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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各种反华势力挑战中国泛起一股新思潮,其主调是隐藏着反华情绪的“中国威胁论”。
一、挥之不去的“中国威胁论”
最近几年,中国对欧美出口不断增加,欧美贸易赤字大幅度上升,以及美国和欧洲经济出现衰退迹象,进一步加深了欧美对经济的担忧,也加深了中国对欧美出口竞争的担心,这是当前“中国威胁论”和反华情绪在西方媒体和政客言论中抬头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鼓吹“中国威胁论”其实都是围绕中国的崛起展开的。
“中国威胁论”的鼓噪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由来已久,最早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威胁”,尔后是经济意义上的“威胁”,再后又延伸到军事意义上的“威胁”。长期以来炒作“中国威胁论”始终没有收敛。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经济蓬勃崛起,所谓的“中国能源威胁论”等论调又不断出现,甚至是最新流行的全球暖化议题也成为炒作“中国威胁论”新的版本。近一段时期以“中国镇压藏人和平示威”不实之词为由,炒作抵制北京奥运是部分西方媒体炒作“中国威胁论”的又一新的“版本”。当前“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等西方之所以有一定的“市场”,这与中国经济的崛起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是分不开的。中国经济的崛起,让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恐慌,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军事现代化也自然导致美国等西方国家政治、军事不安全感进一步加深,因此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政界和媒体也就应运而生。另外,上世纪90年代前后,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席卷世界的浪潮。与此同时,西方也有人认为,民族主义也已经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历来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今日崛起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威胁”。由此,在西方各种理论中出现了如“中国威胁论”、“制裁中国论”等反华情绪,反映了西方对中国的偏见,甚至是歧视。
二、“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中国威胁论”,体现了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总体思路,既有对华政策的连续性,也有其他方面的现实原因。
从连续性方面看,最初的“中国威胁论”来源于美国的“遏制”政策,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以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威胁中国的安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面对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国力的增强,美国国内某些反华势力又开始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各种新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纷纷出现在西方媒体。诸如“中国能源威胁论”、“中国商品威胁论”、“中国科技威胁论”、“中国文化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以及“中国环境威胁论”等等,“中国威胁论”的范围不断扩大,“遏制”中国的论调不绝于耳。早在1990年8月,日本《诸君》杂志就发表过一篇《论中国这个潜在威胁》的文章,认定中国是一個“取代前苏联的潜在威胁”, 尽管在西方有一定的影响,但美国仍然是当今“中国威胁论”的发源和扩散主导国家。
从现状看,近年来,美国新保守派是“中国威胁论”和“制裁中国论”的主要代表之一。它是当前美国对华政策各派别中反华情绪最突出的派别,始终试图影响布什对华政策。最为典型的是,美国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托马斯·唐纳利 2003年5月在美国《国家安全展望》发表的一篇题为《下一步做什么》的文章提出:“布什政府面临着两个任务,一是打击恐怖主义;二是遏制中国的崛起”。同时唐纳利还表示,“人们有理由相信,美国及其盟国能够‘遏制’住中国的勃勃野心,能够帮助它进行从共产主义到民主的转变,从一个国际局外人到一个满足于在自由的国际秩序中生活的国家的转变”。2003年9月,美国新保守主义智囊库的大本营“新美国世纪计划”(PNAC)常务主任加里·斯密特,在《旗帜周刊》发表的题为《真正的帝国》的文章,从多方面指责中国不是一个“正常”国家,认为大多数美国的“中国通”对中国战略意图的判断有失公允,中国迟早将扩张成为一个真正的帝国。唐纳利和斯密特的“中国威胁论”、“制裁中国论”论点,符合新保守主义的主张。新保守主义一方面积极推销美国的价值观、民主、自由市场经济,另一方面采取单边和军事为主要的行事方式,偏重的是单边主义和军事实力来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和国家安全战略,其中霸权体系包括美国的价值观体系和文化体系。这在当前西方学术界和媒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在海外散布“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论”以及有关对华的各种政策基本上都基于这种思维。
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以来美国媒体和研究机构对“中国军事威胁论”的炒作不断升温。《简氏防务周刊》是西方权威军事期刊,多年来,《简氏防务周刊》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具有极大的煽动性,是“中国军事威胁论”炒作的重要工具。2007年,《简氏防务周刊》对“中国军事威胁论” 的炒作一改此前对以装备动态为主的报道形式,增多了针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的综合报道,将中国正常的国防现代化称之为“大跃进”式的扩军,并声称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不安,各国强烈呼吁中国提高其军事行动和战略意图的透明度。“中国军事威胁论”炒作的典型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右翼学者谭慎格。2007年谭慎格撰文声称,近些年来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速度和广度都令人感到无比的吃惊,中国军事实力的膨胀已经显著改变了亚太地区的军事平衡,其远期发展趋势对该地区其他现代化军事力量构成了潜在的严重威胁,并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构成中,最具威慑力的是战略火箭部队,军事现代化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
三、美媒体大肆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
2007年美国媒体和研究机构对“中国威胁论”的炒作进一步扩展到“中国军事威胁论”,由此“中国威胁论”的炒作几乎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从年初的“反卫星武器试验”、“中国军费问题”到年底的“小鹰号航母”与“解放军潜艇遭遇事件”,美国媒体和研究机构对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关注成为“中国威胁论”炒作的又一话题。2007年3月4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2007年中国的军费预算将比上年提高17.8%,总额为450亿美元,并多次在各种场合向外界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既没有资金也不同任何国家搞军备竞赛,中国不是也不会威胁任何国家”。而美国学者谭慎格却对此表示质疑,撰文声称:“中国将成为下一个超级军事大国”,谭慎格的言论是当前美国媒体和研究机构最为典型的、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中国军事威胁论”炒作。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军事力量的增强,世界政治、经济及军事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世界中的地位有可能也随之发生变化,美国的单极世界受到多极世界的挑战。为此,美国等西方国家抛出“中国军事威胁论”,是为了维护其军事的绝对优势,打压中国。2006年5月23日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关于中国军力情况的年度报告,继续大肆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报告中声称,中国与军事有关的总开支是中国公布的军事预算的“两到三倍”,按目前中国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推算,“到2025年中国的军费开支可能会增长三倍甚至更多”,中国军力的增强已经威胁到地区军力平衡,从长期而言可能会对该地区的美国等国的军队“构成切实有效的威胁”。2007年5月25日公布的最新中国军力情况的年度报告中又称:“中国正在进行全面军事转型,加强力量投送,反进入和地区拒止能力;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着眼点近期是应对潜在的台湾冲突,远期是为了实现地区和全球目标;中国未来的军力将成为改变东亚军事力量平衡的主要因素,中国战略力量的影响甚至已超出亚太地区”。2008年3月3日发表的2008年度“中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再度宣扬“中国军事威胁论”,严重歪曲事实,称中国军费的增长超过了中国整体经济水平的增长。自2000年以来,美国防部每年都向国会提交所谓中国军力年度报告,报告从未摆脱以往的冷战思维和主观臆断的模式,大肆渲染中国正常的军事发展“对地区乃至美国构成了威胁”。2007年8月间,“和平使命——2007”上合组织成员国武装力量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政界和媒体中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炒作,与美国公布中国军力情况报告渲染“中国威胁论”不无关系。其主要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对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力的不断增强深感焦虑,担心中国积极参与地区多边机制,以及影响的不断扩大会逐渐削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在一些地区的影响和作用,最终将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形成挑战。因此,热衷“中国威胁论”的人总要兴风作浪,别有用心地评说中国在国际社会和地区事务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显然,以军事威胁为主打内容的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依然是西方传统的“中国威胁论”和“遏制”政策的延续。
而从中国的国防政策看,中国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是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出发,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2006年12月29 日中国政府发表的《2006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一方面全面分析了中国的安全环境,并深刻阐述了发展与安全相统一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以及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国防政策的主要内容;一方面重申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与各国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白皮书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稳定的基本态势进一步发展,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多、新挑战新威胁不断出现。对此,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大军事投入,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国的发展也需要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同时表明:中国的国防政策是防御性的,不针对任何国家或集团,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的国防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中国将更加积极地开展对外军事交往,参与国际安全合作,推动建立军事互信机制,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际反恐合作和救灾行动,中国不会与任何国家进行军备竞赛,无论国防政策怎样变化,中国国防的防御性是不会变的。中国之所以要坚持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是因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仍面临着挑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首先,国际战略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善,傳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不稳定因素增多,国际社会面临的安全威胁日趋综合化、多样化和复杂化。其次,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矛盾错综复杂,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是影响国际安全的重要因素,局部战乱和地区热点时起时伏。能源、资源、金融、信息和运输通道等方面的安全问题上升,重大恐怖事件不断发生,非传统安全威胁更加突出。其三,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军事竞争加剧,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形势严峻复杂,一些发达国家加快研发高新武器装备,抢占新的军事制高点,持续强化军事同盟。其四,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的斗争复杂严峻,以及近年来在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日益猖獗和地区安全形势有所恶化的国际环境下,中亚地区“基地”组织再度活跃,恐怖主义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有恃无恐,再加上毒品泛滥等问题,已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加大参与国际安全合作的力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四、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论”
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近年来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也在不断提升。而中国的崛起和发展道路,表现为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不同于历史上许多大国的崛起和发展,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事实上与中国的崛起没有必然的联系。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目前已位居全球第四,且近几年占全球经济增量中的比重在15%左右,由此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增强,影响不断扩大,对全球和地区经济的稳定与增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影响力的显著上升,国际上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投票权份额调整和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在2006年世界银行的年会上,始终没有得到相应体现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和发言权发生了变化,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分两步走的投票权改革方案,即:第一步给投票权低估最严重的少数国家特别增加投票权;第二步是修改投票权份额的计算公式,增加基本投票权,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0年来进行的最大规模改革。会议决定给中国、韩国、土耳其和墨西哥等4个投票权低估程度最严重的国家特别增加投票权,其中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份额将由原先的2.98%上升至3.72%(位于第六)。与此同时,年会期间还举办了题为“亚洲中的世界 世界中的亚洲”大型研讨会,主题之一是关于中国、印度经济发展对区域、全球经济的影响。另外,在年会上,就全球经济面临着诸如通货膨胀、高油价、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中止、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及全球经济不平衡等风险问题,中国代表呼吁有关各方加强协商和对话,促进国际和地区争端的有效解决,为维护能源安全创造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避免高油价造成新的冲击,以及各国共同承担责任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和共识。2008年4月2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投票批准了关于份额和投票权改革的方案,该方案进一步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代表权和发言权。根据这一方案,发达国家的投票权比例将从目前的59.5%降为57.9%,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比例则从目前的40.5%上升为42.1%。其中,中国在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由第一阶段改革的3.72%增加到了3.997%,投票权增加至3.807%(依然位于第六);印度分别增加至2.443%和2.338%(位于第十二);巴西、韩国等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也相应有所增加;低收入国家的份额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对于中国的崛起,以及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政府已多次向世界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崛起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的发展不可能改变世界军事实力的基本格局,也不会对其它国家构成军事威胁。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适度发展军事力量,是为了维护周边环境的和平与稳定,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并保障国家安全和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以及一切合法的海洋权益。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问题已经不再仅局限于领土边界安全,国家安全的内涵扩展到各个领域。特别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展,极大限度地与外部世界融合,国家利益的扩展分布于全球,由此中国对主权范围之外利益的保障和维护需要适度发展军事力量。这不仅是国家主权范围内安全的需要,也是保障国家主权范围外的需要。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和发展给世界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与世界各国的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的互动关系。因此,中国提高国防现代化水平的宗旨,是从防御和自卫出发的,是加强国家安全战略不可缺失的合理选择,同时也是为了减少各种非和平因素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干扰,确保和平发展进程顺利实施。事实上,在全球化时代和当今恐怖主义猖獗的复杂国际安全环境中,国家安全已经成为全球问题,国家安全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密切相联,逐步形成了全球化时代不可分割的集体安全,很难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应对全球性和跨国性安全问题上独善其身,或避免来自各领域的威胁。实行有效的安全必须依靠国际社会的共同合作和努力,而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自然在维护地区与国际安全上更负有责任,而且随着中国的崛起能力和影响力也日益突出,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中国的崛起,充分体现了中国在国际社会影响力的增强,反映了在国际格局中地位的不断提升,世界对中国的关注正在发生改变。由此,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国际格局地位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右翼势力不平衡心态的加重,“中国威胁论”也就成为这股势力发泄反华情绪的论点。而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来说,一方面引起了世界格局变化,在这种新格局中,中国和平崛起的条件需要有发达的经济和强大的军事作后盾,没有发达的经济和强大的军事就不能保证和平崛起;另一方面需要一个和平的世界,与国际社会共同繁荣和发展,实现和平发展道路的民族复兴。为应对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和“和谐社会”、“和谐地区”、“和谐世界”的构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这对化解“中国威胁论”和反华情绪的消极影响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在中西文明不同价值观的博弈中,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总是带着固有的傲慢与偏见看待中国问题,忽视了中国民族的尊严,西方媒体需要面对现实,言之有据,学会获得中国民众的信任。同时,在与西方国家和其他价值观的沟通中,中国民众也需要通过适当的交流方式消除与西方的隔阂,化解中西文明不同价值观的冲撞。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一、挥之不去的“中国威胁论”
最近几年,中国对欧美出口不断增加,欧美贸易赤字大幅度上升,以及美国和欧洲经济出现衰退迹象,进一步加深了欧美对经济的担忧,也加深了中国对欧美出口竞争的担心,这是当前“中国威胁论”和反华情绪在西方媒体和政客言论中抬头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鼓吹“中国威胁论”其实都是围绕中国的崛起展开的。
“中国威胁论”的鼓噪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由来已久,最早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威胁”,尔后是经济意义上的“威胁”,再后又延伸到军事意义上的“威胁”。长期以来炒作“中国威胁论”始终没有收敛。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经济蓬勃崛起,所谓的“中国能源威胁论”等论调又不断出现,甚至是最新流行的全球暖化议题也成为炒作“中国威胁论”新的版本。近一段时期以“中国镇压藏人和平示威”不实之词为由,炒作抵制北京奥运是部分西方媒体炒作“中国威胁论”的又一新的“版本”。当前“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等西方之所以有一定的“市场”,这与中国经济的崛起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是分不开的。中国经济的崛起,让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恐慌,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军事现代化也自然导致美国等西方国家政治、军事不安全感进一步加深,因此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政界和媒体也就应运而生。另外,上世纪90年代前后,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席卷世界的浪潮。与此同时,西方也有人认为,民族主义也已经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历来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今日崛起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威胁”。由此,在西方各种理论中出现了如“中国威胁论”、“制裁中国论”等反华情绪,反映了西方对中国的偏见,甚至是歧视。
二、“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中国威胁论”,体现了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总体思路,既有对华政策的连续性,也有其他方面的现实原因。
从连续性方面看,最初的“中国威胁论”来源于美国的“遏制”政策,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以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威胁中国的安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面对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国力的增强,美国国内某些反华势力又开始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各种新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纷纷出现在西方媒体。诸如“中国能源威胁论”、“中国商品威胁论”、“中国科技威胁论”、“中国文化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以及“中国环境威胁论”等等,“中国威胁论”的范围不断扩大,“遏制”中国的论调不绝于耳。早在1990年8月,日本《诸君》杂志就发表过一篇《论中国这个潜在威胁》的文章,认定中国是一個“取代前苏联的潜在威胁”, 尽管在西方有一定的影响,但美国仍然是当今“中国威胁论”的发源和扩散主导国家。
从现状看,近年来,美国新保守派是“中国威胁论”和“制裁中国论”的主要代表之一。它是当前美国对华政策各派别中反华情绪最突出的派别,始终试图影响布什对华政策。最为典型的是,美国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托马斯·唐纳利 2003年5月在美国《国家安全展望》发表的一篇题为《下一步做什么》的文章提出:“布什政府面临着两个任务,一是打击恐怖主义;二是遏制中国的崛起”。同时唐纳利还表示,“人们有理由相信,美国及其盟国能够‘遏制’住中国的勃勃野心,能够帮助它进行从共产主义到民主的转变,从一个国际局外人到一个满足于在自由的国际秩序中生活的国家的转变”。2003年9月,美国新保守主义智囊库的大本营“新美国世纪计划”(PNAC)常务主任加里·斯密特,在《旗帜周刊》发表的题为《真正的帝国》的文章,从多方面指责中国不是一个“正常”国家,认为大多数美国的“中国通”对中国战略意图的判断有失公允,中国迟早将扩张成为一个真正的帝国。唐纳利和斯密特的“中国威胁论”、“制裁中国论”论点,符合新保守主义的主张。新保守主义一方面积极推销美国的价值观、民主、自由市场经济,另一方面采取单边和军事为主要的行事方式,偏重的是单边主义和军事实力来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和国家安全战略,其中霸权体系包括美国的价值观体系和文化体系。这在当前西方学术界和媒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在海外散布“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论”以及有关对华的各种政策基本上都基于这种思维。
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以来美国媒体和研究机构对“中国军事威胁论”的炒作不断升温。《简氏防务周刊》是西方权威军事期刊,多年来,《简氏防务周刊》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具有极大的煽动性,是“中国军事威胁论”炒作的重要工具。2007年,《简氏防务周刊》对“中国军事威胁论” 的炒作一改此前对以装备动态为主的报道形式,增多了针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的综合报道,将中国正常的国防现代化称之为“大跃进”式的扩军,并声称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不安,各国强烈呼吁中国提高其军事行动和战略意图的透明度。“中国军事威胁论”炒作的典型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右翼学者谭慎格。2007年谭慎格撰文声称,近些年来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速度和广度都令人感到无比的吃惊,中国军事实力的膨胀已经显著改变了亚太地区的军事平衡,其远期发展趋势对该地区其他现代化军事力量构成了潜在的严重威胁,并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构成中,最具威慑力的是战略火箭部队,军事现代化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
三、美媒体大肆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
2007年美国媒体和研究机构对“中国威胁论”的炒作进一步扩展到“中国军事威胁论”,由此“中国威胁论”的炒作几乎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从年初的“反卫星武器试验”、“中国军费问题”到年底的“小鹰号航母”与“解放军潜艇遭遇事件”,美国媒体和研究机构对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关注成为“中国威胁论”炒作的又一话题。2007年3月4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2007年中国的军费预算将比上年提高17.8%,总额为450亿美元,并多次在各种场合向外界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既没有资金也不同任何国家搞军备竞赛,中国不是也不会威胁任何国家”。而美国学者谭慎格却对此表示质疑,撰文声称:“中国将成为下一个超级军事大国”,谭慎格的言论是当前美国媒体和研究机构最为典型的、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中国军事威胁论”炒作。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军事力量的增强,世界政治、经济及军事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世界中的地位有可能也随之发生变化,美国的单极世界受到多极世界的挑战。为此,美国等西方国家抛出“中国军事威胁论”,是为了维护其军事的绝对优势,打压中国。2006年5月23日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关于中国军力情况的年度报告,继续大肆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报告中声称,中国与军事有关的总开支是中国公布的军事预算的“两到三倍”,按目前中国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推算,“到2025年中国的军费开支可能会增长三倍甚至更多”,中国军力的增强已经威胁到地区军力平衡,从长期而言可能会对该地区的美国等国的军队“构成切实有效的威胁”。2007年5月25日公布的最新中国军力情况的年度报告中又称:“中国正在进行全面军事转型,加强力量投送,反进入和地区拒止能力;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着眼点近期是应对潜在的台湾冲突,远期是为了实现地区和全球目标;中国未来的军力将成为改变东亚军事力量平衡的主要因素,中国战略力量的影响甚至已超出亚太地区”。2008年3月3日发表的2008年度“中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再度宣扬“中国军事威胁论”,严重歪曲事实,称中国军费的增长超过了中国整体经济水平的增长。自2000年以来,美国防部每年都向国会提交所谓中国军力年度报告,报告从未摆脱以往的冷战思维和主观臆断的模式,大肆渲染中国正常的军事发展“对地区乃至美国构成了威胁”。2007年8月间,“和平使命——2007”上合组织成员国武装力量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政界和媒体中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炒作,与美国公布中国军力情况报告渲染“中国威胁论”不无关系。其主要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对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力的不断增强深感焦虑,担心中国积极参与地区多边机制,以及影响的不断扩大会逐渐削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在一些地区的影响和作用,最终将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形成挑战。因此,热衷“中国威胁论”的人总要兴风作浪,别有用心地评说中国在国际社会和地区事务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显然,以军事威胁为主打内容的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依然是西方传统的“中国威胁论”和“遏制”政策的延续。
而从中国的国防政策看,中国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是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出发,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2006年12月29 日中国政府发表的《2006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一方面全面分析了中国的安全环境,并深刻阐述了发展与安全相统一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以及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国防政策的主要内容;一方面重申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与各国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白皮书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稳定的基本态势进一步发展,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多、新挑战新威胁不断出现。对此,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大军事投入,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国的发展也需要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同时表明:中国的国防政策是防御性的,不针对任何国家或集团,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的国防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中国将更加积极地开展对外军事交往,参与国际安全合作,推动建立军事互信机制,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际反恐合作和救灾行动,中国不会与任何国家进行军备竞赛,无论国防政策怎样变化,中国国防的防御性是不会变的。中国之所以要坚持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是因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仍面临着挑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首先,国际战略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善,傳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不稳定因素增多,国际社会面临的安全威胁日趋综合化、多样化和复杂化。其次,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矛盾错综复杂,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是影响国际安全的重要因素,局部战乱和地区热点时起时伏。能源、资源、金融、信息和运输通道等方面的安全问题上升,重大恐怖事件不断发生,非传统安全威胁更加突出。其三,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军事竞争加剧,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形势严峻复杂,一些发达国家加快研发高新武器装备,抢占新的军事制高点,持续强化军事同盟。其四,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的斗争复杂严峻,以及近年来在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日益猖獗和地区安全形势有所恶化的国际环境下,中亚地区“基地”组织再度活跃,恐怖主义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有恃无恐,再加上毒品泛滥等问题,已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加大参与国际安全合作的力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四、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论”
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近年来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也在不断提升。而中国的崛起和发展道路,表现为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不同于历史上许多大国的崛起和发展,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事实上与中国的崛起没有必然的联系。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目前已位居全球第四,且近几年占全球经济增量中的比重在15%左右,由此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增强,影响不断扩大,对全球和地区经济的稳定与增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影响力的显著上升,国际上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投票权份额调整和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在2006年世界银行的年会上,始终没有得到相应体现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和发言权发生了变化,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分两步走的投票权改革方案,即:第一步给投票权低估最严重的少数国家特别增加投票权;第二步是修改投票权份额的计算公式,增加基本投票权,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0年来进行的最大规模改革。会议决定给中国、韩国、土耳其和墨西哥等4个投票权低估程度最严重的国家特别增加投票权,其中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份额将由原先的2.98%上升至3.72%(位于第六)。与此同时,年会期间还举办了题为“亚洲中的世界 世界中的亚洲”大型研讨会,主题之一是关于中国、印度经济发展对区域、全球经济的影响。另外,在年会上,就全球经济面临着诸如通货膨胀、高油价、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中止、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及全球经济不平衡等风险问题,中国代表呼吁有关各方加强协商和对话,促进国际和地区争端的有效解决,为维护能源安全创造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避免高油价造成新的冲击,以及各国共同承担责任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和共识。2008年4月2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投票批准了关于份额和投票权改革的方案,该方案进一步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代表权和发言权。根据这一方案,发达国家的投票权比例将从目前的59.5%降为57.9%,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比例则从目前的40.5%上升为42.1%。其中,中国在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由第一阶段改革的3.72%增加到了3.997%,投票权增加至3.807%(依然位于第六);印度分别增加至2.443%和2.338%(位于第十二);巴西、韩国等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也相应有所增加;低收入国家的份额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对于中国的崛起,以及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政府已多次向世界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崛起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的发展不可能改变世界军事实力的基本格局,也不会对其它国家构成军事威胁。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适度发展军事力量,是为了维护周边环境的和平与稳定,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并保障国家安全和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以及一切合法的海洋权益。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问题已经不再仅局限于领土边界安全,国家安全的内涵扩展到各个领域。特别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展,极大限度地与外部世界融合,国家利益的扩展分布于全球,由此中国对主权范围之外利益的保障和维护需要适度发展军事力量。这不仅是国家主权范围内安全的需要,也是保障国家主权范围外的需要。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和发展给世界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与世界各国的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的互动关系。因此,中国提高国防现代化水平的宗旨,是从防御和自卫出发的,是加强国家安全战略不可缺失的合理选择,同时也是为了减少各种非和平因素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干扰,确保和平发展进程顺利实施。事实上,在全球化时代和当今恐怖主义猖獗的复杂国际安全环境中,国家安全已经成为全球问题,国家安全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密切相联,逐步形成了全球化时代不可分割的集体安全,很难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应对全球性和跨国性安全问题上独善其身,或避免来自各领域的威胁。实行有效的安全必须依靠国际社会的共同合作和努力,而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自然在维护地区与国际安全上更负有责任,而且随着中国的崛起能力和影响力也日益突出,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中国的崛起,充分体现了中国在国际社会影响力的增强,反映了在国际格局中地位的不断提升,世界对中国的关注正在发生改变。由此,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国际格局地位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右翼势力不平衡心态的加重,“中国威胁论”也就成为这股势力发泄反华情绪的论点。而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来说,一方面引起了世界格局变化,在这种新格局中,中国和平崛起的条件需要有发达的经济和强大的军事作后盾,没有发达的经济和强大的军事就不能保证和平崛起;另一方面需要一个和平的世界,与国际社会共同繁荣和发展,实现和平发展道路的民族复兴。为应对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和“和谐社会”、“和谐地区”、“和谐世界”的构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这对化解“中国威胁论”和反华情绪的消极影响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在中西文明不同价值观的博弈中,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总是带着固有的傲慢与偏见看待中国问题,忽视了中国民族的尊严,西方媒体需要面对现实,言之有据,学会获得中国民众的信任。同时,在与西方国家和其他价值观的沟通中,中国民众也需要通过适当的交流方式消除与西方的隔阂,化解中西文明不同价值观的冲撞。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