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秋，我在北京读过中学后，我的父亲毅然决然把我送到了河南西华农场劳动锻炼。第二年的春天，正当农场果园里苹果花盛开的时节，农场里传来“一个姓郭的北京大学生下放到农场”的消息。听说是北京来的，我连忙跑到招待所，想看个究竟。见了来人，我不觉一愣：这不是世英吗？为什么不上大学，到农场来干什么？他见到我，也十分高兴，我打了他一拳，问：“你真的是像我一样自愿到农场来锻炼的吗？”世英冲我苦笑了一下，又用手点着自己的脑袋说：“神经衰弱，到农场来劳动一段时间，调节一下神经。”我仍半信半疑，想继续追问，他却把话岔开了。
　　世英所在的第一作业站距我所在的园艺场大概有三四里路。世英到农场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到他住处去看他，约他一起到户外散步聊天。世英身高一米八，身材魁伟，在101中读中学时还是校队的著名左后卫呢！我问他：“我看不出你有神经衰弱的迹象，你到底是为什么到农场来？”他沉默了一会儿，才告知我真相。
　　1962年，世英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他由于从小受到良好的家教，又爱好运动，不仅体力充沛，而且聪明过人。他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通读了黑格尔的经典著作，然后自称研究了3年黑格尔哲学体系，约上两个同学竟找上门去与北大名教授朱光潜探讨问题。朱光潜教授对世英的答辩满意，真以为他苦攻了3年黑格尔著作。当时，全国掀起学习哲学的热潮。在这种气氛下，世英招来几个要好的同学，组成“X小组”，毫无顾忌地向哲学的“禁区”进军了。他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对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他们的言论和活动方式，不久就引起了北大和公安部门的注意。有关部门从截获他们的来信和油印刊物上，掌握了他们“严重的政治问题”。事也凑巧，赫鲁晓夫的名字俄文拼写的第一个字母也是X，“X小组”便“顺理成章”地被视为“赫鲁晓夫集团”。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小组的成员纷纷交代了“问题”，只有世英据理力争，每次对他的审问，都变成了激烈的辩论。最后，世英被指定为“有反党反社会言论”，“性质属于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敬爱的周总理过问了世英的问题。他老人家征得郭老的同意后，世英以下放劳动的名义来到农场。
　　过了不久，我再去看世英。他原来干干净净的学生装，变得又脏又破了，头上戴一顶斗笠。同屋的作业班长告诉我，昨天，他和世英在路上看到一堆马粪，他们都没带粪筐。小郭就摘下草帽，一个箭步把冒着热气儿的马粪捧到草帽里。“你闻闻我的手，现在还有马粪味儿呢！”世英边开玩笑，边伸过手来。全队评比精肥时，世英得了第一名。他就是这样处处好胜。
　　1965年秋，上级批准世英返校继续读书。郭老同意了世英的想法，从北大转学到农大。可是，第二年的6月，动乱开始了。
　　1966年底，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世英突然回到农场。原来，他与同学组织了一个串联队，骑自行车从北京到贵州串联，途中特意拐弯到这里来看望我。私下里，他告诉我一些北京的情况。他说：“周总理想保护你父亲，没保住，他现在已被关进监狱。我父亲总算被保住了，眼下还算过得去，但是，大字报已经贴到我们家大门上了。”谁能想到，此次分手竟是诀别。
　　总理的处境越来越困难，郭老也不断受到了非难。这时，又有人重提“X小组”的问题。1968年的春天，厄运终于降临到世英头上。一伙歹徒把他关押在私设的牢房里。为防止他逃跑，把他的四肢都捆绑在椅子上，轮番批斗，连斗三天三夜。
　　第四天，经过军代表的同意，郭老派秘书去农大了解关押世英的理由。然而，就在这一天，1968年4月22日，清晨6时，在郭老秘书和世英妹妹、世英的女友一起赶到学校的三小时前，双手被反绑着的世英从那关押他的房间里，一个四层楼的窗口中跳下……血染红了楼前的土地，他倒在血泊中，结束了他的年轻的生命。他仅仅活了26岁啊！
　　（万伯翔/文，摘自《红墙内外》）
　　主持人语：本文作者万伯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的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