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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北京的五环和六环之间，居住着这个城市将近一半的人口。在这些被叫做“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的地方，低收入打工者们落脚于此。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在此生活却心向京城，他们一方面承担着这座城市中心区建设的重要职能，而另一方面，却又被北京五环，这条有着“绝对中心化”象征的绕城公路从地理和心理上双重的隔离。五环就像是一条“折叠”北京的虚线，划开的是这座城市的两个世界。
“六环比五环多一环”是二楼出版机构的李一凡和葛非、葛磊、满宇发起的调查项目。40组艺术家用各自视角深入五环和六环之间的生态，他们的调查涵盖诸多角度，打工者、流浪狗甚至公共厕所等，最终呈现出了40个村庄的另一种样貌。
艺术家冷月调查了海淀区西北旺镇韩家川村里外来的湖北浠水汪姓装修家族。他认为，“一个有着明显阶层区分的村庄，在村子里住什么样的房子就标识了你的资本实力与身份地位”，而调查这些装修家族正是理解京郊村庄现状的良好切片。
韩家川村三面环山，北临京密引水渠，790亩的村域面积上，本地人口1400余人，外来人口却有两万多。装修工人汪林来自湖北省浠水县关口镇太平寺村。他有许多远近亲属及同乡、同学都住在韩家川村从事装修行业。汪林戏称韩家川村为“北京的关口镇”，因为一出门就能碰见老乡。
装修工人都是跟着工地走。前两年，汪林承包的两个工地都在朝阳区高碑店中国油画院附近，而从西北五环外的韩家川村到东五环附近的中国油画院，路程几乎斜跨十环。他每天花在通勤上的时间超过6个小时，早上5点出门，晚上9点才能到家吃上饭。在这里，没人将韩家川村当做是一个停泊放松的港湾。
这种“临时感”在大兴区黄村镇西芦城村体现得更甚，艺术家靳勒对西芦城村民的厕所进行了走访调查，“大街小巷饭馆商店厕所就像一部电影的道具，马上要杀青，随时要拆除”。西芦城村现有村民两千多人，而外来人口却一万八千多。他们共同生活在四百多户院子里，却对每天都要用，但“每次用又用不了多长时间”的厕所，不怎么上心。
靳勒转遍了西芦城村的大街小巷，发现了8座公共厕所，“大小高度面积不一，最大的为18平方米，有6个蹲坑；小的只有4平方米，有两个坑”。厕所多为砖墙结构，有的有屋顶，有的屋顶不全。无论大小，要进去方便一下，“就像摸着石头过河深一脚浅一脚”。所有人都急于逃离此地，人们没时间讲究厕所如何。
石景山区东北部的西黄村，原先是五环外一处“销金窟”式的存在。这里的黑车司机知道所有隐秘的地点和价格，提起当年此地的繁荣，“按摩足道遍布全村，有‘小东莞’之称，甚至东城区的人都往这里跑”。
2013年的一次大规模扫黄打黑是这里生意衰败的主因。一些人被抓了起来，还有的去了更加隐蔽的酒吧和夜总会。金主的撤离，再加上拆迁的影响，有人抱着一种“反正村子就要不复存在，干完一单是一单”的想法，使这种行业的谋生模式发生了改变。有小姐与小偷等不良人士合作，诱惑消费者进入骗局进行偷抢，一段时间里，即使普通居民在深夜也不敢在街上闲逛。在谈及自己祖辈的村子要拆迁的时候，人们担忧的只是拆迁赔偿的问题，没有丝毫背井离乡的忧愁。
“现在，只有村口摆摊卖碟的81岁老大爷是公开的，而一家白天是五元理发的铺子，只有在晚上九点之后才会变成另外一个模样”。
建筑师李墨、小孔对丰台区长辛店村的车站、工厂、住宅、街道和商铺进行了测绘和调查。这里是一个“感受不到未来的地方”。它在明清时期因交通要道而兴盛，在80年代又因工厂而繁盛。一万多名职工几乎覆盖了长辛店的每一家户，很多人家三代都在工厂。
而如今，只有衰败的厂区楼房，断掉的家族事业。“每个人都像活在过去的记忆里”。25岁的手擀面摊老板小李，如同来自另一个时代，他问：“城里人还做饭吗？还不得天天下馆子啊？”
在此生活的人，有祖产在此的居民、本地农民、二七厂的职工、空巢老人以及“在市里买不起房被挤出城”的北京人和“认为在城里生活更困难”的“缺乏竞争力”的外来人。“你是来规划拆迁的吗？”村里人喜欢这么问。
如果将长辛店大街视为一个时间的场所，所有这一切都体现当下时代的特色。一家经营30年的烟酒饮料摊修成了古建筑的模样，经营的品种却有限，夏天饮料，冬天烟酒。一家卖炒货的夫妻俩，门面房原本只有两米宽，因为紧邻一面未曾开窗的实墙，便逐渐扩展占据到邻近的胡同口。食摊的喇叭循环播放着售卖的讯息，与摊位上的“三无”食品一起，构成了五环六环之间商品的独特质感。
与此同时，就像是身处平行的时空，通州区董村被石材厂弥漫着的尘土和石粉包围；而宋庄镇疃里村，正被自发的练车标志线和自发的非农田意义的菜地重新规划，城市在此变得混沌，而自然也以灰头土脸的面貌沦为陪衬。
忙碌，脏乱，临时，“充斥着新进人口与各种庞杂的事项”，“弥漫着不安、动荡、压抑的情绪”是这些五环和六环之间的村庄相同的共性。但无论如何，它们也都拥有着丰富迷人的那一面，在村庄们独特的伦理和美学秩序上，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外地人，他们日日身陷于一种巨大的奋斗之中，为自身寻求着立足之地。
“六环比五环多一环”是二楼出版机构的李一凡和葛非、葛磊、满宇发起的调查项目。40组艺术家用各自视角深入五环和六环之间的生态，他们的调查涵盖诸多角度，打工者、流浪狗甚至公共厕所等，最终呈现出了40个村庄的另一种样貌。
艺术家冷月调查了海淀区西北旺镇韩家川村里外来的湖北浠水汪姓装修家族。他认为，“一个有着明显阶层区分的村庄，在村子里住什么样的房子就标识了你的资本实力与身份地位”，而调查这些装修家族正是理解京郊村庄现状的良好切片。
韩家川村三面环山，北临京密引水渠，790亩的村域面积上，本地人口1400余人，外来人口却有两万多。装修工人汪林来自湖北省浠水县关口镇太平寺村。他有许多远近亲属及同乡、同学都住在韩家川村从事装修行业。汪林戏称韩家川村为“北京的关口镇”，因为一出门就能碰见老乡。
装修工人都是跟着工地走。前两年，汪林承包的两个工地都在朝阳区高碑店中国油画院附近，而从西北五环外的韩家川村到东五环附近的中国油画院，路程几乎斜跨十环。他每天花在通勤上的时间超过6个小时，早上5点出门，晚上9点才能到家吃上饭。在这里，没人将韩家川村当做是一个停泊放松的港湾。
这种“临时感”在大兴区黄村镇西芦城村体现得更甚，艺术家靳勒对西芦城村民的厕所进行了走访调查，“大街小巷饭馆商店厕所就像一部电影的道具，马上要杀青，随时要拆除”。西芦城村现有村民两千多人，而外来人口却一万八千多。他们共同生活在四百多户院子里，却对每天都要用，但“每次用又用不了多长时间”的厕所，不怎么上心。
靳勒转遍了西芦城村的大街小巷，发现了8座公共厕所，“大小高度面积不一，最大的为18平方米，有6个蹲坑；小的只有4平方米，有两个坑”。厕所多为砖墙结构，有的有屋顶，有的屋顶不全。无论大小，要进去方便一下，“就像摸着石头过河深一脚浅一脚”。所有人都急于逃离此地，人们没时间讲究厕所如何。
石景山区东北部的西黄村，原先是五环外一处“销金窟”式的存在。这里的黑车司机知道所有隐秘的地点和价格，提起当年此地的繁荣，“按摩足道遍布全村，有‘小东莞’之称，甚至东城区的人都往这里跑”。
2013年的一次大规模扫黄打黑是这里生意衰败的主因。一些人被抓了起来，还有的去了更加隐蔽的酒吧和夜总会。金主的撤离，再加上拆迁的影响，有人抱着一种“反正村子就要不复存在，干完一单是一单”的想法，使这种行业的谋生模式发生了改变。有小姐与小偷等不良人士合作，诱惑消费者进入骗局进行偷抢，一段时间里，即使普通居民在深夜也不敢在街上闲逛。在谈及自己祖辈的村子要拆迁的时候，人们担忧的只是拆迁赔偿的问题，没有丝毫背井离乡的忧愁。
“现在，只有村口摆摊卖碟的81岁老大爷是公开的，而一家白天是五元理发的铺子，只有在晚上九点之后才会变成另外一个模样”。
建筑师李墨、小孔对丰台区长辛店村的车站、工厂、住宅、街道和商铺进行了测绘和调查。这里是一个“感受不到未来的地方”。它在明清时期因交通要道而兴盛，在80年代又因工厂而繁盛。一万多名职工几乎覆盖了长辛店的每一家户，很多人家三代都在工厂。
而如今，只有衰败的厂区楼房，断掉的家族事业。“每个人都像活在过去的记忆里”。25岁的手擀面摊老板小李，如同来自另一个时代，他问：“城里人还做饭吗？还不得天天下馆子啊？”
在此生活的人，有祖产在此的居民、本地农民、二七厂的职工、空巢老人以及“在市里买不起房被挤出城”的北京人和“认为在城里生活更困难”的“缺乏竞争力”的外来人。“你是来规划拆迁的吗？”村里人喜欢这么问。
如果将长辛店大街视为一个时间的场所，所有这一切都体现当下时代的特色。一家经营30年的烟酒饮料摊修成了古建筑的模样，经营的品种却有限，夏天饮料，冬天烟酒。一家卖炒货的夫妻俩，门面房原本只有两米宽，因为紧邻一面未曾开窗的实墙，便逐渐扩展占据到邻近的胡同口。食摊的喇叭循环播放着售卖的讯息，与摊位上的“三无”食品一起，构成了五环六环之间商品的独特质感。
与此同时，就像是身处平行的时空，通州区董村被石材厂弥漫着的尘土和石粉包围；而宋庄镇疃里村，正被自发的练车标志线和自发的非农田意义的菜地重新规划，城市在此变得混沌，而自然也以灰头土脸的面貌沦为陪衬。
忙碌，脏乱，临时，“充斥着新进人口与各种庞杂的事项”，“弥漫着不安、动荡、压抑的情绪”是这些五环和六环之间的村庄相同的共性。但无论如何，它们也都拥有着丰富迷人的那一面，在村庄们独特的伦理和美学秩序上，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外地人，他们日日身陷于一种巨大的奋斗之中，为自身寻求着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