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税费政策不进行大改革，产能过剩与土地财政顽疾将不会转变，最终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也将难以解决。
　　
　　维持人民币汇率与美元之间的稳定问题常为人讨论。如果说是为稳定而稳定，试图走回金融危机之前的那条中国依靠出口解决产能过剩之路，可以明确地说，此路不通。维持人民币稳定只能是一个目的，就是为国内的激励机制、经济结构调整留出缓冲和改革的时间，一切为改革服务。
　　事实上，留给中国的时间已经不多。即便人民币不升值，国际主要贸易对手也会以增加贸易成本的办法变相提高中国产品的出口成本，这从最近针对中国的一连串反倾销案中就可见端倪。
　　中国要减少对出口的依赖，需要解决的是产业结构调整与产能过剩的问题，改革的“抓手”在税费体制的根本性改革。
　　许多人曾经提出，中国应该发展服务产业，但中国的第三产业却迟迟无法拉动；相反，在本轮经济刺激计划中，我们却看到了各地政府争夺大项目的高潮，在钢铁、水泥等十几个行业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工信部屡屡预警，但各个行业过剩产能屡禁不止，导致一轮轮劳民伤财的行政性并购重组没完没了。
　　我们为什么不肯承认产能过剩与地王的本质，是因为中国的税费结构不合理!如果税费结构不改革，中国经济将陷入产能过剩、紧缩、再过剩的恶性循环之中无法自拔。
　　1993年的税制改革设计，增值税是这次改革关键的内容，作为最大的税种，占整个税收比重的43~47％，占流转税的75％。按照分税制改革的设计，中央和地方收支比重目标是中央60％，地方40％，支出是中央30％，地方70％；中央收的60％中，有30％通过转移支付补贴给地方。作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的税种，切入点就在增值税的增量分成比例上。我国的增值税到目前还是生产环节征收，要保证最大的税收来源，投资办厂就是最佳途径，再加上总店纳税模式，导致各地在自办的各种“园区”内，自杀性压低地价邀请国内外大企业入驻，对于本地高污染的小企业眼开眼闭。我们可以痛斥“诸侯经济”的野蛮落后，却不得不承认地方政府的直接动力来自于本地的税源。原因很简单，如果没有企业入驻，这些地方的工业不兴，当地的地方财政就会成为无米之炊。
　　如果将生产税模式转变为消费税模式，通过消费纳税，地方政府就会有动力藏富于民，就有动力鼓励服务性企业，就会对各种消费企业青睐有加。不用喊什么口号，消费与服务就能上一个台阶，这就是正确的激励政策的动力。为了解决中央财政的困难，早些年的朱镕基总理就已经下决心实行了分税制改革，而这一改革必须深入，必须由生产环节转入消费与服务环节。
　　土地财政同样如此。各地地王层出不穷，甚至出现了拉高土地价格的“地托”，这些举高价的开发商成为地方政府勇敢的“武士”，为地方土地财政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们当然不会白白付出代价，其他地块的价格、税费的优惠，种种好处收入囊中，充当冤大头的是其他买家以及房地产市场的终端消费者。
　　病根还在于税费与财政收入。众所周知，上海等沿海外向型经济区地方财政困难，2008年，上海GDP增长97％，17年来首次低于全国的10％。今年上半年，上海经济主要数据指标令人“难堪”，GDP增长全国排名倒数第二，税收则为全国倒数第四，好在上海的土地收入创出新高。截至9月23日，上海年公告出让的土地收入已达526.1141亿元，为全国之最。北京同样如此，土地出让金约占当地财政收入的1/3，前三季度北京市土地收入价款已经超过去年全年水平。
　　一方面要调整经济结构，发展第三产业。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力压地王，另一方面却是陈旧的税费政策对中国经济结构釜底抽薪决。如果中国税费政策不进行大改革，中国产能过剩与土地财政将不会转变，最终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也将难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