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常使人感喟，比如读到这明朝的方孝孺，心里久难平静。
　　明成祖夺了侄子建文帝的位，要极负盛名的大臣方孝孺起草诏书。方孝孺先是不肯，后提起笔写了四个字“燕贼篡位”。明成祖大怒，以灭九族相威胁，谁知方孝孺傲然昂首说：“便是灭十族又能把我怎么样？”明成祖怒不可遏，杀了他的家人族人及追随他的学生共计872人。
　　方孝孺在面临生死抉择时，内心的冲突应该是巨大而激烈的。要知道，朱棣杀他的亲友学生，是当其面一一杀戮的。眼看亲友因自己成刀下鬼，那是怎样一种锥心镂骨的伤痛！方孝孺内心必得有一种巨大的、坚定的、高于一切的精神支撑着他，他才可能将对亲人、对族人、对学生的生命和感情放在等而次之的位置。而且，方孝孺的家人、族人、学生也受了这种精神的支撑，认为方孝孺只有这样做才是对的，即便祸及自己也死而无憾。史载，方的胞弟方孝友临刑时，看到方孝孺泪如雨下，还从容吟诗：“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回家山。”
　　支撑方孝孺被灭十族而无畏的是什么？无他，唯义而已。方孝孺在生死面前做了一次舍身取义的抉择。这个“义”是什么？无非“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具体一点，就是尽他作为一个臣子对君主的忠诚。
　　其实朱棣对方孝孺已算客气，他对方说：“此朕家事耳，先生无过劳苦。”是啊，明成祖是朱元璋的儿子，建文帝是朱元璋的孙子，江山是他们朱家的，该谁来做老大，只是他们的“家事”，叔叔和侄子争权夺利，也只是他们的“家庭纠纷”，关卿何事？博古通今的方孝孺应该懂得，大势在前，并不是他可以螳臂挡车的。但是，孔子有言在先：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既不去盲目地服从一切，也不去盲目地反对一切，他只把正义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无论从道德还是法律上讲，谋反篡位都是儒家眼里“十恶不赦”的首恶，非正义的，自然为方孝孺这样的君子所不耻，故而同样是朱家的人，在他眼里，一个是君，一个成了贼。
　　究竟是维护这种“义”重要，还是维护几百人的生命重要？在现代人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义”的理想下面，是个人破碎的幸福、无辜的牺牲，我们完全可以反省这种制度缺陷。但是方孝孺没办法反省，没有人告诉他那是不合理的“义”。在方孝孺的价值序列里，这种“义”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这正是他的局限和悲哀之所在。他已经成为统治者塑造的那种人格，一颗合格的螺钉，可以为设定的道德理想慷慨赴死。
　　我们现在能够理解方孝孺的局限性，也就能同情而非责难古人，说他们清高害人；也不必把这种“义”当作圭臬供奉起来，再遗害后人。可是，我们环顧左右会发现，身边还有很多举着“正义”之旗、讲着“道理”的人，他们表现出无私而仗义，其实是“以其无私，故而成其私”。理由很简单：不珍惜自己生命的人，也不会珍惜别人的生命；不尊重自己的人，也不会尊重别人；对自己无私的人，对别人也不会有私。
　　掩卷长思，我在想，除了人类的一些普适价值，我们现在恪守着，甚至不惜以生命来维护某些易碎的东西时，我们是不是也在扮演着一颗颗合格的螺钉呢？这样想想，仿佛感到脊背有一股冷气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