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正义的理解是多元的，就当下的公共定义，正义就是公正的道理，中国古代也有“不学问、无正义”之言（《荀子·儒教》）。汪丁丁在新近出版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一书中展示的核心议题就是正义。
　　作者推荐的是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视角。该校教授艾智仁的观点：新政治经济学=效率原则 正义原则。在新古典经济学“人皆自利”的基本假设下，“一切行为都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在众人均有这种行为时，冲突是必然的。所以艾智仁给经济学下的定义并非常规的“资源配置的科学”，而是“解决利益冲突的科学”。有冲突就必然考虑正义。贝克尔教授认为经济学假设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就是人的满足感，即“自利的完整表达是幸福感”。但就作者看来，正义感才应该是幸福的一部分，他给出的典型案例是：如果你生活在一个非常不正义的社会里，尽管你的收入非常高，你也会感觉不舒服。这说明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洛克教授给产权的这一广义定义的实现，并非正义、效率和产权实现的完美形式。由此，汪丁丁定义了幸福的三维空间，“精神生活这一维度的核心要素是自由，社会生活维度的核心要素是正义，物质生活维度的核心要素是效率”。
　　在物质、社会和精神生活的三维空间，首先应该是物质的，这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在这个层次，公众普遍希望的是公平，汪丁丁把它称为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初级形式，从历史三维的角度，可以把这个初级形式定义在大约在1860-1960年的百年间。中国人民以各种方式对社会基本问题初级形式的求解过程，其中包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土地革命”纲领等。但在精神生活的不发达阶段，大众在社会生活维度上的正义诉求不能转化为精神生活维度上的自我满足。所以，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框架之内满足正义诉求的基本途径，就只能靠涉及上层建筑领域的体制改革，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打破权力、机会、财富的幂律分布，从而要求生活世界从效率主导演变为理性情感主导。物质生活的效率原则与理性情感生活的心性原则间的冲突，构成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高级形态。
　　在汪丁丁看来，近35年以改革开放的方式来求解的中国新发展之路，其实是具有民族主义的自由精神和民主精神的强大社会功能之体现。如果我们认可作者对前一百年的分析，那么也应该有理由相信探索解决中国基本问题高级形态，相应时段大致也要百年左右，此间，社会基本问题的求解过程，将从“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的二维世界，逐渐转入“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二维世界。从时段上分析，大致与邓小平所描述的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赶上当时的发达中等国家的水平相当。
　　而当前，中国进入了一个调整社会、大众以及国际关系的新进程，这要求国家承担更多的正义的责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承诺对民众可能会陷入困境的生活进行“托底”是国家正义的体现和出发点，而今天，满足民众对多维需求的新期待、新诉求，更是国家正义与时俱进的新特征。有理由相信，今天人民对中国正义、公平、和谐和民族复兴梦的追求，必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民众生活世界的三维度平衡和明显的帕累托改善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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