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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对甘肃省图书馆藏敦煌藏经洞文献的来源、内容、特点作了详细论述，揭示了馆藏敦煌文献所具有的社会和历史研究价值。
关键词：甘肃省图书馆；敦煌写经；敦煌藏文写经
中图分类号：G25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6-0069-04
Review of the Dunhuang Documents Collected in the Gansu Provincial Library
LI Fenlin ZENG Xuemei
（Gansu Provincial Museum， Lanzhou， Gansu 730000）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content， and features of the Dunhuang documents collected in Gansu Provincial Library， and reveals their value for social and historical studies.
Keywords： Gansu Provincial Library； Dunhuang manuscripts； Tibetan manuscripts among Dunhuang documents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甘肃省图书馆自1999年开始，在敦煌研究院敦煌学专家施萍婷、马德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历经十余年，对所藏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进行了认真、细致地整理与研究，并已相继将整理成果以叙录的形式分别在《图书与情报》（1999年）、《敦煌研究》（2003年）、《中国藏学》（2008年）等国内知名刊物上刊布。2013年，甘肃省图书馆又出版了内部资料《西北研究通讯·馆藏敦煌文献叙录》。作为西北地方文献重要基地的甘肃省图书馆，对所藏敦煌藏经洞文献从整体上予以理论上的总评，是十分必要的，对揭示利用这批文献也是非常有益的。
甘肃省图书馆藏敦煌藏经洞文献包括两部分：汉文写经和藏文写经。汉文写经31件，编号为C001—C031，卷轴装。藏文写经351件，其中卷式32件，编号为T0001—T0032，梵夹装319件（1128页），编号为T0033—T0351。下面就这些写经的来源、内容与特点作一述评。
一 来 源
（一）20世纪20—50年代私人捐赠或收购
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之后，不少敦煌文献相继流转至甘肃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皋兰等地私人手中。编号为T0006、T0032的藏文卷为甘肃省公立图书馆时期？譹？訛邓隆先生所捐赠。邓隆（1884—1938），甘肃省临夏人，字德与，号玉堂，又号睫巢居士，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曾任南充知县、代理顺庆府知府，善书法，重收藏，精通西夏文及藏文佛经。编号为C012、C020的《思益经卷第二》和《诸星母陀罗尼经》1卷以及T0003《大乘无量寿宗要经》1卷为20世纪40年代孔宪廷先生所捐赠。孔宪廷，安徽省合肥人，曾任山东德州知州、德县知事。《甘肃通志稿》载，其于民国四年至八年（1915—1919）任兰山道尹。《大乘无量寿宗要经》T0004、T0009，为国立兰州图书馆时期冯国瑞先生所捐赠。冯国瑞（1901—1962），字仲翔，甘肃省天水人，毕业于北平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曾任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兰州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为近现代著名方志学专家。T0031《大乘无量寿宗要经》钤有“西北人民图书馆珍藏”印，应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入藏。T0018《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卷端背面写有“10.00元”字样，显然是求购而来的。
（二）接受政府调拨
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以后，敦煌遗书屡被盗卖，为了保护这批具有文物价值的遗书，宣统二年（1910），敦煌县奉学部谕，将所剩遗书悉数解京，但藏经洞内仍留有一些被认为不太重要的藏文写经。民国九年（1920）六月，甘肃省教育厅派员会同敦煌知县、乡绅，清点所存藏文写经，从莫高窟第17窟内清理出藏文经卷94捆，重440余斤；带夹板经书11打，重1744斤。后将其中一部分，即卷式写经一捆4斤（约10卷左右）、梵夹式写经一打66斤（1000多页），移交甘肃省图书馆的前身甘肃省公立图书馆保存。剩余的藏文经卷由莫高窟寺院和敦煌民众教育馆保存，1950年移交敦煌县文化馆（今敦煌市博物馆）保存，这些写经钤有“敦煌县政府印”。“一打66斤”即今甘肃省图书馆馆藏的319件计1128页梵夹式写经。这些梵夹式写经进馆入藏时，上下夹有木质板片并用麻绳捆绑，可惜夹板、麻绳现已不存。
二 内 容
据统计，藏经洞汉文遗书约5万8千件，内容主要为宗教文献，其中又以佛教的经、律、论即“三藏”以及佛经目录为主。佛教写经中，诸如《金刚经》、《妙法莲华经》之类的复本尤多，也有一些已佚或传世本甚少的经卷。甘图所藏31件敦煌汉文遗书全部为佛经，其中《妙法莲华经》达9件之多，其次是《金光明经》，为3件。编号为C016的《佛说无量大慈教经一卷（尾题）》、C025《究竟大悲经卷第二（首题）》均无传世本，敦煌藏经洞发现以后方佚而复得。此两经虽非孤本，但经文较为完整，有补佚和校勘价值。唯一一件有题记的汉文写经是C017《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九（尾题）》，题记内容为：“同光三年乙酉岁（925）八月十四日，金光明寺学仕/郎王子通奉写金光明经一部。一与先/太保帝主作福，愿我军王永作/西垂之主；二为先亡父母不溺三堕，往/生安乐之国；次为见存慈母究穷患疾，/速得迁除，愿罪消灭，愿罪消灭；/又愿合家大小，无除（“除”疑为“诸”，音近而误）灾障，病患不寝（“寝”疑为“侵”之讹），功德圆满。维后大唐同光三年乙酉（925）南吕之月写毕。”此题记对研究敦煌佛经当时对敦煌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32卷藏文写经内容相同，经题都为“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每卷所抄的份数不同，多数经卷抄写1份，有的抄写2份以上，其中编号T0008、T0018、T0031写经多达5份。《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亦名《大乘无量寿经》、《无量寿宗要经》、《佛说无量寿宗要经》。宋代法天从梵文直译此经时，译经名为《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属同本异译。根据现已整理出版的敦煌文献目录来看，敦煌写经中，不管是汉文写经还是藏文写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是数量较多的写卷之一。唐后期，特别是“安史之乱”后，敦煌（时称沙州）相继进入吐蕃统治时期和张氏、曹氏归义军统治时期。这时的敦煌，由于与内地交通不畅，导致经济有所衰退，反映在文化佛事上，则表现为大量的佛经布施者写不起大经，只能抄写一些小经。于是这种祈福颂德的小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盛行起来。刘铭恕先生编《斯坦因劫经录》对S.1995号“大乘无量寿经”注云后题“佛说无量寿宗要功德决定王如来经卷第一万五千五百十九……后言所抄此经之数量”。在敦煌所出佛经中，此经“恐居第一位”。可见，它在当时的敦煌非常流行。
319件梵夹式写经的内容大部分为《十万颂般若经》的第3部第3卷，T0183—T0186、T0188、T0189、T0305、T0306、T0312、T0313、T0323等11件为第3部的第1卷。从现有资料记载及目前整理结果来看，敦煌梵夹装藏文写经全部珍藏在国内，其数量可以用1128（页）乘以11（打）来计算？譹？訛，总数大概为12400页。据统计，敦煌市博物馆珍藏的敦煌藏文梵夹装写经为2642件（号），计8576页；敦煌市档案馆9件，计9页；武威市博物馆1件。敦煌梵夹式藏文写经的内容多为《十万般若颂经》，敦煌市博物馆藏的8576页写经中，就有“八千二百三十三页为《十万颂般若经》、二十四页吐蕃文书，其余为《吉祥偈》、《大乘经诠注》、《一万八千颂般若经》、《二万五千颂般若经》、《大宝积经》、《藏文数码》等”[1]。
三 特 点
31件汉文写经，每卷由数张黄麻纸或白麻纸粘接而成，每纸大约书28行，行17字。其中年代最早的经卷是C030《金光明经卷第二四天王品第六》，写于北凉时期。此卷纸质精良，抄写格式规范，文字呈方形，笔画隶意浓厚，沉稳浑朴，遒劲有力，显示了敦煌早期“经书体”的特点，是研究十六国至北朝时期文字从汉代篆隶向楷书过度发展的重要材料。C021《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狮子吼菩萨品第十一之四》、C022《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七无生品第二十六》，字好、纸好，是唐代写经中之上品，具有很高的欣赏和收藏价值。编号为C023的《妙法莲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第二十三》有程宗伊跋：“仆署任酒泉时，见坊肆所售敦煌经数十种，迄少善本。兹/炳然先生出此卷共阅，其间结构紧严，精神团结，墨色纸色，俱臻绝顶，/洵唐经之最佳者。虽非全璧，然吉光片羽，亦可宝诸。时辛酉（1921）秋八月注/此，以志眼福。”编号C024《妙法莲华经卷第七陀罗尼品第二十六》有慕寿祺长篇跋文，其中曰：“此卷系玉门县贡程/君徽五所赠。徽五少时与余同/学，意气相投，今以唐人写经邮寄。”编号为C031《妙法莲华经卷第二信解品第四》也有慕寿祺跋，曰：“此卷敦煌郭孝廉璞存所/赠，云系唐人写经。然唐人避/太宗讳，其他经卷世字皆缺/一笔，此独不然。意者其在五/代之时耶。至其笔秀而挺/似学柳河东，虽未能上比/率更中令而规矩森严，仍不/失雍容安雅之态。”跋文对研究藏经洞发现以后，敦煌写经如何散佚、如何在甘肃河西一带流传，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32卷藏文写经中，最长的688厘米，短的只有44厘米。白麻纸，纸质较薄、稍粗，有横划乌丝栏。文从左至右横写，卷首在左，卷尾在右，字迹工整。上下有天头、地脚，左右有边距。单纸长大约46厘米，每纸18至20行不等，行22至25字，分左右两页抄写，中间留有1.5厘米宽的中缝，近似古籍刻本版式。25件皆尾题抄经人、校对人。
梵夹式写经由古印度的贝页经发展而来。古印度佛经一般用梵文书写在“形似枇杷，叶而厚大”？譺？訛的贝多树叶上，所以称之为贝叶经。随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这种贝叶经的装帧在隋唐时亦随之传入，并称之为梵夹装，是中国古代书籍从卷轴装发展到册页装出现的过渡形式之一。甘肃省图书馆藏的319件藏文写经，外观为长条形，为典型的梵夹装。每页纸宽约73厘米，高约20厘米，由两层纸粘接而成，厚度在0.2毫米至0.4毫米之间。全为白麻纸，质地粗糙。有横划界栏，经文从左至右横抄，双面硬笔楷体书写。每面12行，行约63字。留有天头、地脚和左、右边距（4—4.5厘米）。每页写经正面左边距用藏文写有顺序页码。距上切边8厘米，左、右切边19.5厘米处各有一直径为5厘米（也有4.2厘米的）用墨线画的圆圈，圈中心又有直径为0.8厘米的孔眼。孔眼是用来穿绳捆扎的。圆圈是抄经前就画好的，让抄经人注意此位置不能抄写经文，以免打眼穿绳时损坏文字。
319件写经中，122件有题记，内容基本为抄经人和校对人，其中不乏历史上的著名人士，如张议潮、法成、贝吉云丹等，这些抄经对于研究吐蕃历史上的写经事业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张议潮，生于公元799年，卒于公元872年，沙州（今甘肃敦煌）人。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时任吐蕃沙州刺史的他乘吐蕃内讧发动军事政变，一举收复敦煌。大中五年（851）十一月，唐王朝在沙州设立归义军，授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兼十一州观察使。有关张议潮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前的历史，史籍中为避讳有意省略不载，但从敦煌写经的一些题记来看，我们还是可以略窥一二。张议潮从小受业于寺学，后来走上仕途，成为吐蕃统治机构中的一员。荣新江先生认为，张议潮“曾跟从高僧法成学习”[2]，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这从他抄写了大量的佛经以及他所建造的现存敦煌千佛洞晚唐第156窟可以看出。他不但抄写汉文经卷，而且还抄写校对藏文佛经。甘图所藏的T0104、T0126、T0267、T0276，就有张议潮抄经校经题记。 法成，是藏族佛教经典翻译家。历史文献中有关法成的记载并不多，但藏经洞出土的藏汉文经卷向我们展示了这位佛教文化传播者及汉、藏文化密切交流使者的丰功伟绩。他出身于吐蕃贵族管氏家族，原籍日喀则地区谢通门县，为公元9世纪人。他不仅翻译佛经，而且参加经卷的校阅工作，这从敦煌藏文写经中发现的大量的法成校经题记中不难看出。甘图所藏T0061、T0131、T0183、T0205、T0206、T0266等写经，就有法成的校经题记。
贝吉云丹，约9世纪人，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受赞普委托主持吐蕃重大内外事务的最高级僧人（钵阐布）。他早在墀德松赞（khri lde srong btsan，约798—815年在位）执政时期已是“沙门同平章事勃兰伽（族名）云丹（chab srid adzin pa ban de bran ka yon tan）”。黄文焕先生在《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认为在墀祖德赞赞普时参与吐蕃重大政事的“钵阐布”贝吉云丹（ban de chen po dpal gyi yon tan）曾亲赴敦煌，并参加了敦煌佛经的抄写工作。贝吉云丹校经题记见于T0225。
此外，有部分写经有杂写文书，这些杂写涉及的内容广泛，有极高的社会研究价值。如T0118、原页码Ga—55背面的补丁上，就有汉文书写的“食物检点历”，对研究敦煌烹饪史无疑具有重要作用。T0258原页码Ga—283右边距题有：“廓州范本依照沙州范本添加二页。”可见当时的写经事业以敦煌为中心，其影响辐射至周边地区的大小州城。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其中的部分废叶经。甘图所藏319件《十万般若颂经》中，有废叶经38件（T0314—T0351，38页）。废叶的特征是：1.左边距或右边距高度的四分之三被刀具一类的东西裁划开。遗憾的是，甘图所藏的废叶经中，被裁开但又连着的边距小长条在保存过程中基本被折断遗失，只有T0330还保存着。笔者正是从T0330左边距被裁剪的情况及其他经页边距被裁后遗留的痕迹，推断出废叶经的边距只是被裁划开，并不裁剪断。2.孔眼（左孔眼或右孔眼）至天头或地脚约垂直线处裁剪开，这一特点往往和第一特点同时出现在一张经页上。3.在叶面上用朱笔或墨笔批一“∪”、“╪╪”或“×”等大型符号。废叶的地脚处或边距上一般题有杂写，例如T0327，地脚处写有此经叶报废的原因与过程，以及报废后如何另行保管。这表明当时报废后的经叶并不随意丢弃，而是有一套周密的保管办法。
参考文献：
[1]敦煌县博物馆.敦煌县博物馆藏敦煌遗书目录[G]//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542.
[2]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69.
关键词：甘肃省图书馆；敦煌写经；敦煌藏文写经
中图分类号：G25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6-0069-04
Review of the Dunhuang Documents Collected in the Gansu Provincial Library
LI Fenlin ZENG Xuemei
（Gansu Provincial Museum， Lanzhou， Gansu 730000）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content， and features of the Dunhuang documents collected in Gansu Provincial Library， and reveals their value for social and historical studies.
Keywords： Gansu Provincial Library； Dunhuang manuscripts； Tibetan manuscripts among Dunhuang documents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甘肃省图书馆自1999年开始，在敦煌研究院敦煌学专家施萍婷、马德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历经十余年，对所藏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进行了认真、细致地整理与研究，并已相继将整理成果以叙录的形式分别在《图书与情报》（1999年）、《敦煌研究》（2003年）、《中国藏学》（2008年）等国内知名刊物上刊布。2013年，甘肃省图书馆又出版了内部资料《西北研究通讯·馆藏敦煌文献叙录》。作为西北地方文献重要基地的甘肃省图书馆，对所藏敦煌藏经洞文献从整体上予以理论上的总评，是十分必要的，对揭示利用这批文献也是非常有益的。
甘肃省图书馆藏敦煌藏经洞文献包括两部分：汉文写经和藏文写经。汉文写经31件，编号为C001—C031，卷轴装。藏文写经351件，其中卷式32件，编号为T0001—T0032，梵夹装319件（1128页），编号为T0033—T0351。下面就这些写经的来源、内容与特点作一述评。
一 来 源
（一）20世纪20—50年代私人捐赠或收购
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之后，不少敦煌文献相继流转至甘肃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皋兰等地私人手中。编号为T0006、T0032的藏文卷为甘肃省公立图书馆时期？譹？訛邓隆先生所捐赠。邓隆（1884—1938），甘肃省临夏人，字德与，号玉堂，又号睫巢居士，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曾任南充知县、代理顺庆府知府，善书法，重收藏，精通西夏文及藏文佛经。编号为C012、C020的《思益经卷第二》和《诸星母陀罗尼经》1卷以及T0003《大乘无量寿宗要经》1卷为20世纪40年代孔宪廷先生所捐赠。孔宪廷，安徽省合肥人，曾任山东德州知州、德县知事。《甘肃通志稿》载，其于民国四年至八年（1915—1919）任兰山道尹。《大乘无量寿宗要经》T0004、T0009，为国立兰州图书馆时期冯国瑞先生所捐赠。冯国瑞（1901—1962），字仲翔，甘肃省天水人，毕业于北平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曾任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兰州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为近现代著名方志学专家。T0031《大乘无量寿宗要经》钤有“西北人民图书馆珍藏”印，应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入藏。T0018《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卷端背面写有“10.00元”字样，显然是求购而来的。
（二）接受政府调拨
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以后，敦煌遗书屡被盗卖，为了保护这批具有文物价值的遗书，宣统二年（1910），敦煌县奉学部谕，将所剩遗书悉数解京，但藏经洞内仍留有一些被认为不太重要的藏文写经。民国九年（1920）六月，甘肃省教育厅派员会同敦煌知县、乡绅，清点所存藏文写经，从莫高窟第17窟内清理出藏文经卷94捆，重440余斤；带夹板经书11打，重1744斤。后将其中一部分，即卷式写经一捆4斤（约10卷左右）、梵夹式写经一打66斤（1000多页），移交甘肃省图书馆的前身甘肃省公立图书馆保存。剩余的藏文经卷由莫高窟寺院和敦煌民众教育馆保存，1950年移交敦煌县文化馆（今敦煌市博物馆）保存，这些写经钤有“敦煌县政府印”。“一打66斤”即今甘肃省图书馆馆藏的319件计1128页梵夹式写经。这些梵夹式写经进馆入藏时，上下夹有木质板片并用麻绳捆绑，可惜夹板、麻绳现已不存。
二 内 容
据统计，藏经洞汉文遗书约5万8千件，内容主要为宗教文献，其中又以佛教的经、律、论即“三藏”以及佛经目录为主。佛教写经中，诸如《金刚经》、《妙法莲华经》之类的复本尤多，也有一些已佚或传世本甚少的经卷。甘图所藏31件敦煌汉文遗书全部为佛经，其中《妙法莲华经》达9件之多，其次是《金光明经》，为3件。编号为C016的《佛说无量大慈教经一卷（尾题）》、C025《究竟大悲经卷第二（首题）》均无传世本，敦煌藏经洞发现以后方佚而复得。此两经虽非孤本，但经文较为完整，有补佚和校勘价值。唯一一件有题记的汉文写经是C017《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九（尾题）》，题记内容为：“同光三年乙酉岁（925）八月十四日，金光明寺学仕/郎王子通奉写金光明经一部。一与先/太保帝主作福，愿我军王永作/西垂之主；二为先亡父母不溺三堕，往/生安乐之国；次为见存慈母究穷患疾，/速得迁除，愿罪消灭，愿罪消灭；/又愿合家大小，无除（“除”疑为“诸”，音近而误）灾障，病患不寝（“寝”疑为“侵”之讹），功德圆满。维后大唐同光三年乙酉（925）南吕之月写毕。”此题记对研究敦煌佛经当时对敦煌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32卷藏文写经内容相同，经题都为“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每卷所抄的份数不同，多数经卷抄写1份，有的抄写2份以上，其中编号T0008、T0018、T0031写经多达5份。《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亦名《大乘无量寿经》、《无量寿宗要经》、《佛说无量寿宗要经》。宋代法天从梵文直译此经时，译经名为《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属同本异译。根据现已整理出版的敦煌文献目录来看，敦煌写经中，不管是汉文写经还是藏文写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是数量较多的写卷之一。唐后期，特别是“安史之乱”后，敦煌（时称沙州）相继进入吐蕃统治时期和张氏、曹氏归义军统治时期。这时的敦煌，由于与内地交通不畅，导致经济有所衰退，反映在文化佛事上，则表现为大量的佛经布施者写不起大经，只能抄写一些小经。于是这种祈福颂德的小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盛行起来。刘铭恕先生编《斯坦因劫经录》对S.1995号“大乘无量寿经”注云后题“佛说无量寿宗要功德决定王如来经卷第一万五千五百十九……后言所抄此经之数量”。在敦煌所出佛经中，此经“恐居第一位”。可见，它在当时的敦煌非常流行。
319件梵夹式写经的内容大部分为《十万颂般若经》的第3部第3卷，T0183—T0186、T0188、T0189、T0305、T0306、T0312、T0313、T0323等11件为第3部的第1卷。从现有资料记载及目前整理结果来看，敦煌梵夹装藏文写经全部珍藏在国内，其数量可以用1128（页）乘以11（打）来计算？譹？訛，总数大概为12400页。据统计，敦煌市博物馆珍藏的敦煌藏文梵夹装写经为2642件（号），计8576页；敦煌市档案馆9件，计9页；武威市博物馆1件。敦煌梵夹式藏文写经的内容多为《十万般若颂经》，敦煌市博物馆藏的8576页写经中，就有“八千二百三十三页为《十万颂般若经》、二十四页吐蕃文书，其余为《吉祥偈》、《大乘经诠注》、《一万八千颂般若经》、《二万五千颂般若经》、《大宝积经》、《藏文数码》等”[1]。
三 特 点
31件汉文写经，每卷由数张黄麻纸或白麻纸粘接而成，每纸大约书28行，行17字。其中年代最早的经卷是C030《金光明经卷第二四天王品第六》，写于北凉时期。此卷纸质精良，抄写格式规范，文字呈方形，笔画隶意浓厚，沉稳浑朴，遒劲有力，显示了敦煌早期“经书体”的特点，是研究十六国至北朝时期文字从汉代篆隶向楷书过度发展的重要材料。C021《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狮子吼菩萨品第十一之四》、C022《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七无生品第二十六》，字好、纸好，是唐代写经中之上品，具有很高的欣赏和收藏价值。编号为C023的《妙法莲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第二十三》有程宗伊跋：“仆署任酒泉时，见坊肆所售敦煌经数十种，迄少善本。兹/炳然先生出此卷共阅，其间结构紧严，精神团结，墨色纸色，俱臻绝顶，/洵唐经之最佳者。虽非全璧，然吉光片羽，亦可宝诸。时辛酉（1921）秋八月注/此，以志眼福。”编号C024《妙法莲华经卷第七陀罗尼品第二十六》有慕寿祺长篇跋文，其中曰：“此卷系玉门县贡程/君徽五所赠。徽五少时与余同/学，意气相投，今以唐人写经邮寄。”编号为C031《妙法莲华经卷第二信解品第四》也有慕寿祺跋，曰：“此卷敦煌郭孝廉璞存所/赠，云系唐人写经。然唐人避/太宗讳，其他经卷世字皆缺/一笔，此独不然。意者其在五/代之时耶。至其笔秀而挺/似学柳河东，虽未能上比/率更中令而规矩森严，仍不/失雍容安雅之态。”跋文对研究藏经洞发现以后，敦煌写经如何散佚、如何在甘肃河西一带流传，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32卷藏文写经中，最长的688厘米，短的只有44厘米。白麻纸，纸质较薄、稍粗，有横划乌丝栏。文从左至右横写，卷首在左，卷尾在右，字迹工整。上下有天头、地脚，左右有边距。单纸长大约46厘米，每纸18至20行不等，行22至25字，分左右两页抄写，中间留有1.5厘米宽的中缝，近似古籍刻本版式。25件皆尾题抄经人、校对人。
梵夹式写经由古印度的贝页经发展而来。古印度佛经一般用梵文书写在“形似枇杷，叶而厚大”？譺？訛的贝多树叶上，所以称之为贝叶经。随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这种贝叶经的装帧在隋唐时亦随之传入，并称之为梵夹装，是中国古代书籍从卷轴装发展到册页装出现的过渡形式之一。甘肃省图书馆藏的319件藏文写经，外观为长条形，为典型的梵夹装。每页纸宽约73厘米，高约20厘米，由两层纸粘接而成，厚度在0.2毫米至0.4毫米之间。全为白麻纸，质地粗糙。有横划界栏，经文从左至右横抄，双面硬笔楷体书写。每面12行，行约63字。留有天头、地脚和左、右边距（4—4.5厘米）。每页写经正面左边距用藏文写有顺序页码。距上切边8厘米，左、右切边19.5厘米处各有一直径为5厘米（也有4.2厘米的）用墨线画的圆圈，圈中心又有直径为0.8厘米的孔眼。孔眼是用来穿绳捆扎的。圆圈是抄经前就画好的，让抄经人注意此位置不能抄写经文，以免打眼穿绳时损坏文字。
319件写经中，122件有题记，内容基本为抄经人和校对人，其中不乏历史上的著名人士，如张议潮、法成、贝吉云丹等，这些抄经对于研究吐蕃历史上的写经事业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张议潮，生于公元799年，卒于公元872年，沙州（今甘肃敦煌）人。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时任吐蕃沙州刺史的他乘吐蕃内讧发动军事政变，一举收复敦煌。大中五年（851）十一月，唐王朝在沙州设立归义军，授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兼十一州观察使。有关张议潮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前的历史，史籍中为避讳有意省略不载，但从敦煌写经的一些题记来看，我们还是可以略窥一二。张议潮从小受业于寺学，后来走上仕途，成为吐蕃统治机构中的一员。荣新江先生认为，张议潮“曾跟从高僧法成学习”[2]，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这从他抄写了大量的佛经以及他所建造的现存敦煌千佛洞晚唐第156窟可以看出。他不但抄写汉文经卷，而且还抄写校对藏文佛经。甘图所藏的T0104、T0126、T0267、T0276，就有张议潮抄经校经题记。 法成，是藏族佛教经典翻译家。历史文献中有关法成的记载并不多，但藏经洞出土的藏汉文经卷向我们展示了这位佛教文化传播者及汉、藏文化密切交流使者的丰功伟绩。他出身于吐蕃贵族管氏家族，原籍日喀则地区谢通门县，为公元9世纪人。他不仅翻译佛经，而且参加经卷的校阅工作，这从敦煌藏文写经中发现的大量的法成校经题记中不难看出。甘图所藏T0061、T0131、T0183、T0205、T0206、T0266等写经，就有法成的校经题记。
贝吉云丹，约9世纪人，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受赞普委托主持吐蕃重大内外事务的最高级僧人（钵阐布）。他早在墀德松赞（khri lde srong btsan，约798—815年在位）执政时期已是“沙门同平章事勃兰伽（族名）云丹（chab srid adzin pa ban de bran ka yon tan）”。黄文焕先生在《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认为在墀祖德赞赞普时参与吐蕃重大政事的“钵阐布”贝吉云丹（ban de chen po dpal gyi yon tan）曾亲赴敦煌，并参加了敦煌佛经的抄写工作。贝吉云丹校经题记见于T0225。
此外，有部分写经有杂写文书，这些杂写涉及的内容广泛，有极高的社会研究价值。如T0118、原页码Ga—55背面的补丁上，就有汉文书写的“食物检点历”，对研究敦煌烹饪史无疑具有重要作用。T0258原页码Ga—283右边距题有：“廓州范本依照沙州范本添加二页。”可见当时的写经事业以敦煌为中心，其影响辐射至周边地区的大小州城。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其中的部分废叶经。甘图所藏319件《十万般若颂经》中，有废叶经38件（T0314—T0351，38页）。废叶的特征是：1.左边距或右边距高度的四分之三被刀具一类的东西裁划开。遗憾的是，甘图所藏的废叶经中，被裁开但又连着的边距小长条在保存过程中基本被折断遗失，只有T0330还保存着。笔者正是从T0330左边距被裁剪的情况及其他经页边距被裁后遗留的痕迹，推断出废叶经的边距只是被裁划开，并不裁剪断。2.孔眼（左孔眼或右孔眼）至天头或地脚约垂直线处裁剪开，这一特点往往和第一特点同时出现在一张经页上。3.在叶面上用朱笔或墨笔批一“∪”、“╪╪”或“×”等大型符号。废叶的地脚处或边距上一般题有杂写，例如T0327，地脚处写有此经叶报废的原因与过程，以及报废后如何另行保管。这表明当时报废后的经叶并不随意丢弃，而是有一套周密的保管办法。
参考文献：
[1]敦煌县博物馆.敦煌县博物馆藏敦煌遗书目录[G]//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542.
[2]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