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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基辛格博士曾讲过的，中国和美国，不应该成为敌人，也不应该寻找共同的敌人，两国真正面临的是共同的挑战，这应该是一个新的世界观
美国总统奥巴马11月中旬的首次访华行程可谓成果丰富，从与上海青年的“市政厅会议”，到北京的高层会晤，以及参观故宫长城，均让人印象深刻。而4天行程中最重要的成绩单之一，应该是中美双方12年来首次发表联合声明，并提出“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这一新概念。
中美从1979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开始，已经走过了30年。30年后，又一个新起点——美国《纽约时报》不久前发表文章说，奥巴马此行将“重塑中美关系”。
本刊记者在奥巴马行前专访了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李成。李成博士是华盛顿对华外交界的“圈内人士”，除了担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以外，还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国会美中工作组顾问团队成员，以及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对华政策工作组和著名机构“百人会”成员。
李成在采访中说，30年后，中美目前真正面临的不是“共同的敌人”，而是“共同的挑战”，必须要有“全新的世界观”——这个观点被“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概念的提出所印证。
友好容易，互信难
《瞭望东方周刊》：奥巴马总统首次访华行程议程繁多，在你看来，最大的观察点何在?
李成：我想，最主要的，是双方能不能通过这次访问建立互信，能不能由此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我觉得这是此次奥巴马访华最主要的一个关注点。访问能否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点。
当然，这会存在很多障碍。
比如，奥巴马这次访华的一个主要议题，是全球气候变化。双方都认可、都愿意采取行动。但具体到中美两国承担更多的义务，尤其是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承担更多的义务上，双方的具体政策和具体措施还不明确。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在经济问题上，两国还有很多摩擦，包括贸易保护主义，包括中国要求更多的技术转让，而美国在这方面表态并不明确。我们也看到了包括轮胎案在内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两国都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在这方面，可能有很多值得谈的问题。
还有，在地区安全上，美国现在陷入了在伊拉克、阿富汗的战争，美国是否会在这方面提出对中国的要求，要求中国在区域性安全问题上尽更大的力。还有伊朗和朝鲜的核问题，都有待观察。
《瞭望东方周刊》：最新民调显示，34％的美国人认为美中关系是美国最重要双边关系，但也有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对手”，你怎么看?这种民意会对美国决策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李成：这其实正是中美目前的问题所在。需要中国做很多努力，消除歧视误解。中国经济强大，这已经没有多少疑问了，但是，中国应该让美国人认识到，中国在其他方面，比如在政治民主方面，也在进步，以此来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
中国在很多问题上更多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但是，你要知道，最终意义上的对一个国家的尊敬，不是在游说上面，而是在观念的改变上。外人观念的改变，又取决于我们本身的变化，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我一直对美国人讲，中国在发生很多变化。美国人，包括国务卿希拉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其实都知道中国在进步、在好转，但是问题在于，你在很多方面的进步，也许一时还很难使人信服。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无法突破的话，中国永远只是一个经济强国，不可能成为一个政治强国。
奥巴马上台后，在中国政策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有时候，他得到的是误解。误解表现在哪里呢?就是有些人会认为，奥巴马对中国友好，对中国比较尊重，只是为了中国的钱，希望得到更多的合作，这是很遗憾的一个解释。
我个人认为，即使没有这些需求，奥巴马本人对中国的世界观，跟他的前任也是不一样的；同时，中国的逐渐强大，也加快了美国人对华思维的改变。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需要建立长时间的信任，这比较难，需要领导人真正的智慧。但真正有远见的领导人，应该能够告诉他的国人，这是必须要走的路。贸易保护有抬头，未失控
《瞭望东方周刊》：在这次奥巴马访华的同时，中美关于轮胎特保案的交锋其实也一直在进行之中。你怎么看待中美在贸易上争端?
李成：我觉得，首先要对美国政策有更多的了解。有些政策，不是美国行政部门所希望看到的，有一些是美国国会的举措，有一些是美国经济团体的压力所造成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
还有一些，确实是白宫或行政部门的考虑，其实和中国本身的举措没关系。比如，不久前美国抛出轮胎特保案，这实际是非常损害两国关系的。
而分歧和摩擦其实也是正常的。实际上，不管各国经济关系多么紧密，比如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美国和日本或韩国之间，也经常发生贸易摩擦。我们也不能太大惊小怪，把一些案例就看作是两个国家间的对抗。
当然，美国也需要重新检讨这些问题。虽然美国领导人对华政策已发生了很多微妙的改变，但改变总是需要时间的。
我觉得中国的媒体也必须有一个平衡的报道。我们首先要清楚，全球化对中国是有利还是不利。答案很清楚：中国为什么能有经济的奇迹，当然有中国内在的因素，包括乡镇企业发展、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人民的勤劳、巨大的市场等等，但其实，中国跟美国一样，是最得益于全球化的国家之一。这一点不能否认。
由于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加上中国一些企业在世界上咄咄逼人的姿态，其他国家对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有些担心、有些疑虑，采取一些保护措施，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觉得，中国政府的对策，应该更多地展现事实，通过在国际组织中承担更多的责任，来阐述为什么有些措施对中国是不公正的。我觉得，大家都是有理性的，如果你真有道理，你不怕。只是问题在于，有时候有的案件很清楚，有的案件不那么清楚。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瞭望东方周刊》：是不是可以说，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但不至于失控?
李成：那取决于很多因素，你的基本分析是对的。我们来假设一下，如果明年又来了第二波经济危机，美国和中国的失业压力继续增长，而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其他国家经济没有恢复，这些都会对全球化带来很大冲击，对中国经济带来很大冲击。
而且，这种冲击将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随着一个国家的强大，造成其他一些国家的不安，这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的对策，更多的应该是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成长给其他国家不仅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为什么大家都可以从贸易上得到益处，而不是得到损害。
中国的领导人、媒体、企业，不能只是想当然的看问题，必须有更多的考虑，考虑其他国家看法。中国应该谨慎，让其他国家获益于中国的发展，不然，其他国家可能会联合起来对付中国。 过去，为什么美国在中国问题上一再出现错误，就是美国从来不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问题。现在，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经济跟5年前、10年前已不能同日共语。随着中国的强大，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世界对中国的期望值也自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和平发展”要从中国策略走向全球新思维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美国有专家提出中美G2，你怎么看?
李成：我觉得，G2的概念有其道理。因为从一定程度上，全球经济复苏，是和这两国经济复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很难想象，这两个国家经济萧条，全球经济会出现复苏。所以说，中美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从策略上来讲，G2的概念会使其他一些国家不高兴，一些欧洲国家、日本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是其一。
其二，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看，其实不止一个大国的崛起，而是世界整个政治经济版图移向亚洲地区。所以不仅仅中国在崛起，印度、巴西、包括印尼，也都在崛起，当然，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可能没有中国那么强大。但是谁知道10年、20年后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他们有他们的弱点，但也有自己的强项。
另外，G2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概念，而且也牵涉到战略伙伴的概念。在这个方面，由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不同，也阻碍了G2的进程，阻碍了中美双方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伙伴。
因此，我们都必须要脱离过去19世纪的概念，脱离冷战的思维。用19世纪的概念、冷战的思维来看世界的格局，是有害而无益的。正是因为这种概念，中美始终有互相的猜疑。不仅仅是部分美国人有这种思维，一些中国人其实也是这样的思维。
我觉得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理念，就比较好。这不应该是一种策略，如果是策略，其他国家仍会有所防备；而应该成为全球观中的一个新理念、新思维。
就像基辛格博士曾讲过的，中国和美国，不应该成为敌人，也不应该寻找共同的敌人，两国真正面临的是共同的挑战，这应该是一个新的世界观。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目前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这也被外界认为是中方的博弈筹码，你怎么看?
李成：这确实是中国的筹码，但也是金融业的“原子弹”。如果真采取行动的话，势必引发美国的报复，最终两败俱伤。因此，这个筹码对中国来说，有威慑作用，但没有实际作用。
有一点需要认清楚，美国经济尽管遭受了很大创伤，但它还是世界经济的领头羊，不管从其总体经济实力，以及最近大力发展新能源等决策来看，没有其他一个国家可以与美国相提并论。
要确保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多元化无疑是必要的，但我们也要看到，有时候，错误的判断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因此中国必须非常谨慎。而且，你不以美元为储备，以什么货币为储备?你减少美元储备的比例，但减少到多少程度?这些都值得商榷。
台湾问题上美国“不亮红灯，不亮黄灯”
《瞭望东方周刊》：自从马英九上台后，两岸关系缓和，美国似乎乐观其成，但美国也有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打算，你怎么看奥巴马的台海政策?
李成：我不认为美国会阻碍两岸的和解进程。奥巴马的助手在不同场合都谈到，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不亮红灯、不亮黄灯，如果两岸能够和解，对美国是有益的。这是美国利益所在。
在军售问题上，我对美国政府持批评态度——这是很没有道理的。在两岸问题上有这么多的互动，为什么美国还要对台湾出售武器，我不理解。
但是，我觉得，人的观念也是在发生变化的。5年前，你可以想象美国总统是会像现在的奥巴马这样吗?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人已经在中东陷入了困境。我想，美国民众大概也不会愿意看到台湾海峡出现紧张局势吧。
美国总统奥巴马11月中旬的首次访华行程可谓成果丰富，从与上海青年的“市政厅会议”，到北京的高层会晤，以及参观故宫长城，均让人印象深刻。而4天行程中最重要的成绩单之一，应该是中美双方12年来首次发表联合声明，并提出“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这一新概念。
中美从1979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开始，已经走过了30年。30年后，又一个新起点——美国《纽约时报》不久前发表文章说，奥巴马此行将“重塑中美关系”。
本刊记者在奥巴马行前专访了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李成。李成博士是华盛顿对华外交界的“圈内人士”，除了担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以外，还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国会美中工作组顾问团队成员，以及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对华政策工作组和著名机构“百人会”成员。
李成在采访中说，30年后，中美目前真正面临的不是“共同的敌人”，而是“共同的挑战”，必须要有“全新的世界观”——这个观点被“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概念的提出所印证。
友好容易，互信难
《瞭望东方周刊》：奥巴马总统首次访华行程议程繁多，在你看来，最大的观察点何在?
李成：我想，最主要的，是双方能不能通过这次访问建立互信，能不能由此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我觉得这是此次奥巴马访华最主要的一个关注点。访问能否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点。
当然，这会存在很多障碍。
比如，奥巴马这次访华的一个主要议题，是全球气候变化。双方都认可、都愿意采取行动。但具体到中美两国承担更多的义务，尤其是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承担更多的义务上，双方的具体政策和具体措施还不明确。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在经济问题上，两国还有很多摩擦，包括贸易保护主义，包括中国要求更多的技术转让，而美国在这方面表态并不明确。我们也看到了包括轮胎案在内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两国都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在这方面，可能有很多值得谈的问题。
还有，在地区安全上，美国现在陷入了在伊拉克、阿富汗的战争，美国是否会在这方面提出对中国的要求，要求中国在区域性安全问题上尽更大的力。还有伊朗和朝鲜的核问题，都有待观察。
《瞭望东方周刊》：最新民调显示，34％的美国人认为美中关系是美国最重要双边关系，但也有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对手”，你怎么看?这种民意会对美国决策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李成：这其实正是中美目前的问题所在。需要中国做很多努力，消除歧视误解。中国经济强大，这已经没有多少疑问了，但是，中国应该让美国人认识到，中国在其他方面，比如在政治民主方面，也在进步，以此来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
中国在很多问题上更多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但是，你要知道，最终意义上的对一个国家的尊敬，不是在游说上面，而是在观念的改变上。外人观念的改变，又取决于我们本身的变化，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我一直对美国人讲，中国在发生很多变化。美国人，包括国务卿希拉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其实都知道中国在进步、在好转，但是问题在于，你在很多方面的进步，也许一时还很难使人信服。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无法突破的话，中国永远只是一个经济强国，不可能成为一个政治强国。
奥巴马上台后，在中国政策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有时候，他得到的是误解。误解表现在哪里呢?就是有些人会认为，奥巴马对中国友好，对中国比较尊重，只是为了中国的钱，希望得到更多的合作，这是很遗憾的一个解释。
我个人认为，即使没有这些需求，奥巴马本人对中国的世界观，跟他的前任也是不一样的；同时，中国的逐渐强大，也加快了美国人对华思维的改变。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需要建立长时间的信任，这比较难，需要领导人真正的智慧。但真正有远见的领导人，应该能够告诉他的国人，这是必须要走的路。贸易保护有抬头，未失控
《瞭望东方周刊》：在这次奥巴马访华的同时，中美关于轮胎特保案的交锋其实也一直在进行之中。你怎么看待中美在贸易上争端?
李成：我觉得，首先要对美国政策有更多的了解。有些政策，不是美国行政部门所希望看到的，有一些是美国国会的举措，有一些是美国经济团体的压力所造成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
还有一些，确实是白宫或行政部门的考虑，其实和中国本身的举措没关系。比如，不久前美国抛出轮胎特保案，这实际是非常损害两国关系的。
而分歧和摩擦其实也是正常的。实际上，不管各国经济关系多么紧密，比如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美国和日本或韩国之间，也经常发生贸易摩擦。我们也不能太大惊小怪，把一些案例就看作是两个国家间的对抗。
当然，美国也需要重新检讨这些问题。虽然美国领导人对华政策已发生了很多微妙的改变，但改变总是需要时间的。
我觉得中国的媒体也必须有一个平衡的报道。我们首先要清楚，全球化对中国是有利还是不利。答案很清楚：中国为什么能有经济的奇迹，当然有中国内在的因素，包括乡镇企业发展、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人民的勤劳、巨大的市场等等，但其实，中国跟美国一样，是最得益于全球化的国家之一。这一点不能否认。
由于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加上中国一些企业在世界上咄咄逼人的姿态，其他国家对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有些担心、有些疑虑，采取一些保护措施，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觉得，中国政府的对策，应该更多地展现事实，通过在国际组织中承担更多的责任，来阐述为什么有些措施对中国是不公正的。我觉得，大家都是有理性的，如果你真有道理，你不怕。只是问题在于，有时候有的案件很清楚，有的案件不那么清楚。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瞭望东方周刊》：是不是可以说，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但不至于失控?
李成：那取决于很多因素，你的基本分析是对的。我们来假设一下，如果明年又来了第二波经济危机，美国和中国的失业压力继续增长，而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其他国家经济没有恢复，这些都会对全球化带来很大冲击，对中国经济带来很大冲击。
而且，这种冲击将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随着一个国家的强大，造成其他一些国家的不安，这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的对策，更多的应该是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成长给其他国家不仅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为什么大家都可以从贸易上得到益处，而不是得到损害。
中国的领导人、媒体、企业，不能只是想当然的看问题，必须有更多的考虑，考虑其他国家看法。中国应该谨慎，让其他国家获益于中国的发展，不然，其他国家可能会联合起来对付中国。 过去，为什么美国在中国问题上一再出现错误，就是美国从来不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问题。现在，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经济跟5年前、10年前已不能同日共语。随着中国的强大，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世界对中国的期望值也自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和平发展”要从中国策略走向全球新思维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美国有专家提出中美G2，你怎么看?
李成：我觉得，G2的概念有其道理。因为从一定程度上，全球经济复苏，是和这两国经济复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很难想象，这两个国家经济萧条，全球经济会出现复苏。所以说，中美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从策略上来讲，G2的概念会使其他一些国家不高兴，一些欧洲国家、日本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是其一。
其二，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看，其实不止一个大国的崛起，而是世界整个政治经济版图移向亚洲地区。所以不仅仅中国在崛起，印度、巴西、包括印尼，也都在崛起，当然，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可能没有中国那么强大。但是谁知道10年、20年后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他们有他们的弱点，但也有自己的强项。
另外，G2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概念，而且也牵涉到战略伙伴的概念。在这个方面，由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不同，也阻碍了G2的进程，阻碍了中美双方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伙伴。
因此，我们都必须要脱离过去19世纪的概念，脱离冷战的思维。用19世纪的概念、冷战的思维来看世界的格局，是有害而无益的。正是因为这种概念，中美始终有互相的猜疑。不仅仅是部分美国人有这种思维，一些中国人其实也是这样的思维。
我觉得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理念，就比较好。这不应该是一种策略，如果是策略，其他国家仍会有所防备；而应该成为全球观中的一个新理念、新思维。
就像基辛格博士曾讲过的，中国和美国，不应该成为敌人，也不应该寻找共同的敌人，两国真正面临的是共同的挑战，这应该是一个新的世界观。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目前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这也被外界认为是中方的博弈筹码，你怎么看?
李成：这确实是中国的筹码，但也是金融业的“原子弹”。如果真采取行动的话，势必引发美国的报复，最终两败俱伤。因此，这个筹码对中国来说，有威慑作用，但没有实际作用。
有一点需要认清楚，美国经济尽管遭受了很大创伤，但它还是世界经济的领头羊，不管从其总体经济实力，以及最近大力发展新能源等决策来看，没有其他一个国家可以与美国相提并论。
要确保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多元化无疑是必要的，但我们也要看到，有时候，错误的判断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因此中国必须非常谨慎。而且，你不以美元为储备，以什么货币为储备?你减少美元储备的比例，但减少到多少程度?这些都值得商榷。
台湾问题上美国“不亮红灯，不亮黄灯”
《瞭望东方周刊》：自从马英九上台后，两岸关系缓和，美国似乎乐观其成，但美国也有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打算，你怎么看奥巴马的台海政策?
李成：我不认为美国会阻碍两岸的和解进程。奥巴马的助手在不同场合都谈到，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不亮红灯、不亮黄灯，如果两岸能够和解，对美国是有益的。这是美国利益所在。
在军售问题上，我对美国政府持批评态度——这是很没有道理的。在两岸问题上有这么多的互动，为什么美国还要对台湾出售武器，我不理解。
但是，我觉得，人的观念也是在发生变化的。5年前，你可以想象美国总统是会像现在的奥巴马这样吗?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人已经在中东陷入了困境。我想，美国民众大概也不会愿意看到台湾海峡出现紧张局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