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交城山上打游击,“挤走”敌人,22岁指挥的战斗成为游击战的典型战例之一
华国锋,1921年2月16日出生于山西交城县城南关。父亲苏庆惠原是交城杜家庄人,15岁到县城当学徒。华国锋本姓苏,名铸,6岁丧父,由寡母王氏抚养兄弟二人。小学毕业后,哥哥当学徒,华国锋入职业学校读书。职业学校是交城县城里的最高学府,相当于现在的初中。华国锋性情平和、内向、沉稳,待人诚恳。
1936年3月20日,红军东征到交城,夜晚攻打交城县城未克,随即入山,路经交城90多个村子,所到之处开仓济粮,宣传抗日。从此,华国锋认识了共产党,知道了朱(德)毛(泽东)红军坚决抗日,为人民谋利益。
1936年11月,日本指使蒙奸进攻绥远东部,傅作义率部抗战。全国掀起声援绥东抗战的高潮。交城职业学校、城内两级学校(初小、高小)、北门女子学校等校学生在地下党员郭萱、石思明和阎怀才老师组织下宣传抗日,翻印传单,张贴标语,上街请愿、演文明戏(即话剧或活报剧)。华国锋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十分活跃。
1937年7月,赵向荣特派员和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张培民在交城挂起了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交城分会的牌子,工作重心是思想活跃的交城职业学校、城内两级学校和北门女子学校。华国锋是热血青年,加入了牺盟会。牺盟会组织群众抵制日货,惩治卖日货的商号。
七七事变后,山西成为抗日前线。8月,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即东渡黄河到山西,一路北上,迎击日寇。9月25日,林彪、聂荣臻率一一五师取得平型关大捷,增强了全国人民必胜的信心。华国锋关心战事,天天和同学们议论前线的消息。
11月7日,太原失守。13日,日本骑步兵500人,占领了交城县城,横行霸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汉奸在交城东街成立日伪维持会,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牺盟会由县城退到山区,坚持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6月,华国锋瞒着慈母离家,和同学一起步行80多里,参加牺盟会交城抗日游击队。10月,他在中西川的会立村参加一二○师工作团和牺盟会太原中心区举办的青年干部训练班。为了日后便于开展工作,不牵连家人,大家都要改名换姓。苏铸从此改名为华国锋,以示做“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之决心。当月,华国锋经中共文(水)交(城)工委民运部长李伯林(陕西人,老红军)介绍加入共产党,时年17岁。训练班毕业后,他分配到边山汾阳铁北牺盟会工作。
1940年2月,华国锋回到交城任牺盟会秘书、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文(水)交(城)工委1940年改为晋绥边区八分区一直驻在交城会立、关头等山区。交城离太原仅55公里,日本人的汽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是敌人重点“扫荡”的地区。八分区是晋绥干部、战士、群众牺牲最多的地区之一。抗战8年,华国锋一直坚持在八分区。他曾回忆说:“交城的地域非常重要,靠近太原,像一把尖刀似的插在那里。交城付出很大的代价,山区里面的人基本都杀光了。”华国锋在交城、阳曲任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领导民兵打仗。他领导的民兵段祥玉、崔三娃、韩凤珠被授予“晋绥边区特等民兵战斗英雄”的称号,1944年12月到兴县出席晋绥边区群英会。在会上,作家马烽、西戎慕名采访他们,根据他们的战斗生活写成小说《吕梁英雄传》,广为流传。
1941年、1942年晋绥地区由于敌人反复“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根据地缩小了1/3。敌人深入到根据地的岔口、芝兰、榆林山、归化、草头庄等地设立据点,修筑碉堡。驻扎在八分区的日军达4000人,伪军2000多人。八分区根据地缩小90%以上,只剩下距离敌人据点远的17个行政村子(有的只有两三户人家)和没有建立“维持会”的100个自然村。这些村子分散在深山丛林中,人口稀少,总共只有几千人。从此,八分区就成为独立作战的地区。由于敌人武器好,火力强,部队离敌人30里地不敢驻脚,在一个自然村只能呆一两天就要转移。白天不能在村子里住,天一亮就爬上高山,隐蔽在密林之中。华国锋曾回忆:“晚上,我将帽子向下一拉就进村,住到堡垒户。群众节省一点莜面、白面尽量地给我们吃。群众要依靠我们赶走日本人。”他不只一次地说:“交城的乡亲们实在好。交城的人民实在太好了。”
许多村政权是白皮红心,共产党的游击队、阎锡山的顽固军、伪军都是穿着便衣,到一地首先找村公所。华国锋多次讲,这些村长真有本事,一见你,说上几句话,他就能分辨出你的真实身份,应对自如。
八分区被敌人四面包围、封锁、分割。群众靠野菜充饥,部队没有棉衣、棉鞋,没有粮食、油、菜,只能吃野菜、榆树皮、黑豆,体质下降,很多人得了夜盲症,部队非战斗减员越来越多。1942年秋天,毛泽东听晋绥分局书记林枫汇报后提出“将敌人挤出去”。县委指定县委宣传部长、抗联主任华国锋担任三区对敌斗争主任,负责“挤走”芝兰的敌人。
芝兰村处于西治川、原平川、屯兰川的交界处,是八分区党政军机关驻地(关头)的门户。华国锋接到任务赶回离据点十几里地的双龙村,召开区委、一营负责人、民兵干部会议。他提出两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提出“把敌人挤出去”,而不是“赶出去”、“打出去”?“挤敌人”该往哪个方向去“挤”?大家说现在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我们没有能力赶敌人出去,只能是“挤”,“挤”就是围困。
华国锋向干部群众讲清楚道理,动员芝兰镇附近15里的群众坚壁清野,动员芝兰村的群众搬家。鬼子找不到粮食吃,找不到柴烧,只有从城里运来。他派民兵在山上监视敌人的行动,派部队和民兵伏击敌人的运输队。村里只有一口井,离炮楼有数百米,敌人派人挑水。他决定卡断敌人的水源,指挥民兵将大粪、死猫、死狗扔到井里,让敌人无法喝。敌人将井水淘了照样喝。一位老大爷献计:“把头发剪碎了扔到井里去,看他怎么吃?!”碎头发,淘也淘不尽。敌人守着井水无水喝,守着青山无柴烧,无法生存。1943年7月21日,芝兰、岔口的敌人炸毁据点,撤兵西逃。从此,八分区的局面大为改观。晋绥军区副司令周士弟回忆说:“胜利的消息传到毛主席那里,主席立即打来电报,批示和鼓励晋绥所有的地区要像八分区一样,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芝兰战斗规模不大,却已成为游击战的典范载入史册。芝兰的群众至今仍记得这场战斗,他们将那口水井盖上棚子,保存完好。
从山西南下湖南,30岁任毛泽东家乡的县委书记
为迎接全国解放,1949年3月,华国锋离开阳曲县,调到为南下成立的一地委任委员、宣传部长,住在盂县一城关附近集训,等候南下的命令。
经阳曲县县委副书记柳英(刘钦哉)和田泽仁(韩芝俊的三舅)介绍,认识了韩芝俊。韩芝俊1931年2月21日生于山西五台东山底一个农民的家庭。东山底村背靠东山,位于一座小山的半山腰,属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只有200人的山村,人人都组织起来,民兵、妇联、儿童团搞得热火朝天。韩芝俊从小就参加儿童团,站岗放哨、送信,担任儿童团的指导员,后参加工作。父亲韩七海深受没有文化之苦,1945年日本投降后送她到晋中一中(盂县南关)学习。她表现突出当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还不满15岁。此时她已学习三年,喜爱文艺,演男角。华国锋特别去看了她演出的《王贵和李香香》、《兄妹开荒》等文艺节目。韩芝俊知道华国锋老实、实在,俩人喜结连理,结婚仪式大方、简单,没有酒席,没有繁文缛节,场面热烈而欢快。
不久,一地委的全体同志由地委书记武光带队到石家庄郊区的一个村庄集训40天。
1949年5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湖南省委在河南开封决定设置长沙专区建制。6月15日,省委到达汉口后,决定了长沙行政专员公署领导班子组成人员。6月,华国锋随大军南下,到湖南湘阴县任县委书记、地委委员。此时,湖南省会长沙还没有和平解放,国民党留下的18股武装土匪出没湖汊水网,四处抢劫,鱼肉百姓。旧官府横征暴敛,地主剥削催租逼债。堤垸破败,全县109个大小围子,溃缺成灾的达90个,10多万灾民流离失所。血吸虫病蔓延全县,寡妇村、绝代堤处处可见。那时的湘阴同湖南省、同全国一样,千疮百孔,是风雨飘摇的一只破船。
6月,湘阴暑热难耐,北方人初来乍到,水土不服,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不少南下干部不安心,想回家。华国锋组织同志们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克服困难,坚持工作。他领导县委一班人建立政权,发动群众,建立民兵,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很快打开局面,组织支前,组织生产、救灾。全县13个区,156个乡,地域辽阔,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他经常是脚上一双草鞋,雨天一把雨伞,夜里一盏马灯,走遍了全县的大堤小围,湖港水汊。每到一地,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和他们一起挑水种地,打成一片,很快了解、掌握了全县的情况。”1950年冬领导土改,工作十分顺利。领导群众斗争恶霸、地主,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农民得到土地,真正翻身得解放。
1951年7月,华国锋调到湘潭县任县委书记兼县人民武装部政委。湘潭是毛泽东、齐白石、周小舟的故乡。这是个山区县,公路很少,多是独轮车走的羊肠小道。他跑遍了湘潭县的每一个村子。毛泽东家乡韶山冲在深山之中,民谣唱:“羊肠小道无人行,有女莫嫁韶山冲。”群众生活很苦。他到湘潭县时,韶山冲已修好一条简易的沙石公路,毛泽东旧居已于这年2月正式对外开放。他带着几个干部背着背包步行几十里路来到韶山冲,深入到屋场,调查土改后农村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用当地的事实教育群众只有走“组织起来”的路,才能逐步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
1952年10月后,华国锋任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县委书记、湘潭专员公署专员。湘潭行政专员公署原称为长沙行政专员公署,1949年8月29日由岳阳迁到湘潭,1952年10月按驻地改为湘潭行政专员公署,辖长沙、湘潭、醴陵、岳阳、平江、临湘、浏阳、湘阴等8个县。
1954年10月,华国锋任地委书记。从1945年9月到1954年10月,他任县委书记10个年头,为他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华国锋曾说:“县委书记很锻炼人,培养干部就让他当一段时间的县委书记。”
1956年6月,华国锋调任省人委文教办公室主任、省委委员,离开湘潭。1959年9月,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1961年加强基层,他又回到湘潭地委兼任地委第一书记,1962年10月,胡耀邦任地委第一书记,他任第二书记。他在湘潭地区前后两次工作共12个年头。
34岁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第一次列席中央全会
华国锋回忆: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1955年7月,在长沙。当时毛泽东召见4人,其他3人是省委副书记谭余保,省委常委胡继宗、徐启文,只有他是地委书记。他汇报洞庭湖区防治血吸虫的情况。毛泽东是湖南人,知道湖区血吸虫为害甚重,对防治血吸虫一事十分重视。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重视干部培养,他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他考察干部,不是凭一时一事,而是长期的,从多方面进行,他不仅考察干部政绩、理论水平,而且从小处入手,观察相貌、穿戴、举止言谈、待人接物。他从家乡亲友们那里知道湘潭县委书记是个大个子的北方人,比自己小28岁,工作深入、扎实。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他要亲自见见自己家乡的父母官,当面考察。
这年,华国锋34岁,但参加革命已近20年。身穿半旧的中山装,脚穿一双圆口布鞋,淳朴、忠厚。华国锋处事冷静,虽然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但讲起话来不慌不忙,有条有理。毛泽东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他都对答如流。
毛泽东对他的汇报很满意,会见后合影留念。
当时,毛泽东正全力研究指导全国的农村合作化问题。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讨论和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1955年9月下达通知,要求各省委、各自治区党委、各大市委和各区党委、各地委的书记,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农村工作部长,以及中央各部委、中央机关各部门应当参加的负责同志参加。并要求参加会议的同志每人交一篇文章,规定“发言内容主要讲合作化,应占字数十分之七至八左右……发言内容应尽可能有较深刻的思想性,而以具体经验和计划数字充实和证明之”。
华国锋一向重视农民组织起来,早在1950年秋湘阴土改不久就指导了互助组——刘正春互助组。这是湘潭全区第一个互助组。湘潭地委1953年春重点试办75个初级合作社。华国锋任地委书记时重点抓发展生产与贯彻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两个环节。合作化健康稳步发展,1954年冬到1955年春发展到4933个,1955年秋前又新建6402个,入社农户已达到11%。1955年春前建的社,90%以上增产。他多次到韶山开会训练骨干,组织合作社。
1954年,华国锋到洞庭围,成立全区第一个高级社——洞庭围高级社。洞庭围高级社当年取得了丰收后,周围办了十几个高级社,不久这十几个高级社并入洞庭围高级社。华国锋取得办高级社的第一手经验。1955年3月全省办了12000个高级社,湘潭地区占40%以上。
华国锋爱动脑筋,在地方工作有时间经常写些文章。合作化以来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下中农》两篇文章。1955年9月接到通知,他很快写出3000多字的文章《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被《学习》杂志选中,于当年第11期发表。11月14日,《人民日报》以《湖南各级党组织负责人深入农村进行调查》为题报道,其中提到“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深入农村调查以后发表文章”。这是华国锋的名字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出现。
9月底,华国锋带着这篇发言稿到北京参加了为期7天的七届六中全会,这是华国锋第一次列席中央全会。
毛泽东亲自提名的省委书记处书记
1956年1月初,毛泽东到长沙,检查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展的情况,听取各地对《征询对农业17条的意见》。在专列上召开座谈会,周小舟、周惠等省领导和湘潭、常德、郴州、长沙等地市领导,还有两个县委书记共11人参加。华国锋是湘潭地委书记,参加了座谈会。
1957年8月,华国锋调任省委统战部长。1958年7月任副省长,在副省长中排名第五。这样一来,他见毛泽东的机会就更多了。从1954年起,毛泽东每年都要回湖南一次或多次,很重视统战工作,特别是和湖南的民主人士很熟,老朋友很多,每次回来,都要看望或宴请他们。1959年毛泽东从家乡韶山回到长沙,要请杨开慧的兄嫂杨开智、李崇德,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李淑一和国民党元老程潜、唐生智、曹典球,及毛泽东的同乡、长沙第一师范同学、修业小学的同事周世钊一起吃饭,让华国锋安排此事,将他们接来。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华国锋到湘西永顺县离县城100多里的石堤西公社和久哈公社调查。这两个公社盛产桐茶,当地受“大跃进”的影响,片面理解粮食上“纲要”,要砍掉桐茶树,种粮食。他旗帜鲜明地制止砍桐茶,鼓励要因地制宜,发展桐茶,解决好粮食与桐茶的矛盾。在永顺县城(灵溪镇)听到反映森工站对城镇居民木村供应紧张,群众修缮房屋没有木材时,他立即指示县委: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光抓生产,也要关心群众生活,吃的、穿的、住的、用的,以及子女上学、疾病医疗都要解决好。
庐山会议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免职,书记周惠调到北京降级使用,湖南省委改组。从湖北调来张平化、王延春、苏钢,张平化任第一书记。毛泽东多次和华国锋谈话,知道他实干、工作细致,是个老实人,提名他为湖南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当时只有38岁,在全国省委书记中也是年轻的。他和北京来的战友李琪说:那时咱们在交城山上打游击,哪想到这些(当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
“渡荒的任务极为艰巨,各级党委要天天抓、时时问,像打仗一样”
“大跃进”后,出现了三年困难。面对困难应当怎么办?敢不敢承认困难,如何面对困难,克服困难成为摆在每个干部面前的难题。
1960年春,全国各大城市粮食、副食、布匹供应紧张,1~7月全国夏粮收购只有244亿斤,比1959年同期减少了26%。中央逐渐了解到农村的真实情况,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政策调整,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以下简称《紧急指示信》),指示信首先纠正“共产风”问题,指出“在农村人民公社化初期产生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是违背人民公社现阶段政策的,是破坏生产力的,并且妨碍了人民公社优越性的更好发挥,中央和毛主席从1958年冬季以来再三再四地指出,必须坚决纠正”。“共产风”在1958年冬得到部分纠正,但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右倾后,在各地又开始刮起来。批示信制止一平二调,对平调的物资进行退赔。《紧急指示信》明确:“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但是党内对此一直有争论。华国锋经常下乡,了解农村情况,坚决支持贯彻“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政策。
他坚决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1961年元旦,在省委召开的电话会议上,他如实公布了困难的情况。他说:“首先是充分认识这一个年度灾情的严重性,如果对灾情估计不足,对困难估计不足,是十分危险的。……最基本的问题是去年(1960年)的粮食产量大大减少了。……到12月25日统计,全省大队入库粮食是146.5亿斤。……我们安排生活只能按‘八分’安排,……11月底以前,每人平均已花123.5斤,从12月以后8个半月,每人每月平均18斤稻谷稍多一些。……如果瓜菜代食品好,食堂也办得好,粮食也管理好,劳逸结合也搞得好,这些条件都具备,是可以过得去的。但是这几个条件有一个配合差一点就会出问题,有两三个差,就会出大问题。”
他一一分析了瓜菜代食品、食堂、粮食管理几个方面的情况,说:“群众体质减弱,病人数量已经很大。”由水肿转入干瘦,稍不注意就会死亡。“这些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它给我们发出了严重的信号。如果全党不认识今年灾情的严重性,不兢兢业业地做工作,就可能出大问题,我们应当从最困难处考虑,充分认识到问题严重性。”今年灾情一是面宽,二是时间长,三是底子差。“连续两年受灾,国家和群众的粮食底子都差了,不仅粮食底子差,油和其他副食的底子也差了。如果还加一点,就是我们缺乏领导群众战胜这样大、时间这样长的灾荒的经验。”
他一方面号召:“我们共产党人应当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勇于和困难作斗争,战胜困难,奋勇前进。如果在困难面前惊慌失措,信心不足,顾虑重重,或者埋三怨四,恨天尤人,唉声叹气,抵触不满,那就不配做一个革命干部,更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另一方面积极想办法,提出渡荒的具体八项措施。“第一,……工农兵学商,齐心渡好荒。”“今年春夏,渡荒的任务极为艰巨,各级党委要天天抓、时时问,像打仗一样,一直打到接新。”“通过整社,其他问题解决了,生活却没有安排好,渡荒活命有问题,就不能认为整社工作做好了。”“各级党委渡荒办公室,……一定要像防讯抢险指挥部一样把工作抓起来。”“必须深入、踏实、具体地发现和帮助解决问题。”“第二,安排好粮食。”当时各地办食堂,他规定:“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停社员的餐,食堂确实没有粮食要及早向上级反映。”
他在干部会上多次说:“形势不好,就是不好,不能硬说好”,“要把困难估计够,要向最坏处设想。”向最坏处设想是为了做好工作,是为了尽快地扭转局面。当时党的干部常常说:做好最坏的准备,向好的方向努力。
1961年湖南粮食产量和1957年比虽然减少了29%,比1950年的水平还低,但由于省委重视,湖南饿死人的现象比较少。这与华国锋的指导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华国锋,1921年2月16日出生于山西交城县城南关。父亲苏庆惠原是交城杜家庄人,15岁到县城当学徒。华国锋本姓苏,名铸,6岁丧父,由寡母王氏抚养兄弟二人。小学毕业后,哥哥当学徒,华国锋入职业学校读书。职业学校是交城县城里的最高学府,相当于现在的初中。华国锋性情平和、内向、沉稳,待人诚恳。
1936年3月20日,红军东征到交城,夜晚攻打交城县城未克,随即入山,路经交城90多个村子,所到之处开仓济粮,宣传抗日。从此,华国锋认识了共产党,知道了朱(德)毛(泽东)红军坚决抗日,为人民谋利益。
1936年11月,日本指使蒙奸进攻绥远东部,傅作义率部抗战。全国掀起声援绥东抗战的高潮。交城职业学校、城内两级学校(初小、高小)、北门女子学校等校学生在地下党员郭萱、石思明和阎怀才老师组织下宣传抗日,翻印传单,张贴标语,上街请愿、演文明戏(即话剧或活报剧)。华国锋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十分活跃。
1937年7月,赵向荣特派员和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张培民在交城挂起了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交城分会的牌子,工作重心是思想活跃的交城职业学校、城内两级学校和北门女子学校。华国锋是热血青年,加入了牺盟会。牺盟会组织群众抵制日货,惩治卖日货的商号。
七七事变后,山西成为抗日前线。8月,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即东渡黄河到山西,一路北上,迎击日寇。9月25日,林彪、聂荣臻率一一五师取得平型关大捷,增强了全国人民必胜的信心。华国锋关心战事,天天和同学们议论前线的消息。
11月7日,太原失守。13日,日本骑步兵500人,占领了交城县城,横行霸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汉奸在交城东街成立日伪维持会,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牺盟会由县城退到山区,坚持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6月,华国锋瞒着慈母离家,和同学一起步行80多里,参加牺盟会交城抗日游击队。10月,他在中西川的会立村参加一二○师工作团和牺盟会太原中心区举办的青年干部训练班。为了日后便于开展工作,不牵连家人,大家都要改名换姓。苏铸从此改名为华国锋,以示做“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之决心。当月,华国锋经中共文(水)交(城)工委民运部长李伯林(陕西人,老红军)介绍加入共产党,时年17岁。训练班毕业后,他分配到边山汾阳铁北牺盟会工作。
1940年2月,华国锋回到交城任牺盟会秘书、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文(水)交(城)工委1940年改为晋绥边区八分区一直驻在交城会立、关头等山区。交城离太原仅55公里,日本人的汽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是敌人重点“扫荡”的地区。八分区是晋绥干部、战士、群众牺牲最多的地区之一。抗战8年,华国锋一直坚持在八分区。他曾回忆说:“交城的地域非常重要,靠近太原,像一把尖刀似的插在那里。交城付出很大的代价,山区里面的人基本都杀光了。”华国锋在交城、阳曲任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领导民兵打仗。他领导的民兵段祥玉、崔三娃、韩凤珠被授予“晋绥边区特等民兵战斗英雄”的称号,1944年12月到兴县出席晋绥边区群英会。在会上,作家马烽、西戎慕名采访他们,根据他们的战斗生活写成小说《吕梁英雄传》,广为流传。
1941年、1942年晋绥地区由于敌人反复“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根据地缩小了1/3。敌人深入到根据地的岔口、芝兰、榆林山、归化、草头庄等地设立据点,修筑碉堡。驻扎在八分区的日军达4000人,伪军2000多人。八分区根据地缩小90%以上,只剩下距离敌人据点远的17个行政村子(有的只有两三户人家)和没有建立“维持会”的100个自然村。这些村子分散在深山丛林中,人口稀少,总共只有几千人。从此,八分区就成为独立作战的地区。由于敌人武器好,火力强,部队离敌人30里地不敢驻脚,在一个自然村只能呆一两天就要转移。白天不能在村子里住,天一亮就爬上高山,隐蔽在密林之中。华国锋曾回忆:“晚上,我将帽子向下一拉就进村,住到堡垒户。群众节省一点莜面、白面尽量地给我们吃。群众要依靠我们赶走日本人。”他不只一次地说:“交城的乡亲们实在好。交城的人民实在太好了。”
许多村政权是白皮红心,共产党的游击队、阎锡山的顽固军、伪军都是穿着便衣,到一地首先找村公所。华国锋多次讲,这些村长真有本事,一见你,说上几句话,他就能分辨出你的真实身份,应对自如。
八分区被敌人四面包围、封锁、分割。群众靠野菜充饥,部队没有棉衣、棉鞋,没有粮食、油、菜,只能吃野菜、榆树皮、黑豆,体质下降,很多人得了夜盲症,部队非战斗减员越来越多。1942年秋天,毛泽东听晋绥分局书记林枫汇报后提出“将敌人挤出去”。县委指定县委宣传部长、抗联主任华国锋担任三区对敌斗争主任,负责“挤走”芝兰的敌人。
芝兰村处于西治川、原平川、屯兰川的交界处,是八分区党政军机关驻地(关头)的门户。华国锋接到任务赶回离据点十几里地的双龙村,召开区委、一营负责人、民兵干部会议。他提出两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提出“把敌人挤出去”,而不是“赶出去”、“打出去”?“挤敌人”该往哪个方向去“挤”?大家说现在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我们没有能力赶敌人出去,只能是“挤”,“挤”就是围困。
华国锋向干部群众讲清楚道理,动员芝兰镇附近15里的群众坚壁清野,动员芝兰村的群众搬家。鬼子找不到粮食吃,找不到柴烧,只有从城里运来。他派民兵在山上监视敌人的行动,派部队和民兵伏击敌人的运输队。村里只有一口井,离炮楼有数百米,敌人派人挑水。他决定卡断敌人的水源,指挥民兵将大粪、死猫、死狗扔到井里,让敌人无法喝。敌人将井水淘了照样喝。一位老大爷献计:“把头发剪碎了扔到井里去,看他怎么吃?!”碎头发,淘也淘不尽。敌人守着井水无水喝,守着青山无柴烧,无法生存。1943年7月21日,芝兰、岔口的敌人炸毁据点,撤兵西逃。从此,八分区的局面大为改观。晋绥军区副司令周士弟回忆说:“胜利的消息传到毛主席那里,主席立即打来电报,批示和鼓励晋绥所有的地区要像八分区一样,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芝兰战斗规模不大,却已成为游击战的典范载入史册。芝兰的群众至今仍记得这场战斗,他们将那口水井盖上棚子,保存完好。
从山西南下湖南,30岁任毛泽东家乡的县委书记
为迎接全国解放,1949年3月,华国锋离开阳曲县,调到为南下成立的一地委任委员、宣传部长,住在盂县一城关附近集训,等候南下的命令。
经阳曲县县委副书记柳英(刘钦哉)和田泽仁(韩芝俊的三舅)介绍,认识了韩芝俊。韩芝俊1931年2月21日生于山西五台东山底一个农民的家庭。东山底村背靠东山,位于一座小山的半山腰,属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只有200人的山村,人人都组织起来,民兵、妇联、儿童团搞得热火朝天。韩芝俊从小就参加儿童团,站岗放哨、送信,担任儿童团的指导员,后参加工作。父亲韩七海深受没有文化之苦,1945年日本投降后送她到晋中一中(盂县南关)学习。她表现突出当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还不满15岁。此时她已学习三年,喜爱文艺,演男角。华国锋特别去看了她演出的《王贵和李香香》、《兄妹开荒》等文艺节目。韩芝俊知道华国锋老实、实在,俩人喜结连理,结婚仪式大方、简单,没有酒席,没有繁文缛节,场面热烈而欢快。
不久,一地委的全体同志由地委书记武光带队到石家庄郊区的一个村庄集训40天。
1949年5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湖南省委在河南开封决定设置长沙专区建制。6月15日,省委到达汉口后,决定了长沙行政专员公署领导班子组成人员。6月,华国锋随大军南下,到湖南湘阴县任县委书记、地委委员。此时,湖南省会长沙还没有和平解放,国民党留下的18股武装土匪出没湖汊水网,四处抢劫,鱼肉百姓。旧官府横征暴敛,地主剥削催租逼债。堤垸破败,全县109个大小围子,溃缺成灾的达90个,10多万灾民流离失所。血吸虫病蔓延全县,寡妇村、绝代堤处处可见。那时的湘阴同湖南省、同全国一样,千疮百孔,是风雨飘摇的一只破船。
6月,湘阴暑热难耐,北方人初来乍到,水土不服,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不少南下干部不安心,想回家。华国锋组织同志们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克服困难,坚持工作。他领导县委一班人建立政权,发动群众,建立民兵,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很快打开局面,组织支前,组织生产、救灾。全县13个区,156个乡,地域辽阔,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他经常是脚上一双草鞋,雨天一把雨伞,夜里一盏马灯,走遍了全县的大堤小围,湖港水汊。每到一地,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和他们一起挑水种地,打成一片,很快了解、掌握了全县的情况。”1950年冬领导土改,工作十分顺利。领导群众斗争恶霸、地主,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农民得到土地,真正翻身得解放。
1951年7月,华国锋调到湘潭县任县委书记兼县人民武装部政委。湘潭是毛泽东、齐白石、周小舟的故乡。这是个山区县,公路很少,多是独轮车走的羊肠小道。他跑遍了湘潭县的每一个村子。毛泽东家乡韶山冲在深山之中,民谣唱:“羊肠小道无人行,有女莫嫁韶山冲。”群众生活很苦。他到湘潭县时,韶山冲已修好一条简易的沙石公路,毛泽东旧居已于这年2月正式对外开放。他带着几个干部背着背包步行几十里路来到韶山冲,深入到屋场,调查土改后农村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用当地的事实教育群众只有走“组织起来”的路,才能逐步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
1952年10月后,华国锋任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县委书记、湘潭专员公署专员。湘潭行政专员公署原称为长沙行政专员公署,1949年8月29日由岳阳迁到湘潭,1952年10月按驻地改为湘潭行政专员公署,辖长沙、湘潭、醴陵、岳阳、平江、临湘、浏阳、湘阴等8个县。
1954年10月,华国锋任地委书记。从1945年9月到1954年10月,他任县委书记10个年头,为他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华国锋曾说:“县委书记很锻炼人,培养干部就让他当一段时间的县委书记。”
1956年6月,华国锋调任省人委文教办公室主任、省委委员,离开湘潭。1959年9月,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1961年加强基层,他又回到湘潭地委兼任地委第一书记,1962年10月,胡耀邦任地委第一书记,他任第二书记。他在湘潭地区前后两次工作共12个年头。
34岁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第一次列席中央全会
华国锋回忆: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1955年7月,在长沙。当时毛泽东召见4人,其他3人是省委副书记谭余保,省委常委胡继宗、徐启文,只有他是地委书记。他汇报洞庭湖区防治血吸虫的情况。毛泽东是湖南人,知道湖区血吸虫为害甚重,对防治血吸虫一事十分重视。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重视干部培养,他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他考察干部,不是凭一时一事,而是长期的,从多方面进行,他不仅考察干部政绩、理论水平,而且从小处入手,观察相貌、穿戴、举止言谈、待人接物。他从家乡亲友们那里知道湘潭县委书记是个大个子的北方人,比自己小28岁,工作深入、扎实。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他要亲自见见自己家乡的父母官,当面考察。
这年,华国锋34岁,但参加革命已近20年。身穿半旧的中山装,脚穿一双圆口布鞋,淳朴、忠厚。华国锋处事冷静,虽然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但讲起话来不慌不忙,有条有理。毛泽东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他都对答如流。
毛泽东对他的汇报很满意,会见后合影留念。
当时,毛泽东正全力研究指导全国的农村合作化问题。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讨论和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1955年9月下达通知,要求各省委、各自治区党委、各大市委和各区党委、各地委的书记,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农村工作部长,以及中央各部委、中央机关各部门应当参加的负责同志参加。并要求参加会议的同志每人交一篇文章,规定“发言内容主要讲合作化,应占字数十分之七至八左右……发言内容应尽可能有较深刻的思想性,而以具体经验和计划数字充实和证明之”。
华国锋一向重视农民组织起来,早在1950年秋湘阴土改不久就指导了互助组——刘正春互助组。这是湘潭全区第一个互助组。湘潭地委1953年春重点试办75个初级合作社。华国锋任地委书记时重点抓发展生产与贯彻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两个环节。合作化健康稳步发展,1954年冬到1955年春发展到4933个,1955年秋前又新建6402个,入社农户已达到11%。1955年春前建的社,90%以上增产。他多次到韶山开会训练骨干,组织合作社。
1954年,华国锋到洞庭围,成立全区第一个高级社——洞庭围高级社。洞庭围高级社当年取得了丰收后,周围办了十几个高级社,不久这十几个高级社并入洞庭围高级社。华国锋取得办高级社的第一手经验。1955年3月全省办了12000个高级社,湘潭地区占40%以上。
华国锋爱动脑筋,在地方工作有时间经常写些文章。合作化以来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下中农》两篇文章。1955年9月接到通知,他很快写出3000多字的文章《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被《学习》杂志选中,于当年第11期发表。11月14日,《人民日报》以《湖南各级党组织负责人深入农村进行调查》为题报道,其中提到“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深入农村调查以后发表文章”。这是华国锋的名字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出现。
9月底,华国锋带着这篇发言稿到北京参加了为期7天的七届六中全会,这是华国锋第一次列席中央全会。
毛泽东亲自提名的省委书记处书记
1956年1月初,毛泽东到长沙,检查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展的情况,听取各地对《征询对农业17条的意见》。在专列上召开座谈会,周小舟、周惠等省领导和湘潭、常德、郴州、长沙等地市领导,还有两个县委书记共11人参加。华国锋是湘潭地委书记,参加了座谈会。
1957年8月,华国锋调任省委统战部长。1958年7月任副省长,在副省长中排名第五。这样一来,他见毛泽东的机会就更多了。从1954年起,毛泽东每年都要回湖南一次或多次,很重视统战工作,特别是和湖南的民主人士很熟,老朋友很多,每次回来,都要看望或宴请他们。1959年毛泽东从家乡韶山回到长沙,要请杨开慧的兄嫂杨开智、李崇德,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李淑一和国民党元老程潜、唐生智、曹典球,及毛泽东的同乡、长沙第一师范同学、修业小学的同事周世钊一起吃饭,让华国锋安排此事,将他们接来。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华国锋到湘西永顺县离县城100多里的石堤西公社和久哈公社调查。这两个公社盛产桐茶,当地受“大跃进”的影响,片面理解粮食上“纲要”,要砍掉桐茶树,种粮食。他旗帜鲜明地制止砍桐茶,鼓励要因地制宜,发展桐茶,解决好粮食与桐茶的矛盾。在永顺县城(灵溪镇)听到反映森工站对城镇居民木村供应紧张,群众修缮房屋没有木材时,他立即指示县委: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光抓生产,也要关心群众生活,吃的、穿的、住的、用的,以及子女上学、疾病医疗都要解决好。
庐山会议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免职,书记周惠调到北京降级使用,湖南省委改组。从湖北调来张平化、王延春、苏钢,张平化任第一书记。毛泽东多次和华国锋谈话,知道他实干、工作细致,是个老实人,提名他为湖南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当时只有38岁,在全国省委书记中也是年轻的。他和北京来的战友李琪说:那时咱们在交城山上打游击,哪想到这些(当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
“渡荒的任务极为艰巨,各级党委要天天抓、时时问,像打仗一样”
“大跃进”后,出现了三年困难。面对困难应当怎么办?敢不敢承认困难,如何面对困难,克服困难成为摆在每个干部面前的难题。
1960年春,全国各大城市粮食、副食、布匹供应紧张,1~7月全国夏粮收购只有244亿斤,比1959年同期减少了26%。中央逐渐了解到农村的真实情况,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政策调整,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以下简称《紧急指示信》),指示信首先纠正“共产风”问题,指出“在农村人民公社化初期产生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是违背人民公社现阶段政策的,是破坏生产力的,并且妨碍了人民公社优越性的更好发挥,中央和毛主席从1958年冬季以来再三再四地指出,必须坚决纠正”。“共产风”在1958年冬得到部分纠正,但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右倾后,在各地又开始刮起来。批示信制止一平二调,对平调的物资进行退赔。《紧急指示信》明确:“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但是党内对此一直有争论。华国锋经常下乡,了解农村情况,坚决支持贯彻“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政策。
他坚决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1961年元旦,在省委召开的电话会议上,他如实公布了困难的情况。他说:“首先是充分认识这一个年度灾情的严重性,如果对灾情估计不足,对困难估计不足,是十分危险的。……最基本的问题是去年(1960年)的粮食产量大大减少了。……到12月25日统计,全省大队入库粮食是146.5亿斤。……我们安排生活只能按‘八分’安排,……11月底以前,每人平均已花123.5斤,从12月以后8个半月,每人每月平均18斤稻谷稍多一些。……如果瓜菜代食品好,食堂也办得好,粮食也管理好,劳逸结合也搞得好,这些条件都具备,是可以过得去的。但是这几个条件有一个配合差一点就会出问题,有两三个差,就会出大问题。”
他一一分析了瓜菜代食品、食堂、粮食管理几个方面的情况,说:“群众体质减弱,病人数量已经很大。”由水肿转入干瘦,稍不注意就会死亡。“这些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它给我们发出了严重的信号。如果全党不认识今年灾情的严重性,不兢兢业业地做工作,就可能出大问题,我们应当从最困难处考虑,充分认识到问题严重性。”今年灾情一是面宽,二是时间长,三是底子差。“连续两年受灾,国家和群众的粮食底子都差了,不仅粮食底子差,油和其他副食的底子也差了。如果还加一点,就是我们缺乏领导群众战胜这样大、时间这样长的灾荒的经验。”
他一方面号召:“我们共产党人应当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勇于和困难作斗争,战胜困难,奋勇前进。如果在困难面前惊慌失措,信心不足,顾虑重重,或者埋三怨四,恨天尤人,唉声叹气,抵触不满,那就不配做一个革命干部,更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另一方面积极想办法,提出渡荒的具体八项措施。“第一,……工农兵学商,齐心渡好荒。”“今年春夏,渡荒的任务极为艰巨,各级党委要天天抓、时时问,像打仗一样,一直打到接新。”“通过整社,其他问题解决了,生活却没有安排好,渡荒活命有问题,就不能认为整社工作做好了。”“各级党委渡荒办公室,……一定要像防讯抢险指挥部一样把工作抓起来。”“必须深入、踏实、具体地发现和帮助解决问题。”“第二,安排好粮食。”当时各地办食堂,他规定:“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停社员的餐,食堂确实没有粮食要及早向上级反映。”
他在干部会上多次说:“形势不好,就是不好,不能硬说好”,“要把困难估计够,要向最坏处设想。”向最坏处设想是为了做好工作,是为了尽快地扭转局面。当时党的干部常常说:做好最坏的准备,向好的方向努力。
1961年湖南粮食产量和1957年比虽然减少了29%,比1950年的水平还低,但由于省委重视,湖南饿死人的现象比较少。这与华国锋的指导和努力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