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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人类产生了文学艺术，一批卓绝的文艺理论学家便应运而生，他们的重要理论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西方现实主义源头的文艺思想“模仿说”就是其中之一，它是研究文艺与现实的关系，即文艺反映现实生活的学说。其主要代表人物当属古希腊声名显赫的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古希腊艺术出现的那天起，就无形中模仿着现实世界的客观存在，“模仿说”就是针对这种现象提出的。
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模仿说”已趋于全面和完整。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是在继承和发展老师柏拉图的观点基础上形成的，更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但他们关于“模仿说”的观点还是有区别的。柏拉图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从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出发，认为有不模仿现实的艺术，也有模仿现实的艺术，模仿只是对现实世界的简单模拟。柏拉图的贵族身份注定他会站在贵族阶级一方，这无疑会表现在他的文艺思想上。他希望文艺能为贵族统治阶级服务，反对现实主义，否定文艺的真实性，因此，他的“模仿说”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柏拉图的文艺观是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认为现实世界的不真实决定了对现实世界的模仿也是不真实的。在他看来，感性世界才是真实的，现实世界是感性世界的摹本，艺术作为现实世界的摹本，自然也就离真实的感性世界更远，是“摹本的摹本”，当然无真实性可言。他的“模仿说”是一种机械的“模仿说”，认为模仿只是对事物简单的表象抄袭，忽略了主体的积极作用。这是一种自然主义观点，是反现实主义的。
与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更全面、更准确，符合现实主义的特点。他批判地继承了柏拉图的观点，认为文艺对现实世界的反映，是现实世界的本质规律的再现，艺术可以引起人们的快感，起到净化和教育作用。亚里士多德属于中产阶级，是自然科学家，这就决定他的“模仿说”不会有阶级偏见，因为他对客观世界进行了客观、科学的分析。求实的科学态度使他认识到现实世界存在的客观性，严谨的逻辑研究方法使他看到了艺术与现实的辩证关系，从而使他走入了现实主义的领域，向唯物主义靠拢。他认为模仿是一种认识活动和学习方式，是人的天性，人和动物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人善于模仿，人类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模仿中得来的。他强调现实世界是真实的，模仿现实世界的艺术必然也是真实的，这与柏拉图的观点正好相反。而且，他认为艺术比现实更真实，艺术所模仿的决不是柏拉图所说的现实世界的表象，而是现实世界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亚里士多德给予模仿很高的评价，它可以使人们从客观世界中获得知识，产生快感，这是艺术的效用之一，比如音乐的教育作用，以及悲剧模仿现实所产生的净化作用。此外，他还认为现实世界本质规律的概括就是艺术创造，这种创造不仅会使现实中美的东西更美，而且会使丑的东西变美，也就是说，现实中的美丑皆可模仿，只要模仿能揭示出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而亚里士多德对美学思想的最大贡献是提出诗要表现出人物在特定情境中的言行，这是人物、情节典型化的萌芽。与柏拉图不同，他很重视艺术主体的作用，指出艺术模仿的对象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艺术的目的是反映现实生活，这突破了艺术模仿自然的传统观点。他强调艺术主体的能动作用，艺术创造取决于创造者，而不是创造对象。照事物应有的样子去模仿是他推崇的方法，但艺术主体的作用不在于忠实地临摹对象，而在于创造艺术形象，通过特殊的具体事物表现本质，艺术形象比现实生活更具普遍性。
另一位有重要影响的文艺理论家贺拉斯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等前人的“模仿说”，又加进了自己的一些新观点。他接受了艺术模仿自然的观点，但他认为艺术并不是对自然的单纯摹写，艺术可以创造、虚构，只要合情合理，主张到生活中去寻找原型，从生活中汲取活生生的语言，所以，作家应该具有生活经验和真情实感。贺拉斯还把亚里士多德的典型化发展为符合合理原则萌芽的人物性格定型的观点，并继承了亚里士多德主张情节合情合理的思想，提出了古典主义的合理原则。他推崇古希腊文艺完美的形式，主张借鉴它的题材、体裁、结构，甚至语言。道德教化强调文艺形式的合式原则，认为作品各个组成部分要完整统一，和谐一致，人物性格的刻画要符合人物的年龄、身份，语言风格也要恰到好处。同时，他很重视文艺的思想内容，有条理、理性化的文艺思想会使人印象深刻。关于艺术对现实的反作用问题，他提出了“寓教于乐”的美学思想，主张道德教化功用与审美娱乐功用的统一，重视艺术的教育作用，但要结合娱乐，即“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实际上，他是把审美娱乐看做实现艺术道德教化目的的手段。总之，贺拉斯主张文艺创作既要模仿自然客体，又要表现主体情感；既要遵循古典文艺传统，又要进行创新；既重视形式的完美，又不忽视文艺思想内容的充实；既重视道德教化功用，又不忽视审美娱乐功用。
可见，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关于“模仿说”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后者都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和发展。但从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开创了新的文艺理论体系。后来的贺拉斯对其进行了丰富，使其更加完整、全面。他们在哲学范围内对美和艺术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探讨了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完善了诗学体系。他们的文艺思想具有开创性的历史价值，对西方思想具有重大的导向作用，对后世的巨大贡献和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模仿说”已趋于全面和完整。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是在继承和发展老师柏拉图的观点基础上形成的，更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但他们关于“模仿说”的观点还是有区别的。柏拉图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从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出发，认为有不模仿现实的艺术，也有模仿现实的艺术，模仿只是对现实世界的简单模拟。柏拉图的贵族身份注定他会站在贵族阶级一方，这无疑会表现在他的文艺思想上。他希望文艺能为贵族统治阶级服务，反对现实主义，否定文艺的真实性，因此，他的“模仿说”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柏拉图的文艺观是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认为现实世界的不真实决定了对现实世界的模仿也是不真实的。在他看来，感性世界才是真实的，现实世界是感性世界的摹本，艺术作为现实世界的摹本，自然也就离真实的感性世界更远，是“摹本的摹本”，当然无真实性可言。他的“模仿说”是一种机械的“模仿说”，认为模仿只是对事物简单的表象抄袭，忽略了主体的积极作用。这是一种自然主义观点，是反现实主义的。
与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更全面、更准确，符合现实主义的特点。他批判地继承了柏拉图的观点，认为文艺对现实世界的反映，是现实世界的本质规律的再现，艺术可以引起人们的快感，起到净化和教育作用。亚里士多德属于中产阶级，是自然科学家，这就决定他的“模仿说”不会有阶级偏见，因为他对客观世界进行了客观、科学的分析。求实的科学态度使他认识到现实世界存在的客观性，严谨的逻辑研究方法使他看到了艺术与现实的辩证关系，从而使他走入了现实主义的领域，向唯物主义靠拢。他认为模仿是一种认识活动和学习方式，是人的天性，人和动物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人善于模仿，人类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模仿中得来的。他强调现实世界是真实的，模仿现实世界的艺术必然也是真实的，这与柏拉图的观点正好相反。而且，他认为艺术比现实更真实，艺术所模仿的决不是柏拉图所说的现实世界的表象，而是现实世界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亚里士多德给予模仿很高的评价，它可以使人们从客观世界中获得知识，产生快感，这是艺术的效用之一，比如音乐的教育作用，以及悲剧模仿现实所产生的净化作用。此外，他还认为现实世界本质规律的概括就是艺术创造，这种创造不仅会使现实中美的东西更美，而且会使丑的东西变美，也就是说，现实中的美丑皆可模仿，只要模仿能揭示出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而亚里士多德对美学思想的最大贡献是提出诗要表现出人物在特定情境中的言行，这是人物、情节典型化的萌芽。与柏拉图不同，他很重视艺术主体的作用，指出艺术模仿的对象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艺术的目的是反映现实生活，这突破了艺术模仿自然的传统观点。他强调艺术主体的能动作用，艺术创造取决于创造者，而不是创造对象。照事物应有的样子去模仿是他推崇的方法，但艺术主体的作用不在于忠实地临摹对象，而在于创造艺术形象，通过特殊的具体事物表现本质，艺术形象比现实生活更具普遍性。
另一位有重要影响的文艺理论家贺拉斯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等前人的“模仿说”，又加进了自己的一些新观点。他接受了艺术模仿自然的观点，但他认为艺术并不是对自然的单纯摹写，艺术可以创造、虚构，只要合情合理，主张到生活中去寻找原型，从生活中汲取活生生的语言，所以，作家应该具有生活经验和真情实感。贺拉斯还把亚里士多德的典型化发展为符合合理原则萌芽的人物性格定型的观点，并继承了亚里士多德主张情节合情合理的思想，提出了古典主义的合理原则。他推崇古希腊文艺完美的形式，主张借鉴它的题材、体裁、结构，甚至语言。道德教化强调文艺形式的合式原则，认为作品各个组成部分要完整统一，和谐一致，人物性格的刻画要符合人物的年龄、身份，语言风格也要恰到好处。同时，他很重视文艺的思想内容，有条理、理性化的文艺思想会使人印象深刻。关于艺术对现实的反作用问题，他提出了“寓教于乐”的美学思想，主张道德教化功用与审美娱乐功用的统一，重视艺术的教育作用，但要结合娱乐，即“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实际上，他是把审美娱乐看做实现艺术道德教化目的的手段。总之，贺拉斯主张文艺创作既要模仿自然客体，又要表现主体情感；既要遵循古典文艺传统，又要进行创新；既重视形式的完美，又不忽视文艺思想内容的充实；既重视道德教化功用，又不忽视审美娱乐功用。
可见，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关于“模仿说”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后者都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和发展。但从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开创了新的文艺理论体系。后来的贺拉斯对其进行了丰富，使其更加完整、全面。他们在哲学范围内对美和艺术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探讨了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完善了诗学体系。他们的文艺思想具有开创性的历史价值，对西方思想具有重大的导向作用，对后世的巨大贡献和影响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