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现在已经是农民工主体，也是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国内学者按照外出打工者的出生年龄，将打工者划分为三代，其中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打工者，即第二代、第三代打工者，其中新生代打工者约占整个打工者群体人数的61%。
　　把握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及特征，对下一步新生代农民工如何向现代产业工人转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新生代的不同

　　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转移就业的过程中呈现出流动性强和工作不稳定的特征，特别是“80后”“90后”这样的新生代群体。
　　有调查显示，就全国情况而言，每人更换工作的频率为每三年一次，深圳和苏州的情况更为突出，其中深圳每人更换工作的频率为每一年半更换一次，苏州为每两年更换一次。此外，大多数打工者不会因为更换工作而更换城市，也就是说这种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在同一城市内不同企业或工作之间的变更。这种就业不稳定的情况下，打工者的生活也难以稳定，同时，企业出于打工者流动性强的特点，不愿对其支付因提升个人技术水平而进行的培训费用。就业不稳定带来的是用工不稳定，这对于企业和个人来讲，都意味着损失。

　　流动性
　　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转移就业的过程中呈现出流动性强和工作不稳定的特征，特别是“80后”“90 后”这样的新生代群体。

　　而打工者从事行业的集中程度，决定了其地域分布具有不均衡的特性。第一，东部地区总量最大，然后是中西部地区。由于制造业多集中于沿海等开放城市。随着近些年劳动力转移的逐渐演化，造成东部地区转移集中。2015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数据显示，东部地区总量占比59.4%，中部地区占21.5%，西部地区占18.8%。但是向中西部地区的增速是最快的，一年内向中部地区流入184万人，西部西区104万人，高于东部的64万人。第二，跨省流动的现象减少，流入地级以上城市的人数增加。这说明一些农民工的回流并不是回到农村去，而是转移到邻近的城镇中。这与打工者的从业结构以及近年来城镇化的发展有一定关系，新型城镇的建设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选择自主创业的群体也在增加。
　　与老一代打工者具有的兼业性和认为自己最终归属还是回到农村去不同的是，新生代群体的价值观认同更加趋近于城市中同龄人的思想，在价值观念、消费模式及生活方式上都更超前，他们对工资的期望值也更接近城市人。
　　在身份定位上，他们一般把自己界定为打工族，而不会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他们非常渴望城市生活。但是就目前而言，对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不足，且整体文化水平较低，是造成其无法融入城市生活、进一步向现代产业工人转变的一大原因。

需求与培训的缺口

　　虽然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较上一代而言，有了较大的提高，即由小学文化水平向初高中文化水平增长的程度明显，但在我国目前产业转型背景下，这种水平与企业的用工需求存在很大差距。
　　我国今后一段时间，企业发展的方向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并逐步与发达国家可以竞争。发达国家早在上个世纪就普及了义务教育，此外这些国家产业工人大都是拥有学历和职业技能资格证的专业人才，尤其是以高级技工为主。而我国新生代目前的整体水平，显然不能与其相比，同时也满足不了目前國内产业的用工需求。如果说上一代农民主要以体力劳动作为工资交换的资本，那么新生代农民工则面临受自身文化水平限制，同时面对企业需求转向对技术型、知识型和管理型人才的渴望，而造成的就业困难。

　　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出于生存等因素考虑，积极自愿进行各种提升职业技能的培训，从而可以提高薪水或者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有调查显示，城市中的打工者，往往会在工作之余，主动参加社会的各种培训，主要是计算机、外语等，这种社会的培训机构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就目前我国社会的各种培训机构来看，近些年来，一方面是我国市场上出现大批新型营利性职业培训机构，这些机构大多为私立性质，公立性质的非营利机构相对匮乏。这对主要依赖体力赚取工资的打工者来说，因准入的经济门槛过高而并没有从中受益。另一方面，仍缺乏专门的职业技术培训机构。从教育供给角度来看，这些培训机构应该包括：正规教育系统，私人技术培训学校、正规学徒制度、正规或非正规的在职训练以及政府的特别培训计划。但就我国现状而言，多数农村转移人口在工作之前，通过职业技术学校学习后，便直接进入企业工作。
　　而我国的职业教育更多是“扫盲”式的，而没有充分重视个人和企业实际需要来分类设置培训机构，在教学与实际工作中存在脱节的现象。此外，政府主导的免费培训覆盖面狭小，而企业只有少数有实力、有意愿承担本单位农民工的培训费用，实际上大多数企业并未真正将农民工作为企业培训的主体对象。
　　因此，从总体上看，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有效供给与现实需求之间存在缺口。目前，我国实行五级职业等级制，即初级技工、中级技工、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但在制造业领域作为操作工人的农民工，几乎都没有国家认证的技术等级，企业也没有组织对其进行后续的相关培训。

相关政策建议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问题和职业技能培训，应该建立起系统的、具有多样性和针对性的教育培训机构，让这部分人群有机会获得知识和技能水平的提升，从而为我国的经济结构改革助力，也提升产业工人自身的价值。
　　第一，让新生代农民工有平等机会享受高质量的教育。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让其有机会获得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当前我国教育准入存在不同的方式，因此教育部门应该适当调整这种方式，将农民工纳入其中，让其有机会在均等的条件下进入公立学校学习。
　　第二，应该注重私立教育和培训机构的发展。针对目前私立性质教育机构收费低的质量一般较差，质量高的经济门槛也高的状态，应该由政府牵头，以购买市场化服务的方式，社会和企业共同资助，完善私立学校的教育水平。
　　第三，应该按照我国国情，重新建立职业技术培训和职业证书认证体系。这种技术认证应该与企业的用工制度彼此关联、良性互建。同时，鼓励企业建立与技术等级相适应的薪酬制度。
　　第四，产学联合，发展高水平的职业教育。目的是理论结合实际，适应我国经济转型发展，为我国制造业储备高水平的技术人才。
　　第五，企业建立员工培训机制。政府应该协调企业，免去企业的后顾之忧，让其出资鼓励员工参加各项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劳动的价值。同时，职业技能的培训应侧重时效性，这就需要完善针对企业职工的培训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