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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學院院士林尊琪：科學家缺乏得力助手
“国家重大科學工程出现了高端技能型人才荒。”9月16日，中国科學院院士、高功率激光物理国家实验室总工程师林尊琪在宁波参加两院院士职校行暨浙江省重点地市职业院校改革和发展座谈会时语出惊人。
林院士讲述了一个故事——他的团队在工作中要使用一种面积在0.5平方米以上、重量在六七十公斤的晶片，峰谷中间值要求在0.2微米～0.25微米之间，晶片怎样安装一直困扰从事高功率激光研究的“高材生”。
实验室里的很多學生纷纷提出用胶进行安装与固定，但实践证明这种方法行不通。因为高功率激光的散射会把安装晶片的胶蒸发掉，并造成晶片的破坏。后来，林院士把这项任务交给中科院上海光机所里的一名职校毕业生邵平。不到一个月，这名职校生就找到一种新的支撑办法，解决了困扰众多“高材生”很长一段时间的难题。
这个故事让现场很多院士深有同感。“拿了博士、硕士证书有什么用?至少我就不认。”俄罗斯联邦工程科學院外籍院士刘说安说，他在某大學访问时发现，博士生、研究生对水龙头漏水之事很多束手无策，最后只有打电话叫来水暖工，10分钟就能搞定。
“从表面上看，国家大科學工程往往是由研究型人才唱主角。实际上，细节决定成败。大科學工程中高端技能型人才跟不上去，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林尊琪院士说，职校毕业的邵平是直接从工厂车间调至国家实验室，并成长为该实验室六大子系统的负责人之一。但是，这毕竟是凤毛麟角。因为，现行的教育、科技制度与机制把一大批高端技能型人才拒绝在国家重大科技工程大门之外，
“使得科學家缺乏得力助手。”
中国工程院院士孙承纬：谁来培养科學家的得力助手
“现在，不管是工业企业，还是科研单位，对技能型人才尤其是高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非常迫切。”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863”计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孙承纬说。
孙承纬院士指出：“航海、航天与尖端武器装备等国家重大科學工程研究，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一样面临高端技能型人才‘短板’的难题。”科研单位由于体制、机制方面的限制不能敞开招人，越到后面招人名额越少，门槛从本科到硕士、博士研究生越来越高，导致最后进来的都是一些博士研究生。
“科研单位并不是把一堆博士研究生放在那里就可以搞科研了。”孙承纬院士认为，科學研究尤其是做实验研究的“高材生”，有时候队伍一拉起来就是一两百号人。然而，电子學、光學等各种仪器设备、机械装备，都需要高端技能型人才来操纵。如果只能招录博士研究生来做助手的话，实验研究有时很难做下去。
院士们盼望有资格和有实力的高职院校专门针对国家重大科學工程需求，培养一批高端技能型人才填充到科研队伍中去。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一个不重视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国家是没有希望
“一个国家若不重视技术工人、技师、高级技师的培养和使用，不认真对待职业學校培养出来的各类中、低级技术人才，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说，前不久，一所职业技术學院老师给他来信反映，某铁路局从2010年开始停止招收职业技术學院毕业生，单方面取消用工合同。“这种不合理的政策违背了铁路发展养、用、管、修所需的各种高、中、低级技能人才配套的规律。”当然，职校生成长为大科學家也有可能。
孙承纬院士举例说，前苏联物理學家、诺贝尔物理學奖得主巴索夫就是一名技工。
“前苏联有很多这样的中专毕业生，没有多大的‘學问’，却对该国核武器、导弹、航天等军工产业发展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并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科學家。”
为何重用“敢于当面反对、使我下不来台”的人
“敢于当面反对、使我下不来台的人，我会重用他。”日前，《朱铬基讲话实录》的出版发行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而上述话语则被视为朱镕基四大经典语录之一广为流传。笔者对这句话深以为然，领导干部重用“敢于当面反对自己、使自己下不来台的人”，是一种大智慧。
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说，
“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这说明讲真话是多么的重要。事实确实如此。如果不讲真话，就会出现“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的现象，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失范、失衡甚至失控。只有敢于讲真话，善于听真话，领导干部才会少犯错误，现代社会才会少走弯路。
我们党能带领人民走过90年辉煌历程，新中国之所以能够繁荣富强，可以说反对者功不可没。
敢于当面反对领导、使领导下不来台的人，大多是讲真话的人。然而，讲真话也有代价、有风险。巴金晚年在《随想录》中写道：
“真理是不承认任何权力与权威的。……不存在风险的真话，是没有社会价值的。”真话，尤其是一些有价值的真话，往往会触及一些人的痛处、影响到一些人的利益，因而特别不招人待见，甚至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因此，讲真话在当今社会往往显得特别珍稀，尤其是在权力的“怒喝”面前，真话往往还来不及脱口而出，就已经吞入了肚中。只有领导干部重用敢于当面反对自己、使自己下不来台的人，才能减少说真话的“成本”，激发民众说真话的勇气，形成鼓励讲真话的氛围，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从而产生更多真诚的批评、有效的监督。
然而，在如今有些领导干部眼里，反对自己的声音总是刺耳的，非但不中听，而且让人如芒在背，令人坐卧不安；让自己下不来台的人，更是让一些领导干部觉得脸面无光，觉得自己缺乏“威信”。因此，容忍当面反对自己、使自己下不来台的人，需要开阔的胸襟、恢弘的气度，需要一种大肚量。在这方面，古今中国有过不少“佳话”，晋国大夫祁黄羊“外举不避仇”可谓古代的代表，朱镕基重用“敢于当面反对、使我下不来台的人”可谓现代的典范。
(据人民网白石／文)
“国家重大科學工程出现了高端技能型人才荒。”9月16日，中国科學院院士、高功率激光物理国家实验室总工程师林尊琪在宁波参加两院院士职校行暨浙江省重点地市职业院校改革和发展座谈会时语出惊人。
林院士讲述了一个故事——他的团队在工作中要使用一种面积在0.5平方米以上、重量在六七十公斤的晶片，峰谷中间值要求在0.2微米～0.25微米之间，晶片怎样安装一直困扰从事高功率激光研究的“高材生”。
实验室里的很多學生纷纷提出用胶进行安装与固定，但实践证明这种方法行不通。因为高功率激光的散射会把安装晶片的胶蒸发掉，并造成晶片的破坏。后来，林院士把这项任务交给中科院上海光机所里的一名职校毕业生邵平。不到一个月，这名职校生就找到一种新的支撑办法，解决了困扰众多“高材生”很长一段时间的难题。
这个故事让现场很多院士深有同感。“拿了博士、硕士证书有什么用?至少我就不认。”俄罗斯联邦工程科學院外籍院士刘说安说，他在某大學访问时发现，博士生、研究生对水龙头漏水之事很多束手无策，最后只有打电话叫来水暖工，10分钟就能搞定。
“从表面上看，国家大科學工程往往是由研究型人才唱主角。实际上，细节决定成败。大科學工程中高端技能型人才跟不上去，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林尊琪院士说，职校毕业的邵平是直接从工厂车间调至国家实验室，并成长为该实验室六大子系统的负责人之一。但是，这毕竟是凤毛麟角。因为，现行的教育、科技制度与机制把一大批高端技能型人才拒绝在国家重大科技工程大门之外，
“使得科學家缺乏得力助手。”
中国工程院院士孙承纬：谁来培养科學家的得力助手
“现在，不管是工业企业，还是科研单位，对技能型人才尤其是高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非常迫切。”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863”计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孙承纬说。
孙承纬院士指出：“航海、航天与尖端武器装备等国家重大科學工程研究，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一样面临高端技能型人才‘短板’的难题。”科研单位由于体制、机制方面的限制不能敞开招人，越到后面招人名额越少，门槛从本科到硕士、博士研究生越来越高，导致最后进来的都是一些博士研究生。
“科研单位并不是把一堆博士研究生放在那里就可以搞科研了。”孙承纬院士认为，科學研究尤其是做实验研究的“高材生”，有时候队伍一拉起来就是一两百号人。然而，电子學、光學等各种仪器设备、机械装备，都需要高端技能型人才来操纵。如果只能招录博士研究生来做助手的话，实验研究有时很难做下去。
院士们盼望有资格和有实力的高职院校专门针对国家重大科學工程需求，培养一批高端技能型人才填充到科研队伍中去。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一个不重视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国家是没有希望
“一个国家若不重视技术工人、技师、高级技师的培养和使用，不认真对待职业學校培养出来的各类中、低级技术人才，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说，前不久，一所职业技术學院老师给他来信反映，某铁路局从2010年开始停止招收职业技术學院毕业生，单方面取消用工合同。“这种不合理的政策违背了铁路发展养、用、管、修所需的各种高、中、低级技能人才配套的规律。”当然，职校生成长为大科學家也有可能。
孙承纬院士举例说，前苏联物理學家、诺贝尔物理學奖得主巴索夫就是一名技工。
“前苏联有很多这样的中专毕业生，没有多大的‘學问’，却对该国核武器、导弹、航天等军工产业发展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并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科學家。”
为何重用“敢于当面反对、使我下不来台”的人
“敢于当面反对、使我下不来台的人，我会重用他。”日前，《朱铬基讲话实录》的出版发行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而上述话语则被视为朱镕基四大经典语录之一广为流传。笔者对这句话深以为然，领导干部重用“敢于当面反对自己、使自己下不来台的人”，是一种大智慧。
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说，
“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这说明讲真话是多么的重要。事实确实如此。如果不讲真话，就会出现“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的现象，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失范、失衡甚至失控。只有敢于讲真话，善于听真话，领导干部才会少犯错误，现代社会才会少走弯路。
我们党能带领人民走过90年辉煌历程，新中国之所以能够繁荣富强，可以说反对者功不可没。
敢于当面反对领导、使领导下不来台的人，大多是讲真话的人。然而，讲真话也有代价、有风险。巴金晚年在《随想录》中写道：
“真理是不承认任何权力与权威的。……不存在风险的真话，是没有社会价值的。”真话，尤其是一些有价值的真话，往往会触及一些人的痛处、影响到一些人的利益，因而特别不招人待见，甚至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因此，讲真话在当今社会往往显得特别珍稀，尤其是在权力的“怒喝”面前，真话往往还来不及脱口而出，就已经吞入了肚中。只有领导干部重用敢于当面反对自己、使自己下不来台的人，才能减少说真话的“成本”，激发民众说真话的勇气，形成鼓励讲真话的氛围，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从而产生更多真诚的批评、有效的监督。
然而，在如今有些领导干部眼里，反对自己的声音总是刺耳的，非但不中听，而且让人如芒在背，令人坐卧不安；让自己下不来台的人，更是让一些领导干部觉得脸面无光，觉得自己缺乏“威信”。因此，容忍当面反对自己、使自己下不来台的人，需要开阔的胸襟、恢弘的气度，需要一种大肚量。在这方面，古今中国有过不少“佳话”，晋国大夫祁黄羊“外举不避仇”可谓古代的代表，朱镕基重用“敢于当面反对、使我下不来台的人”可谓现代的典范。
(据人民网白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