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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花开的时候，我的茶馆迎来了第一位客人。他若有所思，喝光了我给他泡的一壶茶，走了，没有付钱。想他是忘了。
那壶茶，泡的是我外祖父珍藏了一生的宫廷普洱。我已经想好了，不管是谁，但凡是第一位客人，便要喝到最好的茶。如果哪一天这店关了，我也要守着一壶好茶，在闭门前，与人饮一杯，不管是谁。
茶馆叫有无，位于瓣莲巷里弄最末一间，取名的时候无半点禅心，只是觉得时日绵长，人生苦短，我这碌碌无为的操劳和坚持，连同这三进小小的阁楼，在芸芸众生中可有可无，实在是微茫得令人倦凉。我的有无，就是这样一间民国老宅里慢慢地苏醒过来的阁楼。
开茶馆的念头，只是因为一次偶遇。几年前，我去上海寻亲，因为手机失窃，便成了一个毫无目的人，索性到一家小茶馆里去闲坐，吃了一杯茉莉茶。店主是一位非常有味道的女人，看不出年纪，总之非常有风韵，穿着藕荷色的禅衣，戴着小凤眼菩提念珠的手腕非常纤细，泡茶的姿态也好看之极。此后的几天里，她的形象一直在我脑海里，后来变成一个淡淡的藕荷色的影像。我想她之所以那么吸引我，大概是因为她身上那种沉寂的气息，像上好的沉香一样。我已经忘了她的面容了。
三年后，我有了这个茶馆。我的外祖父死了，留给我这栋老宅的一角阁楼，说是一角，其实也很大，有卧室、有餐厅、有露台。苏州的老建筑，说不清道不明的，和看似清寡的老式人家一样，说是一穷二白了，一翻箱底，又可以掏出一块明前的羊脂玉或者一把清代的湘妃扇骨。
外祖父嗜茶，茶馆，他是不爱泡的，因为人多，乌烟瘴气，说书先生一拍惊堂木，众人一片叫好声，他道一声“头大”，从此再不带我去。我却觉得那评弹女油粉的脸十分可爱，雪白一段藕臂立在幽绿的无袖旗袍里，像一幅使人睡不着的画，只是单纯地觉得好看，犹如谢馨春鸭蛋香粉，喷香的市井味，其实很赞的。
童年的惊鸿一瞥，让我从此爱上评弹。我便梦想开一个四面有穿堂风的茶馆，枕河，临河窗户边一排贵妃窗栏，窗户推开，入帘是如烟垂柳微茫天，评弹女稳坐踏脚椅，葱指轻抚琵琶，莺啼燕语，那拍惊堂木的说书先生，我是不要让他进的，我只单纯爱那评弹女。像爱母亲一样地爱。
我从未见过我的母亲。
我是私生子。我的母亲，生下我7天后就死了，自缢，据说是被外祖父骂死的。那年，她17岁。
从此我外祖父再未骂过人。只是沉静地看人，眼神使人心寒。他从未夸过我一声好，也从不说我不好。他待人处事的方式像极了我后来看到过的一本书：存在与虚无。
他死后，我也有点怀疑他到底有没有存在过，那么寡言的一个人，从来都没有高兴过，喝很多的茶，抽烟，看天井上的天，一看一天，用凉茶泡饭吃，吃得精瘦，一手枯枝，在暗书房里临寒食帖，有时候忘记吃饭。茶使他忘记饥饿，忘记疲劳，最后他终于灯枯油尽了。
他唯一存在的证据是这阁楼，还有一罐宫廷普洱。这罐普洱，他藏了一世。
鬼脸青花瓷罐，盖顶一个描金提环，上好的老银打就，乌沉沉地像个旧梦。打开来，半罐子条纹紧实的茶条，呈霜打的银色，有檀香幽幽的冲鼻味，散后又留一股若有若无的甜香。深闺丽影，浮世背后破散的繁华，这茶，使人心生凄凉。
果然，外公告诉我，这罐宫廷普洱是晚清宫里流传出来的。他的祖父，与爱新觉罗·溥仪的老师私交甚好，除了这罐茶，还有其他不少的物什，后来因缘流散，都不见了，只留下这茶。
“要是其他东西，我便卖了，可他是一罐茶。”外公叹道。有的时候他话会很多，在睡醒的时候，茶使他平静隐忍，没了心火。一个没了心的人，是没有火的。
他卖掉了家里的许多东西，除了搬不动和带不走的，所以一个大红木衣柜和罗汉床留下来了，原本这整栋楼都是他的，渐渐变卖掉后，他便退到阁楼上，进出的大统梯被新住户封掉了，大件家具出不去，他便拆了运出去，像他结婚祖传的雕花床，就是这么出去的。描金花架、洒金铜脚炉、象牙麻将、唐伯虎的画……这些逃过了文革洗劫的古董全都被他卖掉了。
所以即便没有工作，他也很优越地活下来了。只是最后几年，他没有了好茶吃而已。
他的一生，一段一段，线条分明。出生在民国，上海西康路花园洋房里穿西裤梳平头打领结的幼童，侍奉他的娘姨穿清一色日本竹节棉大襟布卦，玄色袄裤，襟边一条白手绢，发髻整整齐齐用桂花油抿在额后，一丝不乱。贴身的丫鬟要施脂粉，但不可浓艳。艳了会使他母亲起腻。他母亲早年在日本生活，别的看不出特别，留了些细小的习惯，进门的拖鞋必须码好，头发每日要清洁，不可用香水，晨起新换的衣服要在香炉上熏。熏香是日本的“百花香”，细小的白色碎香片，洒在炉里星星點点，出来的味道似花非花，栀子香里的樟脑味道，他嗅不出有什么好。
他和他母亲不亲近，总是姨娘在带她。姨娘是颇有些城府的，把他父母敷衍得很好，八面玲珑的角色，在家里很说得上话，下人被她笼络得很好，也有几个与她绝交的，明里暗里地抬杠，闹了些风波出来。她极会说话，眼里汪着泪，到老爷那里诉苦，一句句为与她生隙的人开脱，再一句转回来，别人转念想想，会发现千丝万缕的，原来受委屈的总归是她。
年幼的外祖父发现，她姨娘垂着头拭泪的样子原来是很俏的。
姨娘家在湖南，但她总是说自己是苏州人，年轻时嫁到苏州的，她的伶俐还表现在语言的天赋上，一口吴侬软语，说得天衣无缝，若不是在吵架时气急的时候爆湖南粗口，谁都愿意相信她是一个干净利落的苏州姨娘。在上海年数多了，她的上海话也说得纯熟了，正宗“上只角”，静安区的地道口音。家里办宴席，她会做前期接待，越是外乡来的尊贵客人，越是要在国语之中夹几句这样的上海话。天鹅绒旗袍上的丝绸夹边，得体、合理、抬身价的，后来由她来照顾年幼的外祖父，除了伶俐，一半也是因为语言上的优势，上海人隐形的身份标签。
外祖父的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是很多的，一个忙于各种应酬，还喜欢赌马，另外一个，喜欢搓花麻将，和小姐妹轮流做东，一搓一天，吃罢夜饭再回来。姨娘带他在花园子里逛，逗一只叫三帝的狗，看下人剥鸡头米。有时候喂他吃完早点心，白脱油面包或是一小碗馄饨后，姨娘会带他出去逛。转过几条弄堂，穿过王林记茶庄，绕过一家日本布料店和秃头法国佬开的面包咖啡馆，径直走到叫“青皮石”弄堂的尽头，推门进去，一进是蟹眼天井，再转到里间的东厢房，里面住着一个男人，紫赯皮色，一口青浦苏北话，那是姨娘的相好。
他看到我外祖父，说，把舌头伸出来。外祖父伸出了舌头。他说，嗯，还不够长，等长长了，我们割下来炒大蒜吃。
过了几日，又去，他又检查了外祖父的舌头，说了同样的话。
所以外祖父童年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担心舌头长度的焦虑中度过。他越来越爱惜自己的舌头，变得沉默寡言。在临终前的几日，他开始神志不清，说话也含混，指着自己说了好些话，然不知所云。
许多年过后，我在茶馆里被滚水烫到，忽然想起外祖父，想起他那些日说的话，也许就是：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
责任编辑◎育邦
那壶茶，泡的是我外祖父珍藏了一生的宫廷普洱。我已经想好了，不管是谁，但凡是第一位客人，便要喝到最好的茶。如果哪一天这店关了，我也要守着一壶好茶，在闭门前，与人饮一杯，不管是谁。
茶馆叫有无，位于瓣莲巷里弄最末一间，取名的时候无半点禅心，只是觉得时日绵长，人生苦短，我这碌碌无为的操劳和坚持，连同这三进小小的阁楼，在芸芸众生中可有可无，实在是微茫得令人倦凉。我的有无，就是这样一间民国老宅里慢慢地苏醒过来的阁楼。
开茶馆的念头，只是因为一次偶遇。几年前，我去上海寻亲，因为手机失窃，便成了一个毫无目的人，索性到一家小茶馆里去闲坐，吃了一杯茉莉茶。店主是一位非常有味道的女人，看不出年纪，总之非常有风韵，穿着藕荷色的禅衣，戴着小凤眼菩提念珠的手腕非常纤细，泡茶的姿态也好看之极。此后的几天里，她的形象一直在我脑海里，后来变成一个淡淡的藕荷色的影像。我想她之所以那么吸引我，大概是因为她身上那种沉寂的气息，像上好的沉香一样。我已经忘了她的面容了。
三年后，我有了这个茶馆。我的外祖父死了，留给我这栋老宅的一角阁楼，说是一角，其实也很大，有卧室、有餐厅、有露台。苏州的老建筑，说不清道不明的，和看似清寡的老式人家一样，说是一穷二白了，一翻箱底，又可以掏出一块明前的羊脂玉或者一把清代的湘妃扇骨。
外祖父嗜茶，茶馆，他是不爱泡的，因为人多，乌烟瘴气，说书先生一拍惊堂木，众人一片叫好声，他道一声“头大”，从此再不带我去。我却觉得那评弹女油粉的脸十分可爱，雪白一段藕臂立在幽绿的无袖旗袍里，像一幅使人睡不着的画，只是单纯地觉得好看，犹如谢馨春鸭蛋香粉，喷香的市井味，其实很赞的。
童年的惊鸿一瞥，让我从此爱上评弹。我便梦想开一个四面有穿堂风的茶馆，枕河，临河窗户边一排贵妃窗栏，窗户推开，入帘是如烟垂柳微茫天，评弹女稳坐踏脚椅，葱指轻抚琵琶，莺啼燕语，那拍惊堂木的说书先生，我是不要让他进的，我只单纯爱那评弹女。像爱母亲一样地爱。
我从未见过我的母亲。
我是私生子。我的母亲，生下我7天后就死了，自缢，据说是被外祖父骂死的。那年，她17岁。
从此我外祖父再未骂过人。只是沉静地看人，眼神使人心寒。他从未夸过我一声好，也从不说我不好。他待人处事的方式像极了我后来看到过的一本书：存在与虚无。
他死后，我也有点怀疑他到底有没有存在过，那么寡言的一个人，从来都没有高兴过，喝很多的茶，抽烟，看天井上的天，一看一天，用凉茶泡饭吃，吃得精瘦，一手枯枝，在暗书房里临寒食帖，有时候忘记吃饭。茶使他忘记饥饿，忘记疲劳，最后他终于灯枯油尽了。
他唯一存在的证据是这阁楼，还有一罐宫廷普洱。这罐普洱，他藏了一世。
鬼脸青花瓷罐，盖顶一个描金提环，上好的老银打就，乌沉沉地像个旧梦。打开来，半罐子条纹紧实的茶条，呈霜打的银色，有檀香幽幽的冲鼻味，散后又留一股若有若无的甜香。深闺丽影，浮世背后破散的繁华，这茶，使人心生凄凉。
果然，外公告诉我，这罐宫廷普洱是晚清宫里流传出来的。他的祖父，与爱新觉罗·溥仪的老师私交甚好，除了这罐茶，还有其他不少的物什，后来因缘流散，都不见了，只留下这茶。
“要是其他东西，我便卖了，可他是一罐茶。”外公叹道。有的时候他话会很多，在睡醒的时候，茶使他平静隐忍，没了心火。一个没了心的人，是没有火的。
他卖掉了家里的许多东西，除了搬不动和带不走的，所以一个大红木衣柜和罗汉床留下来了，原本这整栋楼都是他的，渐渐变卖掉后，他便退到阁楼上，进出的大统梯被新住户封掉了，大件家具出不去，他便拆了运出去，像他结婚祖传的雕花床，就是这么出去的。描金花架、洒金铜脚炉、象牙麻将、唐伯虎的画……这些逃过了文革洗劫的古董全都被他卖掉了。
所以即便没有工作，他也很优越地活下来了。只是最后几年，他没有了好茶吃而已。
他的一生，一段一段，线条分明。出生在民国，上海西康路花园洋房里穿西裤梳平头打领结的幼童，侍奉他的娘姨穿清一色日本竹节棉大襟布卦，玄色袄裤，襟边一条白手绢，发髻整整齐齐用桂花油抿在额后，一丝不乱。贴身的丫鬟要施脂粉，但不可浓艳。艳了会使他母亲起腻。他母亲早年在日本生活，别的看不出特别，留了些细小的习惯，进门的拖鞋必须码好，头发每日要清洁，不可用香水，晨起新换的衣服要在香炉上熏。熏香是日本的“百花香”，细小的白色碎香片，洒在炉里星星點点，出来的味道似花非花，栀子香里的樟脑味道，他嗅不出有什么好。
他和他母亲不亲近，总是姨娘在带她。姨娘是颇有些城府的，把他父母敷衍得很好，八面玲珑的角色，在家里很说得上话，下人被她笼络得很好，也有几个与她绝交的，明里暗里地抬杠，闹了些风波出来。她极会说话，眼里汪着泪，到老爷那里诉苦，一句句为与她生隙的人开脱，再一句转回来，别人转念想想，会发现千丝万缕的，原来受委屈的总归是她。
年幼的外祖父发现，她姨娘垂着头拭泪的样子原来是很俏的。
姨娘家在湖南，但她总是说自己是苏州人，年轻时嫁到苏州的，她的伶俐还表现在语言的天赋上，一口吴侬软语，说得天衣无缝，若不是在吵架时气急的时候爆湖南粗口，谁都愿意相信她是一个干净利落的苏州姨娘。在上海年数多了，她的上海话也说得纯熟了，正宗“上只角”，静安区的地道口音。家里办宴席，她会做前期接待，越是外乡来的尊贵客人，越是要在国语之中夹几句这样的上海话。天鹅绒旗袍上的丝绸夹边，得体、合理、抬身价的，后来由她来照顾年幼的外祖父，除了伶俐，一半也是因为语言上的优势，上海人隐形的身份标签。
外祖父的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是很多的，一个忙于各种应酬，还喜欢赌马，另外一个，喜欢搓花麻将，和小姐妹轮流做东，一搓一天，吃罢夜饭再回来。姨娘带他在花园子里逛，逗一只叫三帝的狗，看下人剥鸡头米。有时候喂他吃完早点心，白脱油面包或是一小碗馄饨后，姨娘会带他出去逛。转过几条弄堂，穿过王林记茶庄，绕过一家日本布料店和秃头法国佬开的面包咖啡馆，径直走到叫“青皮石”弄堂的尽头，推门进去，一进是蟹眼天井，再转到里间的东厢房，里面住着一个男人，紫赯皮色，一口青浦苏北话，那是姨娘的相好。
他看到我外祖父，说，把舌头伸出来。外祖父伸出了舌头。他说，嗯，还不够长，等长长了，我们割下来炒大蒜吃。
过了几日，又去，他又检查了外祖父的舌头，说了同样的话。
所以外祖父童年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担心舌头长度的焦虑中度过。他越来越爱惜自己的舌头，变得沉默寡言。在临终前的几日，他开始神志不清，说话也含混，指着自己说了好些话，然不知所云。
许多年过后，我在茶馆里被滚水烫到，忽然想起外祖父，想起他那些日说的话，也许就是：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
责任编辑◎育邦