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确立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主要手段的二十周年。这二十年来，中国的一切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有人说，中国的某些领域尚没有市场化，也有人说，中国的市场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两种说法都有些道理。总体来看，有些该市场化的领域，一直被一些看不见的手牢牢掌控，也被一些看得见的企业巨头进行垄断。而有些不该市场化的东西，譬如说权力，譬如说政府理应提供的公共产品，譬如说身体，譬如说一些人类赖以完善自我的精神、气节、价值观等等，都已经充分地市场化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吾国的商品化、商业化程度，已经无远弗届，远超乎那些以市场经济立国上百年的国家了。
　　哪些该市场化，而哪些又不该市场化，事实上，早有定论。只不过，在吾国这样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里，有些商品化得赤裸裸，有些又市场化得羞答答，全然让人摸不清头脑。
　　有关市场化羞答答的境况，人才可算一例。随着市场的勃兴，人才日益进入市场进行配置。那些原来依附于单位、一切以与“单位”建立人事乃至人生隶属关系的人士，开始在市场上寻找新的能力和才华实现的机会，寻找建立事业与财富、收入与产出之间新的对价关系。更重要的是，这是人生理想和价值多元的一次展现，是人不再机器化、不再仅仅作为某个岗位的螺丝钉、不再工具化的展现，人、人才，在市场化、商品化的同时，反而没有被物化，反而使人的价值与意义得到了提升。
　　但是，这一切的发生，并不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吾国人才的流动性，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蔚为大观。那时候，孔子周游列国，四处兜售自己的治国理念，试图为自己找到一个好的买主，觅得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还能吃点腊肉喝点小酒的岗位。春秋四公子也是不错的雇主，从四方招徕了不少的门客、壮士，一时引得各国人才进行“跨国”流动。这样的例子所在多是，但随着官僚体系的形成及完善，更多的人才趋于固化。而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期，每个人都想念着一个铁饭碗，追求稳定性，似乎成为了人生的最伟大的目标。
　　我们得感谢像唐骏这样的“打工皇帝”（虽然他的学历有瑕疵，喜欢自卖自夸的做派也让人不敢苟同），是他们这样敢于一次一次转会、一次一次提高自己身价的行为，带动了人才自由流动的风气，鼓励了人敢于待价而沽的氛围。
　　但是我们更应该感谢“猎头”，感谢这些人才市场化背后的推手，他们为人才进行定价，也为人才寻找新的归宿，他们使很多的人才资源配置显得更合理，使人才市场充满了流动性的活力。
　　本期，我们关注的就是这样的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