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战役纪念馆，是在2005年经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后开始筹建的，地点位于合肥市滨湖新区，占地规模约300亩。该馆的文物征集工作从2007年10月底正式展开。自征集工作开展以来，笔者亲历了很多感人而又值得纪念的故事，在此攫取几则，奉献给广大读者。
　　
　　一本见证“火线爱情”的小辞典
　　
　　这是一本小巧的四用四角号码学生辞典，只有8×5厘米大小、3厘米左右厚度，非常便于随身携带、随时使用。它是参加过渡江战役的姜清、胡曦夫妇的心爱之物。胡曦在战斗部队工作时常常给部队“火线报”写稿，报社编辑就把这本辞典作为奖品奖给了胡曦。当时，作战环境十分艰苦，但胡曦从不放松学习，即使在经常变换作战地点且必须丢弃一切多余物品轻装上阵的情况下，也没舍得把它丢弃，并经常利用战斗间隙，抓紧点滴时间学习，提高政治文化水平。从此，小辞典就成为他学习的必要工具。
　　1946年，苏中七战七捷战役中，胡曦负伤后，转到姜清所在医院救治。姜清经常为胡曦换药，就这样两人相识了。出院时，胡曦把这本小辞典送给姜清作为纪念。可是不久，胡曦旧伤复发，又到医院进行手术治疗，两人又见面了，并经常在一起讨论学习，小辞典就成了常用之物。伤好后，胡曦由于没找到原部队，就于渡江前夕到了当时已整编为第三野战军的第一野战医院当指导员，姜清就在他的下属单位当医生。从此，两人由相识到相知。渡江时，他们都是从扬州方向过江的。到南京后，他们就确定了恋爱关系，不久结成了终身伴侣。所以，这本小辞典对他俩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既珍贵又实用，并见证了这对夫妻由相识、相知到相爱的全过程，也是对渡江战役这个伟大历史事件的一个小小见证。
　　
　　电影《渡江侦察记》中“吴老贵”的大刀
　　
　　这把大刀长约75厘米、宽4-7厘米、刀背最厚处约4毫米，重约2公斤，至今刀刃上还留有3个缺口。虽然已经过60多年沧桑岁月，这把刀依然被保养得很好。据捐赠人周万森介绍，这是电影《渡江侦察记》中“吴老贵”的原形之一何贵使用过的大刀。
　　何贵，原是安庆地区中共秘密组织的一名交通员，身材高大强壮。渡江战役前夕，党组织指示他，为配合大军过江进行渡江侦察。于是，他经常伪装成卖窑货的生意人，在太湖到望江长江岸沿线一带来回叫卖。但细心的人都会觉得这个“货郎”很奇怪，一担窑货总是挑来挑去，也不见卖；有时只见他还用独轮车推着两爿石磨在乡间的小道上走来走去，也不见做多少买卖。解放后大家才知道他原来是秘密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何贵在安徽太湖县担任人大主任职务，几年前才去世。
　　至于这把大刀为何在周万森处，周万森向笔者介绍道，1988年秋天，他和战友张晓海（同是大刀见证人，并和何贵也是战友）一道因公出差路过太湖县，有幸遇见何贵。何贵拿出这把大刀给他们看，并说：这把刀是当年大军过江前在太湖县城请铁匠打的，非常好用，作战时随身带着。你们看，上面还有我和敌人搏斗留下的几道缺口呢。我想请你们带回去帮我镀下铬，就不生锈了，我也好留作纪念，并用它锻炼锻炼身体。周万森欣喜地答应了这个要求。回到合肥后不久，因周万森所在工厂停产（军工下马）了，也就无法帮何贵完成这个心愿。一年多以后，何贵带来口信说：已在体育器材商店买到一把大刀，一个样式的，也不怕生锈，我的旧刀你就不要还了，送给你做个纪念吧。就这样，周万森把它当作宝贝一样一直收藏至今。周万森随所在工厂从山区迁来合肥后，已多次搬家，但他一直把这把刀保存在身边，至今已快20年了。前几天，他在《合肥晚报》上看到刊登的渡江战役文物征集启事，就想把这把大刀捐给渡江战役纪念馆。他说，这才是它的最好归宿，也好让它永久保存，为后人留个永久的纪念。
　　
　　江南人民第一次见到的“人民币”
　　
　　这张拾圆“人民币”，有12×6厘米大小，是民国38年，也就是1949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据现住南京军区联勤部第三干休所的捐赠人刘新源老人介绍，当时在江北解放区用的钱币有好多种，有国统区发行的，有解放区发行的。而共产党发行的币种也不一样。比如说：有大江银行发行的“大江币”、华中银行发行的“华中币”、中州农民银行发行的“农民币”等等。像“人民币”就是当时解放区中央银行发行的，但对当时的江南人民来说，“人民币”十分陌生，从未见过。
　　


　　当时，上级要求过江后，所有部队都要统一使用“人民币”，不准再使用其他钱币，不管是国统区发行的，还是解放区发行的，一律不得使用，也不准带过江。当年刘新源随部队过江后，在追击国民党军的途中，路过一个小镇，他拿“人民币”买香烟，当地老百姓因第一次见到，也不知道它的价值，不知道一包烟能值多少“人民币”，就说你们看着给吧！刘新源说那就一块钱买3包吧，群众说行。因为群众对解放军很拥护，很相信解放军，也不和他们讨价。其实，刘新源自己也不知道一包烟值多少钱，也就随口一说，他们就同意了。
　　
　　“渡江第一船”提前18分钟的真实原因
　　
　　关于“渡江第一船”，笔者采访了原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现年85岁高龄的宋孔广老人，他说对“渡江第一船”这个荣誉，解放后有很多部队在争，其实就每支部队来说，都有自己的“渡江第一船”，各军有渡江突击营、各师有渡江突击连、各团有渡江突击队等称呼，肯定都有第一个到达江南的。但就整个渡江战役来说，真正的“渡江第一船”应该是我们团的（二十七军七十九师二三五团）一营三连五班这条船，登陆地点是在今天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县的夏家湖。因我们军是整个渡江战役中第一个到达长江南岸的，别的部队都比我们到达的时间晚，所以其他的“渡江第一船”，都是相对本部队自己的渡江时间先后来说的。当时，我是二三五团三连的副指导员，就在五班这条船上指挥。”
　　宋孔广说：对于“渡江第一船”提前十几分钟的说法，现在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说是风刮的、有说是传错命令的、有说是自己抢跑的，其实都不是，真正原因是由于判断误会造成的。按照作战计划，各部队都要在4月20日晚20时30分发起冲击，当时部队有规定，不能大声传达命令、不能吹冲锋号、不能用信号弹、不能有响声，只能靠动作指挥，后面的船要看排头船动才能出发。当晚，我们和船工一起喝了渡江“齐心酒”后，就将船翻坝入江，各部队都进入了冲锋出发阵地，等待命令开船。当时，我们问船工多长时间可以过江，他们说一般一支烟工夫就到了，但实际上没有。20时15分，我们连十几条船都翻完坝，排在江面上。我所在的船是第一个翻坝的，排在第一位，正在调头时，其他船一看我们排头船动，以为攻击开始了，也跟着动了起来，见此情形，我所在船就顿时冲了出去，冲出去100多米后，就听到岸上我们营长董万华在喊：回来！回来！听到喊声，我一看情况不对，但退回去是不可能了，全连的船都出发了，即使我们往回退，其他船也不会退的。我就对战士们说，同志们，拼了，咱们死也要死到江南去。当时，为了加速，我们所有的船都进行了改装，原来2个桨的增加到4个，大点的船加得更多。我们的船划到离对岸100多米时，被国民党军发现了。他们用轻重机枪对我们进行疯狂扫射，我和战友们一边用脸盆、铁锹划水加快船速，一边躲避子弹。我们船率先抵达南岸后，船工们迅速跳入江中，用身体抵住船只帮助我们上岸，我们很快就打退了国民党守军，占领了南岸滩头阵地，顺利突破了长江天险。由于我们船提前了十几分钟出发，违反了纪律，当时不仅没受到表扬，反而还在各部队引起了很大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