中获得了关于皖南事变，项、周被害和凶手刘厚总下场的重要史料，加上这又是我从事专职党史工作后的第一次出省采访，因此成就感特别强烈。回到合肥后，我很快把采访记录整理出来，寄给被访问过的几位老同志，请他们审核。没过几个月，在《安徽日报》上见到署名谢忠良整整一版的长篇文章，题目为：《回忆皖南事变与项英、周子昆同志被害真相》，文中对刘厚总被国民党排长谋害一事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此文也刊登在当年的《江西文史资料》上。
刘奎说：刘厚总叛逃两年后
在太平县被国民党处决
此后不久，我看到一篇1979年去世的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刘奎关于皖南斗争的回忆录稿子，这篇回忆录很快就被中国青年出版社收入新出版的《红旗飘飘》第22册中。刘奎在题为《火种》的遗作中详细介绍了他在皖南事变中、以及皖变后奉命留在皖南坚持游击战争的详细经历。然而，读到关于凶手刘厚总下场的描述时，我发现在同一件事情上，刘奎、谢忠良两位省军区副司令员的说法却大相径庭，使我顿时有坠入五里雾中之感。
刘奎在文中是这样写的：“刘侯总叛变以后，投靠了旌德县伪党部，自称杀死了项英、周子昆，邀功请赏。当时的国民党当局早已宣布项英、周子昆战死，他们不相信刘侯总的话，反而认为他是降中有诈。刘侯总不得不带领这班人马来蜜蜂洞取项、周的人头。到了半山腰，敌人看山势险恶，不敢前进，刘侯总只好一人进洞。他在山洞里一无所获，回去无法交代，只好铤而走险，只身逃出蜜蜂洞，翻过几座大山，又投奔到太平县伪党部书记苏承平手下卖命去了。”到1943年冬季，“苏承平为了肃清内部，处决了刘侯总。”刘奎文中的刘侯总，应该就是谢忠良文中的刘厚总，音同，只是字不同。
刘奎当时是新四军教导总队工兵连的副连长，皖南事变突围时，与李志高、谢忠良以及项英、周子昆等人汇聚到一起。项英等四人隐蔽在靠近山顶的蜜蜂洞时，刘奎、谢忠良他们便分头住在山腰下的茅棚里负警戒保卫之责。刘奎不仅参与了转移并掩埋项、周的尸体，还受命留下来组建游击队，恢复皖南斗争，神出鬼没，多次负伤，多次脱险，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是皖南民众心目中的传奇人物，被誉为“打不死的刘奎”。
刘奎、谢忠良两人对凶手刘厚总之死的描述，出入很大。我初步分析后认为，刘奎的回忆应该要比谢忠良的说法更加真实。因为，谢忠良的说法，系得自文革中专案组长的转述，谢本人在此案发生不到一个月就去了江北。而刘奎却始终留在皖南，他在《火种》中说到，为了替项、周首长报仇，还曾组织过几次对叛徒刘厚总的追杀，只是终未得手。由此可见，刘的说法比较可靠。
遗憾的是，看到刘奎的回忆录时，他已经去世，没有了当面向他核实情况的可能。
通过这件事，给我两点启示：一是新四军老同志年事已高，对他们头脑中的宝贵史料一定要抓紧抢救；二是老同志的口述历史固然具有重要价值，但也有其局限性，要作深入仔细的调查考证之后才能采信。
不过，刘、谢两人的说法，还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刘厚总叛变降敌后，是在皖南死于国民党之手。
有关档案证实：
刘厚总并非死在皖南
正当我在调查刘厚总的问题上陷入困境时，原由省公安厅保管的大批敌伪档案全部移交给了省档案馆，我得以有机会目睹这批档案，从中发现了刘厚总杀人潜逃后的详细行踪。
从档案中可知，刘厚总在蜜蜂洞行凶后，从项英、周子昆和黄诚身上一共掳得“国币二万四千余元，自来水笔三枝，金表一只，钢表一只，手枪三枝，赤金捌两五钱”，其中有一枝金笔是斯大林赠送给项英的。然后，连夜跑到太平县隔河里向顽保长投诚，将三支手枪交给顽保长，“赤金、钞票、水笔、金表、钢表等件悉被隔河里持枪的人检查拿去”。刘厚总见事不妙，又从太平县隔河里跑回泾县。
这时，皖南事变已结束两个月，国民党正规军大都撤走，只剩下少数绥靖部队和野战医院等后勤部门。刘厚总在茂林镇找到军政部第十一卫生大队第一担架连，向该连连长王惠九叙述前情并提出四点要求：“第一点要求，同路去取枪款等件；第二点要求，去看项英尸身；第三点要求，办理自首手续；第四点要求，为伊登报。”然而，“王惠九都未能替伊办到，仅着人到隔河里去拿东西”。刘厚总深感失望，遂又从泾县跑到旌德县境，自称姓名李正华，冒充第三战区特务密查员，因丢失证件，通行困难，要求各乡、保将他送到上饶第三战区司令部。结果，因行踪可疑，破绽百出，被玉屏乡公所解送至旌德县城。
在旌德县长李协昆的审讯中，刘厚总开始仍诡称是战区特务密查员李正华，要求“绑送屯溪”，企图直接向皖南行署邀功请赏。后经一再逼讯，只得供认：“名刘厚总，曾充叛军团长七天并副官等职。本年正月间叛军被歼灭后，该叛军副军长项英率残部四十余人，逃窜至泾县皮岭延岭间某一石洞中，我亦随同逃窜。于本年废历二月二十六深夜乘隙将该项英枪杀毙命。”李协昆因“事关奇重，所供是否确实，仍应赶速搜寻确证，藉资证实。当于四月二十八日饬派本县特种工作行动队队长陈思新，率领队兵押同刘厚总，又名李正华，前往延岭一带搜寻尸证”。
据陈思新回来后向县长李协昆销差称：“奉谕遵即带队押同该刘厚总，于当日十二时到达延岭坑右首石牛坞。该山势极陡峻，四围树木丛密，鸟道羊肠，绝无形迹。职等正在攀藤附葛将至山腰，隐约见有一石洞之际，忽该洞左边发现身着黑色短衣三人，左手挟有白色小包，大声问我们来干什么，观其情形，似有其他动作。同时该刘厚总说恐不是好人，我们大家要牺牲，言语支吾。职等值此险地，祗得奋勇分途搜索。讵该刘厚总竟乘此分途搜索期间潜逃无迹。该三人亦无迹影，迭寻均未缉获。职等祗得行达该石洞遍察。该石洞中仅检获已燃未了洋烛小半支，棋子四枚，小梳子一把，并未见有尸骸，亦别无其猶疑迹象，足资证实，惟竟被该刘厚总乘隙逃脱，疏忽之咎，实属难辞。”
根据上述刘厚总的口供和陈思新的汇报，旌德县长李协昆在1941年5月12日呈皖南行政公署主任黄绍耿的书面报告中称：“该刘厚总或李正华前后供述不同，行动亦属奇异，察其情状似属曾充叛军部属，被剿后落荒逃窜，历受惊吓，以致神经错乱者。惟该石洞中实曾有人匿居，尚堪认定。除再饬员兵严加搜查，并将该陈思新等分别议处暨分报省政府、上官总部外，理合将本案详实办理情形备文呈报，仰祈钧鉴察核。” 再说刘厚总，逃脱了陈思新对他的监视后，又转回太平县，投奔到国民党太平县党部。据此可证，刘奎回忆录所述刘厚总在太平县党部当特务确系事出有因，但是刘厚总并没有在太平县当特务，也没有被处决。真实情况是，太平县党部感到此事疑点太多，但又无从核查，于是按刘厚总要求，将其押送到屯溪，交给直属上级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安徽省在抗日战争时期由桂系主政，极力压制CC，因此中统在皖省难以施展拳脚，于是，又将刘厚总转送至省政府皖南行署“请于核办”。在行署主任黄绍耿的审讯中，刘厚总如实供认枪杀项英、周子昆以及在太平县隔河里枪、物被扣和泾县茂林投奔不利等遭遇。1941年10月28日，黄绍耿发出致太平、泾县有关各县“酉删电”，要求对刘厚总供认的行状“随即彻查明确，详细具报，以凭核办，悬案待结，毋稍片延”。
经过有关各县调查，查明刘厚总所供投诚后的一切情况属实；对其所说枪杀项英、周子昆之事，虽无实证，但也还没有他们存活的确切情报；同时，刘厚总还供述了大量他所了解的中共和新四军的详细情况。为慎重起见，刘厚总又被送到设在泾县的第三战区铜（陵）南（陵）繁（昌）泾（县）绥靖指挥部反省。
据当时担任国军第五十二师军法处上尉、抽调到该绥靖指挥部工作的唐虞1956年的交代：刘厚总是1942年到指挥部的，他自称项军长是他打死的，后跑到太平所属乡下，被地方保长误认为匪，将他这些钞票、光洋、手枪、挂表、水笔等均抢去没收了。“后由指挥部派员同刘厚总一阵到太平所属那个地方，将那保长找到，就将上面那些东西交去员带缴指挥部。只是钱没有那么多，仅交几十元。刘厚总当时就在指挥部住，以附员名义给他。”
为了宣示反省成果并进一步表明反共心迹，刘厚总于1942年7月10日在铜南繁泾绥靖区战地文艺通讯社编的《宣报》副刊《皖南绥声》第10期上，发表题为《我为什么打死项英和周子昆—以一颗赤诚的心，向祖国同胞赤诚的报导》的长文，文中回顾他参加中共和红军、新四军的过程。据刘自述，他系湖南耒阳人，少时曾读过几年书，有一定的文化基础，稍长便跟人到耒阳、永兴等地煤矿当挖煤工人。1928年，因与矿主发生冲突，“怀着一种狭义的报复心理，以图发泄胸中的积忿”，愤而参加苏维埃赤卫队，从战士、班长、中队长一直提升至大队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刘部下山被编入新四军军部特务营第四连，其本人被派到陕北抗大受训，“总计受了四天的训”，因“感着受训兴趣索然，便不辞而别”，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后经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仍被派回新四军。在新四军教导队学习3个月后，刘厚总被分配到司令部副官处第三科担任副官。在文章中，他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无耻地向国民党表示：“今后愿尽我未完的生命来为国家民族忠诚地服务到底，以赎我过去的罪恶于万一。”
然而，时隔不久，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不知从何处得到情报，于1942年9月15日致电蒋介石说：“项英并未殉难，现忽重回皖南。因中共中央斥项在政治上犯右机会主义之错误，乃令项英返皖戴罪立功。”于是，为了彻底弄清项英生死的真相，刘厚总又被层层押送递解至重庆，关入军统局本部白公馆监狱。
上世纪80年代，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人员在库存档案中，发掘出刘厚总于1948年5月10日给蒋介石的一件呈文。他在厚颜无耻地吹嘘自己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功绩”和对“党国”的忠诚之后，满怀委屈地写道：“厚总之所贡献于政府者，其价值如何，当亦不难估计。但此种忠诚之表现，非惟未蒙抚慰，且不幸被禁数年。现蒙局本部开释，并蒙发给二千五百万元，以资返籍，深感大德。厚总因被禁有年，致成残体，耳、目、脚等均有重病（现正医病），年龄老迈，六亲无靠，虽蒙厚惠二千五百万元，实不敷医病之用。他如购买行李衣物及旅费与今后生活费用，均无着落。际此生活奇昂，瞻念前途，不禁凄然。为此，不揣冒渎，披沥上陈，恳乞悯其投诚之愚衷，恩准另发救济费（或作奖金，厚总自当登报道谢）若干，以延蚁命，借昭激劝。并恳发自首证书（并乞严令下属军政人员，对诚意投诚而有显著工作表现之自首者之生命财产，加以保障，‘确有不法行为者在外’，对剿匪建国有利无害）和护照，俾便返籍，免致当地政府发生误会，无任感祷。”
上面所引述的一些档案文献，比较详细地披露了刘厚总行凶后的曲折经历，同时也纠正了谢忠良、刘奎回忆录的错漏。刘厚总并没有死在皖南，更没有得到赏识和重用，而是如其本人所说辗转递解，“被禁有年，致成残体”。由于蒋介石穷兵黩武，发动内战，导致国统区通货膨胀，货币急剧贬值，到1948年5月刘厚总开释时，2500万元法币的币值只够吃几餐饭。不久国民党政府强制推行金圆券，300万元法币兑换1元金圆券，2500万元法币只能兑换区区8元多金圆券而已，难怪刘厚总要向蒋介石摇首乞怜。这就是叛徒可耻又可悲的下场。
据重庆白公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刘厚总原在监狱内管理图书，1948年宣布开释后因对处理结果不满，不肯离去，于是仍然呆在狱中管理图书。重庆解放前夕，他自知罪孽深重，共产党绝对不会饶他，就随白公馆狱卒一起逃亡。
全国解放后，有关部门曾派人到刘厚总的原籍湖南省耒阳县调查，但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关于刘厚总的下场有多种说法：一种说他在逃亡途中踩到了国民党溃兵的伤脚而被刺刀捅死；还有一种说法是，刘厚总出狱后隐姓埋名，在江西省新余县城里一家店铺谋生，结果在1952年，恰巧被时任新余县公安局长的周子昆原警卫员认出逮捕，同年8月在南昌被人民政府处以死刑。然而，中共新余县委党史办对此说不予认同。因此，上述两种说法都没见确切的证据。
1982年元旦假日，按事先电话约定，我来到安徽日报社党组书记孙宗溶的值班室。彼时我正受命组稿编辑《皖南事变回忆录》，此次主要是约请他撰写中共皖南地下党在皖南事变前后活动的回忆文章。他欣然答应，并向我畅谈起当年他和泾县县委书记洪林如何与李志高、谢忠良等人取得联系，安排他们过江的详细经过。他兴奋地对我说：“想不到40年过去了，谢忠良还记得我，和我在电话中取得联系，说他写了一篇皖南事变突围的回忆录，要请我提意见。很快文章就寄来了。我看后立即批给报社全文照发，登了整整一个版面，读者反映好极了。”我对他说：“您在《安徽日报》任职的信息是我在福州采访谢老时告诉他的。谢老的文章确实写得不错，有血有肉，全是他个人在皖南事变中的‘三亲史料’，不过美中不足，在涉及刘厚总结局的问题上，与我们后来掌握的真实情况相去甚远。”他问道：“你有确切的证据吗？”我就把随身带着的有关档案材料抄件递给他看。他看后沉吟了一会，对我说；“看来，谢忠良关于刘厚总结局的描述的确与事实不符。这样吧，为了做到求实存真，对历史负责，请你根据真实史料再写一篇文章澄清此事，不过不要写成纠错的驳论，正面说清问题即可。”
很快，我的题为《叛徒刘厚总杀害项英、周子昆以后》的文章便在《安徽日报》上刊出，随即又被人民日报社办的《文摘报》转载介绍。拙文披露了刘厚总杀害项英、周子昆之后曲折复杂的经历，文末的结语是—“刘厚总出狱后不知所终，他的最后结局仍是一桩历史的悬案。” （编辑：王 庆）
作者小传
童志强，现为上海图书馆编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历任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研处处长、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处处长、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社长。长期从事新四军史和皖南事变研究，论著多次获奖。主要论文有《新四军成立经过新探》《新四军首战时间考》《刘少奇在发展华中敌后抗战中的历史作用》《周恩来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过程中的统战实践》《饶漱石与新四军》《曹甸战役与皖南事变》《皖南事变新四军损失考》《皖南事变发生原因新探》等。参与编写了《安徽现代史》《安徽大辞典》《安徽现代革命斗争史资料长编》《高敬亭传》《安徽著名历史人物丛书—革命中坚》（主编）《皖南事变研究与争鸣》（主编）《中共安徽党史纲要（1919-1949）》（主编）《中共安徽党史大事记（1919-1949）》（主编）《安徽近现代史辞典》（副主编）等多部专题史书。论著有《外战中的内战》（合作）《新四军发展史》（合作）《关于新四军》。
1980年4月，我调到“安徽省革命斗争史资料收集整理办公室”（省委党史资料征委会和党史研究室的前身），分工收集整理和研究安徽抗日战争时期党史资料。了解和厘清皖南事变的前因后果，便成为我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也使我有条件接触到一些当事人和有关的档案资料。不过，在追寻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凶手刘厚总踪迹的过程中，确曾也遇到了层层云遮雾障……
谢忠良说：
刘厚总叛逃第二天即被敌排长打死
1980年12月上旬，为走访老同志，当时叫“抢救活材料”，我们办公室一行数人从合肥出发，先到武汉，后至南昌，再赴福州，见到许多位军队和地方的老领导，收集到不少史料，基本完成了预定的采访任务。遗憾的是，始终没有找到刘厚总凶杀案的当事人之一谢忠良。
说来也巧，正当我们准备返回合肥、在福州梅峰大楼底层服务台结账时，突然听到一个高亢的声音在打电话说：“谢副司令乘今天晚上的火车回南昌，别忘了安排明天早上接车！”一听到谢副司令4个字，我心有所动，赶忙上前打招呼：“请问您电话中说的谢副司令是不是江西省军区的谢忠良副司令？”他朝我看了看说：“是的。”随即反问道；“你是哪里的？”我掏出工作证给他看了之后，又将我们从南昌走访未遇、再到福州的情况向他作了说明。从交谈中获悉，他是陪谢副司令来福州检查身体的勤务员，首长现在梅峰大楼6楼客房里休息，下午没有其他安排。我立即要他上去请示，希望能接见我们。不一会，他兴冲冲地下来说，谢副司令听说安徽的同志远道前来向他采访皖南事变的经历，非常高兴，要我们马上就去。这正是应了那句老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立即回住地将好消息告诉大家。
不一会，谢老便在房间里接见了我们。这是一位标准的军人，身材高大魁梧，性格豪爽，一口湖南腔，快人快语。我们刚说完来意，他就说；“你们要了解皖南事变，可算是找对人了！全面抗战开始后，我从延安派到新四军，在军部整整3年，皖变前夕由司令部参谋处侦察科长调任第二纵队参谋长。1941年1月4日晚上部队转移时，军部就随我们第二纵队前进。事变中的南渡青弋江、星潭战斗、里潭仓会议、固守石井坑、激战东流山，一直到突围后与项副军长、周副参谋长会合，皖变全过程我都参加了。项副军长和周副参谋长被叛徒刘厚总暗害后，是我和参谋处作战科长李志高、老一团二营长李元、教导总队工兵连副连长刘奎、军部警卫连排长李德和、副排长郑德胜等人商量，共同将他们亲手埋葬在离山洞左侧100多米远的石堆下面，大家约定我们之中只要有一个人还活着，革命胜利后就必须来将他们重新安葬。我们一直隐蔽到4月10号左右，才通过地下党的中心县委书记孙宗溶的联系，经繁昌北渡长江，与无为的曾希圣见面。因为我们这批人军事干部居多，曾希圣特别高兴，他告诉说，在我们之前已有700多人分头突围到了江北，我们是皖变中最后一批过江的队伍。不久，李志高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七师参谋长，我被任命为第七师第十九旅第五十五团团长。”接着，他就围绕皖南事变和第七师的组建，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乘着勤务员给谢副司令续茶的间隙，我及时发问道；“谢老，刘厚总身为军部副官，他为什么要杀害项英、周子昆呢？”谢老愤愤地说：“是为了谋财！刘厚总是湖南耒阳人，我们长征走后，他留在湘南打游击，沾染了一身匪气。1937年底，为了充实新四军的干部力量，我们一批军政干部从延安派到武汉，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将分散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动员下山，集中改编成军。因为我对湖南情况熟悉，就被分配去湘南，刘厚总领导的湘南游击队，就是我去传达中央指示，动员他们下山的。到皖南岩寺集中后，他们被编入军特务营。后来军部派刘厚总去延安抗大学习，不知何故中途又跑了回来，于是被安排到副官处当副官。皖变突围中我们就跑到了一起。项英见他人高马大，遇到紧急情况能背起他奔跑，便留在了身边。据周副参谋长的警卫员黄诚醒来后对我们说，出事前的白天，天气很闷燥，项英和周子昆把棉衣脱下来在洞口晒太阳，不慎被刘厚总看见他们身上带着有黄金和钞票，于是见财起意，在深夜里制造了这起命案，把枪支和财物劫掠一空后叛逃。提起刘厚总此人，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他不仅杀害了军首长，也害苦了我和李志高。1941年底，军部派锄奸部长梁国斌来无为调查此案，先是说我们放弃对项、周的保护，后又怀疑我和李志高是刘厚总的同谋，将我俩分头关押，硬逼我们交代问题。结果李志高小知识分子面皮薄，堂堂七师参谋长旦夕之间就成了阶下囚，脸上挂不住，夺过看守的枪自杀身亡。我不怕，本来就心中没鬼，怕什么？在里边照吃照睡，只当休养。李志高死后，梁国斌见事情闹大了，就宣布解除我的嫌疑，仍然回去当我的团长。一年后，我被调到宁波四明山区，担任浙东游击纵队副参谋长，就此离开了战斗5年多的安徽。”
我又问：“那刘厚总后来的情况怎样？”谢老回答说：“你又算是问对人了。文化大革命中，部队审干时又翻出这个旧账，将我隔离审查好长时间，直到有一天专案组长跑来对我说：‘我们已经查清了刘厚总的下落，你的问题可以结案，明天你就自由了。’经我详问，专案组长告诉我说：‘据查，刘厚总作案后，当天就跑到茂林镇，向驻在茂林的国民党泾县警卫中队一个排长邀功请赏。第二天，敌排长带了两个穿便衣的亲信士兵，押着刘厚总要他带路去现场验尸，以证实其并非诈降。就在没有人烟的半道上，他们三人合谋将刘厚总打死，然后吞没了他的赃物。“文革”中费了好大劲找到了当年那个国民党排长，才查实此案。’”说至此，谢老感叹道：“真是老天有眼！谋财害命的刘厚总做梦都不会想到，他自己也会被别人谋财害命。”
两个多小时的采访很快结束。临别时，我告诉谢老，当年那位帮他们联络去江北的中心县委书记孙宗溶，现在安徽担任省委副秘书长兼《安徽日报》社党组书记，并希望谢副司令将这段历史写下来。谢老说：“我正在考虑此事，已物色好人手。现在各地都在征集党史资料，江西有关部门也已有人来谈过。” 福州之行，完成了预定采访计划，特别是巧遇谢忠良，从当事人口中获得了关于皖南事变，项、周被害和凶手刘厚总下场的重要史料，加上这又是我从事专职党史工作后的第一次出省采访，因此成就感特别强烈。回到合肥后，我很快把采访记录整理出来，寄给被访问过的几位老同志，请他们审核。没过几个月，在《安徽日报》上见到署名谢忠良整整一版的长篇文章，题目为：《回忆皖南事变与项英、周子昆同志被害真相》，文中对刘厚总被国民党排长谋害一事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此文也刊登在当年的《江西文史资料》上。
刘奎说：刘厚总叛逃两年后
在太平县被国民党处决
此后不久，我看到一篇1979年去世的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刘奎关于皖南斗争的回忆录稿子，这篇回忆录很快就被中国青年出版社收入新出版的《红旗飘飘》第22册中。刘奎在题为《火种》的遗作中详细介绍了他在皖南事变中、以及皖变后奉命留在皖南坚持游击战争的详细经历。然而，读到关于凶手刘厚总下场的描述时，我发现在同一件事情上，刘奎、谢忠良两位省军区副司令员的说法却大相径庭，使我顿时有坠入五里雾中之感。
刘奎在文中是这样写的：“刘侯总叛变以后，投靠了旌德县伪党部，自称杀死了项英、周子昆，邀功请赏。当时的国民党当局早已宣布项英、周子昆战死，他们不相信刘侯总的话，反而认为他是降中有诈。刘侯总不得不带领这班人马来蜜蜂洞取项、周的人头。到了半山腰，敌人看山势险恶，不敢前进，刘侯总只好一人进洞。他在山洞里一无所获，回去无法交代，只好铤而走险，只身逃出蜜蜂洞，翻过几座大山，又投奔到太平县伪党部书记苏承平手下卖命去了。”到1943年冬季，“苏承平为了肃清内部，处决了刘侯总。”刘奎文中的刘侯总，应该就是谢忠良文中的刘厚总，音同，只是字不同。
刘奎当时是新四军教导总队工兵连的副连长，皖南事变突围时，与李志高、谢忠良以及项英、周子昆等人汇聚到一起。项英等四人隐蔽在靠近山顶的蜜蜂洞时，刘奎、谢忠良他们便分头住在山腰下的茅棚里负警戒保卫之责。刘奎不仅参与了转移并掩埋项、周的尸体，还受命留下来组建游击队，恢复皖南斗争，神出鬼没，多次负伤，多次脱险，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是皖南民众心目中的传奇人物，被誉为“打不死的刘奎”。
刘奎、谢忠良两人对凶手刘厚总之死的描述，出入很大。我初步分析后认为，刘奎的回忆应该要比谢忠良的说法更加真实。因为，谢忠良的说法，系得自文革中专案组长的转述，谢本人在此案发生不到一个月就去了江北。而刘奎却始终留在皖南，他在《火种》中说到，为了替项、周首长报仇，还曾组织过几次对叛徒刘厚总的追杀，只是终未得手。由此可见，刘的说法比较可靠。
遗憾的是，看到刘奎的回忆录时，他已经去世，没有了当面向他核实情况的可能。
通过这件事，给我两点启示：一是新四军老同志年事已高，对他们头脑中的宝贵史料一定要抓紧抢救；二是老同志的口述历史固然具有重要价值，但也有其局限性，要作深入仔细的调查考证之后才能采信。
不过，刘、谢两人的说法，还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刘厚总叛变降敌后，是在皖南死于国民党之手。
有关档案证实：
刘厚总并非死在皖南
正当我在调查刘厚总的问题上陷入困境时，原由省公安厅保管的大批敌伪档案全部移交给了省档案馆，我得以有机会目睹这批档案，从中发现了刘厚总杀人潜逃后的详细行踪。
从档案中可知，刘厚总在蜜蜂洞行凶后，从项英、周子昆和黄诚身上一共掳得“国币二万四千余元，自来水笔三枝，金表一只，钢表一只，手枪三枝，赤金捌两五钱”，其中有一枝金笔是斯大林赠送给项英的。然后，连夜跑到太平县隔河里向顽保长投诚，将三支手枪交给顽保长，“赤金、钞票、水笔、金表、钢表等件悉被隔河里持枪的人检查拿去”。刘厚总见事不妙，又从太平县隔河里跑回泾县。
这时，皖南事变已结束两个月，国民党正规军大都撤走，只剩下少数绥靖部队和野战医院等后勤部门。刘厚总在茂林镇找到军政部第十一卫生大队第一担架连，向该连连长王惠九叙述前情并提出四点要求：“第一点要求，同路去取枪款等件；第二点要求，去看项英尸身；第三点要求，办理自首手续；第四点要求，为伊登报。”然而，“王惠九都未能替伊办到，仅着人到隔河里去拿东西”。刘厚总深感失望，遂又从泾县跑到旌德县境，自称姓名李正华，冒充第三战区特务密查员，因丢失证件，通行困难，要求各乡、保将他送到上饶第三战区司令部。结果，因行踪可疑，破绽百出，被玉屏乡公所解送至旌德县城。
在旌德县长李协昆的审讯中，刘厚总开始仍诡称是战区特务密查员李正华，要求“绑送屯溪”，企图直接向皖南行署邀功请赏。后经一再逼讯，只得供认：“名刘厚总，曾充叛军团长七天并副官等职。本年正月间叛军被歼灭后，该叛军副军长项英率残部四十余人，逃窜至泾县皮岭延岭间某一石洞中，我亦随同逃窜。于本年废历二月二十六深夜乘隙将该项英枪杀毙命。”李协昆因“事关奇重，所供是否确实，仍应赶速搜寻确证，藉资证实。当于四月二十八日饬派本县特种工作行动队队长陈思新，率领队兵押同刘厚总，又名李正华，前往延岭一带搜寻尸证”。
据陈思新回来后向县长李协昆销差称：“奉谕遵即带队押同该刘厚总，于当日十二时到达延岭坑右首石牛坞。该山势极陡峻，四围树木丛密，鸟道羊肠，绝无形迹。职等正在攀藤附葛将至山腰，隐约见有一石洞之际，忽该洞左边发现身着黑色短衣三人，左手挟有白色小包，大声问我们来干什么，观其情形，似有其他动作。同时该刘厚总说恐不是好人，我们大家要牺牲，言语支吾。职等值此险地，祗得奋勇分途搜索。讵该刘厚总竟乘此分途搜索期间潜逃无迹。该三人亦无迹影，迭寻均未缉获。职等祗得行达该石洞遍察。该石洞中仅检获已燃未了洋烛小半支，棋子四枚，小梳子一把，并未见有尸骸，亦别无其猶疑迹象，足资证实，惟竟被该刘厚总乘隙逃脱，疏忽之咎，实属难辞。”
根据上述刘厚总的口供和陈思新的汇报，旌德县长李协昆在1941年5月12日呈皖南行政公署主任黄绍耿的书面报告中称：“该刘厚总或李正华前后供述不同，行动亦属奇异，察其情状似属曾充叛军部属，被剿后落荒逃窜，历受惊吓，以致神经错乱者。惟该石洞中实曾有人匿居，尚堪认定。除再饬员兵严加搜查，并将该陈思新等分别议处暨分报省政府、上官总部外，理合将本案详实办理情形备文呈报，仰祈钧鉴察核。” 再说刘厚总，逃脱了陈思新对他的监视后，又转回太平县，投奔到国民党太平县党部。据此可证，刘奎回忆录所述刘厚总在太平县党部当特务确系事出有因，但是刘厚总并没有在太平县当特务，也没有被处决。真实情况是，太平县党部感到此事疑点太多，但又无从核查，于是按刘厚总要求，将其押送到屯溪，交给直属上级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安徽省在抗日战争时期由桂系主政，极力压制CC，因此中统在皖省难以施展拳脚，于是，又将刘厚总转送至省政府皖南行署“请于核办”。在行署主任黄绍耿的审讯中，刘厚总如实供认枪杀项英、周子昆以及在太平县隔河里枪、物被扣和泾县茂林投奔不利等遭遇。1941年10月28日，黄绍耿发出致太平、泾县有关各县“酉删电”，要求对刘厚总供认的行状“随即彻查明确，详细具报，以凭核办，悬案待结，毋稍片延”。
经过有关各县调查，查明刘厚总所供投诚后的一切情况属实；对其所说枪杀项英、周子昆之事，虽无实证，但也还没有他们存活的确切情报；同时，刘厚总还供述了大量他所了解的中共和新四军的详细情况。为慎重起见，刘厚总又被送到设在泾县的第三战区铜（陵）南（陵）繁（昌）泾（县）绥靖指挥部反省。
据当时担任国军第五十二师军法处上尉、抽调到该绥靖指挥部工作的唐虞1956年的交代：刘厚总是1942年到指挥部的，他自称项军长是他打死的，后跑到太平所属乡下，被地方保长误认为匪，将他这些钞票、光洋、手枪、挂表、水笔等均抢去没收了。“后由指挥部派员同刘厚总一阵到太平所属那个地方，将那保长找到，就将上面那些东西交去员带缴指挥部。只是钱没有那么多，仅交几十元。刘厚总当时就在指挥部住，以附员名义给他。”
为了宣示反省成果并进一步表明反共心迹，刘厚总于1942年7月10日在铜南繁泾绥靖区战地文艺通讯社编的《宣报》副刊《皖南绥声》第10期上，发表题为《我为什么打死项英和周子昆—以一颗赤诚的心，向祖国同胞赤诚的报导》的长文，文中回顾他参加中共和红军、新四军的过程。据刘自述，他系湖南耒阳人，少时曾读过几年书，有一定的文化基础，稍长便跟人到耒阳、永兴等地煤矿当挖煤工人。1928年，因与矿主发生冲突，“怀着一种狭义的报复心理，以图发泄胸中的积忿”，愤而参加苏维埃赤卫队，从战士、班长、中队长一直提升至大队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刘部下山被编入新四军军部特务营第四连，其本人被派到陕北抗大受训，“总计受了四天的训”，因“感着受训兴趣索然，便不辞而别”，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后经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仍被派回新四军。在新四军教导队学习3个月后，刘厚总被分配到司令部副官处第三科担任副官。在文章中，他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无耻地向国民党表示：“今后愿尽我未完的生命来为国家民族忠诚地服务到底，以赎我过去的罪恶于万一。”
然而，时隔不久，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不知从何处得到情报，于1942年9月15日致电蒋介石说：“项英并未殉难，现忽重回皖南。因中共中央斥项在政治上犯右机会主义之错误，乃令项英返皖戴罪立功。”于是，为了彻底弄清项英生死的真相，刘厚总又被层层押送递解至重庆，关入军统局本部白公馆监狱。
上世纪80年代，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人员在库存档案中，发掘出刘厚总于1948年5月10日给蒋介石的一件呈文。他在厚颜无耻地吹嘘自己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功绩”和对“党国”的忠诚之后，满怀委屈地写道：“厚总之所贡献于政府者，其价值如何，当亦不难估计。但此种忠诚之表现，非惟未蒙抚慰，且不幸被禁数年。现蒙局本部开释，并蒙发给二千五百万元，以资返籍，深感大德。厚总因被禁有年，致成残体，耳、目、脚等均有重病（现正医病），年龄老迈，六亲无靠，虽蒙厚惠二千五百万元，实不敷医病之用。他如购买行李衣物及旅费与今后生活费用，均无着落。际此生活奇昂，瞻念前途，不禁凄然。为此，不揣冒渎，披沥上陈，恳乞悯其投诚之愚衷，恩准另发救济费（或作奖金，厚总自当登报道谢）若干，以延蚁命，借昭激劝。并恳发自首证书（并乞严令下属军政人员，对诚意投诚而有显著工作表现之自首者之生命财产，加以保障，‘确有不法行为者在外’，对剿匪建国有利无害）和护照，俾便返籍，免致当地政府发生误会，无任感祷。”
上面所引述的一些档案文献，比较详细地披露了刘厚总行凶后的曲折经历，同时也纠正了谢忠良、刘奎回忆录的错漏。刘厚总并没有死在皖南，更没有得到赏识和重用，而是如其本人所说辗转递解，“被禁有年，致成残体”。由于蒋介石穷兵黩武，发动内战，导致国统区通货膨胀，货币急剧贬值，到1948年5月刘厚总开释时，2500万元法币的币值只够吃几餐饭。不久国民党政府强制推行金圆券，300万元法币兑换1元金圆券，2500万元法币只能兑换区区8元多金圆券而已，难怪刘厚总要向蒋介石摇首乞怜。这就是叛徒可耻又可悲的下场。
据重庆白公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刘厚总原在监狱内管理图书，1948年宣布开释后因对处理结果不满，不肯离去，于是仍然呆在狱中管理图书。重庆解放前夕，他自知罪孽深重，共产党绝对不会饶他，就随白公馆狱卒一起逃亡。
全国解放后，有关部门曾派人到刘厚总的原籍湖南省耒阳县调查，但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关于刘厚总的下场有多种说法：一种说他在逃亡途中踩到了国民党溃兵的伤脚而被刺刀捅死；还有一种说法是，刘厚总出狱后隐姓埋名，在江西省新余县城里一家店铺谋生，结果在1952年，恰巧被时任新余县公安局长的周子昆原警卫员认出逮捕，同年8月在南昌被人民政府处以死刑。然而，中共新余县委党史办对此说不予认同。因此，上述两种说法都没见确切的证据。
1982年元旦假日，按事先电话约定，我来到安徽日报社党组书记孙宗溶的值班室。彼时我正受命组稿编辑《皖南事变回忆录》，此次主要是约请他撰写中共皖南地下党在皖南事变前后活动的回忆文章。他欣然答应，并向我畅谈起当年他和泾县县委书记洪林如何与李志高、谢忠良等人取得联系，安排他们过江的详细经过。他兴奋地对我说：“想不到40年过去了，谢忠良还记得我，和我在电话中取得联系，说他写了一篇皖南事变突围的回忆录，要请我提意见。很快文章就寄来了。我看后立即批给报社全文照发，登了整整一个版面，读者反映好极了。”我对他说：“您在《安徽日报》任职的信息是我在福州采访谢老时告诉他的。谢老的文章确实写得不错，有血有肉，全是他个人在皖南事变中的‘三亲史料’，不过美中不足，在涉及刘厚总结局的问题上，与我们后来掌握的真实情况相去甚远。”他问道：“你有确切的证据吗？”我就把随身带着的有关档案材料抄件递给他看。他看后沉吟了一会，对我说；“看来，谢忠良关于刘厚总结局的描述的确与事实不符。这样吧，为了做到求实存真，对历史负责，请你根据真实史料再写一篇文章澄清此事，不过不要写成纠错的驳论，正面说清问题即可。”
很快，我的题为《叛徒刘厚总杀害项英、周子昆以后》的文章便在《安徽日报》上刊出，随即又被人民日报社办的《文摘报》转载介绍。拙文披露了刘厚总杀害项英、周子昆之后曲折复杂的经历，文末的结语是—“刘厚总出狱后不知所终，他的最后结局仍是一桩历史的悬案。” （编辑：王 庆）
作者小传
童志强，现为上海图书馆编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历任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研处处长、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处处长、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社长。长期从事新四军史和皖南事变研究，论著多次获奖。主要论文有《新四军成立经过新探》《新四军首战时间考》《刘少奇在发展华中敌后抗战中的历史作用》《周恩来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过程中的统战实践》《饶漱石与新四军》《曹甸战役与皖南事变》《皖南事变新四军损失考》《皖南事变发生原因新探》等。参与编写了《安徽现代史》《安徽大辞典》《安徽现代革命斗争史资料长编》《高敬亭传》《安徽著名历史人物丛书—革命中坚》（主编）《皖南事变研究与争鸣》（主编）《中共安徽党史纲要（1919-1949）》（主编）《中共安徽党史大事记（1919-1949）》（主编）《安徽近现代史辞典》（副主编）等多部专题史书。论著有《外战中的内战》（合作）《新四军发展史》（合作）《关于新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