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老年轻一代接着一代，代代世人接踵去来。谁也无法永远占据这个世界。有来有去，有去又有人来。”这是11世纪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名句。
　　伊朗岁末年初的抗议浪潮，突如其来又倏忽而去。以诗人的视野来看，抗议归于沉寂符合历史的逻辑，抗争再起也会是历史的必然。因民生问题而起的示威活动，最终演变成骚乱并指向伊朗的政治体制，虽然没有给伊朗权力结构造成冲击，但震动在所难免。留下的悬念是，未来伊朗将走向何方？
　　危机探源
　　1月7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其官方网站发表声明称，敌对势力在伊朗煽动的骚乱已经被平息。当天，伊朗新闻电视台援引警方发言人的话称，这起骚乱造成20人死亡，包括一名警察。同一天，伊朗议会也召开会议，调查这起波及全国多地的示威抗议，同时也要求听取民众呼声。
　　去年12月28日兴起的这波抗议浪潮，首先在伊朗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爆发，随后波及包括首都德黑兰在内的数十个城市。伊朗政府指责美国、 沙特、以色列等“境外敌对势力”是幕后黑手，但种种迹象表明危机的根源在伊朗国内。

　　物价暴涨是触发因素，但大背景是近年来伊朗国内民怨的累积。在布鲁金斯学会多哈中心学者阿里·法索尔·内贾德看来，民怨的积累是结构性矛盾与偶发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伊朗去年5月的煤矿爆炸事故、11月的大地震，均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鲁哈尼政府应对不力，孕育了社会不满的种子。
　　根据伊朗一家名为“伊斯兰革命信徒社团”的组织（由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首创）统计，2016年伊朗发生了1700多起民众抗议事件。在这次示威游行爆发前数月，伊朗多个中小城市频繁出现了抗议金融机构倒闭的储户静坐事件。
　　经济因素总会是最易燃的导火索。有分析称，这根导火索就是鲁哈尼政府去年12月提交给议会讨论的2018年国家预算。据报道，这份即将于今年3月开始执行的预算，用于民生的支出，大幅低于在安全上的支出。
　　伊朗国家预算的具体细节，外界无从得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安东尼·科德斯曼，在今年1月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伊朗在国家安全上的支出为250亿美元，公共预算支出是159亿美元。这个数字是否靠谱不得而知，但从近年来伊朗加大对叙利亚、也门、伊拉克事务的战略投入，以及这次游行示威中反对伊朗对外干预的口号来看，国家预算上民生与安全的“倒挂”或许并非无稽之谈。
　　不过，这种“倒挂”或许并非鲁哈尼政府的本意。有媒体报道，国家预算部分细节被透露给媒体，正是鲁哈尼政府内部人员刻意为之，意在给主张加大对外干预的强硬派施加舆论压力。这就涉及阿里·法索尔·内贾德所说的“结构性因素”，即在国家预算方面，改革派在伊朗权力系统内部有多大发言权。以亲改革派形象当选总统的温和保守派人士鲁哈尼，在2013年、2017年两次竞选中，都强调“经济优先”，但“优先”的幅度他无法掌控。
　　从另一个角度看，鲁哈尼政府这些年的改革，的确是这次抗议浪潮的触发因素之一。鲁哈尼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削减政府补贴是激发市场活力的措施之一。但削减政府补贴增加了底层民众的痛感。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时期，伊朗政府曾提出“将石油收入放在每个家庭的餐桌上”，民生支出明显向底层民众倾斜。但这些政策在鲁哈尼上台后，要么弱化要么取消。这也是抗议活动的主流是底层民众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外媒报道，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于1月6日遭伊朗当局逮捕，理由是涉嫌煽动骚乱。据称，这次逮捕得到了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的批准。虽然伊朗当局没有立刻证实这一消息，但鉴于去年哈梅内伊多次警告艾哈迈迪﹣内贾德不要攻击政府，其被捕一事可能不是空穴来风。
　　艾哈迈迪﹣内贾德卸任后，仍然扮演着“民粹”领袖角色。他此前多次批判鲁哈尼政府不顾民生、治理不善。从政治角度看，这次大规模抗议浪潮，也是伊朗国内建制派与反建制派，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矛盾相互催化的结果。
　　独特困境
　　1月9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会见宗教团体时表示，美国、以色列、沙特是近段时间伊朗各地骚乱的幕后策划者，目的就是推翻伊朗现政权。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伊朗问题学者卡利姆·萨迪加布认为，世界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存在强硬政治势力利用外部威胁壮大自己的现象，“但伊朗的不同之处在于，近40年来这个体制一直利用外部威胁为国内政治服务”。在西方学者看来，这是伊朗体制所面临的一个独特困境。
　　利用外部威胁的另一面，是伊朗真实存在的不安全感。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第二年，即爆发了两伊战争。当时伊朗所面对的对手不仅是伊拉克，还有背后支持伊拉克的苏联、美国以及沙特、科威特等阿拉伯国家。对于两伊战争，哈梅内伊曾这样评价：“伊拉克的入侵不是两个国家、两个敌人之间的战争，而是非正式的全球联盟针对一个国家的战争。”历史造就的不安全感，不可避免会嵌入政治精英的现实战略思维。
　　这次抗议浪潮的诉求之一，是反对伊朗政府对外“过度干预”。不可否认，伊朗的地缘政治影响力，的确在近年来的中东乱局中坐大，但也应该看到德黑兰这些对外战略投资“以攻为守”的一面。安东尼·科德斯曼认为，最近的示威清楚表明，相当多数量的伊朗人希望，政府能聚焦国内经济而不是潜在外部威胁或输出革命。但伊朗的对外行为不只是强势和大国雄心的体现，也是防御性的。这一切都源于伊朗在地缘政治上的不安全感。
　　即便是防御性的对外干预，客观上也在增加而非减少伊朗的战略困境。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苏珊妮·马洛尼在《伊朗地区战略的根源及演化》一文中，指出了伊朗对外战略上的困境：不安全感促使伊朗通过在地区扶持代理人的形式扩张影响力，但对代理人的依赖也使伊朗面临被盟友牵连和抛弃的威胁，同时这还强化了美国扩大军事存在的理由。在整个中东地区，不安全感并非伊朗所独有，但给伊朗带来的战略困境却尤为独特。 　　如何在外部安全与内部发展之间保持平衡，是德黑兰政权长期面临的困境。伊朗独特的权力体系，决定了化解这一困境尤为困难。在中东地区，伊朗对外行为的“触手”是由保守派掌控的政治、宗教和军事势力，而它们也是国内经济玩家，还扮演垄断角色。在某些分析人士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伊朗经济的市场活力，甚至扭曲了整个国家经济；但另一方面，这些势力又是伊朗政权稳定的基石。
　　纵观伊斯兰革命以来的伊朗，在保守与改革之间的频繁切换属于政治常态。这种切换也是伊朗独特困境的体现。就这次骚乱来说，支持鲁哈尼总统的改革派指责内贾德为首的强硬保守派煽动骚乱，而后者指责鲁哈尼经济治理不善。哈梅内伊最终的“定调”是外部势力所为—没有偏向任何一方。作为事实上拥有否决权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表态与其说是不偏不倚，还不如说是左右为难。
　　就经济发展理念而言，哈梅内伊与鲁哈尼并不同調。哈梅内伊从未表现出对融入全球经济的好感，坚信伊朗应坚持基于自主的“抵制经济”。这也是伊朗保守派的基本理念。鲁哈尼经济政策的重要着力点是吸引外资，进行市场化改革。在科德斯曼看来，经历强硬保守派内贾德总统八年执政后，哈梅内伊没有或不能在2013年“选”一个强硬保守派总统，体现了伊朗教士政权所面临的权力限度。让亲改革的一派登场，是伊朗权力精英们不得不做的自我调整。
　　走向何方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参与这次骚乱的人群大多数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根据诸多媒体的报道，伊朗城市中产阶层并未成为这次抗议浪潮的主流。这个细节值得深究。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估计，在伊朗8200万人口中，24岁以下的年轻人占39%。这意味着伊朗正在经历“青年膨胀期”。在这个时期，青年失业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目前伊朗高达12%的失业率，除了经济发展未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外，还源于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
　　但从人口年龄结构看，伊朗又进入了相对“成熟”的社会，“求稳”的社会心态渐成主流。目前伊朗人口年龄中位数是38岁，远高于叙利亚（21岁）、伊拉克（19岁）、也门（19岁）等中东动荡国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去年12月发布的《伊朗转型：伊斯兰共和国人口变化的意义》报告中指出，随着人口年龄中位数的增加，伊朗人会对与体制对抗的危险更加敏感，这个国家的政治变化将比华盛顿所预期的要缓慢。

　　革命并非“箭在弦上”，这是伊朗目前的政治现实。经历2009年的“绿色运动”、2013年与2017年的总统选举后，伊朗的权力精英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用选票而非子弹来缓解社会矛盾、解决政治纷争。2017年大选期间，鲁哈尼在竞选活动中公开要求伊斯兰革命卫队“离开政治”。这事实上已经触及伊朗保守派的底线，但他依然当选。这反映了科德斯曼所称的最高权力拥有者在权力上的限度。
　　根据中东事务分析网站AlMonitor1月7日的报道，抗议浪潮平息后，伊朗16位重量级改革派人士联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政府采取根本性措施，解决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联名人中包括被称为“伊朗改革派理论设计师”的赛义德·哈贾里安。对比在改革派总统哈塔米执政时的1999年，伊朗出现大规模街头运动后，伊斯兰革命卫队24位高级军官发表公开信，警告哈塔米他们已对“民主”失去了信心，不同时代的不同公开信，折射的是伊朗社会在过去20年间的深刻变化。
　　就目前而言，事态的发展并不能证明伊朗改革派崛起、保守派式微。根据Al-Monitor1去年12月22日的一篇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高级顾问韦拉亚提，早年一直以改革形象活跃在伊朗政坛，但自从去年鲁哈尼成功连任总统后，韦拉亚提的政治倾向出现了明显变化。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韦拉亚提逐步在伊朗权力系统中扶持鲁哈尼的政治对手，清除改革派的影响力。对于伊朗政治走向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