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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庭的历史，就是一部近现代中国人的海外移民史。”面对客户的时候，李华学总喜欢讲自己家族的故事，虽然这很不符合西方文化公私分明、保护隐私的传统，但李华学告诉记者，“这能让客户们知道，他们现在处于一个多么好的时候。”
澳大利亚人李华学是上海一家移民公司的合伙人，能说一口地道的上海话。
“我父亲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自费留学并留在澳大利亚，也就是‘洋插队’，我妻子的祖辈是晚清时候作为劳工去美国修铁路的，侥幸没死，辗转去了加拿大。”
中国人的海外移民，无形中带动一个新产业的崛起。2009年，李华学和妻子陈梅重回中国，开始做移民中介。“如今移民的中国人，不再是劳工和‘洋插队’，而是投资者。他们想要的，也不再仅仅是一个海外的身份，而更看重赚钱的机会。”
辛酸的前辈
中国人移民海外，古已有之。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下南洋”，则是中国人海外移民的最高潮。
史载，鸦片战争之前，东南亚各国的华人约为150万人。而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直到1949年，移民人数飙升，仅1922年至1939年间，从厦门等港口出洋的移民就超过500万人。
当时移民海外的主要是华人劳工。
陈梅的祖辈也是此时离开福建的。“美国的工头也不拿中国人当人，每天都有劳工客死异乡。等到铁路修完，村里同去的十几个人只剩下3个。”在她很小的时候，长辈就告诉她这个辛酸的开始。“经过三四代人的拼搏，我们才融入了澳大利亚社会。不被歧视，教育、收入、社会地位和当地人一样。”
李华学父亲的移民，则是一个主动的行为。
1987年，李华学的父亲自费赴澳大利亚留学。“就带着一个手提箱，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1000多美元。前途未卜、背井离乡、举目无亲。”
李华学说，为了维持生计，父亲一天要打好几份工，根本没有时间读书，“但因为拿的是留学签证，学费还是得交。而找的工作都是最苦最累，薪水最少的，即便如此，找到工作就算不错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澳大利亚政府一次性给8万多名在澳中国人发放了移民许可。李华学的父亲成为澳大利亚人，如愿以偿。几年后，李华学父亲所在公司登陆A股市场，成了一家知名的上市公司，而在赴澳留学前，他已是这家公司的办公室副主任。
不是猛龙不过江，大多数的“洋插队”故事，都以辛酸和无奈收场。
当时，在华人移民中就很流行这样的调侃：“餐馆端盘子的多是硕士，开出租的起码是博士，找到公寓扫地的工作，那要博士后。找一份工作，起码要走破3双鞋。”
至今，李华学的父亲仍在当地开出租车为生。“对于我们回到中国，他们总是有很多感慨，没想到居然是这样的轮回。当年如果不出去，当个上市公司领导，比开出租不知强多少倍。”
“上世纪90年代来到澳大利亚的中国人，很少有人重新达到当时在国内的社会地位。”李华学说。
新移民的阔绰生活
在李华学看来，现在的中国移民，“是移民历史上地位最高，财力最雄厚的一波”。
徐舒婷是浙江人，2008年全家移民加拿大，并在温哥华的唐人街买下了3套公寓，延续了在国内的投资传统。
但到了加拿大，徐舒婷才发现真实的唐人街和电视上看到的并不一样。几年前，温哥华政府在这条街上收购了一些房屋，改造成廉租屋，提供给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和其他生活需要救济的人群，例如吸毒者，后来，这个区域附近的居民，能搬走的基本都搬走了。
有了前车之鉴，徐舒婷找了家华人开办的房产中介公司，想买一套别墅自住。“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西温，那里面向太平洋，背后是原始森林，一直是全加拿大最有钱人居住的地方，中介说去西温看房子的人，一般会被3件事震撼——海景、豪宅、价格。温哥华地区最好的学校几乎都在这里。”
另一个选择是北温。这里是经济版的西温，同样的背山面海，只不过面对的是一个海湾，但房价却便宜很多。
最终，徐舒婷还是住在了西温，豪宅的价格让同是华人的中介咋舌。“中介老王的年龄和我父亲差不多，清华大学毕业，他说如果知道改革开放造就了那么多赚钱的机会，他一定会留下来。”
唏嘘不已的老王，以为徐舒婷住在西温是看重那里的学校。“其实只是因为一句话：早些年，西温的房子是不允许卖给有色人种的。”徐舒婷告诉记者。
徐舒婷也没有在西温住多久。尽管拥有英语六级的证书，徐舒婷依然觉得很难融入当地人的圈子。
2010年，徐舒婷又搬到了列治文区。这个上世纪90年代刚刚发展起来的新区，虽然没有海景和参天古树，却有四处可见的华人。
公开资料显示，列治文目前有17万人左右，其中华人占了9万，温哥华300多家中餐馆中，1／3在列治文，超市里的中国商品甚至比中国还要丰富，银行、超市、商城也全都有中文服务。
在这里，徐舒婷结交了新的华裔朋友，并且参加了那里的“太太看房团”。“老公虽然移民加拿大，但实际上，除了换了个国籍外，没有任何变化。生意都还在中国，所以大部分时间也都在国内。”徐舒婷说，这样的状态在近几年移民加拿大的华裔中非常普遍，“很多都是老婆带孩子在国外，但国外生活节奏缓慢，不适应。于是就一起在加拿大炒房。”
在加拿大炒房赚不到什么钱，这让徐舒婷逐步丧失了兴趣。2011年春节，徐舒婷回到中国，“生活好像回归了正常状态”。
对她来说，除了高福利、好的医疗和教育，“移民好像并没有多少意义”。
中国移民=有钱
“新的移民总是频繁往来于中国和海外，以照料国内生意。而以前的移民，大多是几年也不回国一次，因为没钱。”李华学说，如今的中国移民，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形象。
这个形象的核心是“有钱”。
因为申请者太多，2010年，加拿大投资移民政策修改了8次，美国投资移民政策修改了2次，澳洲和新加坡各修改了1次。这些国家都是中国人移民热门国家，而政策修改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提高门槛。
目前，加拿大联邦政府投资移民要求申请人个人资产从原来的80万元加币(约520万元人民币)提高到160万加币(约1040万元人民币)，全额投资客由40万元加币，提高到80万元加币。
澳大利亚移民局的移民新政，要求投资申请人在中国经营的企业中的持股比例由10％提升至30％，申请人和配偶的总资产要求由25万澳元(约143万元人民币)提升至50万澳元(约287万元人民币)。
2011年1月1日起，新加坡投资移民金额从150万新币(约750万元人民币)提高到250万元新币(约1250万元人民币)，企业主所在企业的年营业额从2000万元新币(约1亿元人民币)提高到3000万元新币(约1.5亿元人民币)。
澳大利亚人李华学是上海一家移民公司的合伙人，能说一口地道的上海话。
“我父亲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自费留学并留在澳大利亚，也就是‘洋插队’，我妻子的祖辈是晚清时候作为劳工去美国修铁路的，侥幸没死，辗转去了加拿大。”
中国人的海外移民，无形中带动一个新产业的崛起。2009年，李华学和妻子陈梅重回中国，开始做移民中介。“如今移民的中国人，不再是劳工和‘洋插队’，而是投资者。他们想要的，也不再仅仅是一个海外的身份，而更看重赚钱的机会。”
辛酸的前辈
中国人移民海外，古已有之。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下南洋”，则是中国人海外移民的最高潮。
史载，鸦片战争之前，东南亚各国的华人约为150万人。而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直到1949年，移民人数飙升，仅1922年至1939年间，从厦门等港口出洋的移民就超过500万人。
当时移民海外的主要是华人劳工。
陈梅的祖辈也是此时离开福建的。“美国的工头也不拿中国人当人，每天都有劳工客死异乡。等到铁路修完，村里同去的十几个人只剩下3个。”在她很小的时候，长辈就告诉她这个辛酸的开始。“经过三四代人的拼搏，我们才融入了澳大利亚社会。不被歧视，教育、收入、社会地位和当地人一样。”
李华学父亲的移民，则是一个主动的行为。
1987年，李华学的父亲自费赴澳大利亚留学。“就带着一个手提箱，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1000多美元。前途未卜、背井离乡、举目无亲。”
李华学说，为了维持生计，父亲一天要打好几份工，根本没有时间读书，“但因为拿的是留学签证，学费还是得交。而找的工作都是最苦最累，薪水最少的，即便如此，找到工作就算不错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澳大利亚政府一次性给8万多名在澳中国人发放了移民许可。李华学的父亲成为澳大利亚人，如愿以偿。几年后，李华学父亲所在公司登陆A股市场，成了一家知名的上市公司，而在赴澳留学前，他已是这家公司的办公室副主任。
不是猛龙不过江，大多数的“洋插队”故事，都以辛酸和无奈收场。
当时，在华人移民中就很流行这样的调侃：“餐馆端盘子的多是硕士，开出租的起码是博士，找到公寓扫地的工作，那要博士后。找一份工作，起码要走破3双鞋。”
至今，李华学的父亲仍在当地开出租车为生。“对于我们回到中国，他们总是有很多感慨，没想到居然是这样的轮回。当年如果不出去，当个上市公司领导，比开出租不知强多少倍。”
“上世纪90年代来到澳大利亚的中国人，很少有人重新达到当时在国内的社会地位。”李华学说。
新移民的阔绰生活
在李华学看来，现在的中国移民，“是移民历史上地位最高，财力最雄厚的一波”。
徐舒婷是浙江人，2008年全家移民加拿大，并在温哥华的唐人街买下了3套公寓，延续了在国内的投资传统。
但到了加拿大，徐舒婷才发现真实的唐人街和电视上看到的并不一样。几年前，温哥华政府在这条街上收购了一些房屋，改造成廉租屋，提供给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和其他生活需要救济的人群，例如吸毒者，后来，这个区域附近的居民，能搬走的基本都搬走了。
有了前车之鉴，徐舒婷找了家华人开办的房产中介公司，想买一套别墅自住。“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西温，那里面向太平洋，背后是原始森林，一直是全加拿大最有钱人居住的地方，中介说去西温看房子的人，一般会被3件事震撼——海景、豪宅、价格。温哥华地区最好的学校几乎都在这里。”
另一个选择是北温。这里是经济版的西温，同样的背山面海，只不过面对的是一个海湾，但房价却便宜很多。
最终，徐舒婷还是住在了西温，豪宅的价格让同是华人的中介咋舌。“中介老王的年龄和我父亲差不多，清华大学毕业，他说如果知道改革开放造就了那么多赚钱的机会，他一定会留下来。”
唏嘘不已的老王，以为徐舒婷住在西温是看重那里的学校。“其实只是因为一句话：早些年，西温的房子是不允许卖给有色人种的。”徐舒婷告诉记者。
徐舒婷也没有在西温住多久。尽管拥有英语六级的证书，徐舒婷依然觉得很难融入当地人的圈子。
2010年，徐舒婷又搬到了列治文区。这个上世纪90年代刚刚发展起来的新区，虽然没有海景和参天古树，却有四处可见的华人。
公开资料显示，列治文目前有17万人左右，其中华人占了9万，温哥华300多家中餐馆中，1／3在列治文，超市里的中国商品甚至比中国还要丰富，银行、超市、商城也全都有中文服务。
在这里，徐舒婷结交了新的华裔朋友，并且参加了那里的“太太看房团”。“老公虽然移民加拿大，但实际上，除了换了个国籍外，没有任何变化。生意都还在中国，所以大部分时间也都在国内。”徐舒婷说，这样的状态在近几年移民加拿大的华裔中非常普遍，“很多都是老婆带孩子在国外，但国外生活节奏缓慢，不适应。于是就一起在加拿大炒房。”
在加拿大炒房赚不到什么钱，这让徐舒婷逐步丧失了兴趣。2011年春节，徐舒婷回到中国，“生活好像回归了正常状态”。
对她来说，除了高福利、好的医疗和教育，“移民好像并没有多少意义”。
中国移民=有钱
“新的移民总是频繁往来于中国和海外，以照料国内生意。而以前的移民，大多是几年也不回国一次，因为没钱。”李华学说，如今的中国移民，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形象。
这个形象的核心是“有钱”。
因为申请者太多，2010年，加拿大投资移民政策修改了8次，美国投资移民政策修改了2次，澳洲和新加坡各修改了1次。这些国家都是中国人移民热门国家，而政策修改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提高门槛。
目前，加拿大联邦政府投资移民要求申请人个人资产从原来的80万元加币(约520万元人民币)提高到160万加币(约1040万元人民币)，全额投资客由40万元加币，提高到80万元加币。
澳大利亚移民局的移民新政，要求投资申请人在中国经营的企业中的持股比例由10％提升至30％，申请人和配偶的总资产要求由25万澳元(约143万元人民币)提升至50万澳元(约287万元人民币)。
2011年1月1日起，新加坡投资移民金额从150万新币(约750万元人民币)提高到250万元新币(约1250万元人民币)，企业主所在企业的年营业额从2000万元新币(约1亿元人民币)提高到3000万元新币(约1.5亿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