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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富”、“民穷”如何衡量
“民富”与“民穷”是相对的，如何衡量？国际上有一个大家普遍认为客观的指标：恩格尔系数，即居民的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恩格尔系数低于30%的家庭，在国际上都是比较富裕的，属于中产阶层偏上；如果达到40%，就是刚刚达到中产阶层，万一遇到意外极可能被扫落到底层；恩格尔系数为50%者，一般就属于低收入阶层；若到了60%，那就确实是贫困者了。某段特殊历史时期，我曾经月工资68元，当时已是较高水平了，但每月吃饭就要花掉40元，而且是吃食堂不是下馆子，可以计算那时的恩格尔系数有多高。
经调查，2009至2010年，中国所有的城镇居民（这里不包括农村居民，因为农村的食品一般是自己种、自己吃），月收入低于1000元者，必须把60%左右的钱财用于购买食品。那么这部分城镇居民，肯定是国际意义上的穷人。而这两年全中国的恩格尔系数的平均数是40%，也就是说，中国在整体上其实刚刚脱贫，刚刚进入温饱和小康生活。因为40%是平均数，城镇人口若按9亿（不管有无户口）计算，可以想象有多少人是被“拉进”温饱和小康的，而事实上有相当部分人还属于低收入和贫困阶层。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最近越来越多的深圳居民来香港狂购食品、日用品，这说明内地的恩格尔系数在通胀压力下正大大上升，相对应的也就是贫困面的逐渐扩大。每次这样的经济冲击，都会把许多刚刚进入中产阶层边缘的普通人再扫回社会底层。在福利稀薄、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社会里，靠自己奋斗上去不易，被扫落下来却不难。人生只有几十年，被扫落一回，他们也许这辈子就再没机会翻身了。
我曾说：“中国的‘国富’格局，在强势体制群里属于最强势的一档。‘民穷’的格局在同样制度群里也属于最低档次。”为什么会这么说，我把我和研究助手几个月里精心统计的可靠数据公布出来，一系列的数字让人一目了然——
就政府从GDP大饼中取走的份额而言，1953年的世界平均水平是12%~13%，社会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是12.8%~13%，中国是17%。
到了1970年，趋势出现变化：世界平均水平是15.5%，社会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是14%，而这一年的中国是18.5%~19%。
1970年代末，世界平均水平是23%，社会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此时与世界水平大致相同，中国的数字却上升到28%。
本世纪初，世界平均水平是24%，社会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是23%，而中国已超越30%(不到31%)。
政府取走的GDP，按理说会有很多方式回馈给社会——当然，也可以不回馈。所以，关键在于政府拿走的钱怎么花。那么来看另一组数字，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
1950年代初期，世界平均水平稍高于70%，社会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是83%，中国此时为69%，接近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年饥荒时期比较特殊，中国的数字严重下滑至47%。
1964年中国开始出现大的调整，经济有短暂的恢复期，这一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成为1949年以来的最高：70%。此时世界平均水平、社会主义国家平均水平是74%左右。
此后中国的数字一路下滑。2004年，中国经济已高速增长多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却下降到37%。此时的世界平均水平是67%~68%，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经历了重要转型，但它们的居民消费没有太大的波动，与世界平均水平保持相当甚至稍高。
可以看出，中国这些年来有最高速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巨大成果不容否认，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人的代价，普通百姓的代价。
该对贫困者进行制度性补偿了
2005年我曾在“中国经济峰会”上提出“三无群体”的概念，当时还有人认为我过分担忧了。我说：“三无”问题会是社会冲突的主要温床之一。“一无”即无地的农民，他们不是没有土地，而是土地被以各种名义收走，很难得到公平的补偿。“二无”即无房的城镇居民，包括进城打工者和房屋被拆迁的城镇居民，前者是买不起房子，一般是租房——如果房租都无法负担，他们就无法继续呆在城市了；后者是因为旧城改造、房地产开发等原因，房屋被拆迁。“第三无”是无业的各类人，不仅包括下岗工人，还包括每年几百万大学生及其他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这几年积累了多少这样的年轻人？事到如今，强制拆迁、失业等问题越来越严重，“三无问题”日益凸现，我们不得不面对了。
对“三无群体”来说，他们不仅穷困，更重要的问题是，他们改变这种状况的机会在哪里。如果一个人陷入穷困，但还有途径、有机会从坑底爬出来的话，穷困就不是很重要了；如果相当长时期他都没有办法爬出来，而且“被剥夺感”（特别是被剥夺土地者）越来越强烈的话，就会陷入绝望。“三无群体”大概有多少人？我们有些统计数字一向是“群体摸象”式的，而且不是白天摸象，是黑夜摸象——不大可靠。据我自己根据各种资料分析估计，至少有两三亿人。如果这个群体中的某些人虽然贫困且无力改变现状，但他们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不知道公款是如何被花掉的，还有可能糊里糊涂一辈子就过去了。但如果他们能获得越来越多的外部信息，越来越多地了解这个社会，就不只是“被剥夺感”的问题了，他们会对社会产生“愤懑感”。值得注意的是，有这种感觉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一点在网上更直观。4.5亿中国网民里，至少有3亿人属于45岁以下，且80%左右都受过高中教育（这还不包括“上不起网”的“潜在网民”）。看一看他们在网上的言论，就知道这一群体有着什么样的情绪了。
所以，对于高速的经济发展，若只看到成绩一面是不公正的、有隐患的。回顾改革开放初期，那时首要的考虑是广大民众脱贫进而致富的政策，目标基本是明确的。可进入1990年代后，中国的“民富”目标越来越边缘化，不仅产生了“三无问题”，也产生了“三富三穷”问题——“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的弱点日益暴露出来。当百姓的不满积累到一定阶段，继之而来又产生了维稳问题。只有把“稳定不能（不应该）压倒什么”这个基本课题讲顺了，政府、社会、民众间的关系才能良性循环，天文数字的维稳代价才能下降。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贫困者，消除是不可能的，但应该通过制度对他们进行大的补偿——不是“天上掉馅饼”式的补偿，不是领导探访某个家庭后问题马上得以解决的补偿，而是通过制度进行稳定、持续的补偿。这就是一些工业化国家有了福利制度之后，再没发生过革命的原因。
中国现在不是钱的问题，而是钱怎么花的问题——中国完全有实力这样做，也许从浪费掉的公款里挤出来1/3就足够了。政府要实现从拉动官需向拉动民需的转变，让普通公民能有更多创业、发财的机会，从“三富三穷” 的不平衡模式中走出来，开始真正的“民富国强”的模式。刺激经济的几千亿投入，真正加强社会福利的部分有多少呢，不到10%。而全国各地又有多少追赶着破纪录的“工程狂”——空空荡荡的“新城”、“科技开发园”，冷冷清清的中小型机场，成串相连的水坝……这些被花掉的纳税人的钱，与纳税人的实际利益有多大关系？
对于当下这种状况，若说担忧，是没什么用的——为谁担忧？我只能讲，当下的这种社会现象，是每一个有责任的中国公民都不能回避的，不管你在什么位置，都应该利用自己的一切机会来呼吁、探寻正确的政策、法律或其他渠道，让中国进入公正、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本文由丁学良教授口述，本刊记者郭芙秀整理）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民富”与“民穷”是相对的，如何衡量？国际上有一个大家普遍认为客观的指标：恩格尔系数，即居民的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恩格尔系数低于30%的家庭，在国际上都是比较富裕的，属于中产阶层偏上；如果达到40%，就是刚刚达到中产阶层，万一遇到意外极可能被扫落到底层；恩格尔系数为50%者，一般就属于低收入阶层；若到了60%，那就确实是贫困者了。某段特殊历史时期，我曾经月工资68元，当时已是较高水平了，但每月吃饭就要花掉40元，而且是吃食堂不是下馆子，可以计算那时的恩格尔系数有多高。
经调查，2009至2010年，中国所有的城镇居民（这里不包括农村居民，因为农村的食品一般是自己种、自己吃），月收入低于1000元者，必须把60%左右的钱财用于购买食品。那么这部分城镇居民，肯定是国际意义上的穷人。而这两年全中国的恩格尔系数的平均数是40%，也就是说，中国在整体上其实刚刚脱贫，刚刚进入温饱和小康生活。因为40%是平均数，城镇人口若按9亿（不管有无户口）计算，可以想象有多少人是被“拉进”温饱和小康的，而事实上有相当部分人还属于低收入和贫困阶层。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最近越来越多的深圳居民来香港狂购食品、日用品，这说明内地的恩格尔系数在通胀压力下正大大上升，相对应的也就是贫困面的逐渐扩大。每次这样的经济冲击，都会把许多刚刚进入中产阶层边缘的普通人再扫回社会底层。在福利稀薄、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社会里，靠自己奋斗上去不易，被扫落下来却不难。人生只有几十年，被扫落一回，他们也许这辈子就再没机会翻身了。
我曾说：“中国的‘国富’格局，在强势体制群里属于最强势的一档。‘民穷’的格局在同样制度群里也属于最低档次。”为什么会这么说，我把我和研究助手几个月里精心统计的可靠数据公布出来，一系列的数字让人一目了然——
就政府从GDP大饼中取走的份额而言，1953年的世界平均水平是12%~13%，社会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是12.8%~13%，中国是17%。
到了1970年，趋势出现变化：世界平均水平是15.5%，社会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是14%，而这一年的中国是18.5%~19%。
1970年代末，世界平均水平是23%，社会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此时与世界水平大致相同，中国的数字却上升到28%。
本世纪初，世界平均水平是24%，社会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是23%，而中国已超越30%(不到31%)。
政府取走的GDP，按理说会有很多方式回馈给社会——当然，也可以不回馈。所以，关键在于政府拿走的钱怎么花。那么来看另一组数字，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
1950年代初期，世界平均水平稍高于70%，社会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是83%，中国此时为69%，接近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年饥荒时期比较特殊，中国的数字严重下滑至47%。
1964年中国开始出现大的调整，经济有短暂的恢复期，这一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成为1949年以来的最高：70%。此时世界平均水平、社会主义国家平均水平是74%左右。
此后中国的数字一路下滑。2004年，中国经济已高速增长多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却下降到37%。此时的世界平均水平是67%~68%，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经历了重要转型，但它们的居民消费没有太大的波动，与世界平均水平保持相当甚至稍高。
可以看出，中国这些年来有最高速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巨大成果不容否认，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人的代价，普通百姓的代价。
该对贫困者进行制度性补偿了
2005年我曾在“中国经济峰会”上提出“三无群体”的概念，当时还有人认为我过分担忧了。我说：“三无”问题会是社会冲突的主要温床之一。“一无”即无地的农民，他们不是没有土地，而是土地被以各种名义收走，很难得到公平的补偿。“二无”即无房的城镇居民，包括进城打工者和房屋被拆迁的城镇居民，前者是买不起房子，一般是租房——如果房租都无法负担，他们就无法继续呆在城市了；后者是因为旧城改造、房地产开发等原因，房屋被拆迁。“第三无”是无业的各类人，不仅包括下岗工人，还包括每年几百万大学生及其他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这几年积累了多少这样的年轻人？事到如今，强制拆迁、失业等问题越来越严重，“三无问题”日益凸现，我们不得不面对了。
对“三无群体”来说，他们不仅穷困，更重要的问题是，他们改变这种状况的机会在哪里。如果一个人陷入穷困，但还有途径、有机会从坑底爬出来的话，穷困就不是很重要了；如果相当长时期他都没有办法爬出来，而且“被剥夺感”（特别是被剥夺土地者）越来越强烈的话，就会陷入绝望。“三无群体”大概有多少人？我们有些统计数字一向是“群体摸象”式的，而且不是白天摸象，是黑夜摸象——不大可靠。据我自己根据各种资料分析估计，至少有两三亿人。如果这个群体中的某些人虽然贫困且无力改变现状，但他们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不知道公款是如何被花掉的，还有可能糊里糊涂一辈子就过去了。但如果他们能获得越来越多的外部信息，越来越多地了解这个社会，就不只是“被剥夺感”的问题了，他们会对社会产生“愤懑感”。值得注意的是，有这种感觉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一点在网上更直观。4.5亿中国网民里，至少有3亿人属于45岁以下，且80%左右都受过高中教育（这还不包括“上不起网”的“潜在网民”）。看一看他们在网上的言论，就知道这一群体有着什么样的情绪了。
所以，对于高速的经济发展，若只看到成绩一面是不公正的、有隐患的。回顾改革开放初期，那时首要的考虑是广大民众脱贫进而致富的政策，目标基本是明确的。可进入1990年代后，中国的“民富”目标越来越边缘化，不仅产生了“三无问题”，也产生了“三富三穷”问题——“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的弱点日益暴露出来。当百姓的不满积累到一定阶段，继之而来又产生了维稳问题。只有把“稳定不能（不应该）压倒什么”这个基本课题讲顺了，政府、社会、民众间的关系才能良性循环，天文数字的维稳代价才能下降。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贫困者，消除是不可能的，但应该通过制度对他们进行大的补偿——不是“天上掉馅饼”式的补偿，不是领导探访某个家庭后问题马上得以解决的补偿，而是通过制度进行稳定、持续的补偿。这就是一些工业化国家有了福利制度之后，再没发生过革命的原因。
中国现在不是钱的问题，而是钱怎么花的问题——中国完全有实力这样做，也许从浪费掉的公款里挤出来1/3就足够了。政府要实现从拉动官需向拉动民需的转变，让普通公民能有更多创业、发财的机会，从“三富三穷” 的不平衡模式中走出来，开始真正的“民富国强”的模式。刺激经济的几千亿投入，真正加强社会福利的部分有多少呢，不到10%。而全国各地又有多少追赶着破纪录的“工程狂”——空空荡荡的“新城”、“科技开发园”，冷冷清清的中小型机场，成串相连的水坝……这些被花掉的纳税人的钱，与纳税人的实际利益有多大关系？
对于当下这种状况，若说担忧，是没什么用的——为谁担忧？我只能讲，当下的这种社会现象，是每一个有责任的中国公民都不能回避的，不管你在什么位置，都应该利用自己的一切机会来呼吁、探寻正确的政策、法律或其他渠道，让中国进入公正、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本文由丁学良教授口述，本刊记者郭芙秀整理）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