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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和团队的研究，有效地呈现了古人确实是在史前酿酒的过程，成为我国酒历史长河中珍贵而必要的探索
德国著名考古学家西拉姆曾说：“考古学家的使命是要让干涸的清泉再次汩汩流淌，让被遗忘的事情再次被记起，让已故去的人复生，让环绕着我们的历史之河再次流动……”那些神秘的历史踪迹，那些难以琢磨的过去，那些曾经真实的存在正吸引著一批批有志于考古的青年人走近过去，走向未知的已知。在他们当中，王佳静就是其中的一位。
中长发，健康的小麦肤色诉说着“考古人”的风吹日晒，笑起来眼睛弯弯的，T恤加牛仔，简单干练。这位1991年出生的杭州姑娘现在是斯坦福大学考古专业博士三年级在读学生。
她说，自己很享受一群考古人在荒郊野外一起研究、同甘共苦的感觉。而考古最吸引她的莫过于可以更加深刻地了解当地的文化、触摸最真实的历史。
风口浪尖 “啤酒”揭秘
2016年5月下旬，关于王佳静的报道铺天盖地，在西安市米家崖遗址的最新发现，将她推到了风口浪尖。以王佳静为第一作者的学术论文——证明我国古人早在5000年前便享受到喝“啤酒”的乐趣——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刊发。同时，也证明了我国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发现的以“啤酒”作为饮品的时间相近。
王佳静解释道：“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我们发现的酒其实是谷芽酒，即以谷物发芽为原料酿造的酒，和现代中文意义上的‘啤酒’不可同日而语。”
虽然论文中写的是“beer”（译：啤酒），但确实此beer非彼beer。
根据《牛津词典》，现代工业体系下西方的“酒”分为wine（译：葡萄酒，从发酵的葡萄汁制成的酒精饮料）和beer，这当中的beer是指“从酵母发酵麦芽并加入啤酒花调味而制成的酒精饮料”。而早期的beer并不加啤酒花，质地也很浑浊，不使用现代超细过滤技术。因此，王佳静等人发现的“beer”，严格来说，确实为谷芽酒。
此前，我国最早关于谷芽酒的文字记载源于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当时称之为“醴”。醴便是用谷芽酿造的，即所谓的“蘖法酿醴”。
王佳静等人的研究分析，证实了5000年前，我国古人已经会酿制谷芽酒，而且主要成份可以确定为黍和大麦。之前，考古界普遍认为大麦是由西亚新月地带大约10000年前驯化而成的品种传入东方。而当时的证据推测，大麦传入中国大约是在4000年前。但王佳静等人此次研究将大麦传入中国的时间又向前推进了1000年，并说明大麦从西亚传入中国可能与制酒有关。
提起这篇轰动世界的论文的“出身”，则要追溯到2012年一份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发掘报告。
当时王佳静的导师刘莉发现，米家崖的两个窖穴坑里面都有漏斗和灶。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遗存中，漏斗并不常见，而这种器物在民族学研究中有记载和酿酒有关。王佳静说：“当然之前也有专家（李仰松、包启安）提出过仰韶时期的陶漏斗是用于酿造谷芽酒的，但缺乏科学证据的支持。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建立了假设，认为这两个坑可能曾经用于酿酒，就带着这个假设去西安采样。”
米家崖遗址由陕西考古研究院在2004至2006年期间发掘。2015年的夏天，在考古院的支持下，王佳静团队顺利获得了两个窖穴坑中器物的残留物标本。“我们当时联系了副所长孙周勇，他很周到地为我们提供帮助。邢福来是米家崖遗址的发掘领队，他提供了发掘材料与信息，以及一些高质量的器物照片。”
从设立假设到获取一手资料再到用科学手段去验证，对王佳静来说，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寻求各方面专家合作。就在前期准备都非常顺利时，对残留物中植硅体的鉴定成为一大难题，出现在王佳静团队面前。
不过，似乎命运都在眷顾这位“90后”的中国姑娘。正当王佳静发愁时，她获悉杨百翰大学教授Terry Ball正好在建立关于鉴定麦类植硅体的模型，正在寻找适合的考古材料得以应用，而王佳静团队刚好有适合的植硅体。王佳静充满感激地说：“如果没有大麦植硅体方面的鉴定以及草酸的化学检验，这篇论文的论据就不足够充分。”
王佳静团队的研究为追溯古人酿酒饮酒提供了一种新的科学方法——之前关于史前酿酒的讨论颇多，但大多数假设都是建立在器物形制一类的间接证据上。然而，王佳静团队对陶器残留物的研究，综合了淀粉粒、植硅体和化学分析的手段，有效地呈现了古人确实是在史前酿酒的过程，成为我国酒历史长河中珍贵而必要的探索。
随心而至 寻踪掠影
早在王佳静出国读书前，便对历史深深着迷。随后，怀着“想到外面去看看”的念头，她开始有条不紊地规划出国求学。
2009年，凭借出色的英文能力和应试条件，王佳静收到了Smith College的录取通知书。随着内心的想法，她选择了人类学专业。
在国外教育环境中，她像一条自由欢快的鱼，畅游在自己感兴趣的课堂海洋。用她自己的话说，那便是“觉得什么课有意思，就上什么课”。就读本科期间，王佳静还修读了艺术史学位，她把学习艺术史作为一种兴趣和调剂，“这样我可以更有乐趣地去参观各地的博物馆！”
考古学是人类学系的分支，敢于尝试的王佳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门“考古学入门”的课程。“这门课非常有意思，因为考古是一个多学科结合的科目，既有人文社科也应用科学方法。我上了这门课后差不多就决定要做考古了！”
倘若一个地层、一个灰坑、一个墓葬等文字的流淌、老师的讲解点燃了王佳静对于考古的热情，那么当她亲自探寻一个地方的历史痕迹，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带着对考古的追求和向往，王佳静在大二的暑假报名成为以色列大卫城考古发掘的志愿者。
到了大卫城之后，王佳静被分配负责清洗陶片、挖土等工作。每天从早上6点一直干到下午3点，王佳静都要与泥土、灰尘“打交道”，但她兴致勃勃，干得有滋有味。也正是这次实际的考古发掘，更加坚定了她要成为考古学家的想法。“以考古的角度了解当地的文化历史，要比旅行者的感受更为深刻。”
考古这项工作乍听起来很酷，但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受的，更不要论以之为事业。王佳静还记得2013年一次在甘肃岷县发掘时，刚好遇到当地发生地震。幸运的是，当时王佳静和团队住的村庄，受影响较小，“我们当时在院子里的帐篷住了好几天，但是我很享受。”尽管条件艰苦，但王佳静都一笑而过，也早已有了“觉悟”：考古可不是一个追求利益的行业，首先需要对考古的热爱，其次不能有很高的物质追求。
确定了走考古这条路之后，王佳静把研究目光投向新石器时代，依靠残留物和微痕分析的方法来探寻过去。“那段时期还没有文字，所以基本研究的时候不需要考虑文字记载，而是把重心放在物质文化的研究上。残留物和微痕分析是科学和人文的结合，而且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我觉得以科学的手段来探索历史比较实在，且比较容易有一些有趣的发现。”她希望不久的将来，自己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考古学家，促进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在考古学术上的交流。
责任编辑 陈晰
德国著名考古学家西拉姆曾说：“考古学家的使命是要让干涸的清泉再次汩汩流淌，让被遗忘的事情再次被记起，让已故去的人复生，让环绕着我们的历史之河再次流动……”那些神秘的历史踪迹，那些难以琢磨的过去，那些曾经真实的存在正吸引著一批批有志于考古的青年人走近过去，走向未知的已知。在他们当中，王佳静就是其中的一位。
中长发，健康的小麦肤色诉说着“考古人”的风吹日晒，笑起来眼睛弯弯的，T恤加牛仔，简单干练。这位1991年出生的杭州姑娘现在是斯坦福大学考古专业博士三年级在读学生。
她说，自己很享受一群考古人在荒郊野外一起研究、同甘共苦的感觉。而考古最吸引她的莫过于可以更加深刻地了解当地的文化、触摸最真实的历史。
风口浪尖 “啤酒”揭秘
2016年5月下旬，关于王佳静的报道铺天盖地，在西安市米家崖遗址的最新发现，将她推到了风口浪尖。以王佳静为第一作者的学术论文——证明我国古人早在5000年前便享受到喝“啤酒”的乐趣——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刊发。同时，也证明了我国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发现的以“啤酒”作为饮品的时间相近。
王佳静解释道：“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我们发现的酒其实是谷芽酒，即以谷物发芽为原料酿造的酒，和现代中文意义上的‘啤酒’不可同日而语。”
虽然论文中写的是“beer”（译：啤酒），但确实此beer非彼beer。
根据《牛津词典》，现代工业体系下西方的“酒”分为wine（译：葡萄酒，从发酵的葡萄汁制成的酒精饮料）和beer，这当中的beer是指“从酵母发酵麦芽并加入啤酒花调味而制成的酒精饮料”。而早期的beer并不加啤酒花，质地也很浑浊，不使用现代超细过滤技术。因此，王佳静等人发现的“beer”，严格来说，确实为谷芽酒。
此前，我国最早关于谷芽酒的文字记载源于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当时称之为“醴”。醴便是用谷芽酿造的，即所谓的“蘖法酿醴”。
王佳静等人的研究分析，证实了5000年前，我国古人已经会酿制谷芽酒，而且主要成份可以确定为黍和大麦。之前，考古界普遍认为大麦是由西亚新月地带大约10000年前驯化而成的品种传入东方。而当时的证据推测，大麦传入中国大约是在4000年前。但王佳静等人此次研究将大麦传入中国的时间又向前推进了1000年，并说明大麦从西亚传入中国可能与制酒有关。
提起这篇轰动世界的论文的“出身”，则要追溯到2012年一份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发掘报告。
当时王佳静的导师刘莉发现，米家崖的两个窖穴坑里面都有漏斗和灶。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遗存中，漏斗并不常见，而这种器物在民族学研究中有记载和酿酒有关。王佳静说：“当然之前也有专家（李仰松、包启安）提出过仰韶时期的陶漏斗是用于酿造谷芽酒的，但缺乏科学证据的支持。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建立了假设，认为这两个坑可能曾经用于酿酒，就带着这个假设去西安采样。”
米家崖遗址由陕西考古研究院在2004至2006年期间发掘。2015年的夏天，在考古院的支持下，王佳静团队顺利获得了两个窖穴坑中器物的残留物标本。“我们当时联系了副所长孙周勇，他很周到地为我们提供帮助。邢福来是米家崖遗址的发掘领队，他提供了发掘材料与信息，以及一些高质量的器物照片。”
从设立假设到获取一手资料再到用科学手段去验证，对王佳静来说，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寻求各方面专家合作。就在前期准备都非常顺利时，对残留物中植硅体的鉴定成为一大难题，出现在王佳静团队面前。
不过，似乎命运都在眷顾这位“90后”的中国姑娘。正当王佳静发愁时，她获悉杨百翰大学教授Terry Ball正好在建立关于鉴定麦类植硅体的模型，正在寻找适合的考古材料得以应用，而王佳静团队刚好有适合的植硅体。王佳静充满感激地说：“如果没有大麦植硅体方面的鉴定以及草酸的化学检验，这篇论文的论据就不足够充分。”
王佳静团队的研究为追溯古人酿酒饮酒提供了一种新的科学方法——之前关于史前酿酒的讨论颇多，但大多数假设都是建立在器物形制一类的间接证据上。然而，王佳静团队对陶器残留物的研究，综合了淀粉粒、植硅体和化学分析的手段，有效地呈现了古人确实是在史前酿酒的过程，成为我国酒历史长河中珍贵而必要的探索。
随心而至 寻踪掠影
早在王佳静出国读书前，便对历史深深着迷。随后，怀着“想到外面去看看”的念头，她开始有条不紊地规划出国求学。
2009年，凭借出色的英文能力和应试条件，王佳静收到了Smith College的录取通知书。随着内心的想法，她选择了人类学专业。
在国外教育环境中，她像一条自由欢快的鱼，畅游在自己感兴趣的课堂海洋。用她自己的话说，那便是“觉得什么课有意思，就上什么课”。就读本科期间，王佳静还修读了艺术史学位，她把学习艺术史作为一种兴趣和调剂，“这样我可以更有乐趣地去参观各地的博物馆！”
考古学是人类学系的分支，敢于尝试的王佳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门“考古学入门”的课程。“这门课非常有意思，因为考古是一个多学科结合的科目，既有人文社科也应用科学方法。我上了这门课后差不多就决定要做考古了！”
倘若一个地层、一个灰坑、一个墓葬等文字的流淌、老师的讲解点燃了王佳静对于考古的热情，那么当她亲自探寻一个地方的历史痕迹，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带着对考古的追求和向往，王佳静在大二的暑假报名成为以色列大卫城考古发掘的志愿者。
到了大卫城之后，王佳静被分配负责清洗陶片、挖土等工作。每天从早上6点一直干到下午3点，王佳静都要与泥土、灰尘“打交道”，但她兴致勃勃，干得有滋有味。也正是这次实际的考古发掘，更加坚定了她要成为考古学家的想法。“以考古的角度了解当地的文化历史，要比旅行者的感受更为深刻。”
考古这项工作乍听起来很酷，但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受的，更不要论以之为事业。王佳静还记得2013年一次在甘肃岷县发掘时，刚好遇到当地发生地震。幸运的是，当时王佳静和团队住的村庄，受影响较小，“我们当时在院子里的帐篷住了好几天，但是我很享受。”尽管条件艰苦，但王佳静都一笑而过，也早已有了“觉悟”：考古可不是一个追求利益的行业，首先需要对考古的热爱，其次不能有很高的物质追求。
确定了走考古这条路之后，王佳静把研究目光投向新石器时代，依靠残留物和微痕分析的方法来探寻过去。“那段时期还没有文字，所以基本研究的时候不需要考虑文字记载，而是把重心放在物质文化的研究上。残留物和微痕分析是科学和人文的结合，而且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我觉得以科学的手段来探索历史比较实在，且比较容易有一些有趣的发现。”她希望不久的将来，自己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考古学家，促进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在考古学术上的交流。
责任编辑 陈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