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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核问题从出现至今已经历将近十年。7月3日，伊朗核问题六方（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与伊朗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专家级会谈。据称，此次会议是在此前的莫斯科伊核会谈上敲定的，主要讨论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并进一步探讨六方对伊朗核问题的建议，同时对伊朗的回应进行研究。在此前一天，欧盟针对伊朗核问题的石油禁运令正式生效。英国外交大臣黑格称，这是欧盟迄今对伊朗实施的最严厉制裁。
伊朗核问题自出现以来一直备受外界关注。今年4月，伊朗议员米斯巴希?穆加达姆曾宣称，伊朗已经掌握了制造核武器的知识和技术，能够“轻而易举地”生产制造核弹头所需的浓缩铀。一时间，国际舆论为之哗然。此后，国际社会就伊朗核问题在伊斯坦布尔、巴格达和莫斯科等地进行的多轮会谈均无果而终。那么，伊朗核问题的真实含义到底是什么？其未来前景及对中国的影响又将如何？
何为伊朗核问题
伊朗核问题是一个相对笼统的说法，是对伊朗可能具有研制核武器能力这一问题的总称。实际上，核问题本身至少包含了三方面内容：首先是获取核材料，主要是武器级铀-235和钚-239的生产。其次是研制核爆破装置及其武器化设计，也就是利用核材料制造核爆炸装置，然后将其改造为可用于实战的核弹头。最后是核弹头投送能力，主要是发展火箭和导弹等远程投送技术。
从核材料的生产来说：生产武器级核材料通常有两种路径，一是分离和提取钚-239，生产钚弹头。未来伊朗生产钚的可能性不外两种：其一是从布什尔核电站的乏燃料中提取，但目前并不可行，因为根据协议俄罗斯要回收布什尔核电站生产的乏燃料；其二是在阿拉克建造一个以天然铀为燃料的重水反应堆，从反应堆的辐照材料中提取钚元素，但仍需时日。二是进行铀浓缩活动，以获得纯度为90%以上的武器级浓缩铀。根据伊朗官方的说法，它所生产的第三代离心机已经在福尔多投入使用，目前可以生产出纯度为20%的浓缩铀。今年初，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已经确认伊朗生产出了浓度为20%的浓缩铀。
从核爆破与武器制造技术来说：虽然伊朗一直宣称其核计划主要是为了和平目的，但一些西方国家认为，伊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核爆炸装置”，与和平利用核能无关。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去年底公布的报告中，也认为伊朗从事的一些实验可能与核爆炸装置有关。但是，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列，都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伊朗已经做出决策，开始全力生产核爆破装置。
从运载工具来说：如果把核弹头比作子弹，那么运载工具就是发射子弹的枪支。伊朗国防部官员曾宣称：伊朗自行研制的“卡德尔－1”导弹射程可达2000公里，而“泥石”导弹的射程已经超过2000公里。一些西方观察家认为，在弹头重量为500公斤的情况下，“泥石”导弹的射程可能会高达3000公里。伊朗之所以只公布2000公里的射程，是为了避免刺激欧洲，因为射程在2000公里以内的弹道导弹不会威胁到欧洲国家。
可能的四种结局
外界普遍关心伊朗核问题的最终结局，其实，除了伊朗自身政策与技术能力之外，伊朗核问题的发展还取决于伊朗和美国、以色列等国之间的互动与博弈。就目前而言，至少存在四种可能的发展前景：
强行拥核。即伊朗不顾美国、以色列及国际社会的阻挠和反对，最终成功拥有核武器。通常来说，“拥核”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拥有核武器研制的能力；二是拥有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在前一种情况下，有可能引发局部战争，因为获得核武器研发能力到投入实战应用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还无法形成有效的战略威慑，这是一个极易诱发外部攻击的“空窗期”。后一种情况下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则会大大减小，因为核威慑可能会发生作用。前已提及，伊朗在核材料生产和核武器投送能力等方面都已经具备了一定基础。不少西方观察家认为，制造核武器已成为伊朗政治高层的“共识”，无论领导层如何变动，发展核武器的计划都“不会改变”。而且，美国对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政权更迭”更加坚定了伊朗领导人发展核武器的信心，坚信只有核武器才可以防止外部势力的干涉。但是，也有人指出，伊朗的核材料生产能力，以及核武器设计能力远未达到它所宣称的水平，离真正的核武器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主动弃核。即伊朗同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实现某种形式的和解，伊朗获得西方国家的安全保证后主动放弃核武器计划，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目前，伊朗面临日益严厉的经济制裁、政治和外交孤立、庞大的军备压力以及国内政治斗争等巨大的压力，而且核计划发展得并不顺利，以色列和美国采用了各种手段阻碍伊朗发展核武器能力，布什尔核电站推迟了一年多才开始运转。有人认为，伊朗发展核武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安全，只要伊朗能够获得某种可靠的安全保障，自然就会改变立场。据说，今年春天，奥巴马还专门托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捎口信给哈梅内伊，表示如果伊朗不发展核武器，就可以保留其民用核计划。这说明奥巴马并未关上双方和解的大门。一旦伊朗内部发生政治变动，不排除双方达成交易与和解的可能性。实际上，伊朗在发生伊斯兰革命之前，曾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战略支柱，以色列在此之前也同样是伊朗的亲密盟友。因此，美国、以色列和伊朗虽然在核问题上剑拔弩张、恶语相向，但都为对方保留了回旋余地。
当然，很多人认为伊朗主动弃核的可能性非常有限。首先，伊朗在发展核能力方面存在国内共识，可以克服目前所面临的国内外压力；其次，由于美国和以色列在采取军事手段上存在困难，伊朗可以通过外交斡旋赢得时间，最终拥有核武器；最后，伊朗主动弃核决不会是无条件的，这就会使美国等西方国家面临“政策两难”：满足伊朗的要求会被认为是向伊朗妥协，纵容核扩散行为，反之则不可能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
被动弃核。即伊朗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被迫将核计划置于国际社会监管之下。实际上，美国和以色列等迄今已采取了除军事以外的各种手段：一方面，美国和以色列等不仅频频放出狠话，还磨刀霍霍地连续进行有针对性的军事演习；另一方面，在美以等国的推动下，国际社会已经先后通过了一系列制裁伊朗的决议。与此同时，美国和以色列还通过网络攻击、暗杀核科学家等各种手段来阻止伊朗的核计划，甚至通过支持反对派来对伊朗现政权构成压力。因此，伊朗在外部压力下接受国际社会调解、被迫放弃核计划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是，也有人认为，外部压力只会让伊朗在发展核能力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因为压力只会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使现政权的基础更为牢固。而且，伊朗政府肯定会从萨达姆和卡扎菲的遭遇中吸取教训，把发展核武器作为与有关国家进行周旋的重要筹码。 武力止核。即通过军事手段迫使伊朗中止核计划。这是目前国际社会讨论较多并且最为关注的一种发展前景。它包括两种可能性：一是美国直接对伊朗的核设施发动攻击；二是美国给以色列开绿灯，由后者发动攻击。但无论由哪一方出面，关键都在于美国。不过，军事手段也并非许多人想象中的那么轻而易举。
从技术上看，伊朗核设施大多位于山区或深埋地下，且地点分散，军事打击很难一次到位。而且伊朗也不同于伊拉克，它在军事上具备一定的反击威力。特别是伊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具备封锁海峡和进行非对称作战的能力，这是美国和以色列不能不考虑的事情。从政治上看，美国和以色列国内对此都存在分歧。在美国，一批现实主义精英反对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为以色列“火中取栗”。在以色列，军情部门认为军事手段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多只是延缓伊朗核计划进程。美以之间也存在分歧，以色列倾向于对伊朗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奥巴马政府主张通过非军事手段促使伊朗改变计划。
尽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再宣称，他并不排除在伊朗核问题上使用武力，但是没有美国支持或默许，以色列单独发动军事袭击可能并不那么容易。以色列和伊朗并不接壤，即便能够解决境外飞行和远程加油等问题，它还要面临一系列其他问题。比如，以色列虽然拥有被称为“碉堡克星”的GBU-28，但一枚GBU-28炸弹就重达2200多公斤，每架F-15I只能携带一枚炸弹，而且需要抵近目标进行水平投掷，在目标众多且四处分散的情况下，以色列空军难免会捉襟见肘。即便能够同时对多个目标发起攻击，对于隐藏在山区或山洞中的伊朗核设施来说，利用钻地弹进行袭击的效果恐怕也很难得到保证。退一步讲，即便以色列在军事上成功地摧毁了伊朗的大部分核设施，以色列也未必能够承受伊朗反击以及地区形势动荡等一系列后果。
此外，一些以色列战略家认为：伊朗核能力对其他中东国家产生的威胁将会甚于对以色列的威胁，原因有三：以色列拥有先进的反弹道导弹系统，一旦伊朗发动攻击，以色列将会动用导弹防御系统进行拦截；以色列具备较强的核威慑能力，在双方核威慑能力完全不对等的情况下，伊朗贸然对以色列发起攻击无异于“自杀”行为；以色列和美国拥有密切的准同盟关系，一旦受到攻击，美国将会对以色列安全承担起重要责任。所以，即使伊朗拥有核武器，也不会首先用于以色列，至少不会把以色列作为首要攻击目标。其弦外之音自不待言：以色列固然不希望伊朗拥有核武器，但如果以色列不是最主要的受害者，那么它为何要冒着遭受伊朗反击的风险“火中取栗”呢？
“二元对立”下的中国困境
中国在伊朗的利益是毋庸置疑的，涉及经贸合作、能源安全、地缘战略等领域，因此伊朗核问题的不同结局对中国利益的潜在影响也是不同的。假如西方国家诉诸武力，无论是一次性的“外科手术式”打击，还是采用反复空袭的方式，抑或是类似利比亚战争的“政权更迭”方式，中东局势势必会因此吃紧，中国在伊朗的经贸合作、能源安全都会受到极大冲击。如果美国在伊朗推行“政权更迭”，的确会将更多精力集中于这一地区而无暇东顾，或许短期内会在战略上减轻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但长期影响并不令人乐观。军事途径的最大挑战在于，它不仅会造成中东既有战略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而且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这场博弈的最终赢家是谁，目前还很难说。
假如西方国家打算以非军事途径来解决伊核问题，那么到底是准备向伊朗提供“安全保证”换取其主动弃核呢，还是准备继续施压迫使其被动弃核呢？伊朗主动放弃核计划的一个前提肯定是它和美国、以色列关系的大幅改善，伊朗在获得了足够的安全保证后，其发展核武器的动机也就不会那么迫切。在此情形下，如果伊朗主动放弃了核计划，那么它和美国之间的主要障碍也将不复存在，美伊之间和解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一旦美伊实现和解，中东地区局势紧张的一个根源就会被消除，短期内中东地区将会趋于稳定，有望为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经贸往来与能源安全创造一些有利环境。长远来看，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也将因此大大增强，将会有更多的精力来推动“战略东移”。如果伊朗被动放弃核武器，肯定是源于国内外的压力使其领导层认识到发展核武器的损失远远大于收益。从短期来看，如果西方在施压过程中对伊实施更多制裁的话，将会对中国的经贸利益与能源安全造成一些影响，并加剧我们在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压力和困境。
对中国而言，伊朗核问题的实质在于这一问题将通过何种方式得到解决，因为不同的解决方式将会对中国利益造成不同的影响。简言之，在如何应对伊朗核问题上，中国始终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困境”：作为一个传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维护发展中国家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正当权利，反对外部势力对发展中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又需要在反扩散领域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和西方国家一道维护现有核不扩散机制的权威，制止新的核扩散行为。由于当前伊朗核问题所具有的“二元对立”性质，任何带有倾向性的政策选择都可能隐藏着内在风险。
伊朗核问题自出现以来一直备受外界关注。今年4月，伊朗议员米斯巴希?穆加达姆曾宣称，伊朗已经掌握了制造核武器的知识和技术，能够“轻而易举地”生产制造核弹头所需的浓缩铀。一时间，国际舆论为之哗然。此后，国际社会就伊朗核问题在伊斯坦布尔、巴格达和莫斯科等地进行的多轮会谈均无果而终。那么，伊朗核问题的真实含义到底是什么？其未来前景及对中国的影响又将如何？
何为伊朗核问题
伊朗核问题是一个相对笼统的说法，是对伊朗可能具有研制核武器能力这一问题的总称。实际上，核问题本身至少包含了三方面内容：首先是获取核材料，主要是武器级铀-235和钚-239的生产。其次是研制核爆破装置及其武器化设计，也就是利用核材料制造核爆炸装置，然后将其改造为可用于实战的核弹头。最后是核弹头投送能力，主要是发展火箭和导弹等远程投送技术。
从核材料的生产来说：生产武器级核材料通常有两种路径，一是分离和提取钚-239，生产钚弹头。未来伊朗生产钚的可能性不外两种：其一是从布什尔核电站的乏燃料中提取，但目前并不可行，因为根据协议俄罗斯要回收布什尔核电站生产的乏燃料；其二是在阿拉克建造一个以天然铀为燃料的重水反应堆，从反应堆的辐照材料中提取钚元素，但仍需时日。二是进行铀浓缩活动，以获得纯度为90%以上的武器级浓缩铀。根据伊朗官方的说法，它所生产的第三代离心机已经在福尔多投入使用，目前可以生产出纯度为20%的浓缩铀。今年初，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已经确认伊朗生产出了浓度为20%的浓缩铀。
从核爆破与武器制造技术来说：虽然伊朗一直宣称其核计划主要是为了和平目的，但一些西方国家认为，伊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核爆炸装置”，与和平利用核能无关。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去年底公布的报告中，也认为伊朗从事的一些实验可能与核爆炸装置有关。但是，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列，都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伊朗已经做出决策，开始全力生产核爆破装置。
从运载工具来说：如果把核弹头比作子弹，那么运载工具就是发射子弹的枪支。伊朗国防部官员曾宣称：伊朗自行研制的“卡德尔－1”导弹射程可达2000公里，而“泥石”导弹的射程已经超过2000公里。一些西方观察家认为，在弹头重量为500公斤的情况下，“泥石”导弹的射程可能会高达3000公里。伊朗之所以只公布2000公里的射程，是为了避免刺激欧洲，因为射程在2000公里以内的弹道导弹不会威胁到欧洲国家。
可能的四种结局
外界普遍关心伊朗核问题的最终结局，其实，除了伊朗自身政策与技术能力之外，伊朗核问题的发展还取决于伊朗和美国、以色列等国之间的互动与博弈。就目前而言，至少存在四种可能的发展前景：
强行拥核。即伊朗不顾美国、以色列及国际社会的阻挠和反对，最终成功拥有核武器。通常来说，“拥核”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拥有核武器研制的能力；二是拥有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在前一种情况下，有可能引发局部战争，因为获得核武器研发能力到投入实战应用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还无法形成有效的战略威慑，这是一个极易诱发外部攻击的“空窗期”。后一种情况下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则会大大减小，因为核威慑可能会发生作用。前已提及，伊朗在核材料生产和核武器投送能力等方面都已经具备了一定基础。不少西方观察家认为，制造核武器已成为伊朗政治高层的“共识”，无论领导层如何变动，发展核武器的计划都“不会改变”。而且，美国对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政权更迭”更加坚定了伊朗领导人发展核武器的信心，坚信只有核武器才可以防止外部势力的干涉。但是，也有人指出，伊朗的核材料生产能力，以及核武器设计能力远未达到它所宣称的水平，离真正的核武器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主动弃核。即伊朗同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实现某种形式的和解，伊朗获得西方国家的安全保证后主动放弃核武器计划，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目前，伊朗面临日益严厉的经济制裁、政治和外交孤立、庞大的军备压力以及国内政治斗争等巨大的压力，而且核计划发展得并不顺利，以色列和美国采用了各种手段阻碍伊朗发展核武器能力，布什尔核电站推迟了一年多才开始运转。有人认为，伊朗发展核武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安全，只要伊朗能够获得某种可靠的安全保障，自然就会改变立场。据说，今年春天，奥巴马还专门托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捎口信给哈梅内伊，表示如果伊朗不发展核武器，就可以保留其民用核计划。这说明奥巴马并未关上双方和解的大门。一旦伊朗内部发生政治变动，不排除双方达成交易与和解的可能性。实际上，伊朗在发生伊斯兰革命之前，曾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战略支柱，以色列在此之前也同样是伊朗的亲密盟友。因此，美国、以色列和伊朗虽然在核问题上剑拔弩张、恶语相向，但都为对方保留了回旋余地。
当然，很多人认为伊朗主动弃核的可能性非常有限。首先，伊朗在发展核能力方面存在国内共识，可以克服目前所面临的国内外压力；其次，由于美国和以色列在采取军事手段上存在困难，伊朗可以通过外交斡旋赢得时间，最终拥有核武器；最后，伊朗主动弃核决不会是无条件的，这就会使美国等西方国家面临“政策两难”：满足伊朗的要求会被认为是向伊朗妥协，纵容核扩散行为，反之则不可能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
被动弃核。即伊朗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被迫将核计划置于国际社会监管之下。实际上，美国和以色列等迄今已采取了除军事以外的各种手段：一方面，美国和以色列等不仅频频放出狠话，还磨刀霍霍地连续进行有针对性的军事演习；另一方面，在美以等国的推动下，国际社会已经先后通过了一系列制裁伊朗的决议。与此同时，美国和以色列还通过网络攻击、暗杀核科学家等各种手段来阻止伊朗的核计划，甚至通过支持反对派来对伊朗现政权构成压力。因此，伊朗在外部压力下接受国际社会调解、被迫放弃核计划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是，也有人认为，外部压力只会让伊朗在发展核能力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因为压力只会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使现政权的基础更为牢固。而且，伊朗政府肯定会从萨达姆和卡扎菲的遭遇中吸取教训，把发展核武器作为与有关国家进行周旋的重要筹码。 武力止核。即通过军事手段迫使伊朗中止核计划。这是目前国际社会讨论较多并且最为关注的一种发展前景。它包括两种可能性：一是美国直接对伊朗的核设施发动攻击；二是美国给以色列开绿灯，由后者发动攻击。但无论由哪一方出面，关键都在于美国。不过，军事手段也并非许多人想象中的那么轻而易举。
从技术上看，伊朗核设施大多位于山区或深埋地下，且地点分散，军事打击很难一次到位。而且伊朗也不同于伊拉克，它在军事上具备一定的反击威力。特别是伊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具备封锁海峡和进行非对称作战的能力，这是美国和以色列不能不考虑的事情。从政治上看，美国和以色列国内对此都存在分歧。在美国，一批现实主义精英反对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为以色列“火中取栗”。在以色列，军情部门认为军事手段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多只是延缓伊朗核计划进程。美以之间也存在分歧，以色列倾向于对伊朗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奥巴马政府主张通过非军事手段促使伊朗改变计划。
尽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再宣称，他并不排除在伊朗核问题上使用武力，但是没有美国支持或默许，以色列单独发动军事袭击可能并不那么容易。以色列和伊朗并不接壤，即便能够解决境外飞行和远程加油等问题，它还要面临一系列其他问题。比如，以色列虽然拥有被称为“碉堡克星”的GBU-28，但一枚GBU-28炸弹就重达2200多公斤，每架F-15I只能携带一枚炸弹，而且需要抵近目标进行水平投掷，在目标众多且四处分散的情况下，以色列空军难免会捉襟见肘。即便能够同时对多个目标发起攻击，对于隐藏在山区或山洞中的伊朗核设施来说，利用钻地弹进行袭击的效果恐怕也很难得到保证。退一步讲，即便以色列在军事上成功地摧毁了伊朗的大部分核设施，以色列也未必能够承受伊朗反击以及地区形势动荡等一系列后果。
此外，一些以色列战略家认为：伊朗核能力对其他中东国家产生的威胁将会甚于对以色列的威胁，原因有三：以色列拥有先进的反弹道导弹系统，一旦伊朗发动攻击，以色列将会动用导弹防御系统进行拦截；以色列具备较强的核威慑能力，在双方核威慑能力完全不对等的情况下，伊朗贸然对以色列发起攻击无异于“自杀”行为；以色列和美国拥有密切的准同盟关系，一旦受到攻击，美国将会对以色列安全承担起重要责任。所以，即使伊朗拥有核武器，也不会首先用于以色列，至少不会把以色列作为首要攻击目标。其弦外之音自不待言：以色列固然不希望伊朗拥有核武器，但如果以色列不是最主要的受害者，那么它为何要冒着遭受伊朗反击的风险“火中取栗”呢？
“二元对立”下的中国困境
中国在伊朗的利益是毋庸置疑的，涉及经贸合作、能源安全、地缘战略等领域，因此伊朗核问题的不同结局对中国利益的潜在影响也是不同的。假如西方国家诉诸武力，无论是一次性的“外科手术式”打击，还是采用反复空袭的方式，抑或是类似利比亚战争的“政权更迭”方式，中东局势势必会因此吃紧，中国在伊朗的经贸合作、能源安全都会受到极大冲击。如果美国在伊朗推行“政权更迭”，的确会将更多精力集中于这一地区而无暇东顾，或许短期内会在战略上减轻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但长期影响并不令人乐观。军事途径的最大挑战在于，它不仅会造成中东既有战略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而且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这场博弈的最终赢家是谁，目前还很难说。
假如西方国家打算以非军事途径来解决伊核问题，那么到底是准备向伊朗提供“安全保证”换取其主动弃核呢，还是准备继续施压迫使其被动弃核呢？伊朗主动放弃核计划的一个前提肯定是它和美国、以色列关系的大幅改善，伊朗在获得了足够的安全保证后，其发展核武器的动机也就不会那么迫切。在此情形下，如果伊朗主动放弃了核计划，那么它和美国之间的主要障碍也将不复存在，美伊之间和解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一旦美伊实现和解，中东地区局势紧张的一个根源就会被消除，短期内中东地区将会趋于稳定，有望为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经贸往来与能源安全创造一些有利环境。长远来看，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也将因此大大增强，将会有更多的精力来推动“战略东移”。如果伊朗被动放弃核武器，肯定是源于国内外的压力使其领导层认识到发展核武器的损失远远大于收益。从短期来看，如果西方在施压过程中对伊实施更多制裁的话，将会对中国的经贸利益与能源安全造成一些影响，并加剧我们在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压力和困境。
对中国而言，伊朗核问题的实质在于这一问题将通过何种方式得到解决，因为不同的解决方式将会对中国利益造成不同的影响。简言之，在如何应对伊朗核问题上，中国始终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困境”：作为一个传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维护发展中国家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正当权利，反对外部势力对发展中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又需要在反扩散领域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和西方国家一道维护现有核不扩散机制的权威，制止新的核扩散行为。由于当前伊朗核问题所具有的“二元对立”性质，任何带有倾向性的政策选择都可能隐藏着内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