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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文化语境决定《简·爱》在中国的理解和接受。20世纪初，在大变革的文化思潮中，《简·爱》的民主自由平等精神和女性主义思想，深受中国新文化和进步青年的热捧；在新中国左倾政治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大潮中，《简·爱》被错误地当成资本主义毒草和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加以铲除；新时期多元文化的背景下，《简·爱》带着它异域的文化特质，融入了现代的中国文化，广受人们的喜爱。
关键词：《简·爱》译介 文化语境 文化接受
一.引言
《简·爱》是19世纪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在《简·爱》成功塑造了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简·爱对爱情、生活、社会以及宗教都抱着一种乐观的态度，积极争取自由平等。《简·爱》是英国文学史上一部经典之作。20世纪30年代就被译成中文，此后，《简·爱》多次被翻译成中文，至今已有20多种译本，有的多次再版，销量达到百万册。[1]17《简·爱》进入中国后，受到不同时期人们的欢迎，也引起了广大学者对《简·爱》的研究。作品的文本、人物、社会因素、作者本人及其创作艺术等因素都成为研究的对象，此外，也有学者就《简·爱》在中国的接受原因进行探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拟就“文化语境”这一问题进行讨论，说明其一直得到中国人喜爱的原因。
二.原著与译入语文化
虽然译著与原著有所不同，而且有一定差距，然而，译著与原著血脉相连。在译语的文化环境中，译著通过译入语言及文化的转换赋予了原著新的生命，形成了与原著似而不同的文本。就《简·爱》而言，中国读者所读到的和感受到的，其实不是纯粹的原著的《简·爱》，而是带有中国社会观念及各种文化因素在内的《简·爱》。那是因为译者在翻译《简·爱》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融入译者的思想观念以及译入语的社会、文化及道德等因素。也就是说，译者所处的社会及文化背景、译者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以及他对原作的理解和表达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使得译著和原著有一定的差别。就像鲁迅说的那样，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汉姆雷特。也只有这样，从原著而来的译著才能得到译入语文化的认可，才能受到译入语人们的接受。
三.《简·爱》和中国思想文化大变革
中国思想文化大变革催生了《简·爱》在中国的译介。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动荡和思想文化大变革的时代。这一时期一系列的战争和改革失败催醒了国人，一批开明人士总结失败教训，以“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为己任，寻求救国途径，发起思想启蒙运动，传播资产阶级先进思想，抨击中国封建制度和传统儒教。[2]77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创办报刊，宣传改良和变法思想，提倡新学，掀起文学界革命，提倡用小说来“使民开化”，开始译介外国小说。在文学界革命的影响下，一场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掀起。新文化运动直指封建礼教和文化专制，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传播新思想新道德，推动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继承文学界革命传统，高举新文化运动旗帜，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鼓励从外国文学中吸取有益文化知识。[3]63《简·爱》在这种文化语境中被译介到中国来，不能不说带有其社会功利和教化意义。伍光建在《孤女飄零记》（1935）译序中写道：“此作不依傍前人，独出心裁，描写女子性情，其写女子之爱情，尤为深透，非男著作家所可及……此书于描写女子爱情之中，同时并写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气概，为女子立最高人格。[4]5译者显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强调作品的教化功能，也折射出译者翻译的目的在于推动社会革新，尤其是女性读者精神面貌的变革，因为当时正是中国反封建旧制，反传统习俗，力倡西方的科学民主，追求个性解放的时刻。而《简·爱》的出现，正当中国社会剧烈变革，急需一些新的思想、新的力量的注入，影响国民的思想行为。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思想启蒙运动、文学界运动、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等一系列运动也促进了《简爱》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它们反对封建专制和伦理道德，提倡民主科学和平等自由，使民主思想和科学理念深入人心，影响泛远，极大冲击了封建社会制度、伦理道德、传统礼教，人们思想得到空前解放，人们的价值观、伦理道德及家庭爱情观念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简·爱》（1935年伍光建节译《孤女飘零记》，1936年李霁野全译《简·爱自传》）就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下译介中国的。《简·爱》所包含的反封建专制、崇尚自由、追求爱情的专业精精，特别是其所突出的女性主义和妇女地位，强调的妇女解放的革新思想，自然为当时社会所认同接受，促进其在中国的流传。
四.《简·爱》和中国批判资本主义思潮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由于受到“一边倒”政治的影响，外国文学翻译主要是苏俄国文学，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文学大多被排斥。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展和中国政治的左倾，批判资本主义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成了当时社会意识形态。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文学也成为批判的对象。195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论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一书，对作者、作品、人物的个人主义和爱情至上进行分析和批判。如该书认为“二十多年来，它一直在我国拥有较多的读者，并且在读者中产生较大的影响”，因为“许多读者同情主人公的遭遇，甚至流下了眼泪，但却没有注意书中有害的部分，因而受到错误思想的影响”。[5]1-19
这一时期人们对《简·爱》的接受，一方面是肯定，一方面是否定。肯定的是人物对平等自由和爱情的追求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否定的是人物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个人主义，对中国青少年读者的毒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简·爱》成了资本主义毒草，其人物也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遭到无情批判和封杀。
五.《简·爱》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多元文化
中国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使得各种思想百花齐放，多元文化纷纷涌现。在这种情况下，《简·爱》各种译本不断出现，如祝庆英的、黄源深的和宋兆霖的等等；各种电影版本也相续中国大陆上影；学者对《简爱》及勃朗特姐妹的研究更是层出不穷。上世纪80年代迎来了勃朗特姐妹作品译介和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发表的文章多达100余篇。1987年11月，在上海召开了《简·爱》、《呼啸山庄》研讨会，会议对国内外100多年来的勃朗特姐姐及作品的研究进行总结和讨论。[6]55此后，对勃特姐妹及其作品在中国的研究如火如荼，就《简·爱》而言，1990一2010年，期刊网上就能查到500多篇论文。学者们借助不同的理论，采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维度，对《简·爱》进行研究探讨，使得《简·爱》的理解和接受表现出多元化的态势。
六.结束语
由于所处时代不同、文化语境各异，人们对《简·爱》的理解和接受呈现出各不相同。20世纪初，在大变革的社会文化思潮中，《简·爱》的民主自由平等精神和女性主义思想，深受中国新文化和进步青年的热捧；在新中国左倾政治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大潮中，《简·爱》被错误地当成资本主义毒草和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加以铲除；新时期多元文化的背景下，《简·爱》带着它异域的文化特质，融入了现代的中国文化，广受人们的喜爱。
参考文献
[1]孙牧.谁是赢家[J].新闻出版报.2000（06）：17.
[2] 张炯.中华文学发展史（近世史）[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77.
[3] 王建开.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1919—1949[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63.
[4]伍光建.孤女飘零记：序[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5.
[5]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论夏绿蒂·勃朗特的《简·爱》[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19.
[6]覃志峰.《呼啸山庄》中国文化语境和接受[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社科版），2012（4）：55.
基金项目：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建设）研究基地——“语言文字、文化信息研究中心”研究课题成果（项目编号YYWH20160913）。
（作者介绍：覃志峰，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外语系教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关键词：《简·爱》译介 文化语境 文化接受
一.引言
《简·爱》是19世纪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在《简·爱》成功塑造了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简·爱对爱情、生活、社会以及宗教都抱着一种乐观的态度，积极争取自由平等。《简·爱》是英国文学史上一部经典之作。20世纪30年代就被译成中文，此后，《简·爱》多次被翻译成中文，至今已有20多种译本，有的多次再版，销量达到百万册。[1]17《简·爱》进入中国后，受到不同时期人们的欢迎，也引起了广大学者对《简·爱》的研究。作品的文本、人物、社会因素、作者本人及其创作艺术等因素都成为研究的对象，此外，也有学者就《简·爱》在中国的接受原因进行探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拟就“文化语境”这一问题进行讨论，说明其一直得到中国人喜爱的原因。
二.原著与译入语文化
虽然译著与原著有所不同，而且有一定差距，然而，译著与原著血脉相连。在译语的文化环境中，译著通过译入语言及文化的转换赋予了原著新的生命，形成了与原著似而不同的文本。就《简·爱》而言，中国读者所读到的和感受到的，其实不是纯粹的原著的《简·爱》，而是带有中国社会观念及各种文化因素在内的《简·爱》。那是因为译者在翻译《简·爱》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融入译者的思想观念以及译入语的社会、文化及道德等因素。也就是说，译者所处的社会及文化背景、译者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以及他对原作的理解和表达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使得译著和原著有一定的差别。就像鲁迅说的那样，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汉姆雷特。也只有这样，从原著而来的译著才能得到译入语文化的认可，才能受到译入语人们的接受。
三.《简·爱》和中国思想文化大变革
中国思想文化大变革催生了《简·爱》在中国的译介。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动荡和思想文化大变革的时代。这一时期一系列的战争和改革失败催醒了国人，一批开明人士总结失败教训，以“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为己任，寻求救国途径，发起思想启蒙运动，传播资产阶级先进思想，抨击中国封建制度和传统儒教。[2]77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创办报刊，宣传改良和变法思想，提倡新学，掀起文学界革命，提倡用小说来“使民开化”，开始译介外国小说。在文学界革命的影响下，一场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掀起。新文化运动直指封建礼教和文化专制，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传播新思想新道德，推动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继承文学界革命传统，高举新文化运动旗帜，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鼓励从外国文学中吸取有益文化知识。[3]63《简·爱》在这种文化语境中被译介到中国来，不能不说带有其社会功利和教化意义。伍光建在《孤女飄零记》（1935）译序中写道：“此作不依傍前人，独出心裁，描写女子性情，其写女子之爱情，尤为深透，非男著作家所可及……此书于描写女子爱情之中，同时并写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气概，为女子立最高人格。[4]5译者显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强调作品的教化功能，也折射出译者翻译的目的在于推动社会革新，尤其是女性读者精神面貌的变革，因为当时正是中国反封建旧制，反传统习俗，力倡西方的科学民主，追求个性解放的时刻。而《简·爱》的出现，正当中国社会剧烈变革，急需一些新的思想、新的力量的注入，影响国民的思想行为。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思想启蒙运动、文学界运动、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等一系列运动也促进了《简爱》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它们反对封建专制和伦理道德，提倡民主科学和平等自由，使民主思想和科学理念深入人心，影响泛远，极大冲击了封建社会制度、伦理道德、传统礼教，人们思想得到空前解放，人们的价值观、伦理道德及家庭爱情观念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简·爱》（1935年伍光建节译《孤女飘零记》，1936年李霁野全译《简·爱自传》）就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下译介中国的。《简·爱》所包含的反封建专制、崇尚自由、追求爱情的专业精精，特别是其所突出的女性主义和妇女地位，强调的妇女解放的革新思想，自然为当时社会所认同接受，促进其在中国的流传。
四.《简·爱》和中国批判资本主义思潮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由于受到“一边倒”政治的影响，外国文学翻译主要是苏俄国文学，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文学大多被排斥。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展和中国政治的左倾，批判资本主义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成了当时社会意识形态。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文学也成为批判的对象。195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论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一书，对作者、作品、人物的个人主义和爱情至上进行分析和批判。如该书认为“二十多年来，它一直在我国拥有较多的读者，并且在读者中产生较大的影响”，因为“许多读者同情主人公的遭遇，甚至流下了眼泪，但却没有注意书中有害的部分，因而受到错误思想的影响”。[5]1-19
这一时期人们对《简·爱》的接受，一方面是肯定，一方面是否定。肯定的是人物对平等自由和爱情的追求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否定的是人物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个人主义，对中国青少年读者的毒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简·爱》成了资本主义毒草，其人物也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遭到无情批判和封杀。
五.《简·爱》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多元文化
中国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使得各种思想百花齐放，多元文化纷纷涌现。在这种情况下，《简·爱》各种译本不断出现，如祝庆英的、黄源深的和宋兆霖的等等；各种电影版本也相续中国大陆上影；学者对《简爱》及勃朗特姐妹的研究更是层出不穷。上世纪80年代迎来了勃朗特姐妹作品译介和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发表的文章多达100余篇。1987年11月，在上海召开了《简·爱》、《呼啸山庄》研讨会，会议对国内外100多年来的勃朗特姐姐及作品的研究进行总结和讨论。[6]55此后，对勃特姐妹及其作品在中国的研究如火如荼，就《简·爱》而言，1990一2010年，期刊网上就能查到500多篇论文。学者们借助不同的理论，采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维度，对《简·爱》进行研究探讨，使得《简·爱》的理解和接受表现出多元化的态势。
六.结束语
由于所处时代不同、文化语境各异，人们对《简·爱》的理解和接受呈现出各不相同。20世纪初，在大变革的社会文化思潮中，《简·爱》的民主自由平等精神和女性主义思想，深受中国新文化和进步青年的热捧；在新中国左倾政治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大潮中，《简·爱》被错误地当成资本主义毒草和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加以铲除；新时期多元文化的背景下，《简·爱》带着它异域的文化特质，融入了现代的中国文化，广受人们的喜爱。
参考文献
[1]孙牧.谁是赢家[J].新闻出版报.2000（06）：17.
[2] 张炯.中华文学发展史（近世史）[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77.
[3] 王建开.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1919—1949[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63.
[4]伍光建.孤女飘零记：序[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5.
[5]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论夏绿蒂·勃朗特的《简·爱》[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19.
[6]覃志峰.《呼啸山庄》中国文化语境和接受[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社科版），2012（4）：55.
基金项目：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建设）研究基地——“语言文字、文化信息研究中心”研究课题成果（项目编号YYWH20160913）。
（作者介绍：覃志峰，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外语系教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