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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爱情的呼唤，对人性解放的吁求，存在于文学作品、社会舆论与意识形态之中。但在铁一般硬冰一般冷的社会经济法则面前，不免沦为海面上可爱的泡沫。探讨哪个年代的爱情最美好，似乎是一个伪命题，当婚姻作为社会制度而非人伦乐园，作为资源共同体而非情趣组合，我们谈论爱情时，更多是在薄奠那些无邪无辜无欲无悔的青春。
文化意义的爱情斗士与生活中的择良而栖
2017开年，两样物事刷屏，一是东方卫视播出的《中国式相亲》，一是彩虹室内合唱团推出的《春节自救指南》。
有人在怒斥或怒嘲“中国式包办婚姻”，有人在热捧传唱“怎么会放弃我的理想，变成我讨厌的模样”。两者合在一起，却可以让人好好想想“中国式爱情”的前世今生。
爱情革命的理念起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此前“节妇”式普世价值观首先自知识分子开始转化为“真爱与自由”的时代呼唤，“那时也是晴朗的冬天，她听到他说决计反抗一切阻碍，为她牺牲的时候，也就这样笑眯眯的挂着眼泪对他看。”
文艺新青年笔下的理想生活却与现实生活交织映射。理想之外，“白菜”一直在干扰着爱情的梦境，《伤逝》中涓生与子君的悲剧是常见的，所以鲁迅给“娜拉走后怎样”的答案是：
“堕落，或回来。”
张爱玲后来在《走！走到楼上去》里不无讽刺地说：“中国人从《娜拉》一剧中学会了‘出走’。”无疑地，这潇洒苍凉的手势给予一般中国青年极深的印象。有论文专门研究1930年上海青年的自杀现象，黄浦江里，好多是离家出走的“上漂”，不肯妥协的斗士。
要想从大家族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或核心家庭，出路何在？对独立自主理念的认同是其一，获得经济的独立是其二。前者易而后者难，所以新文化虽然变成“政治正确”，却无法改变主流的家庭形态。
更多的新派男士选择双轨制：初婚由家族做主，留在家族内部侍奉父母，抚养孩童，自己再在外面大都市里找一段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民国政府与社会对此的态度都是默认不究。
在开埠日久的商业都市，婚姻的社会性质更加明豁。你看《围城》中的方鸿渐，本来订亲是父母之命，但未婚妻病故，准丈人愿意拿嫁妆资助他出国，方鸿渐接受这笔资助，自然就接受了一个不言自明的义务：他此后的工作与婚姻，前岳家要参与意见。换句话，方鸿渐这个“留洋博士”也是小银行主周家的一笔投资。
建国后，婚姻的家族经济基础被抽掉了，取而代之是单位制“父权的温暖”。和谁结婚，夫妻不和，能否离婚，都在组织而非家族的关怀下重新立规。
但即使是有史以来最激进的家庭实验，也不可能像“五四”理想的那样，限定每一桩婚姻的爱情含量。在赵树理1949年后创作的《罗汉钱》里，到乡里结婚的程序是这样的：
办事员问：你为什么和他/她结婚？
男/女答：因为他/她能劳动。
“能劳动”是婚姻成立的合法理由，充分说明婚姻与家庭的经济基础并未改变，新的劳动力不仅服务于核心家庭，也服务于大家族，乃至生產队。农民知识分子赵树理对此很不满意，但他也没有办法真正改变这种状况。
现实总是在冒犯理想
有人总结了建国后三十年女性的择偶顺口溜：
上世纪五十年代：一嫁工人二嫁干，至死不嫁庄稼汉。
上世纪六十年代：嫁工人，怕下放；嫁干部，怕定量；嫁军官，怕打仗；嫁农民，吃得胖。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套家具，二老归西，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音响），四季笔挺，五官端正，六亲不认，七十元钱（工资），八面玲珑，九（酒）烟不进，十全十美。
在明面的舆论上，人们看到的是政治正确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沉重的翅膀》《挣不断的红丝线》，而暗地里涌动的，是推动社会争先恐后寻求富裕的经济动力。
但不可否认，八十年代仍然成为许多人爱情乌托邦的时代载体。
或许是张瑜和郭凯敏在《庐山恋》中惊世骇俗的一吻；或许是朱时茂和丛珊在《牧马人》中故土难离的坚贞不渝；或许是刘晓庆和姜文在《芙蓉镇》里结伴扫街的不离不弃……八十年代的爱情拥有共同的坚硬内核，“蔑视权贵和金钱，崇尚才华和艺术，是爱情的最低标准。不像现在，一切都需要货币去定义。”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韩寒那首饱受诟病的《乘风破浪》主题曲1980年代就出现在中国的小说《大篷车》中，当时被译为《男子汉宣言》：
你每天早上，不能比我起得晚；
你每天晚上，不能比我睡得早；
打扮起来要漂亮，饭菜做得要香甜……
此时的社会婚姻，达成了一种奇怪的和谐：高考与改革开放，固化的阶级体系开始崩塌与重建，个人奋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空间——这是大家回想起来，会觉得八十年代“更平等”的主要原因，即使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平等，也处于“不可见”的状态。因此年轻人是“自由”的，自由地追逐爱情，也自由地追逐欲望。文学作品中宣扬的爱情至上，跟生活中的择良而栖，似乎并不矛盾，中国人从未像八十年代那样普遍相信爱情。
三十多年过去了。社会结构一直在调整与重组。近几年来，很多人都有一种“回潮”或“倒退”的感觉。怎么父母之命又变得重要了？怎么拜金的观念敢于赤裸裸地站上台面了？五四运动一百年，中国人怎么又回到了“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的可悲境地？
现代社会的最高理想是个人的彻底解放，然而这个理想要在现实中实现，只有家庭有可能提供相对良好的教育资源，相对富足的生活条件，以及相对顺利的阶级延续。
《中国式相亲》里，排除综艺节目“演”的成分，父母、子女、相亲对象，是一个坚固而自足的闭环，它排斥不合乎生物优生法则与经济规律的另类选择，比如男女年龄不般配，女方不能照顾或辅助男方家庭（包括干家务、理财），男方不能提供相当的经济基础，等等。颜值或许重要，或许不重要，这也是家长们经过理性而细密的考量的。
《中国式相亲》凸显了婚姻作为社会制度而非人伦乐园，作为资源共同体而非情趣组合的那一面。对于秉持“五四”以来精英理念的先锋人群，这样的展示当然构成了冒犯。但是，现实总是在冒犯理想，只有个人独立的实现，这种冒犯才会是推动理想实现的动力，否则现实就是湮灭理想的河流。
如果社会本身不能提供多元选择与独立发展的适合环境，不能让最有勇气的年轻人有物质与尊严去呵护梦想，认同《中国式相亲》的年轻人就会越来越多，当然，“爱情至上”“个人奋斗”会被他们偷偷珍藏当作一剂解痛的鸦片。
文化意义的爱情斗士与生活中的择良而栖
2017开年，两样物事刷屏，一是东方卫视播出的《中国式相亲》，一是彩虹室内合唱团推出的《春节自救指南》。
有人在怒斥或怒嘲“中国式包办婚姻”，有人在热捧传唱“怎么会放弃我的理想，变成我讨厌的模样”。两者合在一起，却可以让人好好想想“中国式爱情”的前世今生。
爱情革命的理念起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此前“节妇”式普世价值观首先自知识分子开始转化为“真爱与自由”的时代呼唤，“那时也是晴朗的冬天，她听到他说决计反抗一切阻碍，为她牺牲的时候，也就这样笑眯眯的挂着眼泪对他看。”
文艺新青年笔下的理想生活却与现实生活交织映射。理想之外，“白菜”一直在干扰着爱情的梦境，《伤逝》中涓生与子君的悲剧是常见的，所以鲁迅给“娜拉走后怎样”的答案是：
“堕落，或回来。”
张爱玲后来在《走！走到楼上去》里不无讽刺地说：“中国人从《娜拉》一剧中学会了‘出走’。”无疑地，这潇洒苍凉的手势给予一般中国青年极深的印象。有论文专门研究1930年上海青年的自杀现象，黄浦江里，好多是离家出走的“上漂”，不肯妥协的斗士。
要想从大家族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或核心家庭，出路何在？对独立自主理念的认同是其一，获得经济的独立是其二。前者易而后者难，所以新文化虽然变成“政治正确”，却无法改变主流的家庭形态。
更多的新派男士选择双轨制：初婚由家族做主，留在家族内部侍奉父母，抚养孩童，自己再在外面大都市里找一段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民国政府与社会对此的态度都是默认不究。
在开埠日久的商业都市，婚姻的社会性质更加明豁。你看《围城》中的方鸿渐，本来订亲是父母之命，但未婚妻病故，准丈人愿意拿嫁妆资助他出国，方鸿渐接受这笔资助，自然就接受了一个不言自明的义务：他此后的工作与婚姻，前岳家要参与意见。换句话，方鸿渐这个“留洋博士”也是小银行主周家的一笔投资。
建国后，婚姻的家族经济基础被抽掉了，取而代之是单位制“父权的温暖”。和谁结婚，夫妻不和，能否离婚，都在组织而非家族的关怀下重新立规。
但即使是有史以来最激进的家庭实验，也不可能像“五四”理想的那样，限定每一桩婚姻的爱情含量。在赵树理1949年后创作的《罗汉钱》里，到乡里结婚的程序是这样的：
办事员问：你为什么和他/她结婚？
男/女答：因为他/她能劳动。
“能劳动”是婚姻成立的合法理由，充分说明婚姻与家庭的经济基础并未改变，新的劳动力不仅服务于核心家庭，也服务于大家族，乃至生產队。农民知识分子赵树理对此很不满意，但他也没有办法真正改变这种状况。
现实总是在冒犯理想
有人总结了建国后三十年女性的择偶顺口溜：
上世纪五十年代：一嫁工人二嫁干，至死不嫁庄稼汉。
上世纪六十年代：嫁工人，怕下放；嫁干部，怕定量；嫁军官，怕打仗；嫁农民，吃得胖。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套家具，二老归西，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音响），四季笔挺，五官端正，六亲不认，七十元钱（工资），八面玲珑，九（酒）烟不进，十全十美。
在明面的舆论上，人们看到的是政治正确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沉重的翅膀》《挣不断的红丝线》，而暗地里涌动的，是推动社会争先恐后寻求富裕的经济动力。
但不可否认，八十年代仍然成为许多人爱情乌托邦的时代载体。
或许是张瑜和郭凯敏在《庐山恋》中惊世骇俗的一吻；或许是朱时茂和丛珊在《牧马人》中故土难离的坚贞不渝；或许是刘晓庆和姜文在《芙蓉镇》里结伴扫街的不离不弃……八十年代的爱情拥有共同的坚硬内核，“蔑视权贵和金钱，崇尚才华和艺术，是爱情的最低标准。不像现在，一切都需要货币去定义。”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韩寒那首饱受诟病的《乘风破浪》主题曲1980年代就出现在中国的小说《大篷车》中，当时被译为《男子汉宣言》：
你每天早上，不能比我起得晚；
你每天晚上，不能比我睡得早；
打扮起来要漂亮，饭菜做得要香甜……
此时的社会婚姻，达成了一种奇怪的和谐：高考与改革开放，固化的阶级体系开始崩塌与重建，个人奋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空间——这是大家回想起来，会觉得八十年代“更平等”的主要原因，即使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平等，也处于“不可见”的状态。因此年轻人是“自由”的，自由地追逐爱情，也自由地追逐欲望。文学作品中宣扬的爱情至上，跟生活中的择良而栖，似乎并不矛盾，中国人从未像八十年代那样普遍相信爱情。
三十多年过去了。社会结构一直在调整与重组。近几年来，很多人都有一种“回潮”或“倒退”的感觉。怎么父母之命又变得重要了？怎么拜金的观念敢于赤裸裸地站上台面了？五四运动一百年，中国人怎么又回到了“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的可悲境地？
现代社会的最高理想是个人的彻底解放，然而这个理想要在现实中实现，只有家庭有可能提供相对良好的教育资源，相对富足的生活条件，以及相对顺利的阶级延续。
《中国式相亲》里，排除综艺节目“演”的成分，父母、子女、相亲对象，是一个坚固而自足的闭环，它排斥不合乎生物优生法则与经济规律的另类选择，比如男女年龄不般配，女方不能照顾或辅助男方家庭（包括干家务、理财），男方不能提供相当的经济基础，等等。颜值或许重要，或许不重要，这也是家长们经过理性而细密的考量的。
《中国式相亲》凸显了婚姻作为社会制度而非人伦乐园，作为资源共同体而非情趣组合的那一面。对于秉持“五四”以来精英理念的先锋人群，这样的展示当然构成了冒犯。但是，现实总是在冒犯理想，只有个人独立的实现，这种冒犯才会是推动理想实现的动力，否则现实就是湮灭理想的河流。
如果社会本身不能提供多元选择与独立发展的适合环境，不能让最有勇气的年轻人有物质与尊严去呵护梦想，认同《中国式相亲》的年轻人就会越来越多，当然，“爱情至上”“个人奋斗”会被他们偷偷珍藏当作一剂解痛的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