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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许多不经意的时刻，我仿佛坐在时光的传送带上，往日李子云老师和我交往的一些瞬间和细节在心里默默回放。
与时代一起走来
回想2009年6月6日周六晚上6点，本来是李子云老师选定的八十寿宴的时间。前一天接到她因身体低热而改期的电话，我哪里会想到，这就是我和李老师的最后一次通话！ 6月10日上午，短信告诉我，李老师已经在当日的凌晨辞别这个世界……
李老师出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初的北京，她的人生就在中国跌宕起伏动荡变幻的现当代历史中展开：40年代，她青春年少，心怀理想而投身革命；50年代，她意气风发，在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努力工作，60年代，她遭遇磨难，历经政治的风云突变，体验曲折人生，70年代，她磨砺自省，在逆境中思索，时代走向与个人命运，80年代，她重新出发，打破禁锢，挣脱僵化，追求文学新鲜的生命和未来……
她见证了文学在历史蜿蜒的岸边激起的一阵阵浪潮，参与着新时期文学冲破异化与僵化的禁锢，告别极左模式后毅然前行。1979年李老师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论》。在历史和文学转折与演进的风口浪尖上，李老师亮出了自己的声音。关于现代派文学的讨论，关于寻根文学的意义……在80年代的文学批评和理论开拓中，在新时期文学跨过的一个个关隘中都有她的身影。
她的青年和盛年对于我来说更像是传奇，我只有通过她的文章和回忆，依靠自己的想象来连缀。她在北京念中学时就参加学生运动，后来南下上海，参加革命不久就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她分配在夏衍同志领导的部门工作。“当时市委五位常委之一的夏衍同志那么忙，但我最初发表的评论文章和散文，都经他看过，或修改过。”她告诉我，是夏衍同志将她引上了文学的路。
1955年的潘汉年事件让青春年少的她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晚上她与吴祖光夫妇，夏衍的女儿还有潘汉年在一起吃晚饭，饭后回到北京饭店，潘汉年还特意来关照他有事离开饭店，让秘书不要着急。她万万想不到，潘汉年就此匆匆告别了他出生入死，日理万机的革命事业。后来张春桥还代表当年的市委找她谈话，让她将所了解的潘汉年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报告市委。如此强烈的命运反差和如此沉重的政治压力，让一颗年轻的心开始了痛苦的思索，开始了漫长的历练。
“到了1966年，经历了十一年政治上的风风雨雨之后，面对着接连不断的不正常状况，似乎是很自然地想到了冤狱的问题。我觉得，正是因为明白了这一点，才支持着我和大多数人熬过那漫长的十年，才有力量和信心等待历史作出公正的结论。”夏衍同志在情况变得复杂后，对她的开导和勉励一直在她的心里回响，“无论任何时候都要相信党，相信历史对一切问题都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这是我在她的《记长者夏衍》中，读到她的心路历程中的重要情节。而在我们的交往中，李老师告诉我的往往是生动有趣的情节，比如，她、夏衍的女儿与夏衍、陈老总一起游玩颐和园的往事。那时陈毅已经调离上海到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那一次陈毅和夏衍难得放下繁重的工作，享受片刻的轻松余暇，而她和夏衍的女儿也享受着两位长辈的关爱，开开心心地游走颐和园，那时的欢声笑语，明媚阳光，直到她的晚年依然记忆清晰。
她的一生真的丰富，丰富的是她的人生阅历，丰富的是她的精神生活，她的工作，她的聪慧，让她接触和交往了许多她所尊敬的长辈，心仪的同辈。夏衍、巴金、柯灵、冰心、周扬、吴强、冯牧、荒煤、王元化……那是一份长长的名单，在她的《我经历的那些人和事》中有着详实的记叙，他们，特别是夏衍先生对她的人生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影响和塑造着她的胸襟、气度、为人。“对自己所受的委屈不辩解，不抱怨，不诉苦，这几乎是他始终保持的非常突出的性格特点。”这就是夏衍先生留在她记忆中的风范。
她没有自恃声名的矜持，世故冷漠的傲慢，没有虚张声势的卖弄，也没有故作清高的矫饰，她拥有的是岁月风雨冲刷后的清明，人文教养浸润透了的自然。她善解人意，而又坚守自我，她温和宽容中不失敏锐和坚定，她在优雅和蕴藉中也有峻急和单纯，她是通达从容深知取舍的，又是敏感激越不掩饰性情的，她让我看到了个性中真实的侧面，也看到了自我完善的修炼与境界。
宁静与淡泊的人生
早在80年代，在我的大学时代，我就读过她的评论集《净化人的心灵》，在我的想象中，她和她笔下论述的人物都是生活在北京的，所以在我进入上海作家协会工作的第一天，万万没有想到我会在办公室里见到李子云老师，真是意外的惊喜！
那是1992年一个阴云厚重的冬日，评论家程德培为我们做了介绍。因为我的手冰凉的，迟疑着不敢伸出来，她抽出插在羽绒大衣口袋里的手，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温暖而柔软，寒冷、拘谨和陌生一下子消失了。
此后她有事会到作协来，我也因杂志的工作到她家去做过访谈，渐渐地我和她熟悉起来。李老师很健谈，她思路敏捷，丰富而不失细致，宽容而不弃原则，尖锐中不乏理解，她对作家和作品始终有自己的判断和见解，而不受当下潮流，知名度与职位高低的影响；她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始终以文学的审美标准为尺度，而不是个人的情感与好恶。这对一个与当代不少知名作家都是朋友的评论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我们的话题非常广泛，可以是作家作品，文坛现象，也可以是知人论世，衣食住行，最让我觉得难以替代的是，我可以畅所欲言，无拘无束，全无辈分、年龄的隔阂，我们交流的快乐不在于观点和看法的一致，而在于坦诚相见，理解对方的看法，还理解对方为什么会这样看。
李老师注重生活的品质，我去看望她，有时在她的家里，素瓷清茶相待，在酽酽的茶香中，我们便海阔天空地闲聊，有时约在一家环境幽静的饭店，我们一起享受美食，边吃边聊。当然我们最常规的聊天方式，还是煲电话粥。李老师的友人很多，有时候我电话打进去，她会说：“我刚刚接了一个很长的电话，我累得呀……”她一边愉快地抱怨着，一边还是兴致很高地和我说话。
在她近八十年的人生长旅中，我与她的相识相交已经是她人生的晚年，生命的长河经过了急流险滩和波涛汹涌的盛年，流到了平和开阔云淡风轻的晚年。
一根电话线，联结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一次，她在电话中告诉我，外面大雨瓢泼，她在家中遭受屋顶漏雨时的尴尬；为了修缮房屋，移动家具，整理衣物书籍时的耗神与费力，终于一切的杂乱无章结束了，她体会着在修缮一新的居室中的安稳和宁静，她让我有空去她粉刷一新的家里坐坐，享受她新买的沙发。以前她的屋里是没有沙发的，添置的新沙发不能太艳，也不能太大，为了沙发和她原来的家具和有限的空间相互协调，她很花了一番功夫。
有限的物质条件并不妨碍她拥有丰富的晚年生活，李老师很善于安排自己的生活，选择自己的生活，她从不抱怨自己的生活，也不刻意地矫饰自己的生活，她生活得自然而率性，优雅而从容，质朴而细腻。
记得2003年的春天，李老师提前两个星期约了我们几个一起吃饭。没有想到的是一场可怕的非典突如其来，且来势汹汹，师姐惠芬打来电话：“怎么样，我们的吃饭如何呢？改期还是照旧？”要知道那个时期的饭店可是上上下下空空荡荡的哟！但只要李老师没有决定改期，一切照旧。果然，晓辉，向黎，师姐和我，所有人马全部到齐，我们齐聚在李老师的麾下，在她为我们定好的云庭饭店的包房里哈哈大笑。这顿饭大家吃得印象深刻，我们有一种打破禁忌的快感。李老师乐呵呵地说，“大家放心，我们的房间是南北通风的，我们的餐具都是充分消过毒的……”哈哈，我们以享受美食来抗击非典，只有李老师有这样的号召力。
在我的印象中，李老师从不追名逐利，在她晚年的后期，李老师更是主动退出了不少文化界的活动，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从容是以淡泊名利为条件的，但她的晚年生活一点都不寂寞，在她的身边来来往往的海内外的友人总是让她忙碌着，也享受着友情的快慰，每到春节她又会欣喜地准备着接待合肥回沪团聚的弟弟一家。虽然李老师选择了独身，但她的生活一点也不缺少友情和亲情的滋养，而她的人生，对友人透出的也是温暖与关爱。我有了儿子后，她特意请人买了一件厚实而时髦的小毛衣，送给我的孩子，至今我还保存着这件毛衣。
总以为我们有的是机会可以聊天，她有的是时间可以写作，相对于她已经写成的文章，她还有更多的往事没有写，还有更多的故事没有说。她带走了多少往事，多少值得记忆的瞬间……岂是“遗憾”两字可以概括！
与时代一起走来
回想2009年6月6日周六晚上6点，本来是李子云老师选定的八十寿宴的时间。前一天接到她因身体低热而改期的电话，我哪里会想到，这就是我和李老师的最后一次通话！ 6月10日上午，短信告诉我，李老师已经在当日的凌晨辞别这个世界……
李老师出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初的北京，她的人生就在中国跌宕起伏动荡变幻的现当代历史中展开：40年代，她青春年少，心怀理想而投身革命；50年代，她意气风发，在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努力工作，60年代，她遭遇磨难，历经政治的风云突变，体验曲折人生，70年代，她磨砺自省，在逆境中思索，时代走向与个人命运，80年代，她重新出发，打破禁锢，挣脱僵化，追求文学新鲜的生命和未来……
她见证了文学在历史蜿蜒的岸边激起的一阵阵浪潮，参与着新时期文学冲破异化与僵化的禁锢，告别极左模式后毅然前行。1979年李老师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论》。在历史和文学转折与演进的风口浪尖上，李老师亮出了自己的声音。关于现代派文学的讨论，关于寻根文学的意义……在80年代的文学批评和理论开拓中，在新时期文学跨过的一个个关隘中都有她的身影。
她的青年和盛年对于我来说更像是传奇，我只有通过她的文章和回忆，依靠自己的想象来连缀。她在北京念中学时就参加学生运动，后来南下上海，参加革命不久就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她分配在夏衍同志领导的部门工作。“当时市委五位常委之一的夏衍同志那么忙，但我最初发表的评论文章和散文，都经他看过，或修改过。”她告诉我，是夏衍同志将她引上了文学的路。
1955年的潘汉年事件让青春年少的她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晚上她与吴祖光夫妇，夏衍的女儿还有潘汉年在一起吃晚饭，饭后回到北京饭店，潘汉年还特意来关照他有事离开饭店，让秘书不要着急。她万万想不到，潘汉年就此匆匆告别了他出生入死，日理万机的革命事业。后来张春桥还代表当年的市委找她谈话，让她将所了解的潘汉年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报告市委。如此强烈的命运反差和如此沉重的政治压力，让一颗年轻的心开始了痛苦的思索，开始了漫长的历练。
“到了1966年，经历了十一年政治上的风风雨雨之后，面对着接连不断的不正常状况，似乎是很自然地想到了冤狱的问题。我觉得，正是因为明白了这一点，才支持着我和大多数人熬过那漫长的十年，才有力量和信心等待历史作出公正的结论。”夏衍同志在情况变得复杂后，对她的开导和勉励一直在她的心里回响，“无论任何时候都要相信党，相信历史对一切问题都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这是我在她的《记长者夏衍》中，读到她的心路历程中的重要情节。而在我们的交往中，李老师告诉我的往往是生动有趣的情节，比如，她、夏衍的女儿与夏衍、陈老总一起游玩颐和园的往事。那时陈毅已经调离上海到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那一次陈毅和夏衍难得放下繁重的工作，享受片刻的轻松余暇，而她和夏衍的女儿也享受着两位长辈的关爱，开开心心地游走颐和园，那时的欢声笑语，明媚阳光，直到她的晚年依然记忆清晰。
她的一生真的丰富，丰富的是她的人生阅历，丰富的是她的精神生活，她的工作，她的聪慧，让她接触和交往了许多她所尊敬的长辈，心仪的同辈。夏衍、巴金、柯灵、冰心、周扬、吴强、冯牧、荒煤、王元化……那是一份长长的名单，在她的《我经历的那些人和事》中有着详实的记叙，他们，特别是夏衍先生对她的人生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影响和塑造着她的胸襟、气度、为人。“对自己所受的委屈不辩解，不抱怨，不诉苦，这几乎是他始终保持的非常突出的性格特点。”这就是夏衍先生留在她记忆中的风范。
她没有自恃声名的矜持，世故冷漠的傲慢，没有虚张声势的卖弄，也没有故作清高的矫饰，她拥有的是岁月风雨冲刷后的清明，人文教养浸润透了的自然。她善解人意，而又坚守自我，她温和宽容中不失敏锐和坚定，她在优雅和蕴藉中也有峻急和单纯，她是通达从容深知取舍的，又是敏感激越不掩饰性情的，她让我看到了个性中真实的侧面，也看到了自我完善的修炼与境界。
宁静与淡泊的人生
早在80年代，在我的大学时代，我就读过她的评论集《净化人的心灵》，在我的想象中，她和她笔下论述的人物都是生活在北京的，所以在我进入上海作家协会工作的第一天，万万没有想到我会在办公室里见到李子云老师，真是意外的惊喜！
那是1992年一个阴云厚重的冬日，评论家程德培为我们做了介绍。因为我的手冰凉的，迟疑着不敢伸出来，她抽出插在羽绒大衣口袋里的手，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温暖而柔软，寒冷、拘谨和陌生一下子消失了。
此后她有事会到作协来，我也因杂志的工作到她家去做过访谈，渐渐地我和她熟悉起来。李老师很健谈，她思路敏捷，丰富而不失细致，宽容而不弃原则，尖锐中不乏理解，她对作家和作品始终有自己的判断和见解，而不受当下潮流，知名度与职位高低的影响；她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始终以文学的审美标准为尺度，而不是个人的情感与好恶。这对一个与当代不少知名作家都是朋友的评论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我们的话题非常广泛，可以是作家作品，文坛现象，也可以是知人论世，衣食住行，最让我觉得难以替代的是，我可以畅所欲言，无拘无束，全无辈分、年龄的隔阂，我们交流的快乐不在于观点和看法的一致，而在于坦诚相见，理解对方的看法，还理解对方为什么会这样看。
李老师注重生活的品质，我去看望她，有时在她的家里，素瓷清茶相待，在酽酽的茶香中，我们便海阔天空地闲聊，有时约在一家环境幽静的饭店，我们一起享受美食，边吃边聊。当然我们最常规的聊天方式，还是煲电话粥。李老师的友人很多，有时候我电话打进去，她会说：“我刚刚接了一个很长的电话，我累得呀……”她一边愉快地抱怨着，一边还是兴致很高地和我说话。
在她近八十年的人生长旅中，我与她的相识相交已经是她人生的晚年，生命的长河经过了急流险滩和波涛汹涌的盛年，流到了平和开阔云淡风轻的晚年。
一根电话线，联结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一次，她在电话中告诉我，外面大雨瓢泼，她在家中遭受屋顶漏雨时的尴尬；为了修缮房屋，移动家具，整理衣物书籍时的耗神与费力，终于一切的杂乱无章结束了，她体会着在修缮一新的居室中的安稳和宁静，她让我有空去她粉刷一新的家里坐坐，享受她新买的沙发。以前她的屋里是没有沙发的，添置的新沙发不能太艳，也不能太大，为了沙发和她原来的家具和有限的空间相互协调，她很花了一番功夫。
有限的物质条件并不妨碍她拥有丰富的晚年生活，李老师很善于安排自己的生活，选择自己的生活，她从不抱怨自己的生活，也不刻意地矫饰自己的生活，她生活得自然而率性，优雅而从容，质朴而细腻。
记得2003年的春天，李老师提前两个星期约了我们几个一起吃饭。没有想到的是一场可怕的非典突如其来，且来势汹汹，师姐惠芬打来电话：“怎么样，我们的吃饭如何呢？改期还是照旧？”要知道那个时期的饭店可是上上下下空空荡荡的哟！但只要李老师没有决定改期，一切照旧。果然，晓辉，向黎，师姐和我，所有人马全部到齐，我们齐聚在李老师的麾下，在她为我们定好的云庭饭店的包房里哈哈大笑。这顿饭大家吃得印象深刻，我们有一种打破禁忌的快感。李老师乐呵呵地说，“大家放心，我们的房间是南北通风的，我们的餐具都是充分消过毒的……”哈哈，我们以享受美食来抗击非典，只有李老师有这样的号召力。
在我的印象中，李老师从不追名逐利，在她晚年的后期，李老师更是主动退出了不少文化界的活动，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从容是以淡泊名利为条件的，但她的晚年生活一点都不寂寞，在她的身边来来往往的海内外的友人总是让她忙碌着，也享受着友情的快慰，每到春节她又会欣喜地准备着接待合肥回沪团聚的弟弟一家。虽然李老师选择了独身，但她的生活一点也不缺少友情和亲情的滋养，而她的人生，对友人透出的也是温暖与关爱。我有了儿子后，她特意请人买了一件厚实而时髦的小毛衣，送给我的孩子，至今我还保存着这件毛衣。
总以为我们有的是机会可以聊天，她有的是时间可以写作，相对于她已经写成的文章，她还有更多的往事没有写，还有更多的故事没有说。她带走了多少往事，多少值得记忆的瞬间……岂是“遗憾”两字可以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