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八日，北京中国美术馆，郑起的版画作品展览会在这里举办开幕式。展厅里来来往往都是中国美术界的泰斗级人物，同时这无疑也是一次美院的老同学大聚会，欢声笑语握手言欢，热闹非凡。有请柬的人可以得到一份别致的礼物：印刷有郑爽版画图案的T衫，有的是花，有的是猫。郑爽站在展厅门前，迎接着前来的亲朋好友。她用在广州市场上发现的一块白色府绸布头亲手缝制了件连衣裙，有点俄罗斯姑娘们穿的民间服装“沙拉芳”——在俄罗斯民间舞蹈演员，或者是在俄罗斯套娃娃身上会看到这种服装——的韵味，胸前怒放的花朵是她用丙烯画上去的。很长时间没有下雨了，初秋的北京依然炎热，郑爽穿着这件白色的连衣裙，风姿绰约，使人感到阵阵的清凉。
　　尽管出生在长春，又在广州生活了四十年，郑爽讲话仍旧是一口纯正的京腔。和北京军队和机关大院里有些张扬的北京话以及胡同里略显油滑粗俗的北京话不同，郑爽的北京话听起来很圆，很文，慢慢的，有种从容不迫的味道，现在的北京已经很少听到这种话了。郑爽这种说话的方式来自于她的家庭，一个三百多年来北京城里曾经最显赫的家族。
　　郑爽的曾祖父是清朝末年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郑孝胥，而她的母亲，和电视剧里那些装傻充愣，疯疯癫癫的格格们不同，她是一位真正的格格，按老百姓在戏文里的叫法，是一位“皇姑”。母亲的哥哥是清朝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郑孝胥曾经是溥仪皇帝的老师，一路追随着溥仪到长春。郑爽父母的婚姻，在溥仪皇帝那部《我的前半生》里曾有过记载。
　　郑爽是家里的老二，小时候一直被家里的仆人称为“二小姐”。
　　
　　惟画能解爱
　　
　　参观郑爽的画展真是一件令人赏心悦目的事，展厅四面墙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花，仿佛走进了一座大花园，植物的香气扑面而来。除了花还有许多小动物，最多的是猫，此外还有小鹿、小鹅、小豹子，个个憨态可掬，毛茸茸的让人忍不住想上前抚摸。在展厅正中的墙上，挂了一幅根据她画的白牡丹织成的巨幅丝毯，实在漂亮，人们纷纷站在前面拉着郑爽拍照留念。
　　


　　郑爽从小就爱画画，家里也一直有这个传统，姑姑舅舅们都能画上几笔，爸爸是工程师，经常画房图。小时候郑爽和她的姐妹们见什么画什么，最爱画的是动物。家里养着狗，就画狗，上街坐马车回家就画马。还有一段时间特别爱画新娘，因为参加了一个婚礼，但就是不画新郎，因为不会画男人的头发。她家远房大舅溥雪斋是当时画马的名家，一次来访，郑爽她们几个将图画本拿给大舅看要他提意见，溥雪斋就给她们画了一匹马。大舅走后，她们居然认为大舅的马还不如她们大姐画得好呢。
　　1953年，中学生郑爽的画《妈妈看我的红领巾》在北京市少年之家获了奖，还登上了《北京日报》，这件事决定了郑爽一生的道路。那年中央美院附中首次招生，郑爽被录取了，4年后，又顺理成章地上了中央美院。那时候，她的家庭经济条件不允许她学油画，她自己又不想学中国画，就选择了版画。但是当她第一次刻木刻后就被它吸引了，那种刻时手下的感觉和愉快，特别是水印的颜色在纸上产生的特殊效果，都使她深深陶醉，她喜欢版画那种平板的装饰性的美。从此几十年，任其他的画种再好，也不能吸引郑爽了。
　　郑爽爱花，爱动物，爱自然，在大自然里她感到安全和宁静。北京太冷了，冬天的风太大，郑爽特别希望到一个年四季都有花都有绿色的地方。1963年大学毕业，郑爽可以留在美院附中当老师，她拒绝了，最后去了广州。“六十年代的广州，和北京太不一样了。”郑爽回忆说：“语言不一样，植物不样，音乐也不样。傍晚坐在树下喝茶，感觉着很有异国情调。”广州真的一年四季都有花，都有叫不出名字的绿色植物。硕大的花朵直接开在大树上，这使郑爽特别的兴奋。不过在来广州最初的时候，生活并不抒情。广州的冬天又湿又冷，没有火，连被子都是湿的。第一个十年里，郑爽画画的时间不足一年，其他时间主要是在搞各式各样的政治运动和没完没了的下乡劳动。她会插秧会割稻，会干各种农活，放过牛养过猪，甚至还当过兽医，改良猪的品种，还成功地研制了一台切菜机。
　　后来一切慢慢好了起来，郑爽的画也渐入佳境。她可以不用再苦思冥想她不喜欢不熟悉的“重大题材”了，她可以表现她的小资情调了，她可以画花，也可以画她喜爱的小动物了。她常常喜欢一个人走，外出画画写生，一个人感受：“周围安静，没有一点吵闹，连树叶落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到；洁白的小花，掉在地上就像天上的繁星；树林里，小鸟在唱她们自己的歌；山顶上，能听到风和劲草的耳语……”别人外出写生，看到的是壮美的山川河流，可郑爽却总低头看那些花花草草和小虫子、小鸟。每一棵植物都令她欣喜，每一个动物都惹她怜爱。郑爽说了很多和小动物们交流的故事：在广州动物园去写生，动物们会跟着她走；小鸟会飞到她面前唱歌……在展览会前言里，郑爽有一段话给人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看着那些美丽的大花，可爱的小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面对那些漂亮的大动物，可爱的小动物常常不能释怀，也许只有把它们画出来，才能解我的心头之爱。”
　　郑爽的真情流露在作品里，使她的作品有很强的感染力，因此，这些年来她得了无数的奖，也办了很多的展览会。不过这次是她离开北京后第一次回北京办展览会，“算是个汇报吧。”她给展览会起了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在那没有冬天的地方”——当一切艰难困苦都已经过去，在广州这个没有冬天的地方，郑爽的心里也永远是绿意盎然的。
　　
　　公主又如何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郑爽惧怕各式各样的填表，她怕提她那剥削阶级的出身。她能做的就是玩命地改造自己，努力和工农兵相结合。她光脚下地干活，和贫下中农合盖一床被子，合用一条毛巾。她当年的同学曾说，“郑爽在学校时特别听话。”即便是如此，她的出身总是伴随着她走遍所有的地方。上大学时，一次下乡劳动，临离开村子的时候，一个老农拿了一包红枣结结巴巴地对她说：“这点红枣您带给皇上，东西不多，是俺们的心意，他老人家也吃了不少苦。”当时郑爽的脑子“轰”的—下，面红耳赤，连忙说：“不要，不要，您可千万别这样，我谢谢您了，回去我跟他说。”说完才意识到，慌乱中她居然承认了自己和皇上的亲属关系。
　　郑爽小的时候在长春的确过了几年锦衣玉食的生活。那时候她们 家住在郑孝胥留下来的大房子里，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位看妈，也就是保姆伺候着。那时的家教很严格，尽管并不缺吃的，可是吃饭不许浪费一粒粮食。说话举止都有一定的规矩，进宫见舅舅舅妈要行跪安礼。她非常喜欢谭玉玲舅妈，“她特别可爱，总是笑，对人好极了，手也巧，给我们家每个孩子都织了件毛衣，好看极了，舅舅最喜欢她。—可是1945 年，这一切都结束了。郑爽随父母跟着舅舅一大堆人到处逃难，到过东北的大栗子沟，临江、通化、新宾，直到1948年才辗转回到了北京。这三年里，她们一家住在农村别人遗弃的房屋里，爸妈出去找活干，姐姐上山打柴，她和妹妹下地捡白菜叶子，玉米棒子，最艰苦时她还和妹妹要过饭。在巨大的落差前，大人们倒是出奇的镇定。郑爽说也许是与生俱来的财富来得太容易了吧，失去时也没觉得有什么可惜的。在那三年艰苦的日子里，全家人没有抱怨，安之若素。在后来的生活中，她又经历过其他的困难和羞辱，但她都安然地应付过来了，这都得益于早年的教育和那三年的逃难生活，她学会了尊贵的举止，和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的镇静与淡定。
　　如今，连酒都要标榜“系出名门”了。可是郑爽这位最大的名门之后仍然镇静和淡定，安静地生活在她自己美丽的世界里。只不过现在她可以坦然地面对她的家庭出身，也可以和别人谈论她的舅舅了。郑爽说皇上舅舅是个非常单纯的人，像个孩子，没有心机，人特别特别好。过年过节时他会来她家做客，和孩子们特别是郑爽的小弟弟嬉戏打闹。看得出来，郑爽非常怀念舅舅。
　　


　　在美国开展览会时，记者问她是当公主好，还是当平民好，她回答说：“当然是当平民好了，公主不过就是不缺吃穿，但是没有自由，也许还会为政治的目的去嫁给一个根本不爱的人。做一个努力工作的平民仍然可以有吃有穿，还能有更多自由的选择。不过我认为当一名平民的艺术家才是最好的。”
　　
　　永远的美人
　　
　　如今郑爽已经从广州美院退休，儿子也早已出去闯世界，在香港做着他自己的生意。但她退休后的生活很忙碌。除了作画，她还要经常给学生们讲课，教学生们爱自己，爱自己的名誉和事业。郑爽非常不喜欢那些举止粗俗，外表邋遢的人。她说：“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怎么能爱别人呢?”她自己总是衣着讲究，但花钱并不多。“广州的布特别好，花样多，我最爱逛市场去找花布。”郑爽有点小小的得意说，因为她基本上是自己做衣服穿。艺术家的审美趣味使得她缝制的衣服很别致，穿在她身上总是韵味独特。有时间时她还去采花回来作干花。也许是和花朵们的缘分吧，郑爽制作的干花颜色总是那么好看鲜艳。她还经常写诗，短小的，意境优美的诗。她把自己的诗配上画做成书签，就成为了无比精巧的礼物。
　　郑爽的家也布置得别有趣味，广州电视台和其他的广州媒体经常去她家拍摄。“不过现在家里猫太多了， 共有九只呢，”她有点无奈，“有我捡来的，还有别人捡到的，直接给我送家来。我不能不要，就收下来养着。”小猫们顽皮可爱，会为了多得到郑爽的爱而吃醋。如果它们觉得自己被忽略了，就会在水果盘里撒尿以示抗议。郑爽还经常出去旅行采风，全世界的跑。她还有个她这个年龄人不多的爱好，她爱开车。开着儿子那辆SAAB跑车，长长的头发在风中舞动着，旁边坐着一条威风十足的大狗，曾经的金枝玉叶郑爽这个时候简直就是帅呆了!
　　2006年，郑爽被广州媒体评为“广州十大美人”之一。郑爽听说后，笑起来：“都这么大年纪了，倒成美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