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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凯，装甲兵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军较早从事数字化部队论证、试验与建设的资深专家。在数字化部队装备建设与作战运用、装备需求论证与作战试验等领域具有很深的造诣。出版了《数字化部队》、《机械化战争的“圣经”》、《坦克制胜论先驱富勒》、《武器装备军事需求论证》、《武器装备作战试验》等10余部专著。
曾任全军装备采购管理专家咨询组成员，全军装备理论专家组成员，全军装备指挥专家组成员，全军构建军民一体化装备保障体系专家咨询组成员，全军通用电子信息装备“两成两力”专家组成员。
本刊记者王瑾就数字化部队的方方面面专门采访了王凯教授。
记者：王教授好，感谢您接受本刊采访。请问美国陆军为什么要开展数字化部队建设？
王：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数字化部队建设研究和实践的国家。在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投入了大量的信息系统和设备，超过了美军在近40年内投入欧洲同类设备的总量。多国部队在信息优势的保障下，以较小的代价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这场战争使美军深刻认识到“信息是战斗力的倍增器”，“信息优势将成为21世纪战争的主宰”。为此，战后美军迅速提出了数字化部队的概念，并率先拉开了数字化部队建设的帷幕。
实际上，美军在海湾战争前已建立起了全球指挥控制系统，陆军战术指挥控制系统也初具雏形，其重要组成部分——“机动控制系统”在战争中得到广泛运用。就指挥控制系统而言，数字化部队建设的核心是建设“旅及旅以下指挥控制系统”，也就是FBCB2。近年来，美军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不断推动数字化部队的建设，不但确立了比较完善的数字化部队建设理论体系，而且进行了不同级别的数字化部队实际建设试验和各种作战演练，包括多次数字化部队与非数字化部队的实兵对抗演习。进人21世纪后，美军的数字化部队建设出现了一个飞跃，呈现出与20世纪90年代不同的局面。这个飞跃就是美军的数字化部队建设已经完全被纳入到美军的联合作战和陆军转型的整体框架之中，从军队装备技术和作战方法的变革进入到美军基本作战理论和基本体制的变革。可以说，美军数字化部队建设既是美军新军事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美国在新世纪里建立“不可挑战”的军事优势和确立“美国世纪”全面霸权的重要基石。
记者：美军现在似乎不怎么提数字化部队了，它是否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王：20世纪90年代初，美军在总结海湾战争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了名为“21世纪部队”的现代化计划，目的是重新设计陆军，即“用信息时代的方法创建信息时代的部队”，并将数字化作为建设“21世纪部队”的主要内容，数字化部队也因此成为“21世纪部队”的代名词。美军在2000年将第4机步师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数字化部队。2003年，数字化的第4机步师亮相伊拉克战场，接受了实战检验。2004年，从伊拉克返回的第4机步师启动了模块化改制，标志着数字化部队建设迈上一个新台阶。
美数字化部队建设的过程，也是美陆军转型的过程，是美陆军转型的具体体现。在近期，美陆军转型的重点是组建和装备“模块化旅战斗队”，对传统部队进行数字化改造，同时搞好未来部队的设计。在中远期，加强未来部队的建设，同时寻求下一代的“跳跃性”能力。美陆军计划于2030年最终完成转型任务，其战略目标是将美国陆军建设成为一支在未来非线式战场上遂行超视距精确火力打击、小型化、分散部署和高度网络化的地面部队。可以说，美陆军始终都在进行部队转型建设，并没有停止数字化部队的发展脚步。事实上，世界各军事强国都努力推进陆军数字化部队的建设，尽管规模程度、技术途径、方式方法和具体称谓不尽相同，但目标都是通过数字化部队的建设来重塑陆军，迎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事革命的挑战。
记者：数字化部队的整体战斗力一定胜出传统机械化部队吗？
王：根据美军数字化机步师试验结果，美军数字化师作战能力相当于一个非数字化军，其控制地域为24000平方千米，是现行师的3倍。按照美陆军“数字化办公室”的结论，“师战斗平台数量减少了25%，战斗空间范围扩大了2倍，战斗时间减少了一半，歼灭敌人数量增加了1倍。”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表面上看只有第4机步师是数字化部队，美军紧急调运了8000套“旅及旅以下指挥控制系统（FBCB2）”，对包括英军在内的一线作战部队主要作战平台进行了数字化改装，这实际上相当于用不同方法完成了程度不同的数字化部队建设。战争实践表明，数字化装备齐全配套，运用得当的部队战斗力更为强大，作战效果也更加突出。
当然，部队的战斗力还涉及到作战条令、部队训练、军官素质、士兵能力以及编制体制等多方面因素，如果没有与数字化部队装备相适应、相匹配的条令、人员、训练和编制等，就无法充分发挥数字化部队的整体战斗力。就像美陆军在首次数字化旅实验后的结论中所称“最重要的经验是：士兵是数字化部队的核心，数字化的前途依赖于士兵们的创造能力”，所以说，部队战斗力的强弱不仅体现在装备上，还体现在人的能力素质上。
记者：那么，美国陆军转型的根本动因是什么？
王：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陆军就开始着手进行转型改革。1992年，美国提出了“军事技术革命”，1993年改为“美国军事革命”。克林顿政府后期，美国以“军事转型”取代了原来“军事革命”的提法。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全面展开并加速推进了“军事转型”，并在2001年9月30日《四年一度防务评估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军事转型的定义。
分析美国陆军转型的根本动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面临的主要威胁发生了重大变化。21世纪正在出现的安全挑战和在全谱军事行动中做出快速决定性反应的必要性，要求美陆军必须转型。冷战结束后，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陆军意识到其面临的主要威胁发生了重大变化。地缘政治趋势及其所带来的问题预示着未来的作战环境将充满着难以发现的分散的威胁。潜在的威胁环境，9·11事件以及美国随后开始的对恐怖主义的长期战争无疑表明全面的防务转型，特别是陆军转型迫在眉捷。 二是军事战略出现新的调整变化。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建立在大国力量相对均衡、“相互确保有效摧毁”及大规模报复的基石之上。冷战的终结使得这种基础动摇，大国力量相对均衡的状况被打破，美国综合国力和军事能力遥遥领先，其它国家无法对美国形成有效威胁。为了确保美国追求的绝对优势和绝对安全，美国新的军事战略更多的是着眼于改变自身能力，通过军事转型以综合运用理论、能力、人员和组织的新方式，充分利用优势、保护美国的非对称薄弱环节，巩固美军的优势地位。
三是执行的任务日趋复杂多样。从近期实践看，美国陆军所执行的任务越来越复杂多样。除常规战争之外，陆军还必须能够实施许多战争以外的军事行动。正如1999年《陆军构想》所指出的那样：“可能的军事行动频谱要求地面部队在联合、合成和多国部队中执行多种任务，包括人道主义救援、灾难救助、维持和平和制造和平以及大规模战区战争，包括可能使用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冲突。”在执行上述任务时，以重型部队为主体的美陆军部队显得过于庞大和笨重，不便于在分散部署的情况下执行多种任务。虽然轻型部队易于部署，但数量有限。而且，轻型部队不具备重装部队所拥有的强大突击力和可持续作战能力，因而在可能发生的中等强度地区冲突中难以胜任。
记者：伊拉克战争后美陆军数字化部队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数字化改制后的第4机步师号称“世界上装备最先进、作战能力最强的机械化步兵师”，但该师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的表现却差强人意，暴露出编制较为臃肿，重型装备缺乏战略机动性，不便于快速部署等问题。为此，美陆军在深化转型建设的同时，展开了新一轮的论证与改革，进行了陆军的模块化再设计。与数字化改制相比，模块化改制后的第4机步师在指挥控制、侦察情报、空中作战、机动作战、战斗支援和勤务保障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一是指挥控制能力显著提高。一方面，由于装备了陆军作战指挥系统新版软件，全师各指控分系统互联互通能力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师司令部的人员配置充足，有独立的参谋部和通信保障单位，不再需要从下属单位临时抽调人员或依赖下属单位提供保障。根据联合作战、跨部门和多国联军作战的需要，师司令部还设联络军官组，可履行联合司令部的职能。
二是进一步增强了侦察力量。第4机步师最初仅在师一级编配1个侦察营，完成数字化改革后又为3个机动作战旅各编配1个侦察连，而在模块化改制后，虽然撤销了师级侦察营，但为4个旅战斗队各编配1个侦察营，这使其侦察营的数量增加到了4个。
三是扩编了空中作战力量。在航空旅内增加了1个空中突击营、1个武装直升机营和1个航空支援营，直升机的数量从原来的50架增加到110架，其中“阿帕奇”直升机48架，“黑鹰”直升机38架，“支奴干”直升机12架，医疗后送直升机12架。这充分体现了美陆军对空中打击能力的重视，展现了美陆军空地一体协同作战的鲜明特点。
四是增强了机动作战力量。新增了一个作战旅（第4旅战斗队，约3700人），同时，全师装备了性能更为先进的M1A2 SEP“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232辆，M2/M3“布雷德利”战车476辆。
五是加强了战斗支援力量。师炮兵改为火力旅，下辖2个18门制的M2701AI式多管火箭炮营，旅部连和各个火箭/导弹连各配有3架“大乌鸦”小型无人机和1个地面控制站。目标侦察连装备4部AN/TPQ-37炮位侦察雷达、2部轻型反迫击炮雷达和远程多功能无人机及地面控制站。同时，每个旅战斗队增编了1个榴炮营、1个侦察营、1个特种作战营和1个勤务支援营。
六是重组了勤务保障力量。一方面，对原师支援司令部进行模块化改编，使其成为可遂行多种战斗勤务保障任务的支援旅，可根据机动旅战斗队和其他配属到机步师的旅级部队的需求编成，也可分散配属到这些单位。另一方面，将各机动作战营中的保障分队集中到旅的前方支援营，进一步增强了旅战斗队的自我保障能力，使旅战斗队能够在没有外部支援的条件下持续作战3至7天。
记者：提起美国大兵，伴随他们的一定有“斯崔克”装甲车，请您谈谈“斯崔克”旅。
王：根据美军的转型计划，“未来战斗系统”将在2030年左右完全形成战斗力，在此之前，为了弥补现有轻、重型部队作战能力的不足，使陆军拥有能在全球范围快速实施战略机动并能连续72小时独立作战的中型部队，美陆军打造了“斯崔克”中型旅。第4机步师的数字化建设是在机械化部队的基础上增加了网络和指挥控制系统，与之相比“斯崔克”旅则是根据网络中心战理念全新设计，以更好地发挥数字化系统的作用。“斯崔克”旅充分利用先进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与侦察技术，可在更为广阔分散的作战地域同时进行进攻、防御作战以及维持稳定和支援行动。地面部队的作战方法也随之发生变化。在装备信息化方面，“斯崔克”旅的作战分队普遍装备与数字化重型师同等水平的侦察、通信和指挥系统，有75%以上的车辆配备网络化作战指挥系统，并且在旅和营级指挥与控制中心使用了宽带卫星通信系统。从第1个“斯崔克”旅在2003年建成并投入到伊拉克战场接受实战，到2009年共7个“斯崔克”旅组建完毕。
记者：美军数字化部队建设中还存在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王：美陆军以重型机械化师作为数字化建设的先锋，把改革部队结构与技术创新相结合，改造后的现役部队拥有战场信息优势和更强的作战能力，能够实施快速决定性作战。然而，美军数字化部队建设和使用中也暴露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是战术通信网络环境适应性较差。由于美军数字化部队战术通信网络是在静态及可视范围内建设的，这导致数字化部队在高速度、快节奏的非线式作战过程中，战术通信网络极易受到复杂地形和电磁的干扰，难以可靠地保持“动中通”。
二是难以与非数字化部队进行协同。由于信息能力的不匹配，非数字化部队难以和数字化部队进行作战协同，并需要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才能避免误伤。从实验与实战情况来看，数字化与非数字化的技术差所带来的能力差是难以弥合的，数字化部队作战效能的发挥受到非数字化部队的严重制约。 三是旅及旅以下信息系统仍过于复杂。尽管美陆军使用旅及旅以下作战指挥系统部分取代了系统集成过于复杂的陆军作战指挥系统，但由于技术的限制，“如何将应有的信息能力集成到尽可能简单的指挥信息系统内，解除其信息处理的负担”这个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旅及旅以下指挥机构在使用信息系统时，仍需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处理和分析信息。
四是数字化士兵技术难题较为突出。目前，美陆军平台级的各类数字化装备发展迅速，而单兵级数字化装备，如“陆地勇士系统”在技术山仍有待完善。数字化部队的士兵和指挥官在下车作战或离开平台支撑时，难以保持可靠的通信和实时的指挥。
记者：美陆军以数字化部队建设为代表的信息化建设有哪些经验和启示？
王：以数字化部队建设为代表的美陆军信息化建设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摸索和积累了大量经验。分析和研究数字化部队建设所反映出来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对于我们加深认识和理解新军事革命下的军队建设与发展，搞好我军的数字化部队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
一是以战略规划为基本指针，推动有序发展。
首先，制定近期和中远期发展规划。如美军各财政年度的《国防报告》和《四年一度防务评估报告》，对于近期的国际安全环境和美军面临的挑战与机遇都进行了分析，以加强信息化军队建设的针对性、主动性和自觉性。与此同时，美陆军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制定了《2010年联合构想》和《2020年联合构想》，通过这种中长期的规划，把信息化军队建设不断推向未来。
其次，明确信息化军队建设的任务和关键作战能力。美军针对陆军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主要任务，确定了美军在信息化军队建设中要重点提升三种关键作战能力，即有效地实施信息攻击和保护己方信息系统安全的能力；持续地实施侦察、监视和快速交战，使敌人无处躲藏的能力；信息共享和指挥控制能力。
再次，确定信息化军队建设的目标和重点领域。美陆军强调，要通过军队的信息化建设，将工业时代的机械化部队改造成信息时代的信息化军队，最终实现军队的信息化转型。美军在信息化军队建设上明确提出向信息化转型的目标，提出了要在加强联合作战、利用情报优势、进行概念开发和理论创新、加强实验与发展转型能力等四个重点领域拓展。
二是以作战实验为中心环节，实行滚动发展。美军认为，信息化军队的作战能力的确证工作应通过一系列连续有效的实验评估工作来实施。对于信息化军队信息系统的研制和使用，美军也强调通过综合实验室实验、战斗实验室作战实验、高级作战实验、技术试验以及作战使用试验等方法进行实验研究，以充分检验其的技术参数是否满足部队需求，评估整个系统性能是否符合需求。持续近20年的美陆军信息化建设主要采取滚动实施的办法。数字化实验部队的作战实验和演习中所积累的数据将应用于修正评估模型，验证部队作战效能改进情况并分析各种影响因素，指导开展新的实验和演习。1994年进行的“沙漠铁锤”演习成为1995年进行的两个“高级作战实验”，即“集中派遣”和“勇士聚焦”演习的基础。1995年的实验，则为1997年实验提供基础。以此类推，每次实验都是一个反复进行的过程，一旦完成高级作战实验的分析，就将以此建立起一个滚动式基础，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展开分析、比较、研究。这种每一次实验都在以前实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滚动实施方法，不仅对部队作战效能和装备的系统性能指标有更清楚的了解，而且，也可以减少盲目性，避免投资和决策上的重大失误。
三是以系统集成为重要方法，强化整体发展。美陆军强调，建设信息化军队，既要对构成部队的四大要素——军事理论、武器装备、编制结构、教育训练进行集成，也要对每一要素的各个分要素进行集成；既要对军队的有形要素进行集成，也要对军队的无形要素进行集成。在作战力量建设上，强调同时加强侦察情报、指挥控制、战场机动、火力打击、支援保障等作战职能领域，并使之实现无缝隙链接：在战场准备上，要求建设数字化战场，实现武器装备信息化，指挥、控制、通信与情报一体化，作战系统网络化，建成各作战单元高度协调、整体作战能力极强的部队：在武器装备建设上，积极推行“横向技术一体化”，从横向上对现有武器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或改进，使其具备通用性、联动性，加速从传感器到射手之间、各武器系统之间、各作战单元之间的信息流动，大幅度地提高所有武器装备和作战系统的整体效能。
四是以民技军用为有效途径，实现效益发展。美陆军在信息化建设进程中，十分强调充分利用民用高技术特别是先进的信息技术，加快信息化武器装备体系的发展步伐。一方面，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具有的军民两用性，直接引进和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据美国军事专家估计，美军发展数字化武器装备所需要的信息技术，只有20%-30%来自军方，70%-80%都来自民用。另一方面，直接购买符合需求的民用信息技术产品，降低投资风险，缩短数字化化装备列装时间。美军在数字化部队建设中，仅花了1300美元就从市场上买到一个重量仅1.4千克的全球定位系统接收机；如果按军用标准和规范定做，可能需18个月，重量达7.7千克，单件成本达3400美元。
记者：请您谈谈我军数字化部队建设如何发展？
王：与美军相比，我国经费有限，科技实力相对薄弱，在此情况下，我军陆军数字化部队建设应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走出具有我军特色的数字化部队建设之路。具体说来，应集中力量从三个方面逐步推进我军数字化部队建设。一是紧紧围绕直接制约部队整体作战效能发挥的信息获取与处理、指挥控制、协同支援的主要问题。通过在数字通信技术、传感技术、车辆总线技术、信息融合与分发技术等方面取得实用性进展，重点解决现有武器装备缺乏信息作战能力，战术级指挥控制系统薄弱的问题。二是在武器装备建设上重点发展侦察监视平台、指挥平台和武器平台。通过“附加”和“嵌入”数字化信息技术设备，包括无线数据通信系统、计算机战术终端及软件系统、定位寻航系统、目标识别与匹配系统等，重点解决传统平台缺少获取信息的手段以及信息流通不畅、难以共享的问题。三是重视仿真实验室建设。利用先进的仿真实验手段，检验各种嵌入和附加设备的性能，重点验证采用数字化技术及改变部队编制编成、组织指挥方式、支援保障方法后的部队作战效能。
曾任全军装备采购管理专家咨询组成员，全军装备理论专家组成员，全军装备指挥专家组成员，全军构建军民一体化装备保障体系专家咨询组成员，全军通用电子信息装备“两成两力”专家组成员。
本刊记者王瑾就数字化部队的方方面面专门采访了王凯教授。
记者：王教授好，感谢您接受本刊采访。请问美国陆军为什么要开展数字化部队建设？
王：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数字化部队建设研究和实践的国家。在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投入了大量的信息系统和设备，超过了美军在近40年内投入欧洲同类设备的总量。多国部队在信息优势的保障下，以较小的代价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这场战争使美军深刻认识到“信息是战斗力的倍增器”，“信息优势将成为21世纪战争的主宰”。为此，战后美军迅速提出了数字化部队的概念，并率先拉开了数字化部队建设的帷幕。
实际上，美军在海湾战争前已建立起了全球指挥控制系统，陆军战术指挥控制系统也初具雏形，其重要组成部分——“机动控制系统”在战争中得到广泛运用。就指挥控制系统而言，数字化部队建设的核心是建设“旅及旅以下指挥控制系统”，也就是FBCB2。近年来，美军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不断推动数字化部队的建设，不但确立了比较完善的数字化部队建设理论体系，而且进行了不同级别的数字化部队实际建设试验和各种作战演练，包括多次数字化部队与非数字化部队的实兵对抗演习。进人21世纪后，美军的数字化部队建设出现了一个飞跃，呈现出与20世纪90年代不同的局面。这个飞跃就是美军的数字化部队建设已经完全被纳入到美军的联合作战和陆军转型的整体框架之中，从军队装备技术和作战方法的变革进入到美军基本作战理论和基本体制的变革。可以说，美军数字化部队建设既是美军新军事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美国在新世纪里建立“不可挑战”的军事优势和确立“美国世纪”全面霸权的重要基石。
记者：美军现在似乎不怎么提数字化部队了，它是否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王：20世纪90年代初，美军在总结海湾战争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了名为“21世纪部队”的现代化计划，目的是重新设计陆军，即“用信息时代的方法创建信息时代的部队”，并将数字化作为建设“21世纪部队”的主要内容，数字化部队也因此成为“21世纪部队”的代名词。美军在2000年将第4机步师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数字化部队。2003年，数字化的第4机步师亮相伊拉克战场，接受了实战检验。2004年，从伊拉克返回的第4机步师启动了模块化改制，标志着数字化部队建设迈上一个新台阶。
美数字化部队建设的过程，也是美陆军转型的过程，是美陆军转型的具体体现。在近期，美陆军转型的重点是组建和装备“模块化旅战斗队”，对传统部队进行数字化改造，同时搞好未来部队的设计。在中远期，加强未来部队的建设，同时寻求下一代的“跳跃性”能力。美陆军计划于2030年最终完成转型任务，其战略目标是将美国陆军建设成为一支在未来非线式战场上遂行超视距精确火力打击、小型化、分散部署和高度网络化的地面部队。可以说，美陆军始终都在进行部队转型建设，并没有停止数字化部队的发展脚步。事实上，世界各军事强国都努力推进陆军数字化部队的建设，尽管规模程度、技术途径、方式方法和具体称谓不尽相同，但目标都是通过数字化部队的建设来重塑陆军，迎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事革命的挑战。
记者：数字化部队的整体战斗力一定胜出传统机械化部队吗？
王：根据美军数字化机步师试验结果，美军数字化师作战能力相当于一个非数字化军，其控制地域为24000平方千米，是现行师的3倍。按照美陆军“数字化办公室”的结论，“师战斗平台数量减少了25%，战斗空间范围扩大了2倍，战斗时间减少了一半，歼灭敌人数量增加了1倍。”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表面上看只有第4机步师是数字化部队，美军紧急调运了8000套“旅及旅以下指挥控制系统（FBCB2）”，对包括英军在内的一线作战部队主要作战平台进行了数字化改装，这实际上相当于用不同方法完成了程度不同的数字化部队建设。战争实践表明，数字化装备齐全配套，运用得当的部队战斗力更为强大，作战效果也更加突出。
当然，部队的战斗力还涉及到作战条令、部队训练、军官素质、士兵能力以及编制体制等多方面因素，如果没有与数字化部队装备相适应、相匹配的条令、人员、训练和编制等，就无法充分发挥数字化部队的整体战斗力。就像美陆军在首次数字化旅实验后的结论中所称“最重要的经验是：士兵是数字化部队的核心，数字化的前途依赖于士兵们的创造能力”，所以说，部队战斗力的强弱不仅体现在装备上，还体现在人的能力素质上。
记者：那么，美国陆军转型的根本动因是什么？
王：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陆军就开始着手进行转型改革。1992年，美国提出了“军事技术革命”，1993年改为“美国军事革命”。克林顿政府后期，美国以“军事转型”取代了原来“军事革命”的提法。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全面展开并加速推进了“军事转型”，并在2001年9月30日《四年一度防务评估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军事转型的定义。
分析美国陆军转型的根本动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面临的主要威胁发生了重大变化。21世纪正在出现的安全挑战和在全谱军事行动中做出快速决定性反应的必要性，要求美陆军必须转型。冷战结束后，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陆军意识到其面临的主要威胁发生了重大变化。地缘政治趋势及其所带来的问题预示着未来的作战环境将充满着难以发现的分散的威胁。潜在的威胁环境，9·11事件以及美国随后开始的对恐怖主义的长期战争无疑表明全面的防务转型，特别是陆军转型迫在眉捷。 二是军事战略出现新的调整变化。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建立在大国力量相对均衡、“相互确保有效摧毁”及大规模报复的基石之上。冷战的终结使得这种基础动摇，大国力量相对均衡的状况被打破，美国综合国力和军事能力遥遥领先，其它国家无法对美国形成有效威胁。为了确保美国追求的绝对优势和绝对安全，美国新的军事战略更多的是着眼于改变自身能力，通过军事转型以综合运用理论、能力、人员和组织的新方式，充分利用优势、保护美国的非对称薄弱环节，巩固美军的优势地位。
三是执行的任务日趋复杂多样。从近期实践看，美国陆军所执行的任务越来越复杂多样。除常规战争之外，陆军还必须能够实施许多战争以外的军事行动。正如1999年《陆军构想》所指出的那样：“可能的军事行动频谱要求地面部队在联合、合成和多国部队中执行多种任务，包括人道主义救援、灾难救助、维持和平和制造和平以及大规模战区战争，包括可能使用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冲突。”在执行上述任务时，以重型部队为主体的美陆军部队显得过于庞大和笨重，不便于在分散部署的情况下执行多种任务。虽然轻型部队易于部署，但数量有限。而且，轻型部队不具备重装部队所拥有的强大突击力和可持续作战能力，因而在可能发生的中等强度地区冲突中难以胜任。
记者：伊拉克战争后美陆军数字化部队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数字化改制后的第4机步师号称“世界上装备最先进、作战能力最强的机械化步兵师”，但该师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的表现却差强人意，暴露出编制较为臃肿，重型装备缺乏战略机动性，不便于快速部署等问题。为此，美陆军在深化转型建设的同时，展开了新一轮的论证与改革，进行了陆军的模块化再设计。与数字化改制相比，模块化改制后的第4机步师在指挥控制、侦察情报、空中作战、机动作战、战斗支援和勤务保障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一是指挥控制能力显著提高。一方面，由于装备了陆军作战指挥系统新版软件，全师各指控分系统互联互通能力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师司令部的人员配置充足，有独立的参谋部和通信保障单位，不再需要从下属单位临时抽调人员或依赖下属单位提供保障。根据联合作战、跨部门和多国联军作战的需要，师司令部还设联络军官组，可履行联合司令部的职能。
二是进一步增强了侦察力量。第4机步师最初仅在师一级编配1个侦察营，完成数字化改革后又为3个机动作战旅各编配1个侦察连，而在模块化改制后，虽然撤销了师级侦察营，但为4个旅战斗队各编配1个侦察营，这使其侦察营的数量增加到了4个。
三是扩编了空中作战力量。在航空旅内增加了1个空中突击营、1个武装直升机营和1个航空支援营，直升机的数量从原来的50架增加到110架，其中“阿帕奇”直升机48架，“黑鹰”直升机38架，“支奴干”直升机12架，医疗后送直升机12架。这充分体现了美陆军对空中打击能力的重视，展现了美陆军空地一体协同作战的鲜明特点。
四是增强了机动作战力量。新增了一个作战旅（第4旅战斗队，约3700人），同时，全师装备了性能更为先进的M1A2 SEP“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232辆，M2/M3“布雷德利”战车476辆。
五是加强了战斗支援力量。师炮兵改为火力旅，下辖2个18门制的M2701AI式多管火箭炮营，旅部连和各个火箭/导弹连各配有3架“大乌鸦”小型无人机和1个地面控制站。目标侦察连装备4部AN/TPQ-37炮位侦察雷达、2部轻型反迫击炮雷达和远程多功能无人机及地面控制站。同时，每个旅战斗队增编了1个榴炮营、1个侦察营、1个特种作战营和1个勤务支援营。
六是重组了勤务保障力量。一方面，对原师支援司令部进行模块化改编，使其成为可遂行多种战斗勤务保障任务的支援旅，可根据机动旅战斗队和其他配属到机步师的旅级部队的需求编成，也可分散配属到这些单位。另一方面，将各机动作战营中的保障分队集中到旅的前方支援营，进一步增强了旅战斗队的自我保障能力，使旅战斗队能够在没有外部支援的条件下持续作战3至7天。
记者：提起美国大兵，伴随他们的一定有“斯崔克”装甲车，请您谈谈“斯崔克”旅。
王：根据美军的转型计划，“未来战斗系统”将在2030年左右完全形成战斗力，在此之前，为了弥补现有轻、重型部队作战能力的不足，使陆军拥有能在全球范围快速实施战略机动并能连续72小时独立作战的中型部队，美陆军打造了“斯崔克”中型旅。第4机步师的数字化建设是在机械化部队的基础上增加了网络和指挥控制系统，与之相比“斯崔克”旅则是根据网络中心战理念全新设计，以更好地发挥数字化系统的作用。“斯崔克”旅充分利用先进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与侦察技术，可在更为广阔分散的作战地域同时进行进攻、防御作战以及维持稳定和支援行动。地面部队的作战方法也随之发生变化。在装备信息化方面，“斯崔克”旅的作战分队普遍装备与数字化重型师同等水平的侦察、通信和指挥系统，有75%以上的车辆配备网络化作战指挥系统，并且在旅和营级指挥与控制中心使用了宽带卫星通信系统。从第1个“斯崔克”旅在2003年建成并投入到伊拉克战场接受实战，到2009年共7个“斯崔克”旅组建完毕。
记者：美军数字化部队建设中还存在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王：美陆军以重型机械化师作为数字化建设的先锋，把改革部队结构与技术创新相结合，改造后的现役部队拥有战场信息优势和更强的作战能力，能够实施快速决定性作战。然而，美军数字化部队建设和使用中也暴露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是战术通信网络环境适应性较差。由于美军数字化部队战术通信网络是在静态及可视范围内建设的，这导致数字化部队在高速度、快节奏的非线式作战过程中，战术通信网络极易受到复杂地形和电磁的干扰，难以可靠地保持“动中通”。
二是难以与非数字化部队进行协同。由于信息能力的不匹配，非数字化部队难以和数字化部队进行作战协同，并需要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才能避免误伤。从实验与实战情况来看，数字化与非数字化的技术差所带来的能力差是难以弥合的，数字化部队作战效能的发挥受到非数字化部队的严重制约。 三是旅及旅以下信息系统仍过于复杂。尽管美陆军使用旅及旅以下作战指挥系统部分取代了系统集成过于复杂的陆军作战指挥系统，但由于技术的限制，“如何将应有的信息能力集成到尽可能简单的指挥信息系统内，解除其信息处理的负担”这个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旅及旅以下指挥机构在使用信息系统时，仍需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处理和分析信息。
四是数字化士兵技术难题较为突出。目前，美陆军平台级的各类数字化装备发展迅速，而单兵级数字化装备，如“陆地勇士系统”在技术山仍有待完善。数字化部队的士兵和指挥官在下车作战或离开平台支撑时，难以保持可靠的通信和实时的指挥。
记者：美陆军以数字化部队建设为代表的信息化建设有哪些经验和启示？
王：以数字化部队建设为代表的美陆军信息化建设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摸索和积累了大量经验。分析和研究数字化部队建设所反映出来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对于我们加深认识和理解新军事革命下的军队建设与发展，搞好我军的数字化部队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
一是以战略规划为基本指针，推动有序发展。
首先，制定近期和中远期发展规划。如美军各财政年度的《国防报告》和《四年一度防务评估报告》，对于近期的国际安全环境和美军面临的挑战与机遇都进行了分析，以加强信息化军队建设的针对性、主动性和自觉性。与此同时，美陆军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制定了《2010年联合构想》和《2020年联合构想》，通过这种中长期的规划，把信息化军队建设不断推向未来。
其次，明确信息化军队建设的任务和关键作战能力。美军针对陆军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主要任务，确定了美军在信息化军队建设中要重点提升三种关键作战能力，即有效地实施信息攻击和保护己方信息系统安全的能力；持续地实施侦察、监视和快速交战，使敌人无处躲藏的能力；信息共享和指挥控制能力。
再次，确定信息化军队建设的目标和重点领域。美陆军强调，要通过军队的信息化建设，将工业时代的机械化部队改造成信息时代的信息化军队，最终实现军队的信息化转型。美军在信息化军队建设上明确提出向信息化转型的目标，提出了要在加强联合作战、利用情报优势、进行概念开发和理论创新、加强实验与发展转型能力等四个重点领域拓展。
二是以作战实验为中心环节，实行滚动发展。美军认为，信息化军队的作战能力的确证工作应通过一系列连续有效的实验评估工作来实施。对于信息化军队信息系统的研制和使用，美军也强调通过综合实验室实验、战斗实验室作战实验、高级作战实验、技术试验以及作战使用试验等方法进行实验研究，以充分检验其的技术参数是否满足部队需求，评估整个系统性能是否符合需求。持续近20年的美陆军信息化建设主要采取滚动实施的办法。数字化实验部队的作战实验和演习中所积累的数据将应用于修正评估模型，验证部队作战效能改进情况并分析各种影响因素，指导开展新的实验和演习。1994年进行的“沙漠铁锤”演习成为1995年进行的两个“高级作战实验”，即“集中派遣”和“勇士聚焦”演习的基础。1995年的实验，则为1997年实验提供基础。以此类推，每次实验都是一个反复进行的过程，一旦完成高级作战实验的分析，就将以此建立起一个滚动式基础，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展开分析、比较、研究。这种每一次实验都在以前实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滚动实施方法，不仅对部队作战效能和装备的系统性能指标有更清楚的了解，而且，也可以减少盲目性，避免投资和决策上的重大失误。
三是以系统集成为重要方法，强化整体发展。美陆军强调，建设信息化军队，既要对构成部队的四大要素——军事理论、武器装备、编制结构、教育训练进行集成，也要对每一要素的各个分要素进行集成；既要对军队的有形要素进行集成，也要对军队的无形要素进行集成。在作战力量建设上，强调同时加强侦察情报、指挥控制、战场机动、火力打击、支援保障等作战职能领域，并使之实现无缝隙链接：在战场准备上，要求建设数字化战场，实现武器装备信息化，指挥、控制、通信与情报一体化，作战系统网络化，建成各作战单元高度协调、整体作战能力极强的部队：在武器装备建设上，积极推行“横向技术一体化”，从横向上对现有武器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或改进，使其具备通用性、联动性，加速从传感器到射手之间、各武器系统之间、各作战单元之间的信息流动，大幅度地提高所有武器装备和作战系统的整体效能。
四是以民技军用为有效途径，实现效益发展。美陆军在信息化建设进程中，十分强调充分利用民用高技术特别是先进的信息技术，加快信息化武器装备体系的发展步伐。一方面，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具有的军民两用性，直接引进和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据美国军事专家估计，美军发展数字化武器装备所需要的信息技术，只有20%-30%来自军方，70%-80%都来自民用。另一方面，直接购买符合需求的民用信息技术产品，降低投资风险，缩短数字化化装备列装时间。美军在数字化部队建设中，仅花了1300美元就从市场上买到一个重量仅1.4千克的全球定位系统接收机；如果按军用标准和规范定做，可能需18个月，重量达7.7千克，单件成本达3400美元。
记者：请您谈谈我军数字化部队建设如何发展？
王：与美军相比，我国经费有限，科技实力相对薄弱，在此情况下，我军陆军数字化部队建设应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走出具有我军特色的数字化部队建设之路。具体说来，应集中力量从三个方面逐步推进我军数字化部队建设。一是紧紧围绕直接制约部队整体作战效能发挥的信息获取与处理、指挥控制、协同支援的主要问题。通过在数字通信技术、传感技术、车辆总线技术、信息融合与分发技术等方面取得实用性进展，重点解决现有武器装备缺乏信息作战能力，战术级指挥控制系统薄弱的问题。二是在武器装备建设上重点发展侦察监视平台、指挥平台和武器平台。通过“附加”和“嵌入”数字化信息技术设备，包括无线数据通信系统、计算机战术终端及软件系统、定位寻航系统、目标识别与匹配系统等，重点解决传统平台缺少获取信息的手段以及信息流通不畅、难以共享的问题。三是重视仿真实验室建设。利用先进的仿真实验手段，检验各种嵌入和附加设备的性能，重点验证采用数字化技术及改变部队编制编成、组织指挥方式、支援保障方法后的部队作战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