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岁那年,彭冲接受媒体采访,显得很自豪地说:“现在人大目前的基本程序、制度都是那时候搞的。”从1980年9月开始,彭冲连续担任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冲所说的“那时候”,就是这十余年。
　　此前,人们对彭冲津津乐道的是,他在江苏的工作和“文革”结束时参与对上海的接管。
　　1915年出生于福建漳州的彭冲,当过学生运动领袖,领导过地下革命工作,经历过战火硝烟。建国后他在江苏工作20余年,历任南京市市长、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等。
　　彭冲回忆自己在南京的工作,说:“南京的树都是我种的。起码是我提倡种的。我从1953年开始提倡种大树。种到我到上海工作。”他上任市长第一件事,就是提出“绿化、彩化、香化、洁化、净化”,成为名副其实的“种树市长”。
　　南京人最难忘怀的,可能是他对明城墙的保护。上世纪50年代,各地掀起拆城墙之风,南京也受到影响。与中华门同等规模的通济门,被拆得块砖不存;水西门、太平门、草场门、水陆两座金川门也难逃被拆命运。1959年春,时任南京市委书记的彭冲,力排众议,下令停止拆除城墙。北京城墙消失的悲剧,终于没有在南京重演。
　　1976年,“文革”结束。彭冲临危受命,配合苏振华、倪志福,主持接管上海。四年间,他们顶住重重压力,扭转了“文革”时期上海的混乱局面。
　　此后,他就参与并领导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十余年的全国人大工作,曾主持起草制定法律近百部。彭冲认为,高度民主和完备法制,是国家现代化和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而民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程序。因为没有一定的程序,民主就体现不出来。
　　他特别强调,程序要法律化,不能“谁讲话谁就算数”。他说,我国目前民主制度还不健全,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民主形式和程序还不完善。也许正因为如此,上世纪70年代末,彭冲刚参加全国人大工作,便向中央郑重提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会场正面悬挂的应是国家的象征——国徽,而不应是领袖画像。这一建议被采纳了。
　　上世纪80年代末,制订集会游行法时,有人提出把“限制”作为前提。彭冲说, 这是不对的。他强调,制定法律法规,首先是要保证民主,而不是限制民主。其出发点应是保护人民的合法权利。因为民主是法制的基础,法制是民主的保障。
　　民主靠程序,监督靠制度,这是彭冲经常说的一句话。他认为,民主和法制建设,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的监督权不是哪一个人的权力,而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人大行使监督权,既是对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支持,也是制约。实践证明,加强人大监督,有利于健全决策体系,减少失误;有利于消除腐败现象;有利于国家机关高效合理运转。一句话,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制度保障。
　　行使人大监督权要重视制度化建设。他在全国人大工作期间用很大精力去抓监督立法工作,力求使人大监督制度化、程序化。1989年3月28日,彭冲作常委会工作报告,对人大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监督计划和预算的执行,以及对司法机关监督,从程序上、制度上作出了具体规定,在监督工作制度化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
　　1990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拟定监督法。彭冲便具体组织和领导监督法起草工作,还亲自主持十省市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座谈会,对监督法草稿逐条进行讨论和修改。这部草稿虽然最终没有出台,但却为今后的监督立法积累了有益经验。
　　彭冲还指出,搞好人大自身建设是加强人大工作的前提。他说,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要有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力,能够代表人民的意志,审议和决定国家的重大问题。在组成人员中要有相当数量的年富力强的同志,包括经济、法律、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专家。加强办事机构的建设至关重要,这是一支常任制的工作队伍,不因换届而换届。
　　当时有一种说法,“代表代表,会完就了。”彭冲认为这是错误的,并指出发挥代表闭会期间的作用,关键是做好代表的联系工作。彭冲着力抓了三件事:组织代表视察;认真办理代表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具体组织、指导制定代表法,把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和在会议期间的工作同等对待,设专章规定。这是人大代表制度的一个重要发展。
　　在下属的心目中,彭冲同志还是一位宽厚待人的长者和谆谆育人的老师,更是一位顾念旧人的老上级。彭冲曾在江宁作战,手下一位连长牺牲了,他年年清明节都记得。以前是自己去扫墓,后来年纪大了,不方便了,每年就托曾是他秘书、后任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的施正东去墓前献花。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原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