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3日下午1点53分，开馆两年的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迎来了第100万名观众的到来。杜鹏飞为这位来自广州的观众赠送了博物馆精心准备的幸运大礼：终身会员资格、纪念证书和画册。
　　博物馆由瑞士知名建筑师马里奥·博塔主持设计，总建筑面积约3万平方米，是目前国内高校中面积最大的博物馆。自2016年9月10日开馆以来。博物馆举办了40余场展览，并多次和意大利、法国、美国、日本等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高校进行馆藏交流。
　　在人们的印象中，清华大学以工科见长。而清华大学校长邱勇院士曾在开馆致辞中表示，艺术博物馆的开馆，不仅开启了精彩纷呈的展览，更是“清华人文艺术的新篇童”。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依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建筑学院、人文学院和出土文献研究中心等相关院系和机构的支持，“艺术博物馆展览的整体水平和学术价值，在国内都是领先的。”

90年梦想终成真

　　“清华大学的博物馆之梦，可以追溯到90余年前。”杜鹏飞谈到，早在1926年，在梁启超、王国维、李济等人的推动下，清华就成立了考古学陈列室，已经具备了教学博物馆的雏形。
　　1947年，有感于普林斯顿大学作为国际一流大学在艺术品收藏上的责任与成就，吴泽霖、梁思成、陈梦家联名给梅贻琦校长写信，建议创办大学博物馆。
　　一年后，清华大学成立文物陈列室，并举办公开展览。1950年，文物馆正式成立。至1952年，清华文物馆馆藏品达到13000余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领全国高校风气之先。遗憾的是，由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与文物馆密切相关的历史系、社会系、地学系、哲学系、人类学系等被调离，大部分藏品相继外拨，文物馆随之停办。
　　机缘在1999年出现。随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博物馆项目再次提上日程。2012年，在三位校友的支持下。博物馆开土动工。2016年，清华90年博物馆梦终成真。
　　如今，艺术博物馆的馆藏有一万三千余（组）件，主要来自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历年的收藏和陆续得到的校友、藏家、艺术家本人或亲属的惠赠。品类包括书画、织绣、陶瓷、家具、青铜器及综合艺术品等六大类。其中书画、陶瓷、织绣和家具，构成了博物馆“清华藏珍”板块的四大常设展。

　　“即便是再普通的藏品，我们也会像对待无价之宝一样对待它。每件藏品都有它的独特之处，有它传达的信息和教育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馆内配置了先进的楼宇控制系统、恒温恒湿系统和安防消防系统，可以根据各类藏品保护的需要，分区控制各藏品库的温湿度条件，确保藏品安全。
　　在杜鹏飞看来，“一流的展览一定是发生在条件一流的博物馆里。”

每件展品都有独特之美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一千四百余件书画类藏品中，包含了自明代以来各个时期、各个流派名家的代表作品。其中，被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书画目录》收录的藏品就有215件。目前正在展出的“清华藏珍·翰墨流芳”书画展上，九十余件书画作品向观众呈现了一部明代以来的中国书画艺术发展史。
　　“陈洪绶的《对镜仕女图》、丁云鹏和蓝英的《仿倪瓒山水》，都是明代绘画精品;袁耀的《山水册页》、董诰的《江南十六景册页》，是清代绘画中的精品;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干，是近现代书画家中比较重要的几位，馆内均有比较系统的收藏……”杜鹏飞如数家珍。
　　从开馆之初的“对话达·芬奇”到目前正在博物馆一层展出的“西方绘画500年”特展，博物馆也注重与世界艺术的对话。
　　“西方绘画500年”展出了60幅来自东京富士美术馆珍藏的西方艺术经典作品，包括贝利尼的《行政长官的肖像》，鲁本斯的《君士坦丁的婿礼》、莫奈的《睡莲》、雷诺阿的《出浴的女子》、马奈的《漫步》、马格利特的《抽象理念》，等等，每位艺术家都如雷贯耳、作品无比珍贵，较为完整地呈现出16至20世纪西方绘画的发展历程。
　　而正在四层展厅展出的“穿越大洋的艺术”，则是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埃斯凯纳齐艺术博物馆交流的展览。展出的50幅经典作品，大多是19世纪前往欧洲的美国艺术家所创作。

　　“藏品要变成展览，就必须有学术研究的支撑。”

　　除书画外，博物馆的家具、陶瓷和织绣三个展厅也各有千秋。家具类藏品主要以凳椅类、桌案类和柜架类为主，年代从明至近现代，其中尤富盛名的是五十多件以黄花梨、紫檀等材质为主的明式家具。
　　“这批家具整体水平非常高，代表了明代文人简洁雅适的审美观。其中，有七件收录于王世襄先生编著的《明式家具珍赏》。”杜腾飞介绍。
　　而在博物馆四层的织绣展厅，明清以来的各种织绣类藏品。锦缎、纱罗、丝绒、缂丝应有尽有，无比绚烂华美。
　　织绣展馆正中央，有一幅巨大的清代“无量寿尊佛”缂丝佛像，面积达12平方米。缂丝是一种通经断纬的手工织物，有“一寸缂丝一寸金”之说。此作图案色彩多至百种，上有“乾隆御览之宝”“宜子孙”“秘殿珠林”诸印，堪称缂丝艺术的登峰造极之作。
　　这里的镇馆之宝是什么？杜鹏飞并不赞成这种提法。“藏品按照市场评估可能有等级高下之分，但是对于博物馆人来说，对待藏品要一视同仁。”
　　当然，并不是说每一件藏品都是无价之宝。杜鹏飞认为，“即便是再普通的藏品，我们也会像对待无价之宝一样对待它。每件藏品都有它的独特之处，有它传达的信息和教育意义。”

慷慨的捐赠者

　　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馆藏中，有相当一部分藏品来自于校友及社会贤达的捐赠，其中不乏价值连城的精品和孤品。
　　对杜鹏飞来说，2018年9月21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120余件珍贵的10世纪南美玻利维亚的文物，正式成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藏品。填补了国内该类艺术品收藏的空白。
　　这个好消息的背后，是杜鹏飞长达四年半的努力。2014年5月，获悉一位美籍华人老奶奶有意将丈夫生前所藏文物捐给中国博物馆后，经过上百通电话和数次赴美拜访，杜鹏飞终于用耐心和诚意打动了她，最终将36箱珍贵的文物慷慨捐赠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还有几笔捐赠让杜鹏飞记忆深刻。一是清华1958级学长王纲怀先生捐赠的274面铜镜（包括100面日本和镜）。这批铜镜，真实再现了从先秦到明清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铜镜发展历程。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
　　2018年上半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必忠必信——王纲怀捐赠铜镜展”，展览名称取自这批藏品中一面汉镜的铭文：必忠必信，久而必亲。不信不忠，久而自穷。
　　二是著名画家李伯安先生的妻子张黛女士无偿捐赠的《走出巴颜喀拉》。杜鹏飞向记者介绍，《走出巴颜喀拉》为李伯安先生倾尽10年心血创作而成，画作高1.88米，长达121.5米，是中国水墨人物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
　　据悉，清华艺术博物馆拟在2020年专门举办一个展览，梳理中国近百年来人物画的探索历程。《走出巴颜喀拉》无疑是这一探索中重要的一环。
　　还有一笔捐赠来自于台湾企业家高英士先生。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高英士先生先后在清华大学设立奖学金、建设基地和平台。欣闻清华建立艺术博物馆，高英士先生拿出自己6000多件文物收藏，让清华“随便挑”。
　　前往高雄拜访高英士先生的杜鹏飞从中挑选了200件书法绘画。以及160余件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田契，如清吴廷琛、黄美镐的《上疏天神祈雨文》，徐世昌的行书对联。以及于右任的草书对联等。博物馆为此专门举办了“英士藏珍——高英士先生捐赠展”，以志纪念。
　　杜鹏飞说，“四笔捐赠来自四类人群：一是海外收藏家的遗孀，希望让收藏品在中国发挥作用;一是校友兼收藏家，希望帮助母校博物馆成为某一门类藏品的领跑者;一是已故艺术家的亲属。将遗作托付给我们妥善研究、保护和利用;最后是一心做教育和慈善的企业家。”
　　“在博物馆工作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让我遇到了许多高风亮节的人。”杜鹏飞说。

学术支撑与教育使命

　　“藏品要变成展览，就必须有学术研究的支撑。”在杜鵬飞看来，清华大学的多学科研究体系是艺术博物馆的优势和保障。
　　“开馆以来我们做的每一个展览，都是依靠相关学科的专家来进行学术把关的。”杜鹏飞给本刊记者举了一个例子：博物馆四层的常设展“竹简上的经典——清华简文献展”，展出了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竹简的部分复制品。这批竹简总计约1500枚，距今大约2300余年，由于其在秦之前就被埋入地下，未受到“焚书坑儒”的冲击，所以能够最大限度地呈现先秦古籍的原貌。

　　这一展览的学术带头人，正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先生。作为战国文字研究的第一人和开创者，其为展览提供的学术保障不言而喻。
　　而目前正在展出的“一个大学设计院的现代建筑史”，既是对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建院60周年的回顾，也是中国现代建筑史的一个缩影。此前曾经展出的“营造、中华”，是对梁思成领导的营造学社开展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一次系统回顾和梳理，展览由建筑学院王贵祥教授等一批专家学者把关，并请吴良镛先生做顾问。
　　除此之外，艺术博物馆也在校园文化和公共教育上发力，成为学生和公众的第二课堂。展览除特展外都向校内师生免费开放，老师可以将课堂移到展厅内，让学生在国内外大师的真迹实物前进行鉴赏和临摹。
　　艺术博物馆还致力于打造优秀的志愿者团队，迄今为止，加入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志愿者已超过300人，不仅有校内学生，更多的是社会各界人士。“有些志愿者原来是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的志愿者，经验丰富，讲解也很专业。有的志愿者一年的服务时间超过300个小时。”
　　“随着时间的推移，艺术博物馆必将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杜鹏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