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欢离合，生死际遇，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活动，也是以爱情婚姻为基础的历代艺术创作永恒的主题。从《诗经》中的《关雎》到汉乐府中的《孔雀东南飞》，从唐诗宋词到明清古典言情小说，无一不印证了这一鲜明的特征。
　　在这一背景下，仕女这一特定的鲜活艺术形象，也逐渐渗透到绘画、雕塑、织绣等不同的艺术领域，盛唐则达到极致。仕女图作为瓷器装饰的典型纹样，最早见于唐代长沙窑瓷器，画中女子体态饱满，肌肤丰盈，带有鲜明的唐代仕女雍容华贵、以肥为美的流行风格。宋元因花鸟画的霸主地位，仕女图则极为罕见。明清是仕女图的鼎盛时期，明初，受青花料发色不稳的限制，仕女图在瓷器上难得一见。宣德开始，各种形式的仕女图在瓷器上广为流行，内容多以反映贵族妇女的生活场景为主，如仕女吹箫引凤，赏月拜月，仕女乘车，仕女婴戏，扑流萤，仕女琴棋书画等，上述题材影响了整个明代。此时，仕女图虽绘技不精，却颇具古意。而真正赋予仕女图具体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的却始于清初。据有关记载，将戏剧人物《西厢记》和神话传说“天女散花”等引入瓷器的为顺治初年。清代仕女图大量涌现，历朝均有绘制，但风格不尽相同。如顺治仕女图的飘逸洒脱，康熙仕女图的妙笔传神，雍正仕女图的精描细绘，乾隆仕女图的翔实写真，均具备自身特有的时代风格。康熙朝首开在仕女图瓷器上题记诗句先河，并开始了以诗入画、以画传情的艺术创作高潮。如，此时常见仕女图的题诗有“红叶传书信，寄与薄情郎”，“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等。
　　美女养眼，诗意煽情。这一题材迎合了封建官僚、乡绅富贾及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和精神追求，形成了特定时期休闲文化的重要构成元素。乾隆时，皇帝穷奢极欲、好大喜功，社会浮华奢靡之风盛行。仕女图瓷器作为休闲文化中的“大众情人”，自然会轻松地进入市场，成为大众精神消费的“热点”。“惜花春起早，爱日夜眠迟”，“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轻罗小扇扑流萤”等，这些带有煽情和娱乐色彩题记的仕女图受到社会的广泛喜好。此风一直延续到清末，为众多封建官僚和文人墨客津津乐道，引为美谈。
　　而笔者一藏品——清末粉彩仕女婴戏图冬瓜罐(见图)，却一反休闲文化的鄙俗之风，以清新豁达的境界让人耳目一新，回味无穷。这对冬瓜罐，高29厘米，口径9厘米，底足直径13.5厘米，曲线流畅，品相完好。其正面，在林花吐红、嫩草铺绿、暧意融融的春日，一神情凝重、若有所思的美丽少妇高挽发髻，上披绿衫，下罩红裙，端坐于花园一卧石之上。身边站立一穿红着绿、年轻貌美的侍女，另有一身着红衣蓝裤在一旁嬉戏玩耍的儿童。乍一看去，这件藏品与常见的仕女婴戏图并无二致。其背面有墨彩楷书五言诗一首，“边地莺花少，年来未觉新，美人天上落，龙塞始应春。”这首《观永乐公主人番》为唐玄宗时刑部侍郎孙逖所作。唐开元四年，东平王外孙杨元嗣之女，受封为永乐公主，远嫁塞外契丹可汗松漠郡王李失活。作者目击这一过程，对永乐公主寄予了极大同情，感慨之余，赋诗一首。这种以和亲题材构思的画面，思想深邃，情节感人，观后顿觉画面意境和人物形象呈现出非同凡响的升华。
　　公主和番始于汉高祖，以宗女嫁给外番首领，作为安抚番邦、消除边患的一项国策。西汉时的“昭君出塞”，唐代“文成公主入番”，都是为后人千古传颂的范例。契丹为东胡一族，原居热河省辽河上游一带，唐于此设松漠府，以契丹王为都督，封松漠郡王，赐姓李。远嫁蛮荒之地的永乐公主，举目无亲，备尝艰辛，在气候恶劣、文化迥异、生产生活方式极度落后的环境下，其内心情感世界的悲凉孤寂，伤心落寞，思亲念乡的复杂和痛苦之状可想而知。这种为保全大我，牺牲小我的奉献精神和爱国情怀实在令人肃然起敬。
　　清中叶以后，政治日趋腐败，国势险象环生。特别是道光以后，面对列强入侵，清政府腐败无能。这对冬瓜罐上的仕女装饰，反映了生活在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民群众的真诚愿望和精神追求：身处乱世之秋，向往汉唐盛世，呼唤爱国情怀，期盼国家强盛，人民安居乐业。这在人心躁动、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的王朝末日，或许能给人们带来暂时的反思和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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