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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用于指导我国飞机定延寿至今已30余年，与众多厂家合作完成的歼击机、轰炸机、客机、运输机、直升机等20余个机型数千架飞机的定寿和延寿，经济效益已达数百亿元。本项研究成果不仅经济效益十分巨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将我国数千架军机的每架飞机使用寿命从1000多小时延长至3000小时，为保障部队的战斗能力和飞行安全作出了历史性重大贡献，军事和社会效益十分巨大。”记者手中所拿的这张证明由空军某主管部门开具，它无声地诉说着高镇同院士作为一个科学家的价值所在。
为飞机定寿延寿而奋斗
高镇同院士原籍江西都昌，生于1928年11月。1950年，他走出北洋大学航空系的大门不久，就一心扑在飞机结构疲劳研究上，到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已经在这一事业中拼搏了30余年。
对于一般人而言，飞机的安全与可靠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高镇同先生的眼中，事情远非如此。’他给记者拿出了一沓纸，上面用手写体清楚地罗列出2010年发生的飞行事故，看后令人不寒而栗。截至8月17日，2010年世界上已累计发生了72起民用和军用飞机坠毁事故。“这张表还没有加上昨天刚刚发生的伊春空难事故。”聊起前一天发生的空难事故，高镇同先生神态沉重地说：“很多出现事故的飞机，都是因为之前没有做过结构可靠性试验和分析，盲目飞行，结果造成灾难。国产运七、运八系列飞机飞行了数百万小时，30多年从未发生结构疲劳断裂事故。实践表明，在结构安全和可靠性方面，研究工作卓有成效。”
曾有报道称，印度使用的前苏联制造的米格飞机已有200余架毁于事故。我国也曾引进或仿制大量米格飞机，却从未发生如此严重后果的事故，其中定寿、延寿的作用非常明显。
飞机还能定寿与延寿?为了解开我的疑惑，高镇同先生随手拿起身边的材料试件解释说，飞机每次空中飞行，一些部位都会在气动载荷下产生变形，只是我们肉眼无法看到。比如同样一个铝条，我们把它弯到一定地步，它都不会马上断裂，但如果我们来回地掰，可能恢复原形以后看不到裂痕，但是到了一定时期它就会突然断裂。我们的方法就是要测定飞机部件重复承受的载荷，以及在此交变载荷作用下飞机可使用的年限。延寿就是采取经济维修的手段，延长飞机的使用年限。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投入飞机定延寿工作后。高镇同先生建立了一整套适用于中国国情的飞机结构寿命可靠性评定理论体系，创立了“疲劳统计学”分支学科，培养了40余位高端人才。他在国内外发表论文80余篇，主编6部专著；科研成果有4项分别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1项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9项获部级奖励。在他80寿诞之时，前日本可靠性工程委员会主席石川浩教授称其为“结构可靠性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是“本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三尺乒台谱写学科春秋
国家机械结构安全性与可靠性开放实验室主任阎楚良介绍说，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的科学技术不像今天这样进步，没有计算机，没有打字机，北航实验室里只有一台瑞士生产的疲劳试验机，还有一张乒乓球台，高先生早期几本著作都是在这张球台上完成的。在三尺乒台上，一支铅笔、一块橡皮、一本方格纸就是所有的文具。“书稿都是先生用铅笔一字一句写出来的。工工整整，包括曲线和图表都是先生自己完成的。我最早见到先生的书是打印后装订成册的。”回想往事，阎楚良仍深有感触。
为了在我国推广疲劳学术研究，高镇同先生除了在北航举办疲劳学习班外，还奔赴全国各地航空厂、所进行讲学。现在一些老同志回忆这段往事，都很感慨：如果当初没有高镇同先生高屋建瓴地讲授，无私地奉献，就没有今天飞机结构定延寿的大好局面。
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国家和航空部的关注下，航空系统18个部门，历时10余年完成了一项飞机典型材料疲劳／断裂性能测试系统工程。这项工程不仅为我国飞机定延寿和结构可靠性设计提供了基础数据。建立起中国自己的飞机典型材料疲劳／断裂性能可靠性数据库，而且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疲劳领域的学者和专家队伍，开垦出了中国飞机结构定延寿的科研领域。整个系统工程就是在高镇同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在此基础上，高镇同先生完成了《疲劳性能测试》《疲劳应用统计学》，建立了完整的疲劳统计学学科。
在西安飞机工业集团公司(简称“西飞”)原总工程师聂忠良的脑海中，1982年是一个记忆犹新的年份。当年6月，运七飞机机身疲劳试验进行至5.2万余次飞行循环时突然发生了大面积、不可修复的意外破坏。当时正值运七飞机设计定型的关键时刻。按照当时航空部某领导的说法，国家一级定委的官员把标准定型的大印刚刚拿在手上，却又轻轻放下。为分析此问题，当时的航空部在试验现场组织了“运七机身疲劳试验破坏分析会”，几十位专家组成了专家组，高镇同先生任组长。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大家私底下都为高镇同先生捏了一把汗，这个组长不同寻常，不好当!但是。高镇同先生最终排除各种干扰，本着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的精神，带领专家组作出了“内压超载引起非正常破坏”的会议结论。结论上报后，国家一级定委很快批准了运七飞机设计定型。这才有了运七飞机1983年首架交付使用、1986年货运转客运首次投入载客航线飞行。在几百条航线上，运七飞机曾经是国内最大的机群，后来由运七改型而成的新舟60飞机，出口亚洲、非洲、拉美，共交付了数百架之多。
为培养人才殚精竭虑
高镇同先生在数十年间，培养了40余名研究生，其中多名已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3名学生当选院士。1989年，他获得国家优秀教学奖，并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
傅惠民教授和阎楚良教授就是高镇同培养出的博士生中的佼佼者，如今他们均已成为各自领域中的领军人物。阎楚良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先后完成了西安飞机工业公司的“轰六”载荷谱飞行实测、运七军用型飞机载荷谱飞行实测、新舟60飞机载荷谱飞行实测等，为西飞两个系列飞机提供了可靠的载荷环境数据。
中国工程院院士、空军装备研究院研究员张福泽这样形容高镇同先生对他的帮助和支持：我滑跑起飞时，他助推；我巡航拼搏时，他加油；我胜利巡航时，他喝彩。30多年后，张福泽依然记得1976年第一次零距离请教高镇同先生的往事。那天，他到高镇同先生家时是上午10点半。一进门，让他感到惊讶的是，这么有名望的教授，竟与老父老母和一个小侄挤住在约16平方米的一间房子里!讨论完问题已是中午12点，张福泽到学校招待食堂排队买完饭菜，正准备吃时，突然发现高镇同先生提着一个饭盒向他走来。他起先以为高镇同先生也来买饭，但是高镇同先生告诉他：“我给你送一个菜。我们家人多，房间小，无法留你吃饭。这个招待食堂要是来晚了，就没菜了。我怕你买不到菜，给你做了一个菜送来。”对于晚辈，高镇同先生的关心总是这 样无微不至。
乐善好施颐晚年
“攀越青山戏海河，世间乐趣何其多。琴棋书画皆称道，为善最乐且自得。”
这是高镇同先生做善事的自述。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高镇同先生将平日节余的68万多元，先后捐给了慈善机构和贫困群众。
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高镇同先生已经开始资助困难学生，先后资助学生达200多人次。而当时，高镇同先生本人的工资收入并不高，只是一般工薪阶层。
2005年11月，江西瑞昌发生地震。地震的第三天，中华慈善总会收到一笔6万元人民币的捐款。捐款人在信中表示：“请将这笔钱转交江西瑞昌慈善总会，用于地震灾区救济灾民。”这笔捐款来自高镇同先生，这也是瑞昌地震后灾区收到的最大一笔个人捐款。事后，高镇同先生对当地的媒体说：“既然我是江西人，就应该关心家乡的父老乡亲。”
暮年关切之心更盛
“昔日少年，正值国难当头，满目疮痍，哀鸿遍野。现今中华一方沃土，百花盛开，争芳斗艳。”每每忆起自己的童年和少年，高镇同先生都是一番感慨。
七七事变后，北京沦陷，当时高镇同先生正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小学读书。学校大门面对一个日本军营，日本兵在这条街上横冲直撞，同学们每天上下学提心吊胆。从那时起，他幼小的心灵蒙受了亡国的屈辱，同时也激发了一种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盼望中国自己能生产飞机、大炮，抵御强敌，由此萌生了长大后学习航空的愿望。
夙愿得偿。1950年，高镇同先生从北洋大学航空系毕业，进入清华大学航空系担任助教。1952年，国家对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新中国第一所航空高等院校——北京航空学院组建，他开始加入到建设北航的队伍中。那一年，他24岁。
北航创建之初，不论工作条件还是生活环境都十分艰苦，但高镇同先生一心只想怎么努力工作。为了减少往返路途上所耗费的时间，他把实验室和办公室当成了家，没有床就用办公桌一拼，没有被褥就用大衣一裹，有时连早饭也省掉了。就这样只用两年时间，从无到有，他开出了全部材料力学的实验课。随后，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光弹性仪和第一枚电阻丝应变片，也从高镇同先生的手中诞生了。为此，他在1956年被评为“北京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1958年，北航首次开展飞机座舱模拟的疲劳试验研究，高镇同先生是主要研究人员。1964年，在沈元副院长的支持下。北航成立了以高镇同为首的疲劳研究小组，开始进行疲劳系统的研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镇同先生虽然没有受到多少非人道的折磨，但却不能进行正常的教学和科研，这对一名想有所作为的科技人员来说，无疑是一种揪心的痛苦。但是，他没有消沉，他利用一切可以争取的时间去读书，始终没有停止思考，没有停止对疲劳的探索，他把北航图书馆里所有有关疲劳的书都仔细研读了一遍。
如今。年逾82岁的高镇同先生最关心的就是飞机定延寿领域人才的青黄不接。“现在关心我们这种工作的大多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三四十岁的骨干力量太薄弱了。”原来，飞机定延寿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不仅要经常出差，而且做一架飞机结构疲劳实验就需要半年、甚至一两年时间。但这是确定一批飞机安全可靠性所必须做的工作。
高镇同先生还介绍说，中国在飞机定延寿领域处于世界前列，甚至很多发达国家都不如中国。随着飞机出行的普及，飞机安全问题，更应当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防患于未然。
正如北航教授刘文埏所言：“人们在仰望巨星时，不应只看到耀眼的光环，而更应看重充实而朴素的内涵。我们在敬仰高先生时，不应只看到他辉煌的成就和荣誉，更要学习他创业的努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高镇同先生不仅树立了一座科学的丰碑，更以自己的爱国热情感染众人，以自己的善举昭示人性之美。在科学与慈善的境界之中，高镇同院士不断谱写着绚丽的人生。
责编 木艮
为飞机定寿延寿而奋斗
高镇同院士原籍江西都昌，生于1928年11月。1950年，他走出北洋大学航空系的大门不久，就一心扑在飞机结构疲劳研究上，到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已经在这一事业中拼搏了30余年。
对于一般人而言，飞机的安全与可靠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高镇同先生的眼中，事情远非如此。’他给记者拿出了一沓纸，上面用手写体清楚地罗列出2010年发生的飞行事故，看后令人不寒而栗。截至8月17日，2010年世界上已累计发生了72起民用和军用飞机坠毁事故。“这张表还没有加上昨天刚刚发生的伊春空难事故。”聊起前一天发生的空难事故，高镇同先生神态沉重地说：“很多出现事故的飞机，都是因为之前没有做过结构可靠性试验和分析，盲目飞行，结果造成灾难。国产运七、运八系列飞机飞行了数百万小时，30多年从未发生结构疲劳断裂事故。实践表明，在结构安全和可靠性方面，研究工作卓有成效。”
曾有报道称，印度使用的前苏联制造的米格飞机已有200余架毁于事故。我国也曾引进或仿制大量米格飞机，却从未发生如此严重后果的事故，其中定寿、延寿的作用非常明显。
飞机还能定寿与延寿?为了解开我的疑惑，高镇同先生随手拿起身边的材料试件解释说，飞机每次空中飞行，一些部位都会在气动载荷下产生变形，只是我们肉眼无法看到。比如同样一个铝条，我们把它弯到一定地步，它都不会马上断裂，但如果我们来回地掰，可能恢复原形以后看不到裂痕，但是到了一定时期它就会突然断裂。我们的方法就是要测定飞机部件重复承受的载荷，以及在此交变载荷作用下飞机可使用的年限。延寿就是采取经济维修的手段，延长飞机的使用年限。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投入飞机定延寿工作后。高镇同先生建立了一整套适用于中国国情的飞机结构寿命可靠性评定理论体系，创立了“疲劳统计学”分支学科，培养了40余位高端人才。他在国内外发表论文80余篇，主编6部专著；科研成果有4项分别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1项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9项获部级奖励。在他80寿诞之时，前日本可靠性工程委员会主席石川浩教授称其为“结构可靠性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是“本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三尺乒台谱写学科春秋
国家机械结构安全性与可靠性开放实验室主任阎楚良介绍说，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的科学技术不像今天这样进步，没有计算机，没有打字机，北航实验室里只有一台瑞士生产的疲劳试验机，还有一张乒乓球台，高先生早期几本著作都是在这张球台上完成的。在三尺乒台上，一支铅笔、一块橡皮、一本方格纸就是所有的文具。“书稿都是先生用铅笔一字一句写出来的。工工整整，包括曲线和图表都是先生自己完成的。我最早见到先生的书是打印后装订成册的。”回想往事，阎楚良仍深有感触。
为了在我国推广疲劳学术研究，高镇同先生除了在北航举办疲劳学习班外，还奔赴全国各地航空厂、所进行讲学。现在一些老同志回忆这段往事，都很感慨：如果当初没有高镇同先生高屋建瓴地讲授，无私地奉献，就没有今天飞机结构定延寿的大好局面。
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国家和航空部的关注下，航空系统18个部门，历时10余年完成了一项飞机典型材料疲劳／断裂性能测试系统工程。这项工程不仅为我国飞机定延寿和结构可靠性设计提供了基础数据。建立起中国自己的飞机典型材料疲劳／断裂性能可靠性数据库，而且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疲劳领域的学者和专家队伍，开垦出了中国飞机结构定延寿的科研领域。整个系统工程就是在高镇同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在此基础上，高镇同先生完成了《疲劳性能测试》《疲劳应用统计学》，建立了完整的疲劳统计学学科。
在西安飞机工业集团公司(简称“西飞”)原总工程师聂忠良的脑海中，1982年是一个记忆犹新的年份。当年6月，运七飞机机身疲劳试验进行至5.2万余次飞行循环时突然发生了大面积、不可修复的意外破坏。当时正值运七飞机设计定型的关键时刻。按照当时航空部某领导的说法，国家一级定委的官员把标准定型的大印刚刚拿在手上，却又轻轻放下。为分析此问题，当时的航空部在试验现场组织了“运七机身疲劳试验破坏分析会”，几十位专家组成了专家组，高镇同先生任组长。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大家私底下都为高镇同先生捏了一把汗，这个组长不同寻常，不好当!但是。高镇同先生最终排除各种干扰，本着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的精神，带领专家组作出了“内压超载引起非正常破坏”的会议结论。结论上报后，国家一级定委很快批准了运七飞机设计定型。这才有了运七飞机1983年首架交付使用、1986年货运转客运首次投入载客航线飞行。在几百条航线上，运七飞机曾经是国内最大的机群，后来由运七改型而成的新舟60飞机，出口亚洲、非洲、拉美，共交付了数百架之多。
为培养人才殚精竭虑
高镇同先生在数十年间，培养了40余名研究生，其中多名已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3名学生当选院士。1989年，他获得国家优秀教学奖，并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
傅惠民教授和阎楚良教授就是高镇同培养出的博士生中的佼佼者，如今他们均已成为各自领域中的领军人物。阎楚良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先后完成了西安飞机工业公司的“轰六”载荷谱飞行实测、运七军用型飞机载荷谱飞行实测、新舟60飞机载荷谱飞行实测等，为西飞两个系列飞机提供了可靠的载荷环境数据。
中国工程院院士、空军装备研究院研究员张福泽这样形容高镇同先生对他的帮助和支持：我滑跑起飞时，他助推；我巡航拼搏时，他加油；我胜利巡航时，他喝彩。30多年后，张福泽依然记得1976年第一次零距离请教高镇同先生的往事。那天，他到高镇同先生家时是上午10点半。一进门，让他感到惊讶的是，这么有名望的教授，竟与老父老母和一个小侄挤住在约16平方米的一间房子里!讨论完问题已是中午12点，张福泽到学校招待食堂排队买完饭菜，正准备吃时，突然发现高镇同先生提着一个饭盒向他走来。他起先以为高镇同先生也来买饭，但是高镇同先生告诉他：“我给你送一个菜。我们家人多，房间小，无法留你吃饭。这个招待食堂要是来晚了，就没菜了。我怕你买不到菜，给你做了一个菜送来。”对于晚辈，高镇同先生的关心总是这 样无微不至。
乐善好施颐晚年
“攀越青山戏海河，世间乐趣何其多。琴棋书画皆称道，为善最乐且自得。”
这是高镇同先生做善事的自述。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高镇同先生将平日节余的68万多元，先后捐给了慈善机构和贫困群众。
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高镇同先生已经开始资助困难学生，先后资助学生达200多人次。而当时，高镇同先生本人的工资收入并不高，只是一般工薪阶层。
2005年11月，江西瑞昌发生地震。地震的第三天，中华慈善总会收到一笔6万元人民币的捐款。捐款人在信中表示：“请将这笔钱转交江西瑞昌慈善总会，用于地震灾区救济灾民。”这笔捐款来自高镇同先生，这也是瑞昌地震后灾区收到的最大一笔个人捐款。事后，高镇同先生对当地的媒体说：“既然我是江西人，就应该关心家乡的父老乡亲。”
暮年关切之心更盛
“昔日少年，正值国难当头，满目疮痍，哀鸿遍野。现今中华一方沃土，百花盛开，争芳斗艳。”每每忆起自己的童年和少年，高镇同先生都是一番感慨。
七七事变后，北京沦陷，当时高镇同先生正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小学读书。学校大门面对一个日本军营，日本兵在这条街上横冲直撞，同学们每天上下学提心吊胆。从那时起，他幼小的心灵蒙受了亡国的屈辱，同时也激发了一种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盼望中国自己能生产飞机、大炮，抵御强敌，由此萌生了长大后学习航空的愿望。
夙愿得偿。1950年，高镇同先生从北洋大学航空系毕业，进入清华大学航空系担任助教。1952年，国家对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新中国第一所航空高等院校——北京航空学院组建，他开始加入到建设北航的队伍中。那一年，他24岁。
北航创建之初，不论工作条件还是生活环境都十分艰苦，但高镇同先生一心只想怎么努力工作。为了减少往返路途上所耗费的时间，他把实验室和办公室当成了家，没有床就用办公桌一拼，没有被褥就用大衣一裹，有时连早饭也省掉了。就这样只用两年时间，从无到有，他开出了全部材料力学的实验课。随后，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光弹性仪和第一枚电阻丝应变片，也从高镇同先生的手中诞生了。为此，他在1956年被评为“北京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1958年，北航首次开展飞机座舱模拟的疲劳试验研究，高镇同先生是主要研究人员。1964年，在沈元副院长的支持下。北航成立了以高镇同为首的疲劳研究小组，开始进行疲劳系统的研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镇同先生虽然没有受到多少非人道的折磨，但却不能进行正常的教学和科研，这对一名想有所作为的科技人员来说，无疑是一种揪心的痛苦。但是，他没有消沉，他利用一切可以争取的时间去读书，始终没有停止思考，没有停止对疲劳的探索，他把北航图书馆里所有有关疲劳的书都仔细研读了一遍。
如今。年逾82岁的高镇同先生最关心的就是飞机定延寿领域人才的青黄不接。“现在关心我们这种工作的大多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三四十岁的骨干力量太薄弱了。”原来，飞机定延寿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不仅要经常出差，而且做一架飞机结构疲劳实验就需要半年、甚至一两年时间。但这是确定一批飞机安全可靠性所必须做的工作。
高镇同先生还介绍说，中国在飞机定延寿领域处于世界前列，甚至很多发达国家都不如中国。随着飞机出行的普及，飞机安全问题，更应当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防患于未然。
正如北航教授刘文埏所言：“人们在仰望巨星时，不应只看到耀眼的光环，而更应看重充实而朴素的内涵。我们在敬仰高先生时，不应只看到他辉煌的成就和荣誉，更要学习他创业的努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高镇同先生不仅树立了一座科学的丰碑，更以自己的爱国热情感染众人，以自己的善举昭示人性之美。在科学与慈善的境界之中，高镇同院士不断谱写着绚丽的人生。
责编 木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